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碾压式胜选背后, 一场颠覆性的经济转轨悄然展开

导读：近日，普京在俄罗斯大选中超高支持率胜出，令各界感到震惊。这一结果背后的俄国内基础在于：重重经济封锁之下，俄罗斯不仅出现了经济过热，甚至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转型——由原来能源原材料出口唱主角，到如今可以靠投资实现增长。俄乌战争没有拖垮俄罗斯经济，反而盘活了俄罗斯国内的产业链，帮助俄罗斯实现了再工业化与经济自主。本文从俄罗斯经济开始走向“不由自主”的历史时点说起，相当精彩地剖析了这场正在发生中的俄罗斯经济转轨。苏联解体后很长一段时间，俄罗斯经济的主轴都是“自由化”。休克疗法带来的工业衰败，丰富的能源原材料带来的“输入性”经济增长，以及不断发展的“去工业化”进程，让俄罗斯很快融入了西方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融入”的背后，是对西方工业制品的高度依赖，是国内工业生产能力的衰落，是经济上的依附。文章细数了几个让俄罗斯经济政策发生改变的关键时点。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俄乌关系恶化;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的卢布危机和石油危机;这些都让俄罗斯不断认识到经济自主的重要性，反思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从战略产业与战略资源的外国投资限制，进口替代政策，堡垒化建设，到普京“五月总统令”，从2008年到2018年，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对外开始转向经济民族主义，对内也从自由放任转向经济干预，有了明确的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了政务改革，建起了2个重要的产业政策实施部门。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俄乌冲突引发的俄罗斯产业链重构对俄罗斯经济的重要意义。俄罗斯经济摆脱了“能源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进口”的循环，实现了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型。这还意味着，俄罗斯社会不再是躺在福利保障系统上等待供养，而是有机会参与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本文数据翔实，内容深刻，值得认真阅读。文章即将刊登于《文化纵横》2024年4月号，原题为《意外的经济转型：俄乌冲突与俄罗斯的再工业化》，欢迎关注。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意外的经济转型：

俄乌冲突与俄罗斯的再工业化

一、俄罗斯经济奇迹?

2023年11月，我到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调研。下飞机后，我打了一个网约车，车是中国产的，司机开车横冲直撞。旅途劳顿加上担心安全，我跟司机说开慢点;司机说没事，性能好。我说性能好得爱惜着开，司机说，性能好就要发挥出来，他的目标是两年换一台车。我听后吃惊，问“您一年挣多少钱?”，司机说一个月20多万卢布(折合人民币2万余元)。乌拉尔联邦区在俄罗斯属经济水平中等地区，不挨着边境也不靠近莫斯科中央联邦区，这个收入已经很高了。

这个小插曲很能反映当前俄罗斯民众精神面貌信心十足。这种信心十足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通过观察两年来俄罗斯的经济数据，特别是2023年的经济数据变化，会有更清晰的感知。俄乌冲突之后，尽管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强硬的制裁措施，但俄罗斯经济在2022年顶住了压力，经历了2022年3月到5月的经济混乱之后，在6月就实现了经济环比稳定，并在7月实现了环比增长。这说明俄罗斯采取的应对制裁措施，俄罗斯国内企业重组生产链的努力开始见效。特别是2022年9月和10月出现了物价向下的走势，显示市场商品供应短缺现象已经消失。

2023年俄罗斯经济增长数据呈现加速的趋势，这种趋势甚至超出俄罗斯最乐观的经济学家和智库的预测，官方的预期也不断提高。2023年第二季度三个月的GDP同比增长率直接调升至3.6%、5.8%和5.7%。毫无疑问，这与上年的低基数有关，但环比增长率加速指向的是经济增长加速。到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加速的势头越来越明显，经济呈现过热的迹象。随着经济增长加速，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多次调高2023年增长预测，2月份的预测全年增长1.2%，8月份调高至2.5%～2.8%。12月8日，普京总统在公开活动中公布的增长率高达3.5%。

