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割裂斯大林与列宁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是徒劳的!

作者:石柱邦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5年第5期 2025-05-31 330

斯大林是否违背了列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

石柱邦

摘要: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斯大林在新经济政策、国家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集体化、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违背了列宁的思想。这种观点企图通过否定斯大林来进一步否定列宁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实际上,在对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时期、两方面内容和两个步骤的认识上,斯大林与列宁是一致的:其一,首先指出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并提出停止退却转入进攻的并非斯大林,而是列宁;其二,首先提出国家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集体化和计划经济概念的也并非斯大林,而是列宁。此外,斯大林时期实行的也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说的计划经济,而是特种商品生产。因此,认为斯大林在新经济政策、国家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集体化、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违背列宁思想的观点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通过割裂斯大林与列宁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是徒劳的!

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在新经济政策、国家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集体化、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违背了列宁的思想。这种观点割裂了斯大林和列宁的思想渊源关系,制造斯大林与列宁的对立,企图通过否定斯大林进一步否定列宁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一、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斯大林没有违背列宁的思想

不少学者认为,斯大林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违背了列宁的思想。这个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上,斯大林与列宁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首先指出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提出停止退却转入反攻的并非斯大林,而是列宁。

1.在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上,斯大林与列宁是一致的

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一些学者之所以认为斯大林违背了列宁的思想,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对新经济政策的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其实,从时间上来看,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包括两个时期,即发展农业的时期和工业化时期;从内容上来看,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既给自由贸易一定的自由,又不给自由贸易完全的自由;从步骤上来看,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包括两个步骤,即先退却,后进攻。在这些问题上,斯大林与列宁的看法是一致的。

(1)在对新经济政策两个时期的认识上,斯大林与列宁是一致的

在列宁和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包括两个时期,第一个是发展农业的时期,第二个是工业化时期。在较早论述新经济政策的《关于粮食税的报告》中,列宁就明确指出:“我们没有别的基础,没有别的源泉,如果不把大量的粮食储备集中在国家手里,那就根本谈不到重建大工业。因此,我们首先要执行这种能够改变我们粮食关系的政策。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是为了获得重建大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储备,为了使工人阶级不再遇到大工业(即使是我国的、同先进国家比较起来小得可怜的大工业)不应有的停工,为了使无产者在寻求生活资料时不必去采取非无产阶级的、投机倒把的、小资产阶级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对于我们是一种经济上的最大的危险。由于我们可悲的现实情况,无产者不得不采取非无产阶级的、同大工业没有联系的、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倒把的谋生方式,不得不通过盗窃公共财物或者在公有工厂中干私活来获得产品,然后拿这些产品去交换农产品——这就是我们经济上的主要危险,威胁着整个苏维埃制度生存的主要危险。”[1]305列宁在这里很清楚地说明了新经济政策初期实行粮食税的初衷在于先调整农业政策、发展农业、为工业化打基础,然后再发展工业的战略策略思想。这也清楚地说明了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时期,即先发展农业打基础的时期和之后的工业化时期。

在1926年《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中,斯大林专门论述了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时期,他指出:“自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宣布新经济政策以来,已经有五年了。当时摆在我们面前,摆在党面前的基本任务,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大规模的商品流转的条件下,建立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这个战略任务现在还是作为我们的基本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自1921年起,就从首先发展农业的角度来对待这一基本任务。列宁同志说,我们的任务是建立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但是要建立这样的基础,必须有发达的工业,因为工业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开端和终结,而要发展工业就必须从农业开始。为什么呢?因为要在我们当时所处的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扩展工业,首先必须给工业创造某些市场的、原料的和粮食的前提。在空地上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如果国内没有原料,如果没有粮食供给工人,如果没有稍微发达的农业作为我国工业的基本市场,要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因此,列宁说,我们要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要建设工业,就应当从农业开始……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了党是正确的,要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要扩展工业,就必须从农业开始。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已进入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现在我国经济状况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心已转移到工业方面了……现在,如果不及时供给农业机器、拖拉机和工业品等等,农业本身就不能进展。因此,如果当时,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事业是依靠农业的,那么现在它却要依靠而且已经依靠工业的直接扩展了。”[2]460,461从这里不难看出,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两个时期的认识完全是以列宁的思想为依据的。在对新经济政策两个时期的认识上,斯大林与列宁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因此,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的基本任务从发展农业打基础的时期转入工业化时期,是完全符合列宁新经济政策初衷的。

