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作者：许建康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3562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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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修正主义？

1.必须坚持“四个只有”

2.修正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社会根源

3.工人阶级是批判修正主义的主力军

4.修正主义和社会党国际

二、修正主义的危机和破产

1.科学社会主义

2.历史的辩证法

3.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4.为什么第二国际会破产？

5.“中派”考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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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四十四年前，毛泽东主席就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的战斗号召。本文详细摘录了列宁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部分重要论述，供关心国际工人运动的人们研究和讨论，以便进一步总结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

一、什么是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用阉割的手法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它这样做时，往往借口“时代的性质和条件改变了”，再坚持那些“过时的”原则便是“僵化的教条主义”，因此只有否定这些原则，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可见，凡修正主义者，一定要在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不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他们在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想也不愿把自己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开诚布公地宣扬他们信仰的其他什么主义（例如自由主义）或半主义，那么，他们就不是修正主义者。从纯理论的角度说，修正主义要干的那些坏事，不一定非要用假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做掩护。如果他们赤裸裸地为他们所真正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行事，他们也称不上是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的言行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如果反对者自身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感兴趣，不是为坚持这些原则而反对修正主义，那么，反对者不会也没有必要把这些冲突说成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必须坚持“四个只有”

所以，我们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既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前提，又是反对修正主义的结果。历史上每一次反对修正主义的重大斗争的胜利，都使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得到广泛的普及、丰富和发展。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死亡，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还在深化和扩展，无产阶级反抗和消灭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就不会因挫折而沉寂，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但不会枯竭，而且必成烽火燎原之势。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条件、过程和一般结果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要由并已经由一百五十多年来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与结果作出鉴定。这个由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长期实践作出的历史鉴定告诉我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不可能取得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胜利，因而自己也就不可能获得彻底的解放。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人运动理论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世界历史地位。许多有觉悟的工人由于其阶级特殊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起不少脱离工农、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来，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上，实在要高明得多。

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工人政党的政治思想路线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中心问题是代表哪个阶级――究竟为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谋利益。列宁说得好：“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40页）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必须在思想、理论体系上以及政治、组织路线上确保自己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否则，在这个科学技术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所控制、生产力的主体-工人阶级在资本统治下沦为劳动力商品、而生产又高度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当代世界上，一个不在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上明确地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资本权力的斗争、反对产生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制度的斗争的政党，就不可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为无产阶级谋解放的革命党。这样，它也就背弃了人类历史发展迄今最先进的文化结晶，即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革命理论，从而蜕变成修正主义的党。修正主义者用空洞的修辞绕弯子，就是不敢也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道理：只有以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才能培育工人阶级的政治阶级意识；只有以革命无产阶级为主力军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剥夺资本的生产力；只有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占有的生产力，才是对生产力发展的真正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护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才是为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直接服务的物质基础。前两个“只有”，涉及社会主义革命长途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后两个“只有”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这四个方面都围绕着一个在阶级性质上目标明确的中心任务：即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运动；而决不允许用花言巧语的欺骗，偷偷地“为他人做嫁衣裳”。它们在总体上的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因为它们的实现过程必然遭遇到来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而，阶级斗争必然发展到政治斗争，发展到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说，坚持还是反对这“四个只有”，是识别真假共产党的重要标志。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正是这四个“只有”，才真正代表了具有世界时代特征的历史潮流。真正“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斗争。这场伟大斗争的序幕已在世纪之交再度拉开。

修正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社会根源

对于修正主义阶级属性的实质和历史地位，列宁是这样分析的：“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49页，1972年版，下同)“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列宁选集》第4卷第329页）“机会主义者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53页）

修正主义政治思想内容的实质，是主张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实行阶级合作，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帮助帝国主义熄灭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指出：“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同上，第648页）他们“都是主张阶级合作，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革命行动，无条件地承认资产阶级法制，不相信无产阶级而相信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2卷第99－112页）修正主义“在国际上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里对反动的统治阶级实行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鼓励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八评》）修正主义是向被压迫者传布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下的“和平、自由、民主和发展”福音的超级牧师。“维护宗教的人都说宗教可以安慰人，费尔巴哈很公正地指出了这种安慰的反动性，他说，谁要是安慰奴隶，而不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奴隶制，谁就是奴隶主的帮凶。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歪曲成了最龌龊的僧侣主义。”(《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38页)

