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飒新书《彼岸潮涌》引言
小 引
拉丁美洲在西半球，但她从命运上属于我们“东方”，属于我们“南部”。我一点都不怀疑：早晚有一天，她会使中国感到颠覆的震动。
因为，从中国正单相思地一头奔去的轨道的另一端开始，拉丁美洲走过的道路深具意义。虽然一直被歧视和埋没，但她正好给自大的中国以启蒙。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在拉丁美洲的贫瘠大山和雨林中，藏着一把把泱泱中华知识库存里缺少的金钥匙。
拉丁美洲，这一片不包括美国加拿大的辽阔大陆，生活着五亿人口。她的资源富铙，而又苦难深重。虽然富人们正跃跃欲试，将其视为下一批旅游目的地，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她是陌生的，甚至是知识的处女地。
然而，遥远陌生的她并非与我们无关。曾拯救我们的祖先与饥饿、曾给我们带来一个时代繁荣的土豆、玉米从那片土地起源和栽培。曾使我们饱受“半殖民地”之苦的殖民主义的祸首最新向那里的原住民开刀。哥伦布，那个将世界带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大军的迷途马前卒从那里登陆。今天，当我们这块古老的文明大陆也深陷新一轮冠之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掠夺时，又是从那里传来了最早的警钟和抗争的声音。
是的，不仅是我们有所感悟的殖民主义压迫史和屈辱史，还有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门争史：图帕克•阿马鲁，拉斯卡萨斯，玻利瓦尔，何塞•马蒂，桑地诺，切•格瓦拉，阿连德，门楚，菲德尔•卡斯特罗，查韦斯，埃沃•莫拉雷斯……多少伟大的名字，如同接续鼓胀起来的大流。它们把万吨巨轮抬到浪尖，把星罗棋布的岛礁吞没。它们不歇地颠喘感动，如海洋深处心脏的搏动，如终极尊严和自由的宣布。它们等着中国的理解、等待着它们的中文版传记。
面对它们的时候我总是同时感到鼓舞和无力。因为我企图在这本书里传达的，是彼岸那沉重的潮流。
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最早的写于1980年，最晚的新近刚脱稿。
说来有意思，20年来，一直在学术单位工作，而当并不多见的出版机会到来时，我为自己选择文章的宗旨竟是“与拉丁美洲有关的非学术性论文”。
事出有因，常年来我一直把有意思的选题、漂亮的题目留给自己的“非学术”论文；与此同时，一些较好的内容到了那些“学术文章”的框架里，反而失去了不少读者。在那个圈子里，你必须把活生生的“我”变成冷冰冰的“笔者”；你必须控制情绪，以免让兴奋和义愤破坏了学者的“公允”。
在我以“拉丁美洲笔记”的方式写出了《丰饶的苦难》后，有人说，哦，原来学术文章还可以这样写！这些体验，使我渐渐靠近了对“学术”本质的思考。
文章本无一定格式，有意义的争论围绕着什么是学术的宗旨。学术是否应该理直气壮地维护正义、推动进步？人文研究者是否应该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人”负有同情心、责任感？学者如果缺乏独立的品格和深远的使命感，是否真的能为“政策”提供咨询？学术除了为“学者”晋升铺砖添瓦，是否应该具有对社会读者提供准确常识的义务？在人文研究领域内，“专业”分界真的成立吗？
我希望这个集子里的论文能多少回答上述问题，希望它们成为理想学术的一角素瓦。
这20多篇文章可做如下简单的分类：
第一部分关乎从印地安人问题和殖民主义开始的拉丁美洲历史，第二部分大致可以归于知识分子问题，第三部分的内容围绕着切•格瓦拉展开，第四部分涉及当代重大命题，并再次回到印地安人和殖民主义症结。
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跨度达20多年，我想借此机会，对读者说一些文章的背景或题外话。