俄罗斯经济增长加速可以从要素投资和投资率加速增长中得到证实。为填补西方公司撤出和西方产品对俄出口管制造成的空缺，俄罗斯本土企业投资快速增长。2023年第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9%，第三季度增长13.3%，全年总积累增长19.8%。投资增长，扩大产能，对工人的需求大幅增长，就业岗位大幅增加，出现雇工短缺，企业主在5月份后掀起“雇工竞赛”，争相提高工资吸引工人，失业率降至2.9%。这是典型的经济过热和劳动供给不足。投资需求旺盛，设备、原材料供不应求，企业加速从国外进口投资品。2023年俄罗斯货物进口额2851亿美元，比2022年增长了11.7%。其中，机械、设备、车辆和其他投资品进口增长了24.1%，达到1458亿美元。加上金属及其制品和矿产品，进口的投资品占总进口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二。这是在出口下降28.3%的情况下出现的。一升一降，俄罗斯外贸顺差同比减少58.5%，这成为2023年卢布汇率两次跌破100卢布/美元的主要原因。尽管俄罗斯央行通过临时强制结售汇解决了汇率波动问题，但仍然说明俄罗斯本土企业投资的动力强劲。投资激增源于投资回报率的上升。企业利润再投资比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企业赚得利润后，其用于再投资比例越高，说明当前市场信心越足。2023年俄罗斯国内企业的利润增长很快，民营企业的利润再投资比例从前些年的36%～48%上升到了2023年的61%。

经济增长，制造业扩张，也改变了俄罗斯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在俄罗斯预算收入中，非油气收入占比节节攀升。财政收入高度依赖油气部门，是过去俄罗斯经济的最主要特征。占比最高的时候是2013～2014年，油气部门贡献了财政收入的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出口收入的67%。2022年12月5日美欧开启对俄原油出口限价。客观上，这的确造成了俄罗斯2023年3、4月份的财政困难。但随后，俄罗斯财政收入增幅明显，到2023年11月底赤字余额仅剩8780亿卢布。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就是非油气收入的增加。以往，油气收入甚至能贡献50%的财政收入，但2023年前9个月这一比例已降至28.3%，这一数据是16年来的最低值。俄罗斯财政资金充裕，投入到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项目的额度激增，甚至出现了政府支出过多同央行控制经济过热的目标相悖的局面。2023年9月，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隔空喊话俄财政部长西卢阿诺夫，要求政府踩刹车，减缓财政支出，以缓解央行控制通胀的压力。

俄乌战争并没有拖垮俄罗斯经济，反而盘活了俄罗斯国内的产业链，帮助俄罗斯实现了再工业化与经济自主。如何理解俄罗斯这场“战时”经济转型?这场经济转型对俄罗斯的未来有什么关键影响?

要理解俄罗斯当前经济改革对这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必须从他们的经济是如何走向非自主时开始说起。

二、自由化的进程：90年代到2014年的俄罗斯经济政策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开启了一轮经济自由化改革。“休克疗法”开启的市场化转型，结束了计划时期的短缺和平均主义，但并没有带来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货架上开始有商品出售，但超级通货膨胀剥夺了大多数人的财富。1992年到1995年高达三位数、四位数的通货膨胀是苏联解体、转型之初俄罗斯人最深刻的记忆。

(一)1992年到2000年：因为混乱导致的工业衰败

价格自由化与私有化并行，高通胀与财富的重新分配并行，原材料价格和机器设备等投资品价格的剧烈变动，使得货币在生产领域退出了交换。组织新的产能需要通过易货贸易完成设备、原材料的采购。这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混乱和衰退。1996年俄罗斯大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改革基本完成时，俄罗斯失去了47%的产能，GDP总量只相当于转型开始时的一半多一点。政府中那些激进改革派按照新自由主义逻辑设计和主导的“休克疗法”，造成了工业制造业的严重衰败。到2000年的时候，除了能源原材料、钢铁冶金和有色金属等依托能源价格优势和原材料价格优势的行业，其他行业的产出能力消失殆尽，自由贸易为俄罗斯市场带来大量的外国商品。当经济在1999年恢复稳定的时候，俄罗斯以自然资源优势加入了国际分工体系。

(二)2000年至2014年：“输入性”经济增长与“去工业化”