列宁还分析了修正主义不同于那些与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资产阶级体系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被击溃了。它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的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3页）。“二十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非常熟悉有教养的俄国资产者披着清除了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外衣来贯彻自己观点和希望的这种‘手法’。最近的事变特别鲜明地表明，司徒卢威主义不仅是俄国的而且也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意图，他们妄想‘用温柔手段’消灭马克思主义，用拥抱手段，用仿佛承认马克思主义中除了‘煽动性的’、‘蛊惑性的’、‘布朗基式空想的’方面以外的‘一切’‘真正科学’的方面和成分，来扼杀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采取马克思主义中为自由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一切东西，直到争取改良的斗争，直到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直到‘一般地’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承认资本主义要被‘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唯独’抛弃他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因此很清楚，觉悟的工人应当密切注意司徒卢威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数量既多，形式也多。现在我们只要指出主要的三点：(1)科学的发展在提供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公开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在表面上承认它，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没有害处的神圣的‘偶像’。（2）机会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党内的发展，支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这种‘改造’，把它改成适合于庇护对机会主义作的各种让步。（3）帝国主义时期是压迫其他一切民族的享有特权的‘大’民族瓜分世界的时期。从这种特权和压迫中得来的赃物的很小一部分，无疑会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和工人阶级的贵族及其官僚分子的手中。这些阶层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中只占极少数，他们醉心于‘司徒卢威主义’，因为司徒卢威主义替他们联合‘本’国资产阶级反对各民族被压迫群众的行为作辩护。”（同上，第629页）

[笔者注：司徒卢威主义即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歪曲。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俄国处于大革命的前夜，各种思潮和派别的斗争与分化改组极为活跃。司徒卢威是自由派刊物《解放》杂志的编辑，该刊后来成了自由君主派的机关刊物，此后这一派别又组成了立宪民主党的核心。列宁称“合法马克思主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右翼”。最初，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司徒卢威，曾结成联盟反对民粹派。这些“热烈的论战”，“是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高涨的先声”。但是联盟不久便分裂了。列宁后来对此作了回顾：联盟中的司徒卢威等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同民粹派决裂，意味着从小市民社会主义(或者说农民社会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不是象我们那样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列宁的分析最后把司徒卢威主义界定为“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是国际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萌芽。一次大战其间，司徒卢威是俄国帝国主义的思想家之一。他对帝国主义战争性质的判断有一句名言：“我国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以上见《<十二年来文集>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第751-767页；《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28页)]

列宁又曾这样描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和破产过程：“1871-1914年这个时期的相对‘和平的’性质给机会主义提供了养料，它起初只是一种情绪，后来成了一种派别，最后竟成了工人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一个集团或阶层。这些分子所以能够操纵工人运动，只是因为他们口头上承认革命目的和革命策略。他们所以能够取得群众的信赖，只是因为他们发誓说，他们的全部‘和平’工作都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的。这个矛盾好象是一个脓包，它总归要破裂的，结果也真的破裂了。”（《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2卷第99-112页）“1914年-1915年战争期间护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是什么呢？各大强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瓜分世界和剥削世界，是为了压迫各族人民。一群为数不多的工人官僚、工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可以从资产阶级的巨额利润中分一点油水。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阶级背景是一样的，都是少数享有特权的工人同‘本国’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群众，资产阶级的走狗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同上）“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道，正是朝着靠剥削亚非两洲以建立帝国主义欧洲的方向共同努力的；机会主义客观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一部分，他们由于受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的收买而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第888页）列宁不止一次地称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例如，他在分析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时写道：“保持和巩固自己小市民‘上层’或工人阶级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地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希望和与此相适应的策略在战争时期的必然的继续。”“考茨基称为导致‘超帝国主义’的经济趋势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正是小资产阶级希望金融家不要为非作歹的劝告。”（《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49，636页）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等文中，列宁对作为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之一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提法有所说明（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分析，见本文第二部分中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问题）。他说，“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无产阶级并存的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这些新的小生产者也是免不了要重新被抛人无产阶级队伍的。所以，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当然就会不断地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这就是为什么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主要指这个阶级的“上层”，“特别是[‘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包括社会党“议员、新闻记者”等。他还说，“习惯的力量，由于比较‘和平的’发展而产生的守旧思想，民族的偏见，对于情势急剧变化的恐惧和怀疑，----所有这一切都曾作为附加的因素使机会主义以及对机会主义所表现的虚伪而怯懦的调和态度”日益加强起来。（《列宁选集》第2卷第8页，第649-650页，第656页，第665页）。列宁还预见到，“现在我们同修改马克思理论的人们所进行的争论”，“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而“十九世纪末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市侩们的种种动摇和懦弱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同上，第9页）

