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小军 程恩富：深陷裙带资本主义，美国从未“例外”

美国裙带资本主义的当代嬗变、驱动逻辑与社会影响

门小军 程恩富

摘要：美国裙带资本主义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愈演愈烈，其程度已然超过“镀金时代”，可称为“新镀金时代”。美国裙带资本主义的当代嬗变表现为“大而不能倒”的金融资本特权的固化、科技资本的政治渗透和政治操控，以及政策制定的显性倾斜和选择性倾斜。其驱动逻辑包括三个维度：一是经济结构的金融化和科技化双轨主导；二是政治捐款制度“亲资本化”设计的强化；三是政党政治的超级极化和资本依附。美国裙带资本主义的兴盛对市场秩序、经济平等和民主合法性造成系统性冲击，暴露出美国制度性腐败深重与治理失灵的问题。裙带资本主义在美国一直存在，既非“例外”，也非“正在到来”，其程度虽依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差异，但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深度交织的核心逻辑从未改变。资本主义固有的裙带倾向与自由市场原则存在冲突是其滋生和兴盛的根本原因。

裙带资本主义是指与政治权力关系密切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能等)所有者，利用政府向特定群体分配资源的强制力，以提高这些生产要素的经济回报。裙带资本主义本质是一种企业盈利能力取决于政治关系的经济体系。在此体系中，私人资本通过俘获公共权力获得不当利益，包括国会立法中的定向豁免、监管机构的倾斜性政策、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信贷优先获取、政府救助，甚至是免于被起诉的保护。在此体系中，企业的商业成功并非公平竞争的结果，而是商业精英与政客形成利益共生关系的结果。政客以达成某种公共目标为名行追逐私利之实而“设租”，商业精英将生产性的资源用于政治游说和政治收买以“寻租”(即各种不当利益)，此种“设租”和“寻租”对非参与者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因而体现的是“掠夺性，而非生产性”。

学界有关美国裙带资本主义的解读盛行两种观点。其一为“美国例外论”。1997年东亚爆发金融危机时，美国主流观点认为，这一危机的主因是菲律宾、韩国等东亚国家盛行裙带关系，其特征是滞后的市场规则建设和常态化的政商权钱交易，而推崇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的美国则不会出现裙带资本主义。其二为“正在到来论”。此论调将裙带资本主义的出现与特朗普政府推行惩罚性关税相关联。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副教授维利科·福塔克(Veljko Fotak)等人，基于2018年后7015份企业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的关税豁免申请、OpenSecrets网站公开的政治献金数据，以及Compustat数据库的商业信息，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301”条款关税豁免程序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实施，既不接受国会监督，亦无复议和上诉救济途径，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向共和党提供政治献金的公司获得关税豁免的可能性高于向民主党提供政治献金的公司。据此，透明国际联合创始人弗兰克·沃格尔(Frank Vogl)、美国时事评论员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冲基金城堡投资创始人肯·格里芬(Ken Griffin)等人纷纷指出，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更容易滋生裙带关系和政治偏袒，美国正迎来“裙带资本主义的特朗普时代”。

事实上，这两种观点皆是误读。本文尝试就美国裙带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当代嬗变、驱动逻辑和社会影响作出解析，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这两种观点的认知偏差与本质误判。

一、美国裙带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

裙带资本主义的演进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核心线索之一，其主要特征伴随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社会矛盾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大致经历六个发展阶段。

(一)“镀金时代”与“强盗大亨”的政治控制

1870—1900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矛盾尖锐并存的时代，亦即马克·吐温所称的“镀金时代”。这一时期，美国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产值逐步跃居世界第一，资本集中趋势加剧，标准石油公司、卡内基钢铁公司等垄断资本巨头崛起。“到1900年，拥有一百万美元资本的工业公司并不罕见，至少有一家公司的投资额已达十四亿美元”。同时，政治腐败普遍，官员通过政治分肥制向垄断资本巨头输送利益，州政府及以下层级政府多被地方工业资本控制。这一时期裙带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政治权力与工业资本的直接绑定，形成“强盗大亨”(Robber Barons)与政客的利益同盟，这有两大突出表现。一是垄断资本的政治控制。1896年总统选举，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获垄断资本巨头支持上台后，以内阁成员职位回馈后者，舆论称麦金莱政府是“百万富翁俱乐部”。以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的“许多权贵家族将自己的财富与统治阶级捆绑在一起，甚至超越统治阶级，自己成为统治者”，美国则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大企业支配经济的国家”。二是公共资源的私人掠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公司游说国会于1864年和1868年两度修订《太平洋铁路法案》，明确铁路公司每铺设1英里铁路，可获赠公共土地6400英亩。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通过此种“土地赠予”共获取1000万英亩公共土地。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形成了列宁所称的“金融资本”，且工业资本愈发依赖银行资本。但此种依赖并不意味着银行资本对工业资本的取代，而是经济权力结构的变化，即工业资本从独立经营转向借助银行资本实现扩张和垄断，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控制力。进一步说，工业资本家的政治控制与工业资本对银行资本的依赖并不矛盾。工业资本家通过资助选举、直接担任公职等方式影响政治，但此种政治影响力恰恰源于他们融合银行资本后所拥有的巨大经济力量，二者体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金融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基础，工业资本家的政治控制是政治上层建筑的表现。