从2000年到2014年，原油价格由不到30美元/桶上涨到最高140美元/桶，俄罗斯的石油开采量和出口量也急剧攀升。最终年开采量稳定在5.5亿吨左右，出口原油2.5亿吨左右。能源部门的高投资回报率吸引了俄罗斯本就不丰裕的资本，企业、行业投资停滞不前。与此同时，能源原材料等贸易部门的高收益率、高工资率和税收贡献率拉高了整个社会的工资成本，使制造业在资本获取、工资成本方面逐渐失去竞争力。在此期间，俄罗斯央行和财政部为了避免1998年金融危机重演，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于名义卢布汇率稳定，财政政策目标定位于降低负债水平和平衡财政、盈余财政。这些货币、财政政策的后果是，俄罗斯实际有效汇率不断攀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加上资源部门和贸易部门的高利润回报率，出口能源原材料、进口制成品成为俄罗斯经济循环的主轴，其结果是俄罗斯的工业制造业不断萎缩，去工业化进程持续发展。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形成了一个能源出口、制成品进口的经济循环，国内市场高度依赖西方制品。从90年代到2014年，这种依赖性一直在不断增强。根据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梁赞诺夫教授的研究，2000～2009年，俄罗斯国内销售的产品中，进口品占28.57%，而到了2014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42.25%。到2014年，俄罗斯制造业(包括采矿、建筑业)占GDP的比重降到了13%左右。其中，造船、机械制造、火箭发动机等与高技术相关且具有较长上下游产业链，具有产业拉动作用的核心产业仅占GDP的8.7%。相比之下，同期已经完成后工业化转型的美国制造业(包括采矿、建筑业)占比16%左右，德国占比超过18%。

(三)对外的经济民族主义与对内的自由放任

2008年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造成了严重冲击。如何在确保能源竞争优势的同时，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并参与其他行业的国际竞争，成为俄罗斯领导层的重要政策考量。特别是2008年之后俄乌关系恶化，给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中依赖乌克兰燃气轮机、火箭发动机配套的军工和航天产业带来威胁和挑战，使得俄罗斯不得不考虑地缘政治环境变化的潜在威胁，考虑国际垄断资本在俄罗斯的投资对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这个时候，俄罗斯领导层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开始转向消极，并开始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对国际资本霸权通过金融、投资掠夺与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权稳定的可能性提高了警惕，并开始谋划以国家力量对抗国际资本霸权的竞争力。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的对外经济民族主义政策逐渐成形。一方面，俄罗斯开始谋划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自主问题，另一方面开始对战略产业、战略资源的外国投资施加越来越严厉的限制。诸如外资不能在战略部门持股超过20%，战略企业不允许外国投资，保护民族企业等对外经济民族主义政策逐渐增多。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这一具有对外经济民族主义倾向的政策具体化为进口替代战略。虽然此后普京总统多次宣称俄罗斯将保持开放，并对制成品进口和出口同样支持，但实际执行中，产业政策方面的经济民族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

虽然对外开始实施经济民族主义，但对内，一直到2015年之前，甚至到2018年之前，俄罗斯的经济部门，包括财政部、中央银行、经济发展部，都依旧奉行非常保守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内部的这种自由放任表现在不刺激经济增长，不为增长提供财政支持和货币政策支持。财政部负责财政平衡，中央银行负责物价稳定，经济发展部负责制定非约束性经济发展《战略纲要》，仍是宏观政策的主基调。这种对内自由放任的政策极度依赖石油出口。大量石油出口确保了贸易盈余和卢布稳定升值，进而保持名义汇率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内部去工业化的力量一直没有衰退。

2012年之前，俄罗斯都没有出台任何产业政策，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工业制造业发展基本没有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关注和扶持。俄罗斯的内部共识是加入全球经济循环对俄罗斯来讲是有利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出现了经济结构的退化。俄罗斯服务业比重一度超过美国，当时俄罗斯主要经济政策的主流经济学家，像弗拉基米尔·马乌、库德林等，都宣称俄罗斯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对此还感到骄傲。