工人阶级是批判修正主义的主力军

以上分析表明，离开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不可能搞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先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每一句话都说成是绝对真理，然后在肯定教条主义的前提下，把后人对他们讲过的某句话、某个观点的修订，特别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运用它的原理，通过解决新问题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同修正主义阉割它的原则、背弃革命混为一谈，似乎彼此都在“修正”马克思主义，这类手法是兼用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为真正的修正主义进行的拙劣诡辩。马克思主义不是用来剪裁历史和现实的万古不变的教条，后人也不可能从他们的经典著作中找到解决现实生活中问题的现成药方。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长河，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经典著作的某句话，某个观点，由于受当时认识能力和客观矛盾暴露过程的限制，可能需要在事后做出一定的修改。马克思自己，不也曾对《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进行过反复的修改吗？列宁讲得更坦率：“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但是“两位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妄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益．．．．．．的那些官场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较起来，要高尚千倍，伟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确千倍．．．．．．俄国工人阶级一定能用他们充满错误的革命行动来争得自由，推动欧洲前进，让那些在革命方面没有行动的庸夫们以不犯错误而自夸吧。”（《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列宁选集》第1卷第709-710页）

今天，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都知道，如果众多的单个工人不能在自己革命政党的领导下组织成为阶级，因而无法采取统一的阶级行动向资产阶级展开全面的斗争，包括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革命和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就不可能获得解放。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这些经过理论论证和实际检验的明确战略目标和基本原则，即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这些法则，是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是绝不能拿来与敌人作交易的。谁如果这样做，那就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能够深刻体验和认准这个道理的，首先是工人阶级特别是他们中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工人阶级及其先进部队，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的主力军。他们认同前者、反对后者的鲜明政治态度，是由这个阶级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特殊方式及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二者在阶级斗争中的统一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一切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同工人运动的实际进程、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剥离和对立起来的努力与欺骗，最终都将是徒劳的。一切愿意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战斗的革命知识分子，只要坚持做下去，他们或迟或早都将日益接近和认同有觉悟工人所持的对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泾渭分明的政治立场。

修正主义和社会党国际

也正是在工人阶级要求掌握自己命运的阶级利益的压力下，背弃革命原则的修正主义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合法的统治地位。欺骗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与他们的阶级敌人合作，修正主义所充当的这个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特殊代理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只有当修正主义不断以马克思主义的漂亮词句，继续混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条件下，才有保障。

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等等，最初都是工人运动中的政党、工人政党。后来它们从第二国际革命政党内部的修正主义，蜕化为改良主义的党或叫“资产阶级工人党”，进而成为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执政的完全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直接推行代表垄断资本利益、压迫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帝国主义政策。其间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对于它们来说，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涉及的只是其蜕变史的前半截。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起提出了一条与十月革命道路相对立的所谓通过“议会道路”实现“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他把推行这条路线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配合行动上”。因此，如何看待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成了中苏论战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毛泽东主席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曾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个著名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下面是这一提纲第五条关于西欧社会民主党问题的论述。“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见《八评》附件）现今的社会党国际，企图把自己的“正史”至少追述到社会主义国际即第二国际。然而，正是它的前半截史和后半截史的区别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主要敌人和主要障碍，而修正主义则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隐藏在工人运动中的最好助手。（可参阅《社会党国际》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如果把修正主义简单地当成公开的、完全的资产阶级御用政党来批判，实际上必然回避修正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工人运动内部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其结果便是取消对修正主义有的放矢的实质性斗争，否认对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修正主义进行不同于反对资产阶级政党的特殊批判的必要性，从而将工人运动的思想理论阵地拱手让出，在客观上帮助修正主义继续把工人运动置于资产阶级的俘虏地位。