(二)“进步时代”与行业利益集团的监管俘获

该阶段自1900年进步主义运动兴起，直至20世纪20年代反对进步立法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潮涌现为止，史称“进步时代”。“镀金时代”的社会矛盾激化催生进步主义改革，进步派要求政府限制资本权力，如推动反垄断立法，以削弱“强盗大亨”对政治的直接控制，但政府监管机构(如州际商务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因缺乏独立性，逐渐被行业利益集团挟持。表面上旨在限制垄断的监管政策，实际被资本集团操控，进步主义改革最终被资本驯化。如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拆分标准石油公司，但该公司通过游说联邦贸易委员会，以规模经济为由阻挠拆分。这一时期，美国裙带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进步主义改革试图“运用法律手段来监督、规范和调节资本家和大公司的行为，使资本的本性不致无限制发泄而危害社会”，但监管机构因企业的政治渗透和政治游说而被受监管行业“俘获”，沦为行业代言人。此即学界所称的“监管俘获”。这一时期，政府官员离职后进入企业任职的政商循环蔚然成风，“旋转门”显现雏形。例如，西奥多·罗斯福政府司法部部长查尔斯·约瑟夫·波拿巴(Charles Joseph Bonaparte)离职后加入摩根财团；伍德罗·威尔逊政府财政部部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William Gibbs McAdoo)离职后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董事。

(三)“罗斯福时代”与政企之间的合法共谋

由于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美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其执政时期(1933-1945年)常被称作“罗斯福时代”。其间，美国资本主义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的重大转折，塑造了存续长达50年的“新政秩序”。“罗斯福时代”裙带关系的核心特征是政府力量深度介入经济运行，政府与大型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镀金时代”那种赤裸裸的官商勾结，而是在“应对危机”和“赢得战争”的外衣下，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合法共谋关系。为应对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政府成立国家复兴管理局，由其强制要求企业订立可免于《谢尔曼反垄断法案》限制的“公平竞争规约”，明确价格下限和产量上限。这相当于政府授意大型企业组建卡特尔，以抑制无序生产和恶性竞争。在此之前，企业间私下约定产品价格是违反《谢尔曼反垄断法案》的重罪，但在新政初期却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大型企业通过此种政府背书，得以合法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罗斯福政府设立战时生产委员会，职能是“将平时工业生产转变为战时生产，确定战时战略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的分配，禁止非战争必要生产”。通用汽车、杜邦和波音等工业巨头被委以重任，承担庞大的国防生产任务，政府则通过成本加成合同确保这些工业巨头稳赚不赔。罗斯福时代政府与大型企业的合法共谋对于经济恢复和赢得战争助力甚大，但也使得市场竞争机制部分失效，为之后的经济滞胀埋下了伏笔。

(四)“黄金时代”与利益集团政治的制度化

这一阶段指二战后至1973年石油危机前。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干预、战争经济的拉动、钢铁和住房等支柱产业的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欧洲和日本的重建需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军事技术的民用化、“婴儿潮”人口红利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战后美国经济进入“黄金时代”，丰裕社会的“中产阶级美国”出现并维持了一代人的时间。这一时期虽有民主党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1961-1963年在任)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1963-1969年在任)为解决贫困、教育资源匮乏，以及医疗保障缺失问题而推出的“伟大社会”变革，但资本集中趋势未得到有效缓解。与此同时，民主党主导的“新政联盟”(覆盖工人、农民和少数族裔)与共和党主导的“保守联盟”(以企业主、宗教人士为主)陷入政治对立，利益集团纷纷通过游说影响政策制定。这一时期美国裙带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利益集团政治的制度化，即企业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向候选人提供政治献金，以换取政策照顾。如美国劳联—产联(AFL-CIO)游说国会，于1956年通过旨在增加残疾人福利保障项目的《社会保障法案》修正案，美国商会游说国会于1947年通过旨在限制工会权力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政府还通过税收优惠和关税保护，向汽车、钢铁等特定产业输送利益。美国政治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出利益集团理论，认为大企业因组织成本低，更易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进而影响政策制定。这解释了罗斯福新政后企业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游说国会立法的现象。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多姆霍夫(William Domhoff)则在《谁统治美国?》一书中阐明，大企业主和经理人“在那些他们关注的议题上对联邦政府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且“通过权力精英在关键的政府职位和决策制定团体中都得到了广泛的代表”。