三、2014年之后：堡垒化建设转向

(一)堡垒化建设转向的起点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在国防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面临严峻的形势，正式提出进口替代政策，设定了进口替代的优先顺序和目标。但进口替代的产业扶持资金来源、资金流向，以及政策补贴和产业政策倾斜最开始也仅限于国防工业和粮食食品产业。鼓励采购国产设备一直到2018年“五月总统令”的实施阶段才提上议事日程。2019年之后，加快进口替代的“国产设备采购强制比例”上升为法律，违背该项法律的企业负责人将负刑事责任。

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的卢布危机和石油危机，为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敲响了警钟。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在处理危机时提出明确“通货膨胀目标制”“放开汇率波动”，试图以此隔绝外部冲击。最后终于把多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压下来。正是在应对此次危机的过程中，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开始有了一定的配合。但整体上其宏观经济政策还是比较粗糙。货币政策主要依靠关键利率，缺少我们常提的微刺激、定向金融支持或者中期借贷便利。这部分源于俄罗斯经济的垄断程度高，中小企业依附于大型垄断企业生存，很难自主发展起来，定向金融支持难以奏效。有时候大型垄断企业吃了肉，中小企业汤都喝不到。如果中小企业利润前景好，很快会被垄断企业收编。

(二)俄罗斯产业政策的制定与政务改革

2018年普京再次出任总统后，在5月份发布总统令，提出发展13项国家项目，后被称为“五月总统令”。这13项国家项目被分解为290多个具体项目，由经济发展部负责制定落实和实施方案，规定责任单位和企业。俄罗斯政府为此实施政务改革，建设起两个重要的产业政策实施部门。

第一个重要的部门是国家开发集团。国家开发集团由对外经济银行改制而成，下设融资工厂，为实施13项国家项目的各项具体项目工程提供融资支持。项目融资工厂为项目拨付资金，以项目未来的利润作抵押。融资工厂作为投资主体，广泛吸引了各种社会资本的参与，包括银行贷款和投资基金等。为平抑油价波动设立的稳定基金改组为主权财富基金，由财政部负责投资管理，以“五月总统令”设立的发展项目为重要投资方向。央行也对发展项目提供了优惠资金支持。由此，俄罗斯形成了以国家开发集团为枢纽的发展资金筹集机制。

第二个重要的部门是发展机构改组和经济发展部职能改革。之前，俄罗斯曾陆续成立48家非盈利的发展机构，协助经济发展部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纲要规定的任务。但实践中这些发展机构难以起到预想的作用。米舒斯京出任总理后，对这些发展机构进行合并重组，并把大部分功能合并到了国家开发银行的职能中。在经济发展部和国家开发集团之外，设立远东与北极发展部、高加索发展部、中小企业基金、创新基金，作为具体分配和配置资金与落实项目的机构。由此形成了经济发展部、远东与北极发展部、高加索发展部负责项目规划，由国家发展集团负责资金筹集，由中小企业基金、创新基金、远东与北极发展集团、高加索发展集团分配项目资金的一整套投资资金分配和监督规划的政府体系。

这两个部门能够发挥效果同米舒斯京的全国政务系统数字化改革高度相关。米舒斯京的专业是系统论和运筹学，在财政部税务总局任局长期间，成功搭建了一套有效的税收征集和数字政府监管系统。出任总理后，以税务数字系统为蓝本，构建了俄罗斯数字政府平台，要求政府办公、企业注册、税务申报、社会保障系统运行等实现数字化办公，并以此为枢纽，自上而下推动俄罗斯经济的数字化发展。俄罗斯政务、税收、个人信用监管、社会保障系统的数字化，大大提升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克服了过去完全自由放任，管理无效的弊端。

俄罗斯的这一产业政策调整和与之相配套的政务改革起步于2019年，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加速，成为反危机和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的一部分。这一调整早于俄乌冲突。也就是说，俄罗斯对新自由主义危害的反思大约始于2009年，2014年之后开始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但并没有强化经济干预，没有实施明确的产业发展战略，其实施效果取决于卢布贬值导致的自然进口替代效应。2018年之后，俄罗斯开始全面调整新自由主义政策。如果说2018年之前，俄罗斯是对外经济民族主义，对内自由主义，2018年之后，俄罗斯转向了对外经济民族主义和对内的经济干预。

四、俄乌冲突与俄罗斯产业链重构

2023年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俄乌战争至今，在西方的层层封锁之下，俄罗斯经济状况不降反升，甚至从经济结构上走出了对能源和对西方资金、市场的依赖。

