贾根良：分配与新发展格局：高生产力水平要匹配高工资水平！

摘要：19世纪美国学派的高工资经济学说是建立在核心技术创新基础之上的“高生产率—高工资”正反馈的经济学说，这一学说虽然在美国经济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忽视了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干预，其良性循环机制在19世纪末的美国开始受到破坏。只有到了二战后最初的30年，“最低工资”立法、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改革和战后“充分就业”的意识形态才使美国迎来了高工资经济学说的“黄金时代”。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实际工资与生产率同步增长的机制遭到严重破坏，实际工资的增长基本上陷入停顿，最终诱发了2008年美国经济的大衰退和持续至今的经济低迷。对美国高工资经济学说历史命运的考察说明，政府干预、金融监管、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提升工资总水平、充分就业政策等历史经验对我国实施高工资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19世纪的美国学派认为，高生产率与高工资互为因果，两者相互作用将使美国在不断提高工资水平的同时，在国际竞争中打败以廉价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的国家。因此，美国经济走出了一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的工业化道路，这明显地不同于英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崛起道路。但美国学派的这一学说未能考虑到高生产率与高工资的良性循环无法自动得到保障，忽视了收入分配及其相关制度建设作为“高工资战略”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考察美国经济思想史中“高工资经济学说”的兴衰起伏及实践经验，为我国借鉴“高工资经济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启示。文章首先简要论述美国学派的高工资经济学说与美国经济崛起的历史经验，然后扼要讨论二战后30年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福特制的建立使高工资经济学说得到较好的实践，接着讨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学说被新自由主义抛弃所带来的后果，进而总结高工资经济学说历史流变的经验和教训，最后探讨对我国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启示和借鉴。

一、高工资经济学说与美国经济的崛起

菲利普斯(Phillips)在2019年指出，美国学派的“亨利·克莱(Henry Clay)、亨利·凯里(Henry Care)和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试图以生产率不断提高和工资水平不断上升的模式，取代李嘉图-马尔萨斯(Ricardo-Malthus)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式(强调在相对停滞的经济中进行分配)。这些干涉主义的问题在今天仍然非常相关，因为美国经济学专业学生目前所学习的是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学说的现代版本，它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被美国学派(尤其是亚伯拉罕·林肯)所驳斥”。李嘉图认为，土地具有原始的和不可摧毁的肥力，劳动具有同质的生产率，农业的报酬递减将通过粮价上涨而增加资本家的工资成本，从而将更多的财富通过地租转移到地主手中。因此，工资将不得不固定在维持劳动力生存所需的水平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人口数量的增长率将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率，人类将陷入生活水平长期停滞甚至下降的悲惨境地。李嘉图-马尔萨斯的学说完全忽视了科技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在降低工资成本、推动工资水平不断上涨中的关键作用。目前在大学中讲授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仍是李嘉图这种报酬递减理论的现代翻版，只不过是用金融租金替代土地租金作为剥削劳动力的新基础，从而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资水平长期停滞提供理论支持。

美国学派是指以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为奠基者的美国本土第一个经济学流派，它从1791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美国“进步主义时代(1890—1920)”而结束。美国学派自称“政治经济学的美国体系”，它是作为自由贸易学说的“政治经济学的英国体系”的对立面发展起来的。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流亡美国时曾是第一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亨利·凯里和帕申·史密斯(Path Smith)则是第二代美国学派的综合者;第三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是留德归美经济学家西蒙·帕顿(Simon Patten)和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他们是美国经济学家中对“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思潮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位经济学家。美国学派经济学家是具有深切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他们为英国工业革命所导致的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所震撼。因此，他们拒绝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悲观学说，怀抱着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美国的工业化不能基于剥削劳动阶级，而是要通过科技进步开发大自然，并由社会各阶级共同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由此提出并发展了美国学派的政治经济学。