(五)“里根时代”与“金融-政治”的深度绑定

“里根时代”的时间范围是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打破了凯恩斯主义神话。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就任美国总统后，全面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去金融监管化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试图通过放松金融监管来吸收剩余资本，从而走出经济滞胀。这一转向的影响持续数十年，而即便是左翼的民主党也“抛弃了他们传统的工人阶级基础，转而在金融等职业精英群体中找寻新的盟友”。其间，去金融监管化开启了经济金融化(从控制实体生产拓展到控制个人生活)之路。由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而成的金融资本发生异化。在依然服务于工业资本扩张和垄断，通过操控实体生产获取利润的同时，它表现出日益“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并不断膨胀，大肆逐利于非生产环节的另一面向。异化后的金融资本遂成为裙带资本主义的核心，造就了“金融-政治”深度绑定的裙带关系。1980年《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1982年《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和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等法案接续通过，两党政府加码推动金融去监管化，金融资本得以肆意开展任何形式的金融投机活动，“而这在1980年前高度管制的金融体系下是不被允许的”。许多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新晋超级富豪，“要么依靠政府关系，要么通过吃透政府运作规则积累财富。这在华尔街表现最为明显”，华尔街金融资本“在乔治·布什总统任内就已暴富，到贝拉克·奥巴马总统任内更是富上加富”。他们便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称的专注于投机和欺诈活动的“金融贵族”。华尔街金融资本的贪婪和政府部门对金融衍生品的放松监管终于在2008年“结出了‘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这个恶果”，并进而促成了2011年影响深远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该运动以反对金融业的贪婪及其与监管部门的裙带关系为主要诉求之一。

(六)“新镀金时代”与裙带关系的常态化

这一阶段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起，延续至今。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政治”深度绑定的弊端，但裙带关系并未消退，反而“愈演愈烈”，其程度甚至已经超过曾让人深感绝望的“镀金时代”。美国学者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曾基于1815-1975年间数百份报纸有关腐败的报道及相关历史事实，构建了“腐败和欺诈指数”。该指数显示，美国“镀金时代”的腐败程度先增后减，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此后逐步回落，但始终保持较高水平至1895年。从历史比较而言，如今的美国与“镀金时代”极其相似——财阀政治、政治腐败、贫富分化，就连许多曾颠覆旧秩序的行业和公司，如今也已沦为裙带资本家；美国以往的裙带资本主义更多表现为特定行业与其监管机构之间的寻租行为，如今则更加常态化，“从银行业到医疗保健业，再到互联网行业，当下的财富得失皆维系于政商关系与监管影响力”。正因如此，美国历史学家乔舒亚·蔡茨(Joshua Zeitz)等人纷纷惊呼美国迎来“新镀金时代”。

二、美国裙带资本主义的当代嬗变

“美国的裙带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时起时落，而在今天看来，它似乎处于上升之势。”2008年后，美国裙带资本主义的表现更为显性化、常态化。其中既有延续性，亦有新发展。延续性体现在“金融-政治”的深度绑定和隐性形式的“监管俘获”，新发展在于“大而不能倒”的金融资本特权的固化、科技资本的政治渗透和政治操控，以及政策制定的显性倾斜和选择性倾斜。

(一)“大而不能倒”金融企业的资本特权

“金融-政治”深度绑定的裙带关系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演变成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所称的“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金融资本特权，其本质是系统性风险叙事下的监管放松和豁免，其形成可拆解为两重机制。一是金融资本规模扩张带来系统性风险，使得头部金融机构具备“大而不能倒”的极端重要性。自20世纪90年代始，金融自由化推动金融机构并购潮。截至2008年危机爆发前，美国前五大银行资产占全行业比重已从2000年的28.12%大幅提升至44.89%。此种规模集中导致单一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极易引发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导致全球信贷冻结，印证了“大而不能倒”的现实风险。二是金融监管俘获。金融机构通过“旋转门”(如前财长鲁宾曾任职花旗顾问)与政策游说(如美国银行家协会发起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2007-2008年选举周期为联邦候选人募集399万美元资金支持)，推动金融监管放松和豁免，将系统性风险转化为政府必须救助的隐性担保。自20世纪80年代起，金融资本通过“旋转门”与游说，逐步瓦解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分业监管框架。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金融机构混业经营，2000年通过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则豁免金融衍生品监管。两项法案进一步为“大而不能倒”奠定了制度基础。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避免金融系统崩溃，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实施“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向华尔街金融机构整体注资7000亿美元，并通过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购买金融机构债券，从而稳定了金融体系。高盛、摩根大通、美国国际集团等接受救助后迅速恢复盈利，但其高管却未被追究责任，反而获益颇丰。这被里根政府时期的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描绘为“裙带资本主义的终极胜利”。此种救助计划的本质是政府用公共资金拯救私人风险，结果却强化了金融资本特权，最终表现为风险社会化、回报私有化。比较吊诡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华尔街金融风险失控和政府金融监管放松，但2010年出台的原本旨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却在金融资本游说之下出现松动，如法案第619条用以限制银行自营交易的“沃尔克规则”被大幅削弱，允许投资规模在100亿美元以内的银行可以进行适度的自营交易(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仅规定银行自营交易占比不得超过自身一级资本的3%。2018年通过的《经济增长、监管放松与消费者保护法案》进一步调整了“沃尔克规则”的部分内容，允许投资规模在10亿美元的小银行无限制开展自营交易。金融监管延续危机前的自由放任逻辑，是对金融资本垄断地位和固有特权的承认和固化。