二、修正主义的危机和破产

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它是什么含义呢？下面是他们自己的解释。“‘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把新的呓语和幻想强加于人民，而不把自己的认识领域局限于研究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恩选集》第638页）。“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马恩选集》第二卷第301页)

社会是由无数个人之有目的的活动组成的，他们的意向经常相互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该如何去研究呢？难道无数有目的、有意志的个人活动的结果，会在总体上呈现出不以个人和集体的意志为转移、因而具有“客观性”的即“有规律”的运动趋势，而且是可以从理论上予以把握的吗？对此，“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各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马克思“要求社会科学用客观态度去分析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并且同对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的分析结合起来。”“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得出了人类历史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阶级斗争是全部发展进程的基础和动力”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588，445页)马克思的理论要求从空间和时间的结合上去把握渗透到“全部发展进程”中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问题：（1）“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2）“而在观察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时，不应当认为它们是静态的，而应当认为它们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不应当认为它们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认为它们处于运动的状态（这个运动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观察运动时又不仅要着眼于过去，而且要着眼于将来，并且不是按照只看到缓慢变化的‘进化论者’的庸俗见解进行观察，而是要辨证地进行观察：‘在伟大的历史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列宁选集》第2卷第602页）。

现在，我们可以借用列宁的一段话来简单概括“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以科学的态度，也就是根据现代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列宁选集》第2卷第614页）来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恩格斯说：“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马恩选集》第2卷第616页）“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人类早已幻想过‘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但是，在全世界千百万被剥削者还没有联合起来为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方向来改变这个社会而进行彻底的、坚决的、全面的斗争以前，所有这些幻想仍旧不过是幻想罢了。只是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把改变现状的渴望和一定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幻想才变成了千百万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幼稚的幻想。”（《列宁选集》第1卷第642页）“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当那些主张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制度，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是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所支持的时候，他们总会受拥护旧制度的人们愚弄的。要打破这些阶级的反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找出一种力量，教育它和组织它去进行斗争，这种力量能够（而且按照它的社会地位应当）成为扫除旧制度和创立新制度的力量。”只有马克思的学说，“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列宁选集》第2卷第445-6页）

历史的辩证法

起初，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之一。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都脱离对这个社会阶级对立关系及其存在条件的历史分析，超乎社会现实的阶级斗争之上，用“人民”、“正义”、“权利”等一般辞句，掩盖它们以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良的性质，实际上多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尺度和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详见《共产党宣言》第三部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正是产业革命先在英国、后又在西欧大陆的胜利，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得以无条件地战胜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因素。通过市场经济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与社会在生活和生产条件上劈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对立的分化，同步发展。经济生活中的共同地位，使个别工人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冲突的性质，从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由于工人政党的诞生。无产者组织成了阶级；当他们这样以阶级行动起来时，围绕政权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政治斗争就必然成为阶级斗争的焦点，直到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在思想和组织上积蓄革命力量的过程，表现为他们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愈来愈扩大的团结。为革命无产阶级在这个阶段的发展创造条件的，首先是资产阶级最初反对贵族、后又反对与产业资本的发展相抵触的其他资本集团、以及经常发生的反对外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在这些斗争中，本国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他们的援助，从而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但是，真正为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的客观形势的，则是在经历了相对较长的工业化高潮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对抗性矛盾的展开而陷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法国的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都是这样的历史产物。这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是相继促成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战胜其他流派、上升到统治地位的转折点。在前一个事件中，信奉自由主义的共和派资产阶级公开枪杀工人。在后一个事件中，公社的无产阶级烈士成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真正奠基人。阶级冲突的对抗性本质，在和平时期的日常生活中时隐时现，往往只呈片面的表露或折射。危机和革命，则迫使社会各阶级在行动中一泻千里地暴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于是，历史自己站出来公开宣告：“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危机和革命骚动的风暴时期，社会阶级矛盾的充分暴露，阶级斗争的全面展开，宣判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的破产，诞生了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一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

