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一个巨大的控制民众思想的有效“洗脑”工具

传媒：一个需要再认识的“新权力”

郑若麟

作者按：我们以为，法国传媒是一个独立的信息思想传播机构!错矣!在法国20多年，我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控制民众思想的有效“洗脑”工具……

那天下午，我来到巴黎布洛涅森林街11号，与《国际政治》(Politique internationale)杂志的总编也是创刊人帕特里克·瓦奇曼(Partick Wajsman)会晤。

这是一排建于19世纪末的建筑，全部都是高大、典雅的石砌楼房。这里位于巴黎十六区，是著名的富人区。在一间非常宽大的顶层房间里，桌上放着各种饮料。我粗略扫了一眼，心中吃惊的是，我知道的各类开胃酒——从白兰地、威士忌到白葡萄酒——几乎应有尽有，而且都是最著名的品牌。当瓦奇曼微微翘着嘴角问我想来点什么时，我故意说：“我不太喜欢高度酒精饮料。我对法国香槟酒倒是有着特殊的嗜好!”瓦奇曼点点头，转身走开了。很快，他拿着一瓶放在专用冰桶里的香槟回来了。轮到我暗中叹息了：“不要用穷人的眼光去审视富人……”

瓦奇曼的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媒体人。有关他的资料少而又少。当一位朋友邀我去见他时，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混迹于法国上层的媒体人，在法国政界、商界有着非常广泛的人脉。他是多位法国总统的“私人朋友”，是《费加罗报》社论的撰稿人，是右翼执政党总统的顾问……他的杂志《国际政治》是一本非常特殊的刊物。你在法国的报亭里是买不到的，只能订阅。这是一本季刊，创刊于1978年;每年1、4、10月的25日和7月的5日出刊。杂志主要是供著名政界人士——包括法国和国际的各类人物——发表他们对世界和历史的分析和看法。只要提一些名字我们就可以理解杂志的重要性，比如希拉克、萨科齐、小布什、克林顿夫妇、撒切尔夫人、卡斯特罗、卡扎菲、曼德拉……顺便提一句，这家杂志也组织名流的宴会，不过不是晚宴，而是早餐!曾经邀请过老布什、戈尔巴乔夫等下台后的国家前元首来参加……

杂志主要是靠广告收入来维持。杂志内20%的篇幅用来做广告。其中包含诸多干邑白兰地的广告。封面永远是淡绿色的，没有任何图画，仅是杂志名字和本期的主要内容。从来不用字母的大写，包括人名。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遵循文字规范，他耸耸肩，“为了与众不同……”

瓦奇曼早就关注中国。1994年夏季曾出版过一期“中国专刊”。当时法国媒体普遍对中国还非常冷漠呢。这家刊物还曾刊载过一篇对当时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专访。这令我非常吃惊。我还特意去打听这一采访是否“真实”。因为这家刊物曾经凭空捏造出一篇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活灵活现的“即将上台的奥巴马专访”，成为世界媒体界的一大丑闻。中国外交部的朋友私下告诉我，这篇采访“是真的”。我对瓦奇曼的能量，比对他的香槟更为吃惊……

瓦奇曼通过朋友找到我，是想与中国进行刊物合作，出版《国际政治》的中文版。幸亏对方要价太高(20万美元一年的冠名费)，否则后来发生的种种，或许会让这本杂志成为一本“参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外国杂志中文版……

之所以提到瓦奇曼，是因为从他身上，我看到媒体与政治家的关系已经绝非过去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了。

这要从一件“小事”谈起。

关注中法关系的中国人大多记忆犹新：2008年12月6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波兰以法国总统和欧盟轮值主席的双重身份会见了达赖喇嘛，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愤慨和抗议，中法关系、中欧关系因此而陷入低谷。然而这件事的发生，实际上却是一个月前在巴黎种下的因果，而且与瓦奇曼有着直接的关系。