(二)科技资本的政治渗透和政治操控

科技资本寻求政治影响力是2008年后美国裙带资本主义的全新范式，主要表现为对用户数据的政治化利用和对政治过程的深度干预。科技巨头以社交、搜索、电商等免费服务为饵，诱导用户主动让渡位置、社交关系、消费偏好等数据，构建起覆盖数亿用户的数字画像库。这些数据不再是纯粹的商业资源，而是成为干预政治、绑定权力的核心工具。以元公司(Meta，原Facebook)为例，其通过开放API接口允许第三方应用非法获取用户好友链数据，最终触及8700万用户信息。在2016年大选中，这些数据被用于定向推送政治广告，精准影响摇摆州选民决策，这便是舆论广泛关注的“剑桥分析丑闻”(Cambridge Analytica Scandal)。更为隐蔽的是，科技巨头还通过算法优化新闻推送，形塑公共舆论。如在2020年大选期间，谷歌调整算法，降低了“选举舞弊”等关键词的搜索权重，其旗下的优兔(YouTube)降低“邮寄选票欺诈”相关视频的推荐权重；元公司则通过“事实核查机制”删除大量质疑选举结果的帖子，这些都被质疑是为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消除负面舆论影响。再如，在2021年“国会山骚乱”前，元公司和帕勒公司(Parler)基于算法优先推荐煽动性内容，为放任极端政治言论推波助澜。用户隐私数据、平台算法推荐和舆论引导被异化为政治干预资本，此种技术赋权使得科技巨头能够深度参与选举动员、政策辩论，从而进阶为“数字舆论生态”的塑造者和政治进程的直接参与者，甚至是操盘手。如拥有庞大商业帝国的埃隆·马斯克(ElonMusk)，他既掌控X平台，坐拥2.2亿粉丝，足可主导舆论，又成立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深度嵌入金钱政治体系，其商业资源和政治影响力势同寡头。以埃隆·马斯克为代表的科技寡头足可“确保法律和规则对他们有利”。

科技资本与政治权力的深度绑定是科技巨头技术垄断与政府技术依赖关系的产物。一方面，政府高度依赖科技巨头的技术支持，如亚马逊云科技(AWS)主导联邦政府云服务，帕兰蒂尔公司(Palantir)为国土安全部提供数据分析服务，谷歌地图支撑应急管理。此种技术优势使得政府在与企业谈判时处于天然弱势，难以通过监管对其有效施压。另一方面，科技巨头通过塑造“国家安全”“技术创新”叙事，推动科技政策向其倾斜。亚马逊云科技与政府的利益绑定堪称典型案例，其云服务覆盖70%的联邦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中央情报局)，成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基础设施，这种依赖使得政府在监管亚马逊时投鼠忌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曾试图以反垄断为由拆分亚马逊电商业务，但因亚马逊云科技的“国家安全属性”最终不了了之。作为回报，亚马逊配合政府执法部门，让其访问存储在亚马逊云服务器中的外国数据。科技巨头通过与政府建立紧密关系并从中谋取利益，“国家俘获”现象已然凸显。

较之于传统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借助政治献金和政治游说所实施的政治操控，此种技术操控更为隐蔽，也更具穿透力。科技资本借助平台垄断优势控制数据资源，构建数据霸权，积累前所未有的经济实力，游说政府降低企业税，反对数据隐私立法，形成“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新型裙带关系。2010-2020年间，谷歌耗资1.5亿美元游说国会，反对国会就严格保护用户数据隐私强化立法，如2012年的《请勿跟踪》(Do Not Track)立法，该法案旨在让用户更好掌控自己的在线数据。通过游说成功叫停该法案，谷歌得以保留收集用户数据并从中获利的能力，用户则面临更大的数据泄露和不当利用风险。

(三)政策制定的显性倾斜和选择性倾斜

2008年以前，美国资本精英对政治权力的“监管俘获”常以隐性形式呈现，或者通过“旋转门”间接控制财政部、美联储，或者通过政治献金和政治游说推动政府监管放松或豁免。政策制定表面“中立”，实则亲近资本。如华尔街通过“旋转门”和游说组织直接影响货币政策(如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和金融监管规则制定(如《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的妥协)。2008年后，美国的政商利益交换则新增了“显性倾斜”或曰“选择性倾斜”的呈现形式，即直接通过国会立法或总统行政命令为特定行业或特定企业输送利益。前者以拜登政府的“芯片补贴政治”为典型案例：2022年，民主党主导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为半导体企业提供520亿美元补贴，但条件是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直接惠及英特尔等支持民主党政策的企业。后者以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豁免政治”为典型案例：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支持其贸易政策的钢铁企业(如纽柯钢铁)豁免关税，而反对者则面临更高关税。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显性倾斜和选择性倾斜存在鲜明的“个人化交易”色彩，即特朗普直接与企业领袖建立私人关系，以政策红利(关税豁免、监管放松、税收减免等)换取竞选支持和个人经济利益。如马斯克通过旗下社交媒体平台X为特朗普2024年竞选运动提供舆论支持，他还投入2.9亿美元竞选资金，试图直接换取政府合同或补贴。特朗普“个人化交易”的达成往往借助非制度化的“小圈子”决策模式，即绕过传统官僚体系，依赖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等核心幕僚与资本领袖直接沟通。例如，2017年，贾里德·库什纳曾就确定《减税与就业法案》的核心条款，牵头与华尔街、科技公司代表秘密协商，最终将企业税率从35%降至21%，直接惠及大资本集团。特朗普家族则将大量投资锁定于从其政策中直接受益的企业。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披露，自2025年8月28日至10月2日，特朗普以个人名义进行了超过175笔企业债券和市政债券交易，交易总额最低市场估值为8200万美元，交易标的集中于受其芯片制造本土化政策影响的科技企业，如英特尔、博通、高通等，以及受放松金融监管政策影响的金融企业，如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

