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力：一位俄罗斯老作家对苏联解体的历史追问及由此引发的议论

政变的失败，解体的前奏

——一位俄罗斯老作家的历史追问及由此引发的议论

周 力

一

2026年8月，莫斯科的夏季依旧炎热。苏联解体，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

1991年8月19日至22日，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19事件”。以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八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于8月19日清晨宣布，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由委员会接管国家权力，实施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以挽救国家日益滑向解体的颓势。然而，不过四天时间，这场行动便告失败，委员会全体成员锒铛入狱，而苏联解体的进程反而急剧加速，四个月后便分崩离析。对全体苏联人民特别是对一亿四千万俄罗斯人来说，“8·19事件”是心中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

三十五年，足以让一代人从出生走到中年，足以让新的城池在一片废墟上矗立，足以让曾经震动世界的巨响慢慢退成历史教科书中一行漠然的脚注。但这三十五年间，世界并没有因此安静下来。原苏联的土地上，硝烟从未散尽——乌克兰的战火还在燃烧，中亚的棋局日趋复杂，外高加索的山峦暗流涌动，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左岸、波罗的海三国沿岸的紧张气氛，无不时刻提醒着人们：那个曾经横跨欧亚的庞大的超级大国倒下之后，它的碎片至今仍在彼此碰撞着。

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这三十五载岁月过得并不轻松。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北约、欧盟及七国集团艰难地周旋着，在乌克兰问题上承受着巨大压力。美欧从未放弃从四面八方挤压俄战略空间的努力，“挖墙脚”的企图，“肢解俄罗斯”的论调，“第五纵队”的活动，虽不断变换手法与形式，却始终未曾停止。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已远非苏联时期可比，其经济社会发展亦深陷左右掣肘的重重阻碍之中。

今天的俄罗斯人，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感受到一个强大国家解体后的代价——边境地带的烽火，经济上的制裁与困顿，国际话语权的流失，以及那种挥之不去、被世界围堵的压抑感。于是，坦克开上莫斯科街头的画面，又一次被从人们的记忆深处打捞出来，反复审视、深味咀嚼。每年八月，总有老人在电视镜头前哽咽，总有学者在报刊上扼腕，总有网民在深夜里写下长长的留言。他们或回忆，或总结，或怒斥，或长叹，指向的几乎是同一个问题：当年，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到那一步的？如果当时没有解体，今天的俄罗斯，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的生活又将是什么样子？

到了2026年夏季，当乌克兰的无人机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集地飞往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甚至深入俄罗斯腹地、远及西伯利亚地区进行骚扰与轰炸时，这一追问便更加尖锐了。这种全新的威胁状态，为所有对“8·19事件”的反思都罩上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而在今年的纪念文章与访谈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颠覆性的，是一位88岁高龄的老作家——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接受《论据与事实》报网站采访时的长篇谈话。普罗哈诺夫1989年至1991年时任《苏联文学》杂志主编，是“8·19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苏联解体后长期担任俄罗斯《明日报》主编，俄罗斯作家协会书记处成员，2025年被普京总统授予俄罗斯联邦劳动英雄称号)。他用作家特有的笔触和语调，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与主流叙事截然不同的“8·19事件”。

二

普罗哈诺夫不是书斋里的叙事者，他当年就在风暴的中心。

“命运安排我几乎认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成员，甚至和其中一些人成了朋友”，他在采访中这样说道。政变失败后，委员会成员相继被捕，后来又陆续获释。普罗哈诺夫在他们出狱后，一个个去见他们，想要弄明白：“究竟是怎样一个神秘的政治泡沫，突然膨胀，又瞬间破裂？”但那些老人都对他说，“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等风头过去，秘密自然会水落石出”。

然而，风头过去了，秘密并没有水落石出。那些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把秘密带进了坟墓。普罗哈诺夫说：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这个阴谋到底是什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又是什么？三十五年后，他终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足以让许多习惯了传统叙事的人感到震惊。

在普罗哈诺夫看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不是“挽救苏联”的最后努力，恰恰相反，它是“摧毁苏联这一宏大特别行动的最终阶段”。苏联解体是一场按照战略计划进行的行动，这个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将苏联人民头脑中所有关于“祖国伟大”的观念彻底打碎。在所谓“公开性”的强烈冲击下，那个在最惨烈的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在人民的眼中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反人类的怪物，一个用血淋淋的骨头填满刑场的残暴的强奸犯”，变成了“古拉格国家”。人民为此感到恐惧，转而厌弃自己的国家。“在苏联人民的心中，祖国过去的荣耀不再神圣了。”