2008年11月13日，萨科齐在爱丽舍宫接受了一家媒体颁发给他的奖项：“政治勇气奖”。给萨科齐授奖的，就是帕特里克·瓦奇曼;而颁发这个奖的正是《国际政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家媒体“导致”或至少“促成”了“萨科齐会见达赖”这一事件的发生。所谓“政治勇气奖”，是媒体旨在鼓励政治家做出一些出乎常规的政治举动，并给予的某种“精神奖励”。《国际政治》曾将此奖颁发给教皇以及南非、埃及等国总统。法国专门透露内幕信息的《绑鸭报》[1]报道，本来2008年的奖是要给达赖喇嘛的，其用意在当时2008年北京奥运等背景下昭然若揭。当时中法关系已经非常紧张。萨科齐为了弥补其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的种种做法引起的中方强烈不满，不仅出席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而且在8月份达赖喇嘛到法国访问时拒绝会见他。达赖当时在法国整整待了12天，就是想得到法国高层的接见，以给中国“添堵”。中国明确划出了红线。法国总统深知这个时候要是会见达赖，将会得罪整个中国，因此让法国“第一夫人”卡拉·布鲁妮在总统动身前往北京的前一天会见了达赖。此事导致萨科齐在法国国内遭到反对派社会党以及当时一边倒地反华的法国媒体方面的一致批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瓦奇曼想把这个奖授予达赖，岂非火上浇油?据“消息灵通人士”[2]透露，是总统府建议将这个本来要授予达赖的奖转授萨科齐总统，以避免引起中国方面的愤怒。而为了弥补《国际政治》杂志因“失信”而造成的名誉损失，萨科齐总统在授奖仪式上宣布，他将会见达赖喇嘛。事实正是这样发生的。而这一事件对21世纪初的中欧关系，特别是中法关系，留下了深刻的——负面的——印迹。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发现，媒体的角色本来是“报道正在发生的历史”;然而，事实上《国际政治》却正在“制造”着历史。西方媒体参与对历史的“制造”，这已经是一件改变历史进程本身的大事。这证明，媒体在西方国家统治领域的作用和权力，都正在发生(如果不是已经发生的话)非常深刻、重大的变化。这就令我对西方媒体的角色本身，特别是在西方以选举为主要政治特征的国家的作用，产生深刻的怀疑：媒体真的仅仅是在行政、立法、司法后面的“第四大权力”吗?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媒体，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媒”(mass media)，或广义的“多媒体”(multimedia)。大众传媒是一个涵盖非常广泛的概念，包含了纸质媒体(报刊、书籍)、影像媒体(广播、电视和电影)、数字媒体(如网络)，以及各类广告[3]。这些媒体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我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是非、好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大众传媒的影响。

媒体之所以对如今西方民主选举体制的国家如此重要，就是因为西方国家的三大主要权力之一“政权”，要靠“选举”产生。我指的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的选举，而是西方国家各级领导人，甚至是立法机构成员的产生，都源于选举。在法国，参众两院议员、大区议员、省议员就已经超过7 000名，再加上36 785名当选区长、镇长、村长，以及其他零零碎碎的各种行政或立法官员、议员、顾问等，构成五万多名各个级别的大小官员。这些都是职业政治家。如果再加上不领薪或领半薪等以各种其他形式当选的地方议会顾问(或译“参事”之类的)，法国当选官员竟超过60万!那么多人需要选举当选，而作为选民与候选人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媒体的职责和权力之大，是令人难以想象，甚至可以说是无法想象的。

正是由于“选举”在“民选体制”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变得极其重要，媒体也就成为西方“民选体制”国家的一个巨大的权力。我认为，在法国，乃至在所有选举体制国家，媒体早已与资本(财团)和政权一起，成为国家统治结构中的三大权力之一。

有一句被认为是基辛格所说的名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全人类。”

我想加一句：

“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控制了你的思想;而控制了你的思想，也就主导了你手中的选票!”