虽然俄罗斯油气出口因巴以冲突、中东大和解等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有所增加，但整体上看，俄罗斯能源出口总收入同比在下降;2023年总贸易额相比2022年同期也有下降。2023年俄罗斯的货物出口额为4251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8.3%;货物进口额为285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1.7%。外贸额为7102亿美元，同比下降16.2%。外贸顺差为1400亿美元，比2022年的3372亿美元减少了58.5%。在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方面，2023年俄罗斯对欧洲的出口下降了68%，对亚洲的出口增长了5.6%。同年，从欧洲对俄罗斯的进口减少了12.3%，从亚洲增加了29.2%。最终，该年俄罗斯与欧洲的贸易额下降到俄外贸总额的20%，与亚洲的贸易额上升到72%，和非洲、美洲的贸易额占8%。其中，与中国的贸易额2401亿美元，占比上升到俄外贸总额的33.8%。从中国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38.92%。2023年俄罗斯经济增长3.6%，出口同比下降28.3%，净出口仅占GDP的4.3%。

既然并非出口导致的增长，就有必要看到俄罗斯国内的经济结构转型的持续推进。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学者分析，在当前的经济增长中，投资增长和制造业的扩张是重要推进力量。投资扩张的资金主要有两个来源：财政支出和抵押优惠贷款。财政支出的显著增长，导致国家项目投资增长极快，物资紧缺，甚至出现通货膨胀。进口品上，由于企业利润率高，需求量大，甚至广泛采用预付方式购买，导致俄罗斯顺差迅速减少，也导致投资增长率迅速增长。如前所述，投资扩张是从2023年第二季度开始的，彼时国防工业订单增长停止，资金转向与军工相关产业。第二季度投资增长12.9%，第三季度投资增长13.3%，全年总积累率增长19.8%，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5%。俄罗斯为未来制造业产能的扩张投入了大量资金，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制造业比重的上升趋势已经出现。

财政资金用于投资的扩张，源于2023年非油气预算收入的快速增长和财政形势的持续向好。2022年俄罗斯获得大量能源涨价的溢价收入，财政形势非常好。为了完成2022年的预算计划，当年12月，财政支出6.5万亿卢布，占全年支出的22.5%，这成为2023年投资增长的重要启动资金。2023年俄联邦财政支出继续扩大，全年预算收入为29.1万亿卢布，较2022年增长4.7%;预算支出逾32.3万亿卢布，较2022年增长4%。其中用于政府采购和国家大项目建设的支出增长最快。与此同时，优惠抵押贷款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俄罗斯为抑制通货膨胀，2023年12月已经把基准利率(俄罗斯称关键利率)提高到16%，但远东居民自建房的优惠贷款利率只有3%。俄罗斯为国家项目提供的开发性贷款，也远低于关键利率。这相当于非常优厚的资金补贴。

我们对这些经济政策应该比较“熟悉”。这些实际上是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旨在刺激和补贴民族企业。在产业政策的刺激下，俄罗斯的投资增长率激增，进而实现了总积累率的突破。过去30年来一直困扰俄罗斯的投资扩张难题，在俄乌冲突和受制裁的背景下被解决了。本次投资增长率的提高对俄罗斯的影响将十分深远。

产业政策的实施同冲突时期的军事生产高度相关，但又不能简单理解为战时经济。一方面，军工产业在增长中起到了引领性作用。国防订单成为制造业扩张和投资增长的点火器。另一方面，军工产业带来的增长很快辐射扩散到其他工业部门，带动了其他产业全面高涨。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当前线的武器装备和弹药变得更充足的时候，与军工相关的产业扩张非常显著。2023年上半年，制造业增长2.6%，但与此同时，与国防订单生产相关的产业，如皮革制品生产(+57.8%)、电子产品生产(+53.6%)、机动车(+38.1%)、电气设备(+35.9%)、其他机械工程的投资大幅增加(+29.4%)。但一些加工行业的投资活动明显减少：投资下降最严重的是木工(-62%)、烟草生产(-59.2%)、其他产品生产(-13%)、印刷(-11.4%)。2023年全年，俄罗斯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生产增长了32.8%，金属加工产品增长了27.8%，其他车辆和设备增长了25.5%，食品行业也增长了5.9%。为生产服务的仓储运输也增长了12.8%。这些快速增长的部门可能与军工密切相关，但并不都是军工厂，许多是民用工业，但生产的产品可能会为军工企业生产提供支持。实际上这是从军工领域往下游的投资扩散。