三、美国裙带资本主义当代嬗变的驱动逻辑

美国当代裙带资本主义的驱动逻辑在本质上与之前保持一致，但在具体机制上又有更新和升级，这包括经济结构的金融化和科技化双轨主导、政治捐款制度“亲资本化”设计的强化、政党政治的超级极化与资本依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体现“更新”，后两个维度体现“升级”。

(一)经济结构的金融化与科技化双轨主导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结构呈现显著的金融化和科技化双轨主导特征，这构成“金融-政治”“科技-政治”深度绑定的经济基础。就推动经济增长而言，金融与科技行业是GDP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两者的综合地位已超越制造业。2023年金融行业(含保险业，不含房地产金融服务)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27%，较2008年的5.90%提升1.37个百分点，信息产业(含软件、互联网、电信)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33%，较2008年的5.04%提升0.29个百分点，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10.25%)较2008年(12.18%)下降1.93个百分点。就利润创造而言，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金融行业(含保险业，不含房地产金融服务)与信息产业创造的利润分别占所有企业利润总额的22.33%、7.96%，前者超过制造业的17.47%。就资本市场影响力而言，截至2024年底，美国前三大机构投资者(BlackRock、StateStreet、Vanguard)合计持有整个股票市场ETF市值的74.3%；截至2025年7月31日，科技“七巨头”(元公司、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特斯拉、英伟达)总市值飙升至19.4万亿美元，占标准普尔500指数总市值的35%，乃是驱动美国股市市值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美国金融部门的主导地位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金融资本扩张的必然产物，其扩张态势并未因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而逆转，反而在政府放松金融监管的制度惯性下进一步深化。金融资本超越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特权产生的经济结构原因。美国科技行业的主导地位则是信息技术革命时代背景的必然产物。以谷歌、苹果为代表的科技“七巨头”在GDP增长贡献度、资本市场财富效应、市场份额(近乎垄断或寡头垄断)、资本支出(用于数据中心、研究设施和制造工厂等建设)、新业态培育(如APPStore催生“APP经济”，云计算催生无数软件即服务初创公司)、创新引领(巨额研发投入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和跨行业提升生产力(如云计算服务使各种规模的企业能够高效运营并降低IT成本，谷歌和元公司的广告平台使企业能够更有效地接触客户)等方面体现出巨大优势，对于塑造当代美国经济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规模更大、效率更高，对于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而言享有持久竞争优势，因此也被称为“超级明星企业”。这是科技资本得以扩张政治权力的经济结构原因。

当然，强调美国经济结构的金融化和科技化双轨主导，只是表明金融资本和科技资本在经济结构中的优势和主导地位，并非将二者割裂开来，从而否定金融资本和科技资本相互融合的另一面向。目前，此种融合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表现。第一，资本层面的交叉持股。如苹果、谷歌等科技巨头持有巨额现金储备，资金会通过回购股票、分红和投资等方式流入华尔街，华尔街金融机构则持有科技巨头大量股权，并深度投资科技初创企业。第二，业务层面的跨界渗透。科技巨头通过支付、借贷、保险等业务进入传统金融领域，华尔街投行和商业银行则大量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进行高频交易、风险控制和客户管理。

(二)政治捐款制度“亲资本化”设计的强化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个人可自主决定对政治人物的捐款额度。1971年国会通过《联邦竞选法案》，允许企业、工会等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募集个人政治捐款，但要求候选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披露捐款来源和支出明细。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后，有关非法政治捐款影响选举结果并谋求回报的丑闻相继被曝光，促使国会于1974年大幅修正《联邦竞选法案》，全面限制个人和组织对候选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单次捐款上限和年度捐款上限。1976年1月，最高法院就“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作出裁决，维持对个人捐款的限制，同时放松对候选人自我支出、社会组织支出的总额限制。1979年，国会二度修正《联邦竞选法案》，允许政治行动委员会募集“软钱”(SoftMoney)，用于“政党建设”“选民教育”等非直接竞选活动。此后，“软钱”规模激增，企业、工会通过政党间接操控选举的问题失控。2002年，国会通过《两党竞选改革法案》，禁止政党接受“软钱”，同时提高个人捐款上限至2000美元。然而，最高法院于2010年1月就“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作出裁决，认定限制企业、工会资助选举候选人的《两党竞选改革法案》之第203条款和441b条款违反了宪法所确立的言论自由原则，进而为允许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接受企业和个人的无限制捐款提供了空间。2014年，最高法院再就“麦卡琴诉FEC案”作出裁定，以“捐款总额限制违宪”为由，取消个人向候选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款限额。