在开篇的《遥远的美洲有一匹马……》里有这样一段话：“骑马的印地安人”使我想起了80年代初在一个黑板报上见过的一幅画：一个中国人手里举着一个计算器，旁边的说明词是：“中国人民举着计算器站起来了！”那是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今天我已经在拉丁美洲的左翼网站上看到了这样的标题：《中国入侵非洲》。中国的发展，已从另一角度逼迫我们再次研究殖民主义的本质。
《当代传说：印第安女杰门楚的故事》的写作，与一件刻骨铭心的小事有关。《参考消息》和国内网站以“与国际接轨”的高速度传播着诋毁这位出身印地安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谣言、传播者“诺贝尔和平奖骗局”的消息。“中国的多数读者还没有听说过门楚其人，就先从《参考消息》上读到了反宣传。”连完全有能力思考的专业人员也以“纯客观”的态度急忙充当中间一环，并附带评价道：“出这样的事对拉丁美洲当然不是好事，但对我们搞研究的来说，当然出事越多越好。”不久门楚传记的中国作者请我写篇书评，于是就有了这篇对“反宣传”的“反宣传”。我想，这大概就是“话语”的战门吧。
《人的命运，书的命运》是对一本拖延了十年才在中国出版的俊秀名著的评论。为了它的出版，并非读者的我曾指着厚厚的手写读稿一家家问讯，这篇书评正是当时的敲门砖。今天，听说它曾在某“另类”书店里排行销售榜首，许多中国读者借此增加了对拉丁美洲的了解，我感到无比欣慰。更让人高兴的是“坚贞不二”的作者加莱亚诺，他30年有增无减的锐气使我在自己的文章（《加莱亚诺和他的333个故事》、《让语言脱去灰制服》、《8月15日委内瑞拉全民公决有感》等）里一次次地引述他精彩的语言。
《青年格瓦拉的美洲大陆之旅》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为《人文地理》立志试刊号写的，以挑战轻佻的现代旅游和探险。到了21世纪，电影《摩托车日记》正矗立世界，我希望中国观众在议论这部影片时，要留意更广阔的背景。但愿这个集子中的另一篇文章《在密林深处——读〈从尼亚卡瓦苏到伊格拉〉》有一天也会变成电影，向人们讲述那些被大众媒体剿杀的故事。
最让我感慨的，还是《永远的怀念》与《39年后的致敬》这两篇文章的巧合。第一篇为纪念切•格瓦拉遇难30周年之际而写，文末落款“写于1998年初春切•格瓦拉诞辰70周年之际”；第二篇为纪念切•格瓦拉诞辰78周年，“写于2006年初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遇难39年之际”。时隔八年，同一个题材，但历史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
《8月15日委内瑞拉全民公决有感》是2004年写的一篇短文，当时工作非常紧张，只因可惜感人的资料，不愿让它从我手边流失，于是急就而成。写完未能顺利发表，时间却已超过了8月15日，这篇新闻式的短文就一直搁置到了今天。但是，其中记载的历史三年后又以崭新的方式再次重演，拉丁美洲的勇士查韦斯总统在文中提到的“2007年1月”之前，又一次赢得了新的胜利。而在这一轮战争中，三年前那一瞬间“东风压倒西风”的情景已成强劲之势，文章中提到的、为民主失去政权的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又以民主的方式赢回了政权。今天，仍要用文章中的那句结尾：“道路仍将遥远，前景依然险恶，但希望毕竟存在。”
最终的两篇有两个用意：
《挑战风车的巨人是谁：塞万提斯再研究》内容涉及西班牙中世纪史，但它与当代世界有关更与拉丁美洲有关，所以辑入。其实所谓研究难以囿于专业范围，发现必须冲破专业的狭隘。这是一篇从里到壳儿都带着学术味的文章，摘要书目，引文出处，为抵御学术式的诘难，我尽力追求了学术的规范。
《找回语言》讲的是与年轻插队草原时有关的体验。我重视它，甚至觉得它是我文章的底气。这一点，我在《丰铙的苦难》的前言中已经提及。今天让它殿后，是因为文章中表述的我的“第一外语”，其实成了我30年外语生涯的起跑线，它会使我在如此路上一直跑到终点。
最后附带提及：
由于辑录的都是难文，我省去了繁琐的注释。借助网络时代之便，凡有兴趣的读者，都可以通过关键词在网上找到更丰富的资料。
2007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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