这句话，我一直在重复、重复再重复……因为这是一句理解今日“民选体制”的、“自由”的西方之关键所在的话。

对于任何超过一定数量级的选举而言，选民不可能亦无法通过直接接触候选人，来决定自己的投票意向。选民只能通过媒体来认识候选人，认识候选人的执政理念，认识候选人的道德水准和智慧能力，甚至包括认识候选人的生活轨迹和经历……因此大致而言，媒体对候选人的好恶，也就决定了选民对候选人的好恶。而媒体对候选人之好恶，当然最终是由拥有媒体的、隐身幕后的资本(财团)来决定的!

在西方国家做过记者的人都知道，西方国家的高级官员都有自己的“新闻官”，专门负责与媒体打交道。与媒体打交道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从总统、总理、部长，到议长、法官，以及各种机构的各级官员，甚至包括私营企业、公司、财团，都有“新闻官”或新闻助理。

我到法国担任常驻记者时，于1995年碰上了法国总统大选。自此，我开始与西方“新闻官”打交道，并对“新闻官”及其巨大的作用产生绝对全新的认识和感知……

我当时对西方“民选体制”非常好奇，决心要将其介绍到中国来。在此之前，对法国总统大选的报道一般而言都是“老三篇”：选前一篇，两轮之间一篇，最终结果出来后又一篇。我非常清楚地记得，1988年法国总统大选。我当时还没有出国，正在《中国青年报》当记者。我只能通过媒体来远距离观察那次大选。当时中国在法国的常驻记者屈指可数。我记得《人民日报》对那次大选的报道就是上述“老三篇”。第一篇是第一轮投票前对法国大选的介绍与预测，谈谈主要候选人是何许人也，他们的政策分歧何在，法国大选与其他西方国家大选的相同与不同之处等。第二篇是两轮投票之间的分析，介绍一下进入第二轮的两名候选人的情况，分析一下为什么他们能够胜出，并且预测一下最终谁有可能成为法国总统——一般都是“估计……当选的希望更大;但不排除……当选的可能性……”云云。第三篇是对大选结果的报道，即谁当选了法国总统，他的未来政策走向，特别是对中国会如何……法国大选也好，其他欧洲国家的选举也好，大致都是这类的“老三篇”。

1995年时，我已经是上海《文汇报》常驻巴黎记者，这也是我第一次实地观察和报道法国总统大选。当时我对民主选举制度非常关注，下决心要打破“老三篇”的框框，尽可能详尽地报道法国大选。我当时不仅仅依靠法国媒体上可以搜集到的信息——比如大选的相关法律规定、相关选举程序——我还下决心要去接触“人”：从选举者到被选者，以及选举工作者，等等。所以，我去参加每个党派候选人的竞选集会，目睹不同党派的不同竞选风格和方式;看候选人如何进行选举演讲;去采访各种政治倾向的选民，问他们如何投票、如何决定投哪个候选人的票;去投票站，去看选民们如何投票、如何监票、如何计票……总之，我一心想了解西式民主选举的整个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与“新闻官”打交道，并逐渐意识到介乎于选民、记者和候选人之间的“新闻官”的角色和作用。我当时一度以为，我对1995年法国总统大选已经一清二楚、了如指掌了。然而……然而多少年后我才明白，当时的我根本没有搞清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到底是怎么回事，更遑论其内幕……而其中阻碍我真正了解候选人和大选本身的关键角色，就是媒体。