美国学派经济学家的上述信念来自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经验观察：蒸汽动力技术替代体力劳动是英国取得世界经济霸权地位的关键。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家亨利·克莱(Henry Clay)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思想，美国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不是表现为劳动力成本的竞争，而是表现为先进技术水平的设备与劳动之间的竞争。例如，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纺织机械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土布生产的十几倍，即使英国工人的工资比当时的中国高10倍，其单位产品的实际成本仍会比土布生产低很多，这就是美国学派之所以提出高工资国家可以打败廉价劳动力国家的道理所在。这一理论对当代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仍具有借鉴意义，因为曾长期在中国流行的比较优势理论坚持认为要素价格而非生产率是国际竞争的基础。但是，这种学说只不过是李嘉图所谓低工资国家比高工资国家具有贸易优势的理论的现代翻版而已，它没有认识到技术差距是国家间人均收入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没有认识到以低廉劳动力成本参与国际分工将会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美国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科技进步和高生产率是高工资经济的基础，高工资刺激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而生产率提高创造的大量产出需要高收入(高工资)才能被吸纳，否则将出现生产过剩。换言之，这需要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保持一致，从而在生产率提高与工资增长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而且，劳动阶级的高生活标准也是普及教育、使更多的国民从事发明创造活动从而提高生产率的前提条件，这就是美国学派的“高工资经济学说”。1852年，帕申·史密斯针对“高工资作为生产率提高基础”这一论点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美国体系“建立在这种信念上：为了使劳动力便宜，劳动者必须吃好、穿好和受到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不只是指劳动力需要掌握的工艺，而且还包括以任何方式有助于这种工艺的所有一般性知识。……高工资的劳动力被证明在单位成本上是便宜的”。但是，当时美国工业落后于英国，其生产率无法与之竞争，美国的高工资生产模式如何才能形成和发挥作用呢?

在19世纪美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其劳动力成本和资金成本都比欧洲大陆国家高。因此，按照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美国的新生工业是无法与后者竞争的。实际上，在美国早期的关税争论中，自由贸易主义者一直都在鼓吹，美国广袤的西部土地和自然资源使美国人具有比欧洲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这不仅使美国在工资成本上不具备建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而且美国通过出口农产品和资源与欧洲交换工业制成品，也将使工业化无利可图。但是，美国学派却认为，工业是工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基础，如果没有工业，就没有高生产率，美国在未来也将无法维系这种高工资水平，更不用说其增长了。因此，为了推进使美国劳动力更具生产率的资本投资，使工业投资能够收回昂贵的开办成本。美国学派认为，美国就必须实施高关税政策保护本土工业，并利用国内巨大的市场规模不断提高其生产率，直至超越原先国际领先的对手，这就是美国的工业关税率从182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保持在40%～50%之间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钢铁业在高关税保护之下逐步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过程，可以作为例证说明美国所走过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道路。在19世纪60年代，与英国相比，美国生铁冶炼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但工资率却很高，单位重量生铁售价为80.7美元，其中工人工资占12.7美元;同一时间英国的售价为53.3美元，而工资只占5.5美元。相同的现象在铁轨生产方面也十分明显，在英国劳动生产率高出美国60%的情况下，该行业美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125先令，而英国却为110先令。但由于依靠资本密集度的不断提高和对本国矿产资源的有效利用，生产效率的优势使其最终获得了成本优势。到了20世纪初期，虽然美国钢铁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与英国相比继续提高，从后者的132%进一步增加到170%，而单位钢材的成本却降至英国水平的90%，美国最终取得了以“高生产率—高工资”良性循环为特征的国际竞争优势。