而计划的第二阶段，是迅速建立一个与戈尔巴乔夫代表的联盟中心并行的区域中心——由叶利钦挂帅。普罗哈诺夫研究了大量档案后确认，这两个中心“都源自同一个总部，是同一批人在幕后操纵这场争斗”。当区域中心与联盟中心的分离达到极限时，只需要最后一步就能彻底瓦解联盟中心——将戈尔巴乔夫手中的权力，移交给叶利钦。

而正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促成了这一权力交接。

普罗哈诺夫给出了几个令人不安的细节。他说，委员会宣布成立后，对正在克里米亚半岛休假的戈尔巴乔夫实施“管控”，对外宣布总统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职。而当委员会垮台、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时，叶利钦告诉他：现在所有权力都归我了。依照苏联宪法，戈尔巴乔夫本应严词拒绝叶利钦的无理要求，但他没有。他主动将苏联联盟国家的大部分权力交给了叶利钦。

“这表明戈尔巴乔夫事先知晓这一行动，知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将权力移交给叶利钦的一种手段。”普罗哈诺夫还提到，曾被委员会认为一旦政变成功即可担任政府总理的季贾科夫曾告诉他，戈尔巴乔夫事先甚至审查了委员会的名单，还作了修改——删掉了几个人，又加上了一些人，比如斯塔罗杜布采夫。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整个“政变”的性质就彻底翻转了：它不是一群坚信社会主义信仰的高官在试图挽救国家，而是一场被精心设计、旨在完成权力转移的“特别行动”。委员会成员们自以为在“做好事，把国家拉回正轨”，实际上却是在表演一个他们并不完全理解的剧本。

普罗哈诺夫还指出了几个“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第一，委员会为什么拒绝立即召集有爱国倾向的记者们发起大规模的宣传战？为什么让电视台播放《天鹅湖》芭蕾舞，而不是动员性的政治宣言？普说当时他就在委员会人员身边，凭借他在信息战方面的经验和手中的报纸，“本可以帮助他们”，但“他们却不允许我这个充满激情和愤怒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第二，委员会为什么不去呼吁那些因批评戈尔巴乔夫而被赶下台、因国家面临摧毁而感到悲痛的共产党员们奋起反抗？相反，苏共中央书记舍宁在被捕前几个小时，还托女儿向普罗哈诺夫转交了一封要求在报纸上发表的信件，呼吁共产党员们不要走上街头，不要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换句话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被设计成一个规模小、内部运作紧密的特别行动小组，临时组建，然后解散。”普罗哈诺夫作出了这样的总结。

而最致命的“反常行为”，是克留奇科夫拒绝逮捕叶利钦。普罗哈诺夫说，叶利钦从吉尔吉斯斯坦返回莫斯科时，特种部队发现了他的车队，等待拦截命令。但身为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奇科夫，拒绝下达逮捕命令。于是，叶利钦顺利返回莫斯科，爬上坦克，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为非法组织。

“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较量是在暗中进行的，就像秘密机构经常做的那样。”普罗哈诺夫说，“委员会的成员认为他们是正当举动，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中间那个忠诚的戈尔巴乔夫主义者——克留奇科夫，实际是他们中的阿喀琉斯之踵，这就注定了它一定会失败”。

三

在普罗哈诺夫的讲述中，有一段关于奥列格·巴克拉诺夫的往事，格外令人动容。

巴克拉诺夫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苏联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一位“骨子里是个技术狂人”的航天工业领导者。普罗哈诺夫与他交往甚密。巴克拉诺夫曾邀请他去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观看苏联首架航天飞机“暴风雪”号的发射。普罗哈诺夫目睹了那架航天飞机升空，绕地球飞行，最终返回地球，“浑身炽热，火光冲天”。他后来走近飞机，触摸它那隔热的鳞片，“呼吸着太空的气息”。

“我明白，这架航天飞机飞向的不仅是太空，而是苏联、俄罗斯的未来。苏联正朝着如今的中国迈进，‘暴风雪’号正是这未来的先锋。”

然而，这个未来没有到来。政变期间，普罗哈诺夫走在空荡荡的莫斯科街头，去老广场见巴克拉诺夫。自由派人士认出他，过来嘲笑他。“我当时觉得自己要被撕成碎片了”。他走进办公室，看到巴克拉诺夫“像一只被逼到墙角的野兽一样来回踱步”，而碎纸机正嗡嗡作响，把秘密文件变成“切面”。

“出什么事了？”普罗哈诺夫问。

巴克拉诺夫用悲伤的眼神看着他，说：“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退缩了。”