然而，工人运动中那些与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奄奄待毙的学说，不久又以修正主义的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开始复活起来。列宁曾把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1871年）；第二个时期是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年）；第三个时期是从这次俄国革命起。”（同上，第437页）“第二个时期（1972-1904年）与第一个时期的区别，就是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同上，第438页）这个时期和其它时期一样，决定工人运动内部斗争形式之特征的，是其外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工人运动内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只是一个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大系统基本矛盾运动的子系统。前者斗争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是后者变化的结果。

下面是列宁对这个时期两大阶级斗争主要特点的概括。“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长足进步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使资产阶级过去那种对无产阶级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欧美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代表，不再用公开的直接的原则斗争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切基本原则，维护私有制的绝对不可侵犯和竞争自由，而是越来越多地主张用所谓社会改良来反对社会革命的思想。不是用自由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现代‘先进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公式。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越发展，资产阶级的统治越纯粹，政治自由越多，运用‘最新的’资产阶级口号的范围就越广，这个口号就是：用改良来反对革命，用局部修缮行将灭亡的制度来反对用革命推翻政权，以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权。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来看，不能不认为这个变化是一大进步。起初，社会主义是为生存而斗争，当时，反对它的是相信自己的力量、大胆地和坚决地维护自由主义这一套经济政治观点的资产阶级。后来，社会主义成长了，在整个文明世界已经保住了生存的权利，它现在是为争取政权而斗争了；而资产阶级日益腐朽，看到自己必然灭亡，于是就竭力用不彻底的虚伪的让步来延缓这种灭亡，以求在新的条件下能保持住自己的政权。工人运动内部的改良主义和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斗争的尖锐化，是世界各文明国家的整个经济政治环境的上述变化的完全必然的结果。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某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奴役的、正在艰难地摆脱这种思想、但又经常重新陷入这种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必然投到工人运动方面来。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没有这种斗争，没有社会主义‘山岳派’和社会主义‘吉伦特派’在这个革命以前的原则上的鲜明分野，没有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分子和代表新的历史力量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在这个革命时期内的完全决裂，是不能设想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列宁选集》第２卷第403-404页）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关于小资产者，恩格斯说：“他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跻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害怕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他们彷徨于恐惧和希望之间，在斗争时会力求保全自己宝贵的生命，而在胜利后去投靠胜利者。这就是他们的本性。”（《马恩选集》第2卷第293页）马克思分析了1848年六月事变后代表小资产者与工人联盟的“山岳党”－－社会民主派的特征：“社会民主党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他们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实质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式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马恩选集》第631-632页）