在19世纪末的美国，“高工资经济学说”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普遍赞同。例如，19世纪末的大卫·威尔斯(David Wells)是当时美国政府的重要智囊，萨缪尔森(Samuelson)和我国经济学家张培刚一同获得的哈佛大学威尔斯奖，就是以其命名的。1885年，威尔斯指出“高薪(即本文的高工资—引者注)是低生产成本的正常结果，而低生产成本又是高智慧与好机器相结合而形成的巨大生产资源的正常结果”。又如，肖恩·霍夫(Shaun Haugh)作为美国国务院特使在对美国和欧洲的工资率与生产率关系进行实地调研后，在其1892年出版的报告《高工资经济：对高工资的原因及其对生产方法和成本影响的研究》中探讨了高工资对技术创新的巨大推动作用：“雇佣劳动的雇主们……获益于高薪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雇主们的首要目标是节省劳动。厂商将技术变革引入了产品的加工制造过程，通过添加机器设备来获得其他国家中通过手工劳动所带来的利润。在欧洲，机器一直要用到其寿限到了才会报废，而在美国，只要用旧到一定程度就会被废弃。”这是推动美国的“资本—劳动”比迅速超过欧洲各国的重要原因(表1)。

机器设备的快速更新导致“资本—劳动”比不断提高，这种模式使得美国制造业的产品加工能力达到令全世界羡慕的程度。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美国的出口产品已经淹没了欧洲的产品，当时的英国出版了一些图书来反映这种状况，如《美国侵略者》(1901)、《世界的美国化》(1901)、《美国的入侵》(1902)，等等。纳尔逊(Nelson)指出，美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力在国际上使许多国家难以招架，以至于1901—1902年在欧洲出现了大量的图书，第一次向人们拉响了警惕“美国化”的警钟。肖恩·霍夫在对美国和欧洲的工资率与生产率关系进行比较后，在其前述1892年的调研报告中得出结论说，美国在竞争中的胜利并不是通过削减工资，而是通过它的先进组织和劳工的更大效率，其结果必然是更高的生活标准支配着这个国家。高定价的劳动力意味着更好的食品和更好的居住条件，这给美国工人提供了他应该具有的充沛的精力和活力。在劳动力上高定价的国家到处都在击败“乞丐劳动力”的国家。

二、高工资经济学说与战后“黄金时代”

实际工资与生产率同步增长是美国学派高工资经济学说的核心，高工资迫使资本家不得不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率，而高生产率则使进一步提高工资成为可能，从而形成高生产率与高工资之间正反馈的良性循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派的高工资经济学说旨在说明：在高关税保护之下，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何依靠内需推动核心技术创新，从而通过高生产率创造国际竞争力。正如前述美国钢铁业的例子说明的，它是在通过内需将生产率提高到超过英国之后才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图1显示的就是这种高生产率与高工资循环累积、相互作用的过程。

正是依靠这种高生产率与国内高工资之间的良性循环，美国通过内需主导型工业化道路实现了国家崛起。首先，从南北战争到1914年，美国外贸依存度一直很低，长期保持在12%～14.1%。其次，国内消费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出口了1/4的工业品，美国出口的还不到1/10。第三，企业有明显的内销倾向，美国公司只有在建立起全国性的销售分配网络之后，才对国外市场感兴趣。最后，美国经济崛起是通过“铜墙铁壁”般的高关税保护实现的。美国学派宣扬高工资经济学说的目的是要使资本家相信高工资工人的高效率符合资本家的利益，以此敦促资本家开发内需，而无需依赖于对外贸易，也不需要对外扩张。

但是，从南北战争结束到“大萧条”爆发，美国经济“出现了放任主义经济哲学思潮的高峰”，“与高额的保护关税相映照的政府的内政政策，主要是放任政策”。自由市场竞争的最终结果是在19世纪末导致了较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阻碍了工薪阶层合理地分享技术进步的生产率增益;而且，一旦在通过内需创造新技术并使价格大幅度下降后，美国企业对美国工人工资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总体作用的重要性就不再关注，反而设法压低工人工资。因此，美国工人工资的增长缓慢迫使美国企业开始走上通过外需补足内需不足的道路。“在1900到1930年的三十年中，由于美国走上了向外扩张商务与投资的侵略政策的道路，国内市场不断地得到了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的补充”。