到了2012年，我记者生涯中第四次实地报道法国总统大选时，我才开始明白，西式“民选体制”有着一整套台前幕后的程序、规定、规则和潜规则……这时的我，对法国的了解，毫无疑问有了“质”的进步。过去，我自以为了解法国。但实际上，我了解的只是一个由媒体描述给我们的法国。两个法国正在朝着不同的方向迅疾演变，渐行渐远。我几乎是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快走完的时候，才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正如我在很多演讲、文章中所提到，在前面章节里也一再重复的那样，西方民主类似某种意义上的“俄罗斯套娃”，永远一层套一层，表层的那个娃娃与里面一个又一个套娃可以是一样的，但更多情况下则是不同的。介乎里外之间的，就是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百分之百地认识最里面的“套娃”——我所谓的真正的核心法国——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核心秘密。在法国生活20多年后，我认为法国的“透明”仅仅存在于某种“大众传媒”层面上，也就是说，可以让大众知道的一切信息，我们都可以从媒体那里获取。但不想让大众知道的一切，则都被严密地掩饰起来。但大众传媒仅仅满足于把最外面的那只“俄罗斯套娃”的情况描述给我们，而绝不涉及内层的套娃。我们难道不应该问一句：大众传媒给予我们的最外面的“俄罗斯套娃”是一个真实的面貌吗?

我们今天唯一能够刺透西方社会媒体构筑起来的“信息壁垒”的途径，是网络……

我以我在法国四次实地采访报道法国总统大选的经验为例展开讲讲，特别是2012年总统大选。

当时我已经在法国建立起一定的人际关系网，或曰“信息来源网”，我已经能够得到比普通法国选民多得多的有关大选方方面面的信息。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参与”到选举中去了。至少有一部分选民读到了我在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时发表在法国《解放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我表示“吃惊于法国总统大选中，竟有五位具有极左翼‘托派’思想的候选人”。当时我对法国舆论对于极左翼的某种“天然好感”源于何方、出于何因、为于何目的并不了解。只是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对这一现象感到吃惊而已。当时我也认定，在不少“社会主义试验”已经失败的情况下，法国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托派”候选人能够获得参选资格?文章发表后，法国媒体都觉得非常好玩，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克莉斯蒂娜·奥克朗(Christine Ockrent)甚至邀请我到她主持的收视率甚高的政论节目，与当时的两位法国总统候选人——两位极左翼候选人，一位是绿党的诺埃尔·马梅尔(Noël Mamère)，另一位就是法共候选人罗贝尔·于(Robert Hue)——进行电视对话。结果我与马梅尔的一段辩论引来诸多评论。

当时这位绿党领袖激烈批评中国政府修建长江三峡大坝的决策，称这是一场“绿色灾难”。我知道他根本没有来过中国，对长江三峡的了解也就是道听途说而已。作为一个普通法国人，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能要求世界上所有人都了解中国。但对于一个总统候选人，对于一个试图成为世界第五大强国领袖的人来说，这就有问题了。

我当即问他：“马梅尔先生，您去过中国吗?我知道您没有去过中国。我就在想，一位没有去过中国的政治家，对中国从50年代就开始做可行性论证、30年后最终决定修建三峡大坝的决策进行质疑时，是否应该更谨慎一点?”

马梅尔“龙颜”大怒：“是中国政府拒签我的签证而导致我无法去中国……”

他大概根本没有想到，一个中国记者竟敢在电视直播中当面公开反驳他对中国的“政治非常正确”的批评，他实在是无法忍受，于是对我破口……“大骂”，以至于主持人奥克朗都看不下去了，她说：“郑若麟先生是我们请来的记者，他不是中国政府代表。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但你不能将中国政府的行为都归罪于我们的嘉宾……”

我倒一点儿也不生气。相反，我当时像所有法国同行一样，对自己能够在电视上激怒一位政治家感到非常好玩。我最后说：“您对我根本不了解，但您对我提出的问题不满，就对我大光其火。这使我理解为什么您对中国采取一味批评的态度，尽管您也并不了解中国。因为三峡大坝与您的绿党的政治理念相悖，仅此而已。所以，我继续认为，您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后来当我把这场辩论写成文章发表在法国中文媒体《欧洲时报》上时，马梅尔的绿党还专门找上门进行交涉……