富人可以通过增强捐款力度对政治过程施加更大影响，美国政治捐款制度的“亲资本化”由此得到强化，这极大改变了竞选资金格局，其结果是75%的美国人相信政治捐款能够“购买”国会立法。一是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迅速崛起成为竞选核心玩家。在2011-2012年选举周期，1261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共支出6.10亿美元，至2023-2024年选举周期，2502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共支出26.89亿美元，支出增加了3.41倍。二是“暗钱”(DarkMoney)政治肆无忌惮。“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裁决同时放宽了对非营利组织(如501(c)(4)社会福利组织)的政治捐款限制，它们无须披露捐赠者身份，由此形成了“暗钱”洪流。2010-2016年，非营利组织支出在政治广告上的“暗钱”超过8亿美元，主要用于攻击候选人的负面政治广告。以“慈善”为名的各种社会福利组织，还通过资助智库、大学和媒体，将资本意志包装成“学术思想”或“公共舆论”，间接影响政策制定；或是通过做政府没有为、不能为、不愿为的事情，与“政府进行利益结盟，使两者成为利益攸关者”。三是变相突破个人政治捐款限额。最高法院2014年的裁决直接推动“联合筹款委员会”的繁荣，此种委员会可同时为多个候选人、政党或政治行动委员会筹款，从而将个人政治捐款的限制从总量控制转向分项控制，形式上的“分项合规”为实质上的“金钱集中”所遮蔽，大额捐款者借此高效渗透政治体系。2016年，已注册的联合筹款委员会有617个，共募集12.04亿美元，至2024年，联合筹款委员会增至1027个，共募集34.96亿美元，募集资金增速超过注册数量增速。

(三)政党政治的超级极化与资本依附

美国政党政治的弊病之一是两党政纲趋向极化，2008年后更是朝着“超级极化”的方向发展。两党政客因基本政治理念难以调和而沉迷于党争，在政府债务上限和财政预算、税收和补贴政策、气候变化、社保改革、堕胎、移民政策等议题上深陷“为否定而否定”的“否决政治”。美国政党政治的弊病之二是“资本依附”。民主党与共和党均深度依赖利益集团政治捐款，使得政策制定从“公共利益”转向“资本偏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学的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基于1779个政策问题的量化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经济精英和代表商业利益的组织对美国政府政策具有实质性影响，而为普通公民代言的利益集团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实质影响。从根本上讲，美国政党政治两大弊端乃是不同资本集团通过政党代理人争夺政策主导权的产物。两党基于各自依附的资本利益，通过意识形态包装和选民动员，形成政策倾斜和选择性干预的不同执政逻辑。

民主党与科技资本、金融资本、新能源资本关系甚密。谷歌、元公司等科技企业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暗钱”组织向民主党捐款。在2023-2024年选举周期，互联网科技行业流向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的资金有1212万美元，远超流向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57万美元。2008年后，虽有伯尼·桑德斯等进步派试图限制金融资本，但主流民主党人仍依赖华尔街捐款，民主党对《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的态度软化即体现金融资本的渗透。新能源企业则通过资助民主党推动“绿色新政”，换取碳税、补贴等政策倾斜。2022年拜登政府力推的《通胀削减法案》为新能源企业提供财政补贴，这与其对“绿色新政”的坚持有关。总之，在放松金融监管、绿色能源补贴等领域出现的“裙带关系怪胎都带有民主党的印记”。

与民主党不同，共和党则绑定化石能源资本、加密货币资本、军工资本等。科氏工业通过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操控共和党议程，推动废除奥巴马时期的《清洁电力计划》，并力推为化石能源提供财政补贴的政策。2025年由共和党主导通过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明确规定，为传统能源企业提供财政补贴。与民主党推动的服务于新能源资本的“绿色转型”政策议程截然相反，共和党反对减排监管，其目的是维持化石能源资本的市场份额。双方政策之争表面上是“环保还是经济”之争，实则是新、旧能源资本的利益之争。2024年，三个支持加密货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Fairshake、Protect Progress、Defend American Jobs)共投入竞选资金1.33亿美元，主要流向支持肯定加密货币的共和党候选人，维护由共和党主导通过的《21世纪金融创新与技术法案》。

四、美国裙带资本主义当代嬗变的社会影响

美国裙带资本主义的当代嬗变，对市场秩序、经济平等和民主合法性造成系统性冲击。三重负面社会影响相互交织，暴露制度性腐败深重与治理失灵。

(一)扭曲市场秩序

美国裙带资本主义虽与菲律宾、韩国等东亚国家以“姻亲”“朋党”利益输送为特征的裙带关系表现不同，但同样承认“拥有稀缺生产资源因而处于强势市场地位者的利益统治”，背离理想的自由市场原则。企业寡头垄断挤压、价格操控和资源错配从根本上扭曲了自由市场的核心运行逻辑，公平竞争被异化为资本主导，自由市场被异化为“政治市场”。

一是企业寡头垄断挤压。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布的《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报告》显示，亚马逊控制美国40%-50%的电商市场，占据全球云计算市场近一半的份额；谷歌在通用搜索市场桌面端和移动端份额分别高达81%、94%，并控制全球30%的数字广告市场；苹果通过IOS系统的封闭生态主导移动应用分发，并禁止开发者使用非苹果支付系统；元公司主导美国社交媒体市场，占据了95%的月使用时间。企业寡头垄断严重挤压小企业生存空间，如亚马逊电商平台在15个产品类别中以低于大多数竞争对手14%的价格销售商品，迫使小型企业退出市场。