由于受到肖恩·霍夫前述报告的影响，高工资经济学说在20世纪初到20年代的美国仍很流行。但正如迈克尔·佩雷曼(Michael Perelman)所指出的，这种流行的高工资战略实际上“只是牵制工人力量的一种策略，而非是劳资双方的一种契约”。这与19世纪美国学派的高工资经济学说的“利他”动机和国际战略不同。尽管如此，当时的美国也存在着美国学派高工资经济学说的实践者，福特就是其代表。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把工人的工资提高一倍以上，由此产生了所谓的福特主义：工人必须得到更高的工资，这样他们才能买得起自己生产的产品，从而为美国国内所有生产商的产品创造市场。但是，这种局部的实践不可能阻止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发生。

在“大萧条”的强烈刺激下，美欧国家对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制度改革(罗斯福新政是其突出代表)，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与福利国家制度相结合。在二战后近30年的时间内，在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实际工资与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的福特制(福特主义)，从而使美国学派的“高生产率—高工资的良性循环”成为战后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增长的引擎。法国调节学派对福特制作了大量的研究，判定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首次实现的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从而形成了高增长与高工资(也就是美国学派的“高生产率—高工资”)之间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正反馈过程，图2是其在宏观经济上的动态结构图。

该图说明，在二战后30年的欧美国家，生产率提高的成果由工人和资本家分享，而非只是作为利润由资本家所独占。“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保持一致引发了以耐用消费品为中心的大量消费，这反过来促进了企业的设备投资。消费与投资增加了总需求，生产也相应增加。也就是说，实现了GDP的高增长。另一方面，不仅投资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而且，伴随着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引入，需求(市场)的扩大也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就这样，二战后欧美形成了‘工资’(分配)与‘需求=生产’(增长)的良性循环路线”。但是，增长与分配的这种良性循环是工人阶级经过斗争争取来的。“大萧条”的惨痛教训使资本家阶级认识到工资增长作为需求的重要性，因此，不得不接受劳资集体谈判制度，“劳动者可以通过集体谈判，将工资—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无关—和生产率(指数)联系起来，要求管理层同意加薪。作为交换条件，管理层要求劳动者接受此前他们一直拒绝的泰勒主义劳动方式(单调作业)。于是达成了‘生产率指数工资的提供对泰勒主义的接受’这一劳资妥协方案，从而得以支持图2中‘生产率→工资’和‘需求=生产→生产率’的循环路线”。

三、新自由主义埋葬“高工资经济学说”的实践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福特主义的劳资妥协(劳资联合式协调)或“劳资一致型”(capital–laboraccord)积累体制被抛弃，愈演愈烈的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国都导致了资本—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以美国为例，从1970年第二季度至2022年第二季度的52年间，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仅增长5.7%)，而生产率却增长了162%，来自生产率增长的国民收入的增加几乎全部以利润的形式为资本家所获得。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基本保持同步增长，甚至有时高于生产率增长。然而，自70年代末以来，实际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背离不断加剧。这种背离是导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社会分裂和所谓“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

前文已经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0年代中期，高的经济增长率是在实际工资稳步上升的制度下实现的，通过政策或集体谈判有意识地将其与生产率的提高联系起来，从而使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与生产率的增长保持同步。这种处理劳资关系的方法离不开一系列配套制度的支持，包括政府大规模投资、政府提供相当大部分的公共服务、严格的金融监管、高额的累进税以及更加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增长的态度一直是压低实际工资、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管制、将各种政府职能私有化、削减社会支出以及减少对大公司和富人的税收，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和不平等扩大，最终酿成了自2008年以来延续至今的世界经济大衰退。