(2)在对新经济政策两个方面内容的认识上,斯大林与列宁也是一致的

在列宁和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既要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资本主义,又要对资本主义进行严格的限制和监督,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既要给自由贸易一定程度的自由,又不给自由贸易完全自由。1921年4月在《论粮食税》中谈到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时,列宁明确指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3]510列宁同时指出:“我们过去承认和今后也要承认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有觉悟的工人,就是我们共产党员。因此,应当认为有些共产党员是毫无用处的共产党员,他们不像我们那样理解国家概念和国家任务,根本不理解自己的任务是限制、制止、监督、当场抓住犯罪行为,是狠狠地惩办任何超越国家资本主义范围的资本主义。”[3]632列宁还指出,“我们容许的资本主义只是国家资本主义”。[3]634“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3]670列宁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新经济政策既是利用资本主义的政策,又是对资本主义实行严格限制、管理和监督的政策;既不能不顾生产力的客观条件立即取消资本主义,又不能放任资本主义自由发展。

1929年4月,斯大林指出:“我们在1921年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是把它的锋芒指向战时共产主义,指向排斥任何私人贸易自由的制度和秩序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容许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决不是容许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决不是容许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新经济政策是在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私人贸易在一定限度、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方面。而且新经济政策的这一个方面比它的第一个方面对我们更为重要……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只要新经济政策存在,就应当保存它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反对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其目的是保证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第二个方面是反对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其目的是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取消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就不会有新经济政策。”[4]144,145从斯大林的论述不难看出,在对新经济政策两个方面内容的认识上,他与列宁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一方面积极发展商品经济,另一方面又加强对商品经济的限制和监督,表明他并没有违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

(3)在对新经济政策两个步骤的认识上,斯大林与列宁也是一致的

在列宁和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退却,第二步是转入进攻。新经济政策决不是单纯的退却,更不是无底线的退却或者逃跑。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使无产阶级的状况、因而也使工会的状况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发生这些变化,是由于目前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政策上实行特殊的过渡办法,在许多方面采取和以前不同的方式,用所谓‘新的迂回方法’来夺取一些阵地,实行退却,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3]619,620列宁还说:“这个政策之所以叫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只是在这一条件下,我们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向后退。”[3]732列宁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新经济政策从退却开始,但是退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攻。

斯大林指出:“反对派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季诺维也夫说新经济政策主要是退却。所有这些说法当然都是不对的。其实,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打算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2]452斯大林还指出:“党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适当地利用了我们的退却,以便在以后,在新经济政策的下几个阶段组织转变并向资本主义分子实行胜利的进攻。”[4]196“必须揭露有些人把新经济政策了解为退却而且仅仅了解为退却的那种错误。事实上,列宁还在施行新经济政策时就曾说过,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退却,它同时又是为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举行新的坚决进攻作准备。”[4]232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在对新经济政策两个步骤的认识上,斯大林与列宁是一致的。

因此,那种把新经济政策仅仅理解为退却的观点,以及把进攻当作违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些错误观点都是由于没有全面理解列宁新经济政策退却与进攻辩证关系导致的。

总之,只注意新经济政策发展农业的时期而忽视其工业化的时期,只注意新经济政策容许私人贸易发展的方面而忽视其限制和监督私人贸易的方面,只注意新经济政策退却的第一个步骤而忽视其进攻的第二个步骤,都是缺乏对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时期、两方面内容、两个步骤的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造成的。这些片面认识不仅曲解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且也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