2007年，我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有关法国总统大选的文章，在法国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关注。法国一家出版社邀我参与撰写了一本外国记者评论法国总统大选的书：Désir de France(《渴望法国》)。法国电视四台一档收视率很高的节目请了三位外国记者去谈法国大选，我是其中之一……而到2012年，我更是直接“参与”了法国媒体对总统候选人的采访。正是这次采访，使我真正认识到法国媒体在法国大选中的真正角色和作用，为我的法国观的颠覆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那是法国“世界五台”(TV5 Monde)，是法国对外广播的电视台之一。也就是说，这是一家国家办的电视台。与私立电视台相比较而言，国家办的电视台意识形态色彩倒相对较弱，而国家利益相对更重要、更突出一点。法国的私营电视台对来自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比如中国)，或国家利益相对立的国家(比如伊朗)，或地缘政治利益冲突的国家(比如俄罗斯)，都会直截了当地采取无视或忽略的态度，要不然就是采取敌对的态度——专门邀请这些国家的反对派来电视台参加各种专门反对这些国家的节目。而国家办的电视台反而要权衡外交关系方面的利弊，有时会请这些国家的记者或其他人士来做一些节目。因此，这家法国国家办的对外广播电台与法国私营电视台不同。这家电视台虽然主要是向外播出，但在法国国内也可以收看。因而至少在表面上必须维持一种“政治的中立性”。[4]

“世界五台”有一档名叫“报亭”(Kiosque)的节目。节目在每周日下午实况播出，由一名主持人加四位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参加，共同对过去一周发生在世界上的大事进行评论。大家谐称这些记者为“报亭人”(kiosqueur)。我是“报亭人”之一。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前，电视台邀请各国“报亭人”采访法国总统候选人。法国电视台的想法是，让各国记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来采访法国总统候选人，能够为法国选民带来某种新的视角。我被邀请采访的是一位小党的候选人：雅克·舍米纳德(Jacques Cheminade)。

当我拿到这位总统候选人的名字时，我当然就会上网查询。令我吃惊的是，舍米纳德竟已经是第二次正式成为总统大选的候选人!要知道，在法国，宣布自己要参加总统大选，与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很多旅法华人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位华裔宣称要参加法国总统大选。当时国内媒体还真的兴奋了一番。然而问题是，任何一个拥有法国国籍的人都可以宣称他要作为候选人“参加”法国总统大选。但要成为法国总统大选的“正式候选人”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要征得五百名法国民选官员的签名支持，并得到法国宪法委员会正式批准并公布。舍米纳德竟然在1995年就已经是宪法委员会批准并公布的正式总统候选人!

1995年是我第一次在法国现场采访法国总统大选。我当时可是自认为“跑遍了所有总统候选人的竞选集会”呀!怎么会对这位舍米纳德一无所知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才理解，由于我当时是那么信任法国主流媒体，基本上是根据法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来了解法国本身，当然也包括法国总统大选;因此，当主流媒体不报道这位候选人时，我也就对他一无所知。至于为什么法国主流媒体不报道他，或者专门选择在深夜没有人看的时候报道他，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下面我会谈及。总之，我发现自己曾经错过了舍米纳德，于是我开始专门关注起这位总统候选人。

我们应该了解的是，获得五百名民选官员的签名支持，说容易很容易，但说难实际上也很难。法国的民选官员虽然人数众多，有五万多名，但他们大多隶属于各大政党。一般而言，政党对他们下属的民选官员都有一定的“纪律”约束，他们并没有“想把自己的签名给谁就给谁”的自由。2007年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就想参加总统大选。但他属于“法兰西公民运动联盟”的党员，当时该联盟被萨科齐牢牢控制在手中，而萨科齐自己要当总统候选人。于是萨科齐下令党内民选官员不许把自己的签名给他的竞选对手，最终德维尔潘真的没有拿到五百名民选官员的签名支持而被迫放弃自己的“总统梦”。要知道，德维尔潘可是当时卸任总统希拉克寓意的候选人!法国另一位总统候选人、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勒庞，每次大选都会出现“签名危机”，即由于无法筹集到足够的民选官员的签名支持而有可能无法参加大选。因为“国民阵线”虽然是一个名气很大、党员和支持者也很多的政党，但由于该党当选官员很少，再加上党内曾出现分裂，一部分高级官员离党而去，成立新党，所以勒庞每次要筹集五百签名也非易事。舍米纳德作为一个几乎无人知晓，而且没有任何一名党员当选任何官员的小党“团结与进步党”(Parti Solidarité et Progrès)的总统候选人，竟能够筹集到五百个签名(2012年共有538名民选官员将自己的签名给了舍米纳德)，令人不得不佩服。[5]