经济学家们对新自由主义时代实际工资增长与生产率脱钩的原因提出了许多解释，这包括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进行“工资套利”的作用、工会力量被严重削弱、市场力量上升和行业构成变化等等。但在帕拉迪诺(Palladino)看来，股东至上主义是导致实际工资增长停滞的主要因素，股东权力的上升和收益的大幅度提高是以牺牲员工利益为代价的。股东至上主义声称，公司活动的唯一目的是为股东实现财富最大化。随着这种经营理念成为公司治理的规范，经理人越来越多地选择以牺牲劳动力为代价将生产率增长的收益转移给外部股东，金融资本替代李嘉图生活的时代的地主，成为不劳而获者，从而使美国的股东治理制度演变成了价值榨取的工具。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出现工资水平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而跨国公司利用外包进行“工资套利”不过是这种股东治理制度的外在表现而已。有研究表明，美国公司工资支出占总资产的比重在过去半个世纪持续下降，从1972年的21%下降到了2017年的11%。自2001年以来，工资总额占总资产的比重低于15%，而股东回报占总资产的比例却翻了一番，从1972年的1.7%增长至2017年的3.5%。

发达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并非只是发生在美国。日本在1961—1970年曾实行旨在提高中低收入阶层劳动者收入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曾被看作是世界上收入分配相对均等化的国家，但日本首相办公室和内阁在2021年11月8日发表的《为开创未来的“新资本主义”的紧急提案大纲》却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越来越强调短期股东价值，导致中产阶级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扩大，分包商负担增加，对自然环境和其他方面产生不利影响”。自1990年以来，股东至上主义的公司治理制度导致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成果被股东占有，日本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仅增长6.2%，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实际工资增长最缓慢的几个国家之一。

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而实际工资是有效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实际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提高保持一致是经济繁荣的一个基本条件。在过去40年中，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实际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脱钩不仅导致了实际工资增长趋于停滞，而且也导致其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表2)。山田锐夫认为，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失去的30年”，其根源就在于“股东资本主义的支配和工资下跌”。实际工资增长趋于停滞也是2014年以来西方经济学界所讨论的西方社会陷入“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

四、“高工资经济学说”实践的经验与我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美国学派的高工资经济学说不仅揭示了核心技术创新是实施高工资经济战略的基础，而且还揭示了内涵式经济发展的核心机制，即生产率的增长为劳动阶级在收入分配中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在不受通货膨胀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实际工资(实际购买的商品服务)的增长分享生产率增长的收益，从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因此，高工资经济学说作为美国学派“内需发展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阐明了19世纪美国内需主导型工业化道路的合理性。美国这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工业化道路说明，在英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道路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工业化道路。事实证明，这种工业化道路也是一种主流的工业化模式。

高工资经济学说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的突破。斯密在其《国富论》第一篇第三章提出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实际上总结的只是英国对外贸易的经验，这是一种依靠外需而非本国工人阶级收入增长作为增长发动机的经验。但是，斯密定理说明的只是“外延式”的经济发展过程，即贸易区域的大小和人口多寡作为需求规模对分工或生产率提高的诱导作用。试设想，如果人口不再增加甚至在减少—例如二战后西欧一些国家的情况;或者产品出口市场无法再扩大甚至可能缩小—这或许正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重大挑战，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分工将如何继续深化和发展?一国经济如何才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Allyn Young)正是基于对斯密定理的上述疑问，以“美国国内市场的规模”的经验为基础，在1928年9月就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F分部(经济科学与统计学)主席时发表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著名演说中，将美国学派的高工资经济学说发挥到极致，用“内涵式”分工的市场规模替代了“斯密定理”中的“市场范围”，缜密地论证了“杨格定理”：市场规模由实际工资所决定，而实际工资受生产率的限制，反过来生产率又受到实际工资的限制，实际工资与生产率之间互为因果的循环累积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机制。杨格在“大萧条”前夕发表的这个演说不啻美欧资本主义国家战后“黄金时代”的预言书。

但是，高工资经济学说和杨格定理都是增长经济学，而非分配经济学，它们都未能指明分配及其制度建设在“高生产率—高工资”良性循环中的关键性作用。因此，当我们在实施高工资经济战略时，就必须注意该战略能够取得预期效果的充分条件。实际上，自20世纪初以来，只有二战后的最初30年大致上符合这种充分条件。这说明，实际工资与生产率之间的良性循环只是特例而非常态，这固然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但也与许多重要的教训有关。因此，笔者通过简要总结高工资经济学说的实践，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以下四点借鉴。