这个时期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件大事，就是第二国际出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它是上面马恩列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典型。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主要从两个基本方面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了全面的“修正”。第一，他否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对抗性质包括其中自我毁灭的因素，否认它们的尖锐化趋势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他认为，由于最近资本主义在信用制度、雇主联盟（卡特尔和托拉斯）和信息通讯手段方面新的重大发展，特别是由此造成的私人独资占有的工厂向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规模转变和集中，加强了市场经济的协调性和计划性，因而资本主义经济的总危机将不会再出现了。在伯恩施坦看来，这一切都表明，随着生产日新月异的变化，资本主义已具备了巨大的适应能力。第二，他因此否认以暴力夺取政权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改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任务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渐进的改良。对他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消费者合作社、工会和基于普选制的议会民主，便是改良的主要手段，它们将对资本主义经济发挥日益进步的社会化影响。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会运动的发展将把资本家的利润转变为雇佣劳动者的工资，把利润率转变为工资率。工会运动通过挤榨资本的利润，将产生一个阻止社会两极分化的中产阶级。而议会民主的发展，则更意味着“大多数人的意志”将使国家不再成为阶级统治的机构，从而有利于无产阶级通过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实行有计划的调节。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要害，是企图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他在哲学上主张“回到康德那里去”，用“自在之物”不可认识的二元论和庸俗的进化论，否认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因阶级对抗而必然导致的革命的质的飞跃。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资本主义正经历着从资本的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转变。透过小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去观察，伯恩施坦却得出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正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荒谬结论。（以上可参阅罗莎。卢森堡：《改良还是革命》一书（Rosa Luxemburg，Reform or Revolution）和列宁上述文章中关于伯恩施坦的部分）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产生和蔓延，“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有着其深厚的经济根源。（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54页）它是占有殖民地的宗主国从攫取的超额垄断利润中分出一部分收买本国工人阶级的结果。这种情况早在十九世纪中叶起的英国就发生了。它当时“至少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1）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2）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就这两点来说，英国当时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例外。”（《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第889页）因此，恩格斯在1858年就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在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马恩选集》第4卷第338页）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政党，只能是“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工联领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引致宪章运动衰落的原因。到了1892年，随着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逐步衰落，恩格斯进一步观察到那里“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和“广大工人群众”相对立的事实。英国在1848－1868年的特权地位所提供的“长期的利益”，只有“工人阶级中的贵族”才能获得，“广大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丧失这种特权地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二版序言，《马恩全集》第4卷第271－287页）。“在1848－1868年以及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内，只有英国一国享有垄断权；因此机会主义能在英国得势数十年；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占有过如此丰富的殖民地或工业垄断权。”自从1898－1900年间世界开始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来，“这时享有垄断权的已经不是一国的金融资本而是为数很少的几个大国的金融资本（在日俄两国，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对极广大领土或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地位的垄断权，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权）。”从前，英国的垄断权“可能存在几十年而不受争夺”，“现代金融资本的垄断权则已遭到疯狂的争夺了”。“从前，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可能被收买腐化几十年。现在这就很难办到了，甚至办不到了，但是收买为数较少的（与1848－1868年的英国相比较）‘工人贵族’阶层仍然是可能的，而且每一个帝国主义‘大’国都在这样干。从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用恩格斯的寓意极深的话来说――只能在一国内形成（因为当时只有一国拥有垄断权），但是能维持很久。现在‘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那里都成了不可避免的和典型的现象。但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卷进了瓜分赃物的疯狂斗争中，这种党也就未必能在许多国家里得势很久。”（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893－894页）

为什么第二国际会破产？

列宁的以上分析告诉我们，不但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内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取决于和从属于全社会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由于两大阶级的对抗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因此，他们的对抗方式最终还要取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变化的阶段性特征。既然一定时代或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是产生和传播修正主义的根源；那么，这些条件的改变，则必然导致修正主义的危机和破产。在当时，导致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破产的根本原因，是1914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现代工人运动中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两种基本倾向和两个基本派别，“在1914－1916年间已经十分明显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决裂了”（列宁，同上，第889页）。正如1848年的欧洲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尽管都失败了，但却成了迫使工人运动中一切超乎阶级斗争之上、与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社会主义派别纷纷破产的决定性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在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帝国主义时代，当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各类基本矛盾都已经发展到非常尖锐的程度，不得不采取外部破裂的方式去解决。这些矛盾包括（1）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这些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2）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3）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想继续维持它在此前几十年“和平发展”时期中的地位的企图，已经丧失了实现的可能性条件。

帝国主义时代就是金融资本对世界的统治，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它的实质。无数单个的工业资本以自由贸易的方式扩大世界市场、和平地竞争和发展的空间已不复存在，这样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这意味着资本不但要从同它竞争的其它资本的破产中获得赢利，并日益积聚和集中起来；而且，要从“同它竞争的民族的破产”中、通过“争夺对其他民族的统治权”、特别是“排挤更有成绩的竞争者并使其破产”，来达到这一目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636，649，625页）由于上述世界三大基本矛盾的极端尖锐化，世界市场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的扩展，都无法赶上资本在近三十年来通过集中和垄断迅速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需要。在以武力为基本手段侵占殖民地、掠夺别国的领土，继而又以武力为屏障确保分割世界市场占有率的情况下，相对过剩商品在世界市场的“实现问题”，成了引发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历史性转变中，一两个大国利用垄断资本迅速组合的优势，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这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加剧，更使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当垄断资本控制下的民用品世界市场相对饱和时，从扩军备战中暴发的军火市场，成为它们大发其财的主要场所。购买和发展突飞猛进的军火工业产品，必须要有庞大的国家财政开支来支撑。当时作为国家财政主要来源的关税，已不可能维持巨额军费支出的平衡，唯一的出路就是财政赤字。再加上垄断价格，恶性通货膨胀和因市场饱和带来的大规模失业，使得这些国家的无产者和劳动者不但相对地而且绝对地贫困化，在那里纷纷出现了革命的客观形势。正如当时列宁所描写的：“托拉斯、金融寡头和物价高涨等等虽然提供了收买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可能性，但是，对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打击、压迫、摧残和折磨却越来越厉害。”（同上，第894页）