法国总统大选有各种各样的法律规定。比如每一位得到五百民选官员签名并获得宪法委员会批准的“正式总统候选人”，将得到与所有其他总统候选人一样的在电视机上露面的时间，这叫“平等话语时间”(Egalité du temps de parole)。法国甚至有一个专门的“高级视听委员会”(Le Conseil supérieur de l’audiovisuel，简称CSA)专门计算每位候选人出现的画面时间长短(还有在电台上播音的时间长短)。因此，理论上来说，一位如舍米纳德这样的“小候选人”与后来当选总统的候选人，在竞选期间出现在电视、电台上的时间应该是一样的。这与美国总统大选完全不同。美国总统候选人是可以通过购买广告来增加自己在电视上的露面时间的。也就是说，只要有钱，你可以占据尽可能多的电视画面。所以在美国，谁的钱多，谁当选的概率也就越大。法国正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现象，而做出了上述“每个正式总统候选人在电视画面上出现时间一样多”的规定，以保证每个候选人都有公平的露面机会。理论上，这比美国的大选要公平、公正、公开得多!那么为什么在1995年时，我竟没有注意到舍米纳德呢?

通过对2012年的观察我才明白，虽然每个候选人都享有“平等话语时间”，但对于每个候选人在电视上何时出现，却可以任由电视台自己安排。于是，舍米纳德出现的时间往往是在凌晨两三点，或下午两三点等收视率最低的时段。大多数法国人对舍米纳德并不了解，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就是因为媒体给舍米纳德的曝光虽然在时间长短上与其他正式候选人是相等的，但在时段安排上，却是非常不公平的。但应该承认的是，2012年法国媒体对舍米纳德已经属于“刀下留人”了，对他的报道要比1995年多得多。这也是因为有了互联网的巨大进步。在网络时代，要想彻底“封杀”一个公众人物已经越来越不容易了。舍米纳德正是从2012年开始为更多法国选民所了解。2017年舍米纳德再度获得五百名民选官员的签名支持而第三次成为法国正式总统候选人。

但每一次，舍米纳德获得的选票都少得可怜：1995年是84 969票，占投票率的0.27%;2012年获得89 545票(0.25%)，2017年是65 586票(0.18%)。由此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广大选民对舍米纳德越来越不感冒，舍米纳德的三次参选，结果一次比一次差;但舍米纳德仍连续三次获得五百名民选官员的签名支持。那么我认为只有两个原因：要么这些签名支持舍米纳德的民选官员愚蠢，要么法国广大选民愚蠢。否则我们如何来解释这种巨大的差异呢?然而，当我应“世界五台”之邀亲自采访了舍米纳德，并看到我的采访的播出效果之后，我才认识到，问题出在媒体——那个介于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媒体。

这个发现对我的震动更大。媒体上的候选人，与我实际接触的候选人本人，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一点!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邀请去采访舍米纳德之前，我对这些小党派的候选人确实不关心。我们只关心有可能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以及代表着法国某种政治趋势和动态的其他相对比较重要的政党候选人。所以，当我开始研究舍米纳德时，我的天!这是一个什么怪胎候选人啊!我在法国媒体上读到的舍米纳德，几乎是一个“狂人”：舍米纳德说“‘9·11’是小布什自己策划的”，舍米纳德是一个“阴谋论”者，“舍米纳德说要反对金融财团的统治必须有南方口音”，舍米纳德主张“恢复拉伯雷时代的真正的法语”，舍米纳德认为应该“取缔欧元、恢复法郎”，舍米纳德主张“工业化月球”——所以一些法国媒体称他为“月球人”!“工业化月球”?我非常奇怪舍米纳德是怎么说服五百名民选官员将他们的签名给他的。