后来巴克拉诺夫出狱了，身患重病，却仍前往火箭和航天中心，敦促工作人员恢复“能源”号火箭和“暴风雪”号的生产，可那些人却已经在开始生产一次性注射器和回形针了。普罗哈诺夫去医院探望他时，看到这位老人穿着病号服坐在病床上，回忆起他们一起去西部集团军、去核计划秘密基地、去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工厂、去阿富汗探望纳吉布拉的往事。

“奥列格·巴克拉诺夫坐在那里——苍老、消瘦、痛苦不堪——哭泣着。”

普罗哈诺夫说：“巴克拉诺夫的眼泪，从本质上讲，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终止符。”

四

普罗哈诺夫的采访发表后，网络上产生了大量评论。这些评论有长有短，有激烈有克制，但勾勒出俄罗斯社会对那段岁月的复杂情感。

有的人完全认同普罗哈诺夫的“阴谋论”。他们愤怒地写道，“苏联解体是一场巨大的骗局，由中央情报局精心策划……我们的叛国精英和中央情报局勾结，蜂拥而至，觊觎苏联的财富，并且得逞了。他们是叛徒！”这种声音代表了一种深切的被背叛感——国家不是“自然死亡”的，而是被谋害掉的。

一位名叫斯韦塔·舍列梅季耶娃的读者写了一段很长的留言。她提出了一个被主流叙事长期忽略的问题：当年那些走上街头的人，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她说，现在有人把那次游行示威说成是“为了摧毁苏联”，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是“概念的颠倒”。她让人们设身处地想一想，1991年8月19日那天早上，你一觉醒来，打开收音机，听到国家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被一帮人控制了；走到窗前一看，街上停着一排排坦克，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换了谁，第一反应都会认为这是政变——是国家法制被打破了，是宪法程序被践踏了。戈尔巴乔夫当时走到哪儿都跟老百姓交谈，是公认的国家领袖。突然间，他“被实际控制了”，坦克开上了莫斯科的街道。那时人们哪里会想到苏联将要解体？哪里知道叶利钦的政治蓝图？他们只知道，军人抓走了合法总统，坦克堵到了家门口，这不对劲，得去白宫前进行守卫。只是过了很久，在苏联解体已成定局之后，人们才转而去诅咒戈尔巴乔夫，诅咒叶利钦。但在当时，人们究竟为何上街，远不是后来那套叙事所能概括的。

这个声音提醒我们，历史不是倒放的电影。1991年8月19日那天，聚集在白宫前的莫斯科人，很多人支持的未必是叶利钦的政治蓝图，而是对“政变”的本能反对，是对合法程序发自内心的维护。只是后来，这个记忆被“概念互换”了——支持反政变，被等同于支持解体；反对坦克上街，被等同于拥抱西方民主。

在评论区的众多议论中，有人这样写道：“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恰好生活在同一时期。但一个是无能的领导人和组织者，另一个是精明的谋求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家和实干家。结果大家都清楚。在一个国家的危难时刻，站在坦克上的是趁火打劫的叶利钦……你再看看，如今的中国在哪里？俄罗斯又在哪里？”

这不是简单的羡慕，而是一种痛彻心扉的对比。三十五年后，两条道路的天壤之别，不言自明。

还有人从器物中见悲情：“巴克拉诺夫的眼泪”“暴风雪”号的陨落、从航天飞机到一次性注射器的坠落——那是一个曾经能送人类上太空的国家、解体后却连工业脊梁都被彻底打断的缩影。

更有人把历史与当下直接焊接：“乌克兰战争是西方计划的一部分，是西方用来遏制俄罗斯的梦想。”这种声音表明，在许多俄罗斯人的心目中，1991年的八月与2022年以来的乌克兰战事，是同一根链条上的两个环节。

五

在普罗哈诺夫的“惊人之语”之外，今年俄罗斯媒体上还有另外两种值得注意的声音。它们与普罗哈诺夫形成了微妙的对话。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尼古拉·阿列菲耶夫表达了共产党人的“悲情与愤怒”。在他看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毫无疑问“是正当的”，国家那时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宪法正在被修改，分裂主义情绪蔓延，政治纷争不断，物资十分紧缺，人们不知所措。委员会的成员们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已经“别无选择”。

但让阿列菲耶夫感到痛心的是，委员会成员们的动手能力太“不专业”。他说，“委员会成员们在把戈尔巴乔夫隔离之后，就各自回去睡觉了。以致政变一失败，他们马上就被抓起来送进监狱。这说明，在关键时刻，绝不能分散行动，绝不能松懈；你必须坚守理念，战斗到最后。你去睡觉了，人家却保持着清醒，并且抓住了主动权。”在阿列菲耶夫眼中，这是一场“动机正当但执行失败”的悲剧，戈尔巴乔夫应作为国家罪犯接受审判。