总之，无论从经济、政治等社会条件的哪个方面来说，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当时已经不需要、也无法继续推行上面提到的，由他们中的社会改良主义自由派在前三十年对工人运动的政策了。现在，确保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在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中的胜利，“正是目前交战列强集团双方政策的主要轴心”（列宁，同上，第625页）。一切反战的声音，一切执行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企图，都必遭到政府通过战时书报检查机关、监狱和刑场等各种手段的无情镇压。（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14，653－654页）在剥夺工人政党内部革命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合法生存权利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又在英法两国对机会主义首领们赏以阁员的位置，而在德俄两国则让他们享有合法地自由存在和垄断性地解释“工人利益”的特权。

作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这时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交给”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必须完成的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已不只是伯恩施坦于三十多年“和平发展”的末期在工人运动中传播的“和平长入”的社会改良主义了，而首先是紧急动员工人阶级起来“保卫祖国”，即保卫每个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其他民族而获得赃物的权利。它在文化政治意识的转变，便是由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进一步堕落为民族自由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如果不及时地、准确地牢牢把握住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发展变化的这个关键转折点，就不会有后来第三国际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重大胜利。从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的突变表明，它已经从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大摇大摆地走出来，在外部明目张胆地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成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联盟，从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进一步蜕变为“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反革命工党”（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2卷第99-112页）。一旦实现了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公开结盟，它就大步地跨越了修正主义之所以为修正主义的最后一根底线，走上了彻底背叛的穷途末路，“再不能使它‘天真烂漫’和返老还童了”（《列宁选集》第2卷第656页）。

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列宁写道：战争“用特殊的威胁和暴力迫使”“欧洲社会主义中的机会主义派背叛了社会主义，倒向了沙文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同上，第649，652页）。“所谓社会沙文主义，我们指在当前帝国主义战争中承认保卫祖国的思想，为社会党人在这次战争这同‘本’国资产阶级和政府的联合辩护，拒绝宣传和支持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等等。”（同上，第648页）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的沙文主义者，他们帮助‘本国的’资产阶级去掠夺别的国家，奴役别的民族。这就是‘沙文主义’这个概念的主要内容。他们即使在‘自己’祖国所作所为是为了征服别人祖国的时候，还是主张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祖国’，即保卫祖国不受压迫。这个看法现在也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可是要把这种看法应用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那是荒谬的。”“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已经完成了的机会主义。它已成熟到与本国资产阶级和总参谋部实行公开的、往往是卑鄙的联盟的地步。正是这种联盟使它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拥有独占合法刊物和欺骗群众的垄断权。所以，如果到现在还把机会主义看作一种党内现象，那是很荒谬的。如果打算同大卫、列金、海德门、普列汉诺夫、维伯等一起去执行巴塞尔决议，那也是很荒谬的。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统一，就是同剥削其他民族的‘本国’民族资产阶级讲统一，就是使国际无产阶级分裂。这当然不是说，同机会主义者的决裂在任何地方都能立刻办到，而只是说这种决裂在历史上已经成熟，它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来说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空话已经听够了，象考茨基之流那样糟蹋‘马克思主义’的事情已经看够了！在第二国际存在了二十五年之后，在巴塞尔宣言发表之后，工人们再不会相信空话了。机会主义已经衰败了，它最终地转到资产阶级营垒，变成社会沙文主义了：它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都已同社会民主党决裂了。它在组织上也会同社会民主党决裂的。”（以上均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2卷第99-112页）战时的社会沙文主义，把阶级合作的思想“发展到了顶点”，把几十年来形成的机会主义“提到了最高的阶段”，“机会主义者在危机关头成了工人政党内那些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分子的核心”，“这个阶层已经同本国资产阶级结合起来，而资产阶级也完全会器重它和‘使用’它。”因此，“社会沙文主义就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熟到使这个资产阶级的脓疮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留在社会党的内部。”（《第二国家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48，656，650页）