然而，当我仔细研究他的竞选纲领后，发现舍米纳德的理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的世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反对金融资本统治世界的总统候选人。难怪舍米纳德会被贴上“阴谋论”和“反犹”的标签。根据西方盛行的“政治正确”的“红线”，谁要是认为“金融业都是犹太人控制”的，那就是“阴谋论”，就是“反犹”。舍米纳德反对“金融资本统治世界”，认为他的“敌人”不是美国，而是“统治着世界的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的一群寡头”。从上述“政治正确”的角度看，这种说法无疑会被认为已经在红线上下徘徊了。舍米纳德承认自己的“导师”是一名叫林登·拉鲁什(Lyndon LaRouche)的美国政治家。拉鲁什是一位非常边缘化的政治家，一度是“托派”，后来自己创立了一个政党。但又曾经参加过民主党的党内总统预选并惨败于克林顿。拉鲁什被认为是一个反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阴谋论”者、“反犹者”。他的政治主张就是要将美联储收归国有，并重组国际金融体系。舍米纳德将自己的政治轨道纳入拉鲁什的世界，在西方当然就是绝对“政治不正确”的。舍米纳德有关“9·11”的一些看法基本上是与拉鲁什一致的。

而所谓舍米纳德要“工业化月球”的说法，我经过研究并与他本人面对面交谈后才明白，其实是从他竞选纲领中的一个主张而来的。他的主张是：若当选，他将以法国的名义在联合国提出一个议题，将世界主要大国的军费开支集中起来，开发月球、造福人类。这个太过理想化而绝无任何实现可能的主张，只是太过天真而已，但到了法国媒体口中，却成为要“工业化月球”的“狂人日记”……

而且，拉鲁什也好，舍米纳德也好，在政治上都具有左翼色彩，都支持第三世界，特别是主张要建立独立于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的世界金融体系。这在西方左翼流派那里是能够找到很多共鸣的。但到了法国媒体那里，却成了舍米纳德属于“极右翼”的“罪证”!尽管他本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声称，他在政治上属于“中左翼”，但还是被法国媒体几乎是一致地戴上了“极右翼”的大帽子……

我这时开始理解为什么1995年、2012年和2017年三次总统大选中，会有超过五百名民选官员将他们宝贵的签名给予这位与众不同的政治家了。他们知道舍米纳德绝无当选的可能性，但他们需要他的某些政治理想，特别是有关世界金融体系的观点来影响执政者。因此，在舍米纳德当面与五百多名民选官员会晤时，他能够说服他们支持他的总统候选资格。对于五百多名给予他政治支持的民选官员来说，舍米纳德更像是一位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当然，法国媒体的说法是，舍米纳德“欺骗了那些民选官员”。欺骗一次是可能的，两次就有点难以置信了，三次似乎很难成立。

舍米纳德自己则认为，是他的政治主张说服了这些官员。特别是，舍米纳德声称自己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预言了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即将到来，因此他在危机到来前的2002年和2007年都没有拿到五百签名;而2008年金融危机如期而至，很多民选官员相信了他的话，因此他在2012年和2017年接连两届大选都拿到了五百签名。我试图采访几名支持他的民选官员，但我无法做到，因为舍米纳德在法国媒体上已经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给了他签名的人也不愿意让社会知道……

我对“舍米纳德现象”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因此，当“世界五台”邀请我作为外国记者采访舍米纳德时，我最终决定接受这一邀请。我想我应该把这个“政治理想主义者”的真实面孔，和与法国的政治现实差距甚大，基本可以说是无法实现且惊世骇俗的政治抱负告诉法国选民;至少把不公正地套在他头上的所谓“主张工业化月球”的“狂人”帽子给摘掉。

我精心准备了我的采访。我与舍米纳德在镜头前谈了五十来分钟，在镜头外则长谈了一个多小时。这次采访是一次录播采访。仅录制时间就接近一小时。而当我看到电视台最后播出的大约七分多钟的采访时，我非常失望。我完全没有达到目的。在经过编辑部后期剪辑的采访中，我的一些重要问题没有被引用，舍米纳德的一些观点比较明确的回答也被删去。结果在我的这次采访中，舍米纳德竟然依然是一个……“主张工业化月球”的“狂人”!