2.首先指出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提出停止退却转入反攻的并非斯大林,而是列宁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恢复和发展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列宁首先认识到新经济政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1922年3月,即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明确指出:“我们又经历了一年,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来的人,还是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这就是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3]671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出现了一种无谓奔忙的现象,有人开始忙乱起来,又是改组机构,又是建立新机构。[3]693针对这种情况,列宁严肃地指出:“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在我们这里出现的那种神经过敏和无谓奔忙的现象,那种追求一切都按新样子建立和赶浪头的倾向,必须加以制止。”[3]675“就这个意义上说,是中止神经过敏、大喊大叫和无谓奔忙的时候了。人们纷纷写条子和打电话来问:‘既然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我们这里能不能也改组一下?’大家都在无谓奔忙,杂乱无章;谁都不做实际工作,却去议论怎样适应新经济政策,结果是一无所成。”[3]676列宁不仅首先发现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出现的问题,而且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明确提出停止退却,重新部署力量,转入反攻。1922年3月列宁明确指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告: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是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部署力量。”[3]672从这里不难看出,首先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提出停止退却转入进攻的恰恰是列宁本人,而并非斯大林。

在新经济政策结束时间的问题上,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新经济政策结束于1928年或者1929年。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关于新经济政策是不是结束于1928年或1929年,我们不妨看看1928年斯大林在谈到粮食收购危机时对新经济政策的论述。1928年4月在《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的报告中,斯大林明确指出:“如果根据这一点便说要‘取消’新经济政策、‘恢复’余粮收集制等等,那就愚蠢了。现在只有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才会想到取消新经济政策。现在新经济政策对苏维埃政权比对任何人都有利。但是,有人认为新经济政策不是意味着加强对包括富农在内的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以战胜他们,而是意味着停止同富农及其他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不用说,这种人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我们党内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人的位置。”[4]20从这段话不难看出,此时的斯大林绝无取消或结束新经济政策之意。因此,认为新经济政策结束于1928年或1929年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人们之所以认为新经济政策结束于1928年或1929年,主要原因是把新经济政策单纯当作退却的政策,把停止退却当作停止新经济政策。这是对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的误解。如前所述,在列宁和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不仅包括退却,而且也包括进攻,新经济政策是由退却和进攻两个步骤组成的。正如斯大林1930年所说:“有些人以为进攻是和新经济政策抵触的,新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退却,退却既然终止,新经济政策就应当废除。这当然是蠢话……如果新经济政策只是退却,列宁就不会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当我们最彻底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说‘退却终止了’。列宁在谈到退却终止的时候不是同时又声明我们打算‘认真而长期地’实行新经济政策吗?”[5]268

当然,斯大林也不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永恒的。正如1929年斯大林所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4]232,233

那么,斯大林是什么时候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呢?我们来看看斯大林的论述。1930年6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指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为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分子。我们转入全线进攻时还不废除新经济政策,因为私营商业和资本主义分子还存在,‘自由的’商品流转还存在;但是,我们确实正在终止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开展它的下一阶段即新经济政策的现今阶段,这一阶段是新经济政策的最后阶段。”[5]2681936年11月25日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在1924年的情形怎样呢?这是新经济政策第一个时期,当时,苏维埃政权在尽一切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活跃,打算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经济体系的竞赛过程中,造成社会主义体系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优势……我们现在1936年的情形又是怎样呢?如果说当时我们是处在新经济政策第一个时期,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期,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活跃的时期,那么现在我们是处在新经济政策最后一个时期,新经济政策终结的时期,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中完全消灭的时期。”[4]391,392从上述论述不难看出,直到宣布苏联基本上进入社会主义的1936年《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才认为苏联处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后一个时期,即新经济政策的结束时期。因此,认为新经济政策结束于1928年或1929年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总之,认为斯大林违背列宁的思想、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的说法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不符合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因而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通过割裂斯大林与列宁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是徒劳的!

二、在国家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上斯大林没有违背列宁

不少学者认为是斯大林首先提出国家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的。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首先提出国家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并非斯大林,而是列宁。在国家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问题上,斯大林不仅没有违背列宁的思想,而且恰恰相反,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并在深化认识中付诸实施。

1.列宁对国家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论述

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指出:“革命在几个月以内就使得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赶上了先进国家。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6]271在列宁看来,要想在经济方面赶超先进国家,就必须在新的先进技术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这种新的先进技术基础就是电气化计划。[7]1920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制定电气化计划的决议指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鉴于电气化事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估计到电气化对工业、农业、运输业等等的重大意义,特决定: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农业人民委员部一起制定建立电站网的计划草案”。[8]1920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电气化计划,列宁在这次大会上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3]3641921年6月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列宁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一般的原理上。必须把它具体化。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3]542