首先，高工资经济战略无法依靠市场机制来实施，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才能在制度上使之得到保障。例如，“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革命，虽然凯恩斯的学说存在种种不足，但它为战后美欧国家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学理基础。以美国为例，凯恩斯主义的三大政策—充分就业、金融监管和政府投资对美国收入分配产生了巨大影响，形成了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从1930年到1980年，美国社会底层90%人口的财富份额从15%的低点增加到35%的高点;与此同时，占人口0.1%的富人阶级的财富份额从25%的高位下降到5%的低位。这种收入不平等程度较大幅度的下降增加了劳动阶级的消费能力，为战后30年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提供了有效需求保障，这是其之所以能够形成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高生产率与高工资良性循环格局的根本原因。以此推之，构建新发展格局就需要通过政府干预，解决收入分配过分不均等的制度根源，解除造成“躺平”的经济约束。

其次，加强金融监管，防止股东至上主义的企业价值榨取制度出现和蔓延。在李嘉图生活的时代，地主的垄断地租并没有像李嘉图所预言的那样成为工人工资乃至整个经济趋于停滞的主导力量。而在目前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作为上市公司的外部股东，却已成为导致实际工资趋于停滞的主要因素。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我国来说，发达国家的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界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种企业股东治理制度的巨大危害，并呼吁进行改革。但是，由于金融利益集团力量的强大，改革遭遇到巨大阻力。例如，美国商业圆桌会议曾在2019年公开呼吁业界抛弃股东至上的价值观念，提出用利益相关方的理念取代对股东利益的盲目承诺。但随后这一说法就被束之高阁，甚至被金融学家批评会造成公司管理混乱。2021年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提出的“新资本主义”企图再造“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这种愿望虽然是好的，但由于金融利益集团的支配性影响，山田锐夫对其持悲观态度。以股东至上主义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发达国家的制度改革。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来说，将实际工资增长与生产率提高的成果相挂钩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体现。因此，应该大力加强金融监管，防止重蹈美、日、欧国家企业股东治理制度的覆辙。

再次，最低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实施高工资经济战略的有力措施。高工资经济学说不主张工资增长速度长期超过生产率增长速度，因为这将对利润造成“挤压”，不利于资本积累;同时，该学说也不是有关少数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高工资的学说，而是所有劳动者都能因整个经济的高生产率而获得不断增长的“体面工资”的机会。因此，在历史中可以观察到一个值得深思的“悖论”：只有通过不断提高经济底层的实际工资水平，高工资经济战略才能得到真正落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30年增长与分配良性循环的形成，起始于罗斯福新政中联邦最低工资立法。在战后的“黄金时代”，政府也多次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事实证明，这种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推动总体工资水平的上升是实施高工资经济战略的有力工具。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十四五”时期“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到2035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笔者曾提出以提高最低工资和就业保障为核心的“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作为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和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

最后，美欧国家战后“黄金时代”的工资和就业政策对我国今天构建新发展格局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这个时期，工资和就业政策是相辅相成的。其一，除了间断性地提高最低工资外，美欧国家劳动者通过集体谈判将实际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挂钩，保证了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其二，优先促进充分就业而非控制通货膨胀是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征，保证了将实际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挂钩不存在制度上的阻碍。从1945年到1975年，美欧各国政府操纵财政和货币政策，使其总体支出水平能够确保劳动力增长对就业增长的需求得到满足。在这个时期，有工作意愿的劳动者基本上都能找到工作，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例如，前表2中的七个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仅为2.39%;又如，在1950—1973年的24年间，西欧国家平均失业率为2.6%，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平均失业率为3.8%，日本为1.6%。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政府实施的充分就业政策使得资本家无法再以失业作为威胁，这就保证了实际工资增长可以与生产率增长相挂钩，不会受到劳动市场状况的掣肘，这说明充分就业政策为高工资经济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