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破解世界性治理难题提供多重启示
中新社北京10月27日电 题: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破解世界性治理难题提供多重启示
作者 吴辉 孟思琦
当代世界政党政治面临一个普遍性困境:西方政党政治深陷极化、碎片化泥潭,与治理赤字交织;诸多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因组织涣散、脱离群众而衰败,“政党何以实现有效治理”因而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
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两个结合”,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其世界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管党治党的中国经验,更在于从政党理论原点上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为各国政党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以人民性整合多元利益——为世界政党超越“部分代表”逻辑提供价值参照
西方语言中“政党”一词(party、partido、Partei)的词源均可追溯至拉丁语pars,意为“部分”。在其理论框架中,政党被预设为不同资本集团或阶层利益的“部分代表”,通过竞争性选举轮流执政。这一逻辑的内在悖论是:政党胜选依赖“部分动员”,执政后便难以代表整体利益,政策随任期更迭而反复,社会裂痕不断加深。2024年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大选,美国两党轮替引发政策大幅摇摆,欧洲主流政党因民粹冲击而流失合法性,正是这一结构性病灶的外显。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突破,在于拒绝在“部分—整体”的西方二分法内修补,而是通过“两个结合”重新定义政党本质:既承继《共产党宣言》中“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马克思主义魂脉,又转化“天下为公”“民惟邦本”的中华文明根脉,使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以人民性统摄代表性的整合性政党。

2026年7月8日,津巴布韦解放斗争老战士代表团在北京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图为津巴布韦解放斗争老战士代表团观看《长征》影片。 中新社记者 王紫儒 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这一论述对理解政党本质具有重要启示:有效的政治整合不是消弭差异,而是在守住根本方向的前提下包容差异。这一原理已被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实践所验证。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且勇于自我革命。这揭示了整合性政党的核心特征,超越了西方“竞选—分肥”逻辑。对于深陷代表性危机的世界政党而言,政党正当性的评价标准不应是“代表哪一部分人胜选”,而是“能否把多元社会整合成一个朝向共同未来的政治共同体”。
以自我革命锻造长期执政能力——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破解“执政周期困境”提供治理参考
世界政党史上,苏共、印度国大党等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衰败的共性教训,在于组织规模扩大与内部整合脱节、群众基础弱化、自我革命动力衰减、权力异化、腐败蔓延,其根源在于政党从使命型组织退化为松散竞选联盟,最终在跨周期现代化工程中丧失执行力。
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破解这一困境的路径,落在“长期执政能力”的锻造上: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最高政治原则,以“十四个坚持”为核心支撑,将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统合为相互咬合的系统工程;并在“人民监督”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之外,以全面从严治党给出第二个答案,即自我革命。哈萨克斯坦人民党前主席叶尔穆罕默德·叶尔特斯巴耶夫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把党的自我革命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抓住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问题。

2025年11月2日,参加中国—中亚政党对话会第二次会议的部分嘉宾参访山东青岛东麦窑村。近年来,该村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打造民宿、研学、非遗等产业,实现村集体增收致富。 中新社记者 张祥毅 摄
这种严密组织与自我革命叠加形成的战略连续性,构成对“执政周期困境”的实质性超越。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齐耶夫指出,在许多国家,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正面临“制度周期性困境”,政党权力更迭使长期规划受制于短期政治利益;而中国模式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路径,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国家战略具有连续性,能够集中资源,数十年如一日地持续努力实现国家建设的核心目标。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锻造出严密组织体系,以跨越周期的战略连续性,使五年规划接续实施,使脱贫攻坚等重大战略得以持续推进。对全球南方政党而言,这一经验揭示了一个硬道理:没有能把国家从分裂拉向整合、把蓝图变为现实的长期执政能力,现代化就容易沦为空中楼阁。
以和合观超越零和博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政党国际责任的新定位
西方代表性政党常把国内党争逻辑投射到国际,以意识形态划界、以阵营对抗处理跨国事务,使粮食、气候、发展融资等全球公共问题被安全化、武器化。一个被内部分裂绑架的政党,很难成为一支建设性全球治理力量。
“和合”理念主张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替代对抗,为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不同于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习近平党建思想依凭“协和万邦”“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文明基因,把国内“整合性政党—整体性国家—人民性治理”的逻辑,外推为国际层面的新型政党关系: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不输出模式、不附加条件、不强加于人。截至2024年底,中国共产党已同世界上170多个国家的7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依托“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机制化平台,中国共产党把治党治国经验转化为可讨论、可借鉴的公共知识。

2025年5月25日至26日,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政党在行动”为主题的中国共产党同周边国家政党对话会在北京举行。图为与会嘉宾关注会议。 中新社记者 赵文宇 摄
这种不输出模式、不附加条件的交往方式,其世界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另一种政党文明的可能性——一个在本国把多元利益整合成共同意志的政党,更可能在世界上以共治替代阵营化。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主席阿尔韦托·莫雷诺·罗哈斯表示,中方从不干涉他国政党和国家的内部事务;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何塞·路易斯·森特利亚认为,中国从不输出发展模式,也不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人。当一些西方政党仍以零和博弈加剧全球分裂时,中国共产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塑政党国际责任,把“整合”从一国治理经验提升为21世纪政党文明的公共产品。
综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世界意义,不在于提供可机械复制的“标准答案”,而在于拓展政党理论的解释边界:西方“代表性政党—竞争性选举—部分利益代表”并非人类政治文明的终点。“两个结合”孕育的整合性政党,以人民性整合多元利益、以自我革命锻造长期执政能力、以和合观超越零和博弈——这既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中国方案,也是21世纪政党政治摆脱治理衰败循环的一种更具解释力与说服力的新范式。(完)
[作者单位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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