列宁不仅论述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而且论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极端重要性。列宁指出:“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3]724他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就是大工业。[1]301列宁强调:

“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谁忘记这一点,谁就不是共产主义者……大机器工业的含义不是别的,就是全国电气化。”[9]

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早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所以,最早提出国家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的并非斯大林,而是列宁。

2.斯大林对国家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继承列宁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国家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认识。

(1)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

斯大林认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是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2]462“我国的工业化不能只了解为发展任何一种工业……工业化首先应当了解为发展我国的重工业,特别是发展我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这一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2]462,463斯大林还指出:“不发展重工业我们就无法建立任何工业,就无法实行任何工业化。”[4]199“迅速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和关键。”[10]213“如果没有金属工业的蓬勃发展,轻工业、运输业、燃料工业、电气化或是农业就都不能立足。金属工业的发展是全部工业发展的基础,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11]斯大林强调:“放弃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这就是消灭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增长的可能性,因为不把生产资料的生产放在首要地位,就不能使国民经济不断增长。”[4]556在这里,斯大林不仅深刻论述了重工业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基础地位,而且把国家工业化进一步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并把优先发展重工业进一步具体化为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和机器制造业。

(2)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

斯大林指出:“工业是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工业是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就能在集体制的基础上改造落后的分散的农业。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当抛弃这种看法……因此,任务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证农业有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加速并推进自己的改造事业所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10]218斯大林认为,要想改造农民、改造农业,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还指出:“首先和主要的是:只有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才能改造他们。”[10]184“不迅速发展我国工业,首先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把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是不可能的。”[10]221在这里,斯大林把重工业看成是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是开启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一把“钥匙”。在他看来,只有把重工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建立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和实质性的提高。

(3)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经济独立的必然要求

在斯大林看来,决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老路。他指出:“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工业化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转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凑合着。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话: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4]496斯大林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仅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也是经济独立的必然要求。他指出:“工业化的任务不仅要增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而且要在这种发展中保证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自己国内不能出产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不得不使国民经济受制于那些出产并输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阶段,就不可能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停留在这个阶段就等于让自己隶属于世界资本。”[12]113在这里,斯大林不仅论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于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而且论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于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经济独立的关键作用。这不仅是斯大林的思想,也是列宁的思想,而且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早。

实践证明,列宁和斯大林的国家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列宁去世后,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仅用不到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世界第二工业强国。这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打败德国法西斯进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那种割裂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否定苏联国家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国家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追赶超越战略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否定了国家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独特性。

通过割裂斯大林与列宁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是徒劳的!

三、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斯大林没有违背列宁

不少学者认为农业集体化的思想是斯大林提出来的,由于农业集体化的推行,斯大林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首先提出农业集体化思想的并非斯大林,而是列宁。

1.列宁对农业集体化的论述

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1917年11月8日),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通过的《土地法令》就规定了土地国有化。1918年初通过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已经明确提出发展农业中的集体经济的任务,规定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协作社享有使用土地的优先权,[6]910,911该法令明确提出:“减少个体经济,发展就节省劳动和产品来说更为有利的农业集体经济,以便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6]6651918年1月18日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列宁指出:“现在展现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面前的,是已经变成全民财产的土地,无产阶级一定能够根据社会主义原则组织新的生产和消费。”[13]在1918年3月8日的《党纲草案草稿》中,列宁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向共耕制和社会主义大农业过渡”。[14]在列宁看来,“只有实行共耕制才是出路……公社、劳动组合耕种制、农民协作社,———这就是摆脱小经济的弊病的出路,这就是振兴农业,改进农业,节省人力以及同富农、寄生虫和剥削者作斗争的手段”。[15]1919年2月25日在《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列宁进一步指出,“向共产主义的农业过渡的办法,俄共将通过实践来检验在实际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三个主要措施,即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共耕社(以及协作社)”。[16]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作用就是要领导这些小业主向社会化的、集体的、公社的劳动过渡。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1]21

三年的卫国战争结束后,由于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实行以粮食税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仍然高度重视合作社问题,他曾计划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谈合作社问题,[17]后通过口授形成的《论合作社》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列宁认为:“我们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3]767“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在于我们忘记了合作社,在于我们现在对合作社仍然估计不足,在于我们已经开始忘记合作社在上述两方面的巨大意义。”[3]768,769列宁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3]771“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3]772“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3]773“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3]773当然,列宁在这里论述的合作社思想,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其中就包含着通过集体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