我们在前面曾反复强调，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它的作用是以伪装的“自己人”的身份，领导工人群众去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欺骗工人阶级的伪装一旦被剥去，修正主义者便成了孤家寡人，他们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眼中的地位和价值也随之一落千丈。这对修正主义的生存，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的统治，都是一场危机。主子们就要“换马”，重新到工人运动中寻找和培植新的代理人。资本主义世界诸多基本矛盾的集中与尖锐化，往往迫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把他们与修正主义之间“委托与代理”的客观政治关系，转变为主观的即公开结盟的政治关系，从而“帮助”了无产阶级的觉醒，宣告了修正主义的破产。这叫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中派”考茨基

第二国际在一次大战期间从机会主义到社会沙文主义的蜕变，是这类事情中最典型的历史事变之一。在战前很久，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欧洲战争一定会造成革命形势。这样的估计对不对呢？“经济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战争在各地造成的饥饿和经济破坏，这就是革命形势。政治事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从1915年起，在所有国家里清楚地显露出陈旧腐朽的社会党分裂的过程，无产阶级群众离开社会沙文主义领袖向左转，转到革命思想、革命情绪、革命领袖方面来的过程。”（列宁：《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75页）聪明的机会主义者，很清楚社会民主党继续向右转给资产阶级带来的严重危险。1915年他们中有人在德国的反动刊物上以“莫尼托尔”的笔名发表文章，提醒自己修正主义的党：“它应当保持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工人政党的性质，因为它一旦放弃了这一点，马上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政党来接受原先旧的政党所背弃的纲领，并把这个纲领表述得更加激进。”考茨基同年也在《新时代》杂志写文章，劝告要“允许少数分子在国会里发表一些激进演说”，以挽救党的统一。因为阶级矛盾的尖锐，“会使激进分子在群众活动中占上风”。他们“势必纷纷脱党，而加入从事反国会的(？？应当说：国会以外的----列宁注)群众运动的党，这对我们是一个威胁。”“由此可见，我们的党正分裂为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极端相反的营垒。”另一个考茨基分子也“警告”党团不要“把弦子拉得太紧；工人群众反对党团多数的情绪正在增长；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大概是印错了，应读作“莫尼托尔主义的”----列宁注）“中派”立场。(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同上)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如何使越来越怀有革命情绪的人民群众与濒于破产的社会沙文主义“调和起来”，即保持列宁上面所说的“‘莫尼托尔主义’的‘中派’立场”，确实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工人政党的右翼即社会沙文主义者，公开地投敌叛变了。为了继续笼络在工人运动中失去的人心，隐蔽和精细的机会主义，即考茨基主义，以“中派”的立场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旗帜下出马了。为了替沙文主义的“保卫祖国”辩护，公开的机会主义提出了“祸首”论----对破坏欧洲和平的祸首发动的战争所进行的自卫，是正当的自卫。而隐蔽的机会主义则提出了“国际主义”论----每个民族都是平等的，都有保卫其民族自由、民族自决的权利。公开的机会主义鼓吹“最终的目的是没有的”，改良运动就是一切。隐蔽的机会主义说，我们必须夺取政权，但闭口不谈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而只是强调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方式来行事。公开的机会主义赞成本国资产阶级的侵略政策。而隐蔽的机会主义则提出了由“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维持“持久和平”，以便开创“新纪元”的“超帝国主义”论。考茨基就是这样，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争取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列宁：《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68页）伴随着工人政党内部社会主义革命派与机会主义改良派的分裂，机会主义中的右派和“中派”的分离，也是修正主义危机和破产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历史的辩证法总是在捉弄修正主义。只有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被迫对工人运动执行不彻底的虚伪的改良主义让步政策的时期，才为修正主义的得势和猖獗创造了最适宜的环境。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所以采取改良主义的策略，恰恰是此前一个时期工人运动在社会主义革命派的率领下对旧制度进行了猛烈冲击的结果。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一旦落入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手中，在斗争中步步退让、处处退让，那么，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就会转而采取“追穷寇”的直接进攻策略，致使修正主义借用马克思主义词句、继续混在工人运动的欺骗越来越难以瞒天过海，直至它的危机与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