如果说能源原材料开采行业过去的投资是一次性的，而且高端设备还要自国外采购，缺少产业链扩展效应。那么，军工产业的扩张与产业政策的发展对俄罗斯来说最大的影响是重塑了俄罗斯工业产业链。因为，制造业的产业链较长，武器弹药生产的扩张是制造业上下游共同扩张的结果。

五、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徘徊与再转型

俄罗斯经济从指令性计划经济转向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次举世瞩目的尝试。从结果来看，并不令人满意，或者是至少不令俄罗斯大多数人满意。2000年普京总统开始执掌俄罗斯，之后的一系列整顿措施，解决了寡头对政府的绑架，恢复了国家对战略资源的掌控，并利用国际能源行情持续走高，解决了俄罗斯政府的财力和行政能力。但能源依赖蕴藏着潜在风险，这个风险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暴露，并引起俄罗斯的警觉。之后重新工业化的呼声开始出现，创新国家发展战略被推出。

但直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才把再工业化转化为具体的进口替代战略。实践证明，俄罗斯进口替代的实施效果只能说差强人意。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普京一直把照顾好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为执政目标，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和实施方略并不在他的主要日程中。在多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着墨最多的是民众生活与福利保障，归结起来，就是建立类似于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执政目标确实实现了，俄罗斯社会一直给予普京75%～83%的高支持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凭借，却只是持续的石油美元收入。这让社会保障系统的钱袋子一直比较丰盈，但这显然不能打造出一个强大的俄罗斯。2000年至2014年俄罗斯消费品的28%～42%需要靠进口，西方2022年对俄出口禁运导致的生产链供应链断裂和国内供应市场混乱，都意味着俄罗斯距离强大还很远，俄罗斯经济需要再转型。

俄乌冲突之后美欧对俄实施的大规模系统制裁，以及随后战场武器弹药消耗的生产压力，使得俄罗斯不得不自1992年经济转型以来第一次主要靠自己来解决正在面临的困境。俄罗斯顶住了制裁冲击，2022年经济衰退幅度控制在了-1.2%(初次核算是-2.1%)。俄罗斯在制裁压力下表现出的韧性证明，作为一个拥有丰裕资源和巨大国土面积的国家，一个将近1.5亿人口的国家，一个拥有比较深厚科技潜力和曾经实现较高水平工业化的国家，是有资源、有能力、有政策工具稳定自己的经济，并实现正常经济循环的。2023年俄罗斯实现了3.6%的经济增长，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从俄罗斯2024年2月7日公布的经济数据看，新增GDP的27%用于投资(包括库存)，4.3%用于出口(净出口占GDP的比重)，68.7%用于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家庭消费)。横向看，这一数据并不惊艳，但如果和俄罗斯孜孜以求的经济主权建设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目标结合起来看，这是了不起的数据。俄罗斯第一次使固定资产积累率超过了多年前提出的25%的目标。2024年俄罗斯全年总积累(包括库存)增长19.8%，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5%。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第一次不是靠能源和原材料出口增长，而是靠投资增长实现的。这具有了不起的长远意义和社会意义。从长远看，积累率的提高意味着为未来生产能力的扩大打下了基础设施和设备基础。从社会意义看，俄罗斯社会不再是靠能源原材料部门来供养的福利社会，而是靠更多人参与生产过程，更多要素投入到制造业实现的。工人实际工资增长7.6%，社会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5.4%，收入水平达到2013年最高点的98.6%，扭转了2013年以来社会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持续下降的局面。俄罗斯社会不再是躺在福利保障系统上等待供养，而是有机会参与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

俄乌冲突和制裁背景下，俄罗斯经济实现了增长动力和分配方式的双重转型，这是真正的转型，是迈向经济自主的转型，迈向更多人参与财富创造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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