二是价格机制失真。由于联邦和州两级政府被医疗行业利益集团金钱俘获，医药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得以垄断市场，绑架政策制定，推高医疗费用，最终造成在10个高收入国家中，美国医疗资金支出最多，但表现最差。美国制糖业通过大规模游说和巨额竞选捐款，推动国会通过立法提高对糖业公司的价格保护，造成美国糖价较世界平均水平高出64%-92%，美国消费者每年为此增加支出37亿美元。

三是公共资源错配。反对气候变化治理和绿色转型的特朗普政府强推《大而美法案》，调整税收、补贴等政策，对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产业采取差异化对待方式。该法案颠覆了拜登政府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对新能源产业的倾斜性支持。该法案提前7年终止了清洁能源(光伏和风电)税收抵免，取消了购买电动汽车税收减免，同时恢复了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补贴。该法案重创美国清洁能源行业和电动汽车行业，被马斯克猛批为严重损害未来产业的政策。

(二)加剧经济不平等

裙带资本主义通过从立法到监管的政策俘获、公共资源的定向输送和规则扭曲等机制，系统性强化特权阶层的优势地位，对美国的经济不平等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财富排名前10%的家庭拥有美国家庭总财富的67.2%，而财富排名后50%的家庭仅拥有2.5%，前者的家庭平均财富拥有量是后者的135倍。贫富鸿沟的扩大固然不能全部归咎于裙带关系，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二者的“同步发展”却是事实：金融、能源、科技、法律和房地产行业大资本利用裙带关系“捞到好处”。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金融资本通过救助计划获利的代价是美国家庭净资产蒸发了14万亿美元——自2007年第二季度的64.4万亿美元降至2009年第一季度的50.4万亿美元。危机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提出“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核心命题，并将其置于制度、政治与权力结构的动态关系中加以考察。托马斯·皮凯蒂虽未直接使用裙带资本主义这一术语，但其对美国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批判揭示了类似逻辑，如政治捐款与游说制度强化资本对政策的主导权、垄断资本通过利润掠夺而非生产性创新加剧分配失衡。借鉴托马斯·皮凯蒂等人的研究方法，法国社会经济学家埃斯特尔·索梅勒(Estelle Sommeiller)和美国劳动经济学家马克·普莱斯(Mark Price)联合发布量化研究成果。他们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顶层1%家庭的收入与底层99%家庭的收入高度不平等，这一趋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依然持续，顶层家庭财富的增长是以绝大多数工薪家庭财富的收缩为代价的。政府支持企业利益、压制工人的集体诉讼权利、推行加剧收入鸿沟的《减税与就业法案》等，则是主要原因。两人无奈感叹道：“让美国伟大是让经济服务于多数人的生活，而非少数金钱阶层狭隘的利益。”

裙带资本主义加剧经济不平等的根源并非资本主义过度膨胀本身，而是“对自由市场的怪异扭曲，它让少数人受益，却让大众深陷贫困。裙带关系可以致富，穷人则继续贫困”。具体而言，金融、科技等领域少数精英人士将自由市场扭曲为“低薪服务业从业人员、生产行业工人或计算机程序员的内部竞争”，以及来自“国际贸易和移民的外部竞争”，而他们却通过加强政商裙带关系“躲在保护主义的壁垒之后”，他们构成了“1%富人中的绝大部分”。这也得到了拜登政府时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于2023年4月27日，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演讲，以及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佐证。杰克·沙利文在演讲中总结了新自由主义对美国造成的四大根本性挑战，其中两个挑战皆指向被精英人士扭曲理解的自由市场：一是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掏空美国产业基础；二是自由贸易未能惠及美国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与富人之间的经济鸿沟加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冷战后美国精英阶层“在全球化和所谓的‘自由贸易’上押下了极其错误且极具破坏性的赌注，而这些赌注掏空了美国经济和军事优势所依赖的中产阶级与工业基础”。此种扭曲理解和错押赌注的恶果便是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萎缩。1979-2016年间，在整体劳动人口增长16%的同时，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近800万个。工人阶级就业岗位流失既是美国贫富鸿沟加大的重要原因(失业导致收入减少或无收入)，亦是美国左翼民粹主义(如桑德斯竞选运动)和右翼民粹主义(如特朗普引领的MAGA运动)兴起的共同经济原因。

(三)侵蚀民主合法性

1863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林肯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型民主政府构想。时至今日，由于资本对政治的渗透和政治捐款规则的放宽，美国已深陷金钱政治旋涡。2024年美国大选周期总花费超过159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两党总统候选人得到的来自单一金主的最高政治捐款数额均超过1亿美元，数千万美元已是常态水平。“美国政府属于金主、来自金主、服务于金主。”金钱政治对美国民主合法性的侵蚀，突出体现在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下降。1958年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为73%，2023年降至16%，为70年来最低水平。2024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学院发布联合调查数据显示，四分之三的选民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成效表示怀疑，6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主要为精英阶层而非普通民众服务。