政治学家尤里·斯韦托夫的分析主要涉及技术层面。他说，政变者们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如果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行为对国家构成巨大威胁，就应该向社会公开说清楚，现在需要改变什么，并拿出具体的行动方案。但他们却策划了一场阴谋，而且是一场相当荒谬的阴谋。他们从一开始就撒谎说，他们自己并不反对戈尔巴乔夫，而是戈尔巴乔夫的身体出了问题等等。

斯韦托夫认为，从“8·19事件”中可以汲取的最大教训是：政府官员必须学会与社会坦诚沟通，哪怕是讨论非常令人不快的事情。但“那时候，一切都是谎言——戈尔巴乔夫习惯性地发表各种空洞言辞，叶利钦承诺不再制造麻烦但随后便出尔反尔”。他最后联系到当下的总统，“现在，在国家面临困境之际，普京认为不仅同将军们对话，还同士兵们对话，询问哪些事情做得不够好以及如何改进等等。这是领导层与民众之间最重要的沟通渠道。”

六

三十五年过去了，俄罗斯人仍在讨论应该从1991年8月的那四天里汲取什么样的教训。普罗哈诺夫的“逆向史观”、阿列菲耶夫的“悲情控诉”、斯韦托夫的“技术分析”，以及网络上那些或愤怒或长叹的留言，表明了什么呢？

表明他们在思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巴克拉诺夫的眼泪告诉我们，国家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能源”号火箭，是“风雪”号航天飞机，是拜科努尔的发射塔，是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工厂。当你失去它时，你失去的不仅是版图，还有一个民族通向未来的阶梯。

表明他们在思考着国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精英。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从克留奇科夫的“拒绝下令”到委员会成员“回去睡觉”——领导层的软弱、背叛与不专业，是苏联解体最直接的原因。普罗哈诺夫的追问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在于他把矛头指向了最高层。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知情，那么整个“政变”就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戏码，亿万人民都是不知情的观众。

表明他们在思考着意识形态战场上的叙事之争。舍列梅季耶娃的辩护提醒我们，人民不是天生的对立者，但人民可能被一时误导。当“公开性”把祖国描绘成怪物，当坦克上街被本能地理解为政变，当支持合法总统被事后偷换为支持解体。这意味着，思想战场上的失败，比武力对抗的失败更致命。

表明他们在思考着外因与内因的相互缠绕。普罗哈诺夫和弗罗亚诺夫都强调“永恒的敌人”与“内部叛徒”一直在合谋作乱。这或许是一种公式化的解读，但它反映出一个最大的现实恐惧感：一个大国，最危险的敌人往往不在边境线外，而在最高领导层里。

表明他们在思考着中国的坚定选择。那个中苏对比的评论，像一根拔不出的刺。不是羡慕，是痛悔。一个选择了稳定与改革并行，一个选择了休克与解体。三十五年后，两条路的差距，不言自明。

文章的最后，让我们回到普罗哈诺夫的话：“20世纪90年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之后，俄罗斯没有政权，没有国家，也没有人民。每个部门都安插了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他们摧毁我们的工厂，窃取我们的军事机密。国家四分五裂。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脱离俄罗斯，更不用说其他加盟共和国了。国家失去了300年的历史发展。幸运的是，今天我们正在重新赢得主权。我们在乌克兰同整个欧洲作战——同那个企图把我们重新拖回戈尔巴乔夫‘重建’泥潭、拖回20世纪90年代休克疗法泥潭的势力作战。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珍惜我们今天拥有的国家。它或许并不完美，有时显得很无助，也饱受腐败侵蚀，但它仍然是一个国家！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再次失去它，不要让我们再次陷入那个永远无法爬出的历史深渊。这个国家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三十五年了，莫斯科的夏天依旧漫长。而关于那年八月的追问，还远未结束。

参考文献：

1.«Я был внутри ГКЧП».Александр Проханов — о главной тайне августа1991-го, https://dzen.ru/a/aoN3CV_t_ztBkysf

2.Горбачев и Ельцин натворили ошибок.«Было сплошное вранье»:чему августовский путч1991года научил Россию, https://dzen.ru/a/aoJg6l_t_ztBjwPS

3.Попытка госпереворота в РФ в1991году:почему о путче важно помнить сейчас, https://news.ru/russia/popytka-gosperevorota-v-rf-v-1991-godu-pochemu-o-putche-vazhno-pomnit-sejchas

4.ИГОРЬ ФРОЯНОВ О ГКЧП И СОБЫТИЯХ АВГУСТА1991-ГО, https://vk.ru/wall-24044017_63862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本文原载于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外交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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