2.斯大林对农业集体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列宁去世后,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斯大林进一步深化了对农业集体化必要性的认识。

(1)农业集体化是加快国家工业化的客观要求

在斯大林看来,国家工业化不仅要求农业提供充足的原料和粮食储备,而且要求农业提供广阔的工业品吸收市场,而分散的小农经济显然无法满足国家加快工业化的要求。斯大林指出:“列宁同志说,我们的任务是建立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但是要建立这样的基础,必须有发达的工业,因为工业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开端和终结,而要发展工业就必须从农业开始。为什么呢?因为要在我们当时所处的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扩展工业,首先必须给工业创造某些市场的、原料的和粮食的前提。在空地上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如果国内没有原料,如果没有粮食供给工人,如果没有稍微发达的农业作为我国工业的基本市场,要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因此,列宁说,我们要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要建设工业,就应当从农业开始。”[12]110,111在斯大林看来,“如果说工业是主脑,那么农业就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因为农业是吸收工业品的市场,是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者,是为输入设备以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所必需的出口物资后备的来源。如果让农业仍然处在技术十分落后的状态中,如果不保证工业有农业基础,不改造农业,不使农业跟上工业,那么能不能把工业向前推进呢?不,不能”。[4]81斯大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只有农业集体化才能提供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充足的原料和粮食,以及广阔的工业品吸收市场,而以落后的技术为基础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显然无法满足国家工业化的要求。

(2)农业集体化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唯一出路

斯大林指出:“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小农经济国家。小农经济是什么呢?这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提供商品最少的经济……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肥料、机器、农学知识以及其他改进办法,这都是些在大农场中可以有效地采用,而在小农经济中没有采用或者几乎没有采用的东西。这就是小农经济的弱点。”[4]16“分散的小经济的特征就在于它无力充分利用技术、机器、拖拉机和农业科学成就,它是出产商品很少的经济。由此就产生了农产品商品量的不足。由此就产生了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关系破裂的危险。由此就产生了使农业跟上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必要性。”[5]52斯大林认为,解决农业发展速度缓慢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别的出路是没有的”。[18]261在斯大林看来,在落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设备根本派不上用场。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充分发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的作用。因此,农业集体化是充分利用先进技术设备、解决农业发展速度缓慢问题、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唯一出路。

(3)农业集体化是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

斯大林指出:“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必须逐步而又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去,使它跟上社会主义工业。或者我们解决这个任务,那末我国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有了保证;或者我们放弃这个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那末回到资本主义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10]218,219斯大林认为:“不能仅仅在工业方面建设社会主义,而听凭农业去自发地发展,以为农村‘自然会跟着’城市走。城市里社会主义工业的存在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因素。但是这还不是说有了这个因素就完全够了。要使社会主义的城市能够引导农民的乡村往前走到底,就必须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4]68在斯大林看来,在先进的大工业和落后的小农经济两个不同的基础上是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要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促使工农业和城乡之间协调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农业集体化。

不难看出,农业集体化不仅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共同思想,而且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在列宁和斯大林看来,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面对资本主义包围的非常不利的国际环境,不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不能站稳脚跟。而农业集体化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根本谈不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因此,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割裂斯大林与列宁在思想上的联系,否定苏联农业集体化道路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通过割裂斯大林与列宁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是徒劳的!

四、在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问题上斯大林没有违背列宁

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列宁是主张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实行计划经济,违背了列宁的思想。这个观点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一方面,首先提出“计划经济”概念的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斯大林,而是列宁;另一方面,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并未取消商品经济。

1.首先提出“计划经济”概念的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斯大林,而是列宁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不存在商品经济的,代替商品经济的将是产品经济条件下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在他们看来,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这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此都有论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讲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时,马克思明确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19]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0]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有计划经济的思想,但是他们并未明确提出过“计划经济”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早总结概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并明确提出“计划经济”概念的是列宁。在1906年《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列宁首次提出“计划经济”的概念。列宁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利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21]在1919年《论粮食税》中,列宁进一步指出,“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这么说的”。[3]493