这次采访经历对我的教训真是太大了。

支持舍米纳德的五百名民选官员并不愚蠢。他们与舍米纳德直接接触，面对面对谈使他们对舍米纳德有所了解。

选民们也并非不理智。只是他们无法面对面直接接触舍米纳德，而只能通过媒体来认识舍米纳德，结果把舍米纳德视为一个“狂人”。

错在媒体!错在媒体的“政治正确”红线!

从这件事，我突然醒悟，在选举体制下，媒体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权力。这个权力能够摧毁一个候选人，也能够捧起一个候选人。因为选民不得不依靠媒体来认识候选人，于是，媒体便控制了选民头脑中的候选人的形象，因而也就间接控制了选民手中的那张选票。

再进一步说，即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控制了选举体制国家推选国家各级领导人的深层次权力。

所以，在今天的选举民主国家，真正的三大权力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而媒体，或更准确地说是“大众传媒”，便是其中的“一足”。

注释：

[1]《绑鸭报》(Le Canard enchaîné)，曾译《鸭鸣报》，是法国一家专门刊登讽刺类政论和漫画的周报，创办于20世纪初，但其传统则一直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到20世纪60年代，该报逐渐演变成专门披露政治性丑闻的媒体。很多主流媒体不敢或不愿意刊登的文章或消息，都会利用这家媒体刊登。法国很多重大政治丑闻最早都是出自这家媒体。报名准确翻译应该是“被绑住的小报”之意。在法语俗语中，一些小报被人们称为“鸭子”。在一战期间，因为政府以战争为借口进行新闻审查，因此人们称记者是“被绑住的人”，报纸是“被绑住的报纸”。1915年两名记者便借用“鸭子”(即小报)和“被绑住的”这两个含义，创办了“被绑住的小报”，意为“新闻不自由的报纸”。这就是该报名的来源。中文根据其刊登其他媒体不敢登的文章之意，一度将其翻译成《鸭鸣报》。

[2]“消息灵通人士”在西方新闻中是一个有着特殊含义的用法。一般用来指一个确实有着消息来源，但又不方便透露其身份的高官或接近高层的人士。也就是说，这确实是一个准确的信息，只是不方便透露消息来源而已。不是道听途说。我沿用这种模式。

[3]近几年还要加上“自媒体”，包括西方的“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现更名为“X”)，中国的“微博”“微信”等，“脸书”和“推特”是西方社会新型媒体的代表。新型媒体可能目前是西方少数未被资本完全控制的媒体，特别是一些中国传过去的软件，如TikTok、Wechat等。

[4]而法国国家所办的对外电台就不同了，尤其这些电台当中用外语播出的频道，其对象就是该语种的国家。可以说，法国一些官方对外电台的外语频道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简称“法广”(RFI)。“法广”雇佣的不少是中国的异议人士，因而很快就与“美国之音”、BBC中文和“德国之声”一样，成为西方对华中文广播中最反华的电台中的一员。在“法广”的节目中，有关中国的客观新闻是几乎听不到的。

[5]当时有媒体称，舍米纳德在争取五百签名时，曾投其所好，对每个民选官员所说的竞选纲领都是不一样的。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舍米纳德后来在2012年和2017年，又两度获得五百民选官员的签名支持而成为法国正式总统候选人。

(本书摘录自郑若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的《法兰西的选票 真实经验中的西方政治观察》一书，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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