对金钱政治侵蚀民主合法性的反思，自2015年开始，逐步成为美国政治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这得益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性政治人物伯尼·桑德斯两次参加总统大选的推动。伯尼·桑德斯在竞选活动中批评说：“美国如今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金钱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和影响力——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公司和银行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能确定议程，决定辩论，书写立法，恐吓政治家，甚至阻止这个政治体系采取行动反对他们。”伯尼·桑德斯将反对金钱政治作为政治纲领之一，誓言改变象征寡头政治而非民主政治的政治捐款机制。相较于伯尼·桑德斯侧重从金钱政治的角度批判美国民主的异化，以MAGA共产主义者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则频繁使用“深层政府”等概念，谴责美国“军主”“药主”等大资本背离“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府理念。两股政治力量均抗拒资本对政治的渗透和操控，反映出相当一部分民众对美国政治捐款制度的失望。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大多数参选政治职位者是为了赚钱，72%的受访者认为应当限制个人和组织的竞选支出。

结语

裙带资本主义在美国一直存在，既非“例外”，也非“正在到来”，只是程度依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差异，呈现先高后低再升高的变动趋势。“美国例外论”刻意回避美国“镀金时代”“强盗资本家”的政治控制、“进步时代”行业利益集团的监管俘获、“罗斯福时代”政企之间的合法共谋、“黄金时代”利益集团政治的制度化、“里根时代”“金融-政治”的深度绑定和“新镀金时代”裙带关系常态化的历史演进，将裙带资本主义曲解为“东亚专属”，实则忽视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蜕化为裙带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正在到来论”的谬误在于时空错置与窄化认知：它将裙带资本主义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关税豁免政治相联系，既无视裙带资本主义贯穿美国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史，又刻意将其政治化解读为“共和党专属”，实则忽视了关税豁免政治并非单一诱发因素，民主党亦深陷裙带关系之中，其在金融救助政治、医疗补贴政治、半导体芯片补贴政治中的角色广受诟病。实际上，“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区别仅在于他们向哪些利益集团和精英出让政府特权”。

从“镀金时代”到“新镀金时代”，美国裙带资本主义的总体发展趋势是表现形式和驱动逻辑不断进化，资本权力不断强化，但核心逻辑从未变化，始终体现为资本通过直接绑定政治精英获取特权。其演进脉络至少有两个：一是工业资本(融合银行资本)垄断—金融资本(既融合、控制工业资本，又日益与工业资本相分离)垄断—金融、科技资本双轨垄断(不否定二者的融合)的演进脉络；二是监管俘获从“隐性俘获”到“显性俘获”的演进脉络。其中，就表现形式而言，延续与发展并存；就驱动逻辑而言，更新与升级并存。裙带资本主义“是一种零和游戏”，“它摧毁现有财富，却无法创造更多新财富来补充”，其盛行必然扭曲市场秩序、加剧经济不平等、侵蚀民主合法性。

“裙带主义是资本主义固有的、无法与之剥离的属性”，“假如资本主义确实存在一种发展趋势，那便是蜕化为裙带资本主义”。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林德尔·霍尔库姆(Randall Holcombe)分析指出，裙带资本主义源于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不当干预越多，企业的盈利能力就越依赖于政府决策。游说政客寻求好处往往比通过不断创新和降低成本来击败竞争对手更容易。只要在政治捐款和游说活动上投资的机会成本，低于其通过此类活动所能获得的预期收益，企业就会将注意力转向如何获得政府的优惠待遇，而不是如何提高生产活动的效率。“即便是那些原本有意规避裙带关系的企业家也被裹挟其中，他们必须积极参与政治才能维持盈利能力。”换言之，一旦有企业通过裙带关系获取财富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的商业策略，就会有更多企业群起效仿。

从更深层的运行机理来看，美国裙带资本主义已然形成难以逆转的路径依赖。这一路径依赖并非在一朝一夕间形成，而是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政商互动中不断自我强化、累积的结果。政治关系成为决定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变量意味着，所有市场参与者都会被迫卷入零和博弈。这是因为，裙带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财富并非源于社会总产出的增加，而是源于对既有财富和机会的重新分配。企业的生死存亡由此不再主要取决于技术创新、管理效率和消费者满意度，而是取决于其能否在政治体系中找到正确的门路、能否在关键政治人物身上投入足够的金钱。此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运行机理，使得裙带关系从个别现象演变为系统性常态，其结果不仅是市场秩序的持续扭曲，更是政治制度被资本逻辑裹挟程度的不断加深。若要打破这一循环，仅仅靠技术性修补远远不够，必须对政治献金制度、游说规则和反垄断框架等进行结构性重塑。然而，在资本已深度渗透国家机器的当下，此种变革势必面临巨大阻力。那些从现有裙带关系中获益最多的利益集团，恰恰掌握着影响政治议程的最大话语权，他们必然会动用一切资源来阻挠可能削弱其特权的变革。因此，美国能否走出“新镀金时代”，最终将取决于其能否在制度层面重建对资本权力的有效约束。

注释略

(作者简介：门小军：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本文原载《教学与研究》202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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