有人难免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列宁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那么,为什么他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却又主张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呢?这是因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俄国仍然处在过渡时期,尚未进入社会主义。正如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所说:“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3]490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但是他们并不否认过渡时期商品经济的存在。他们更不会反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率先夺取政权后,在一定时期内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

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的问题上,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一致的。比如,在1907年《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中,斯大林就指出:“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也就是说,那里随着剥削的消灭,商品生产和买卖也会消灭,因此那里不会有劳动力的购买者和出卖者、雇佣者和被雇佣者存在的余地,那里只会有自由的劳动者……未来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直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增加资本家的利润来生产出卖的商品。这里不会有商品生产、争夺利润等等现象存在的余地。”[22]在1952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依然认为在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都实现充分发展的国家,“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4]546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经济,斯大林指出,“在那里不会有阶级和国家政权,而只会有工业和农业的劳动者,他们将成为劳动者自由联合体,在经济上自己管理自己……在那里按计划组织的国民经济,无论在工业方面或在农业方面,都是以高度技术为基础的”。[18]117“我们需要组织一种能够像每个人估计自己的收支预算一样来估计并满足全国城乡需求的沟通城乡的分配机构。一旦我们把这一切都做到了,我们就可以认为不需要货币的时候到来了”。[18]195

2.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并未取消商品经济

时下流行的观点认为,列宁是主张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但是,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实行计划经济,违背了列宁的思想。其实,这种观点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斯大林虽然在理论上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但是在实践中他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实行的计划经济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说的计划经济是不一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说的计划经济,是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条件下的计划经济,是已经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而斯大林在实践中实行的计划经济是仍然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这样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计划经济,倒不如说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际上,斯大林本人就称其为“特种商品生产”。

斯大林不仅和列宁一样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而且还专门批评了那种取消商品经济的观点。

当时有人依据恩格斯《反杜林论》提出“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作得不对的”。[4]545斯大林指出: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4]546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当时还没有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家所有,还不具备取消商品生产的条件,因此商品生产在当时的苏联就不可避免。

还有人认为,商品生产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导向而且一定会导向资本主义。斯大林认为这种观点也是不对的。斯大林指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只有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于市场而资本家能够购买并在生产过程中加以剥削,就是说,只有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4]548,549斯大林认为:“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生产资料已经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社会主义财产,如果雇佣劳动制度已经不存在,而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那又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不,不可以这样认为。要知道,我国社会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剥削制度早已不存在了的社会。”[4]549斯大林对主张取消商品经济观点的批评,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对发展商品经济必要性的认识。

当然,斯大林时期苏联实行的商品生产也不是普通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商品生产”。正如斯大林所说:“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4]551“在对外贸易流通领域内,我国企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无论在实质上或形式上都保持着商品的属性,可是在国内经济流通领域内,生产资料却失去商品的属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计价等等)。”[4]578也就是说,在“特种商品生产”条件下,只有生活资料是商品,而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即使生产资料是商品,也被严格限制在对外贸易领域。这样,在苏联一国范围内,就避免了一部分人通过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去奴役和剥削另外一部分人的可能性。

“特种商品生产”理论是斯大林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般原理与苏联当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特种商品生产”理论表明:斯大林既认识到利用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又对商品经济做了种种限制,以确保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方向;他既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努力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然,斯大林的“特种商品生产”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的一种认识成果,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以今天人们的认识水平来苛求前人。对斯大林的“特种商品生产”理论,要把它放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做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

因此,那种认为斯大林实行计划经济、违背了列宁思想的观点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在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问题上,割裂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制造斯大林与列宁对立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认为斯大林在新经济政策、国家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集体化、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违背了列宁思想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事实说明:斯大林不仅没有违背列宁的思想,恰恰相反,斯大林忠实地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在这些问题上,割裂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制造斯大林与列宁的对立、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企图只能是徒劳的。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23]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斯大林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6]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76.

[8]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46.

[9]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2.

[10]斯大林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11]斯大林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10.

[12]斯大林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3]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88.

[14]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6.

[15]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74.

[16]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92.

[17]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25.

[18]斯大林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3-434.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0.

[21]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24.

[22]斯大林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305-306.

[23]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79.

(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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