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拿过民主话语权

    司马南《民主胡同40条》一书新近出版，书名和封面设计都很吸引人，但这只是一本书要吸引人的第一步，书中的内容有着明显的司马风格，通俗明快、生动精辟，同样吸引人。两年前，我看到司马南在某大学一次演讲的录像，内容是关于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现象，便对司马南说：可以把这个话题丰富一下，写成一本书。司马南当时说，没时间啊。没想到，后来他花了很多时间，居然写成一本56万字厚厚的书。从最初《北京民主胡同》的标题，到现在《民主胡同40条》的书名，似乎还有未尽之意。“民主胡同”一条条，有的能走出去，有的只是死胡同。
    我还没有时间把司马南这本书读完，但大致内容有所了解，司马南最初4万多字的“北京民主胡同”，我是很认真地读了。因此，也能对《民主胡同40条》说上几句，甚至再加几条胡同。但是，一开口说民主便有很多问题。民主有很多理解，很多歧义。当今世界最令人郁闷的是：只要针对民主的某种解释发出不同的意见或看法，便会被拥有这种解释的“民主专利”所有者指为“反民主”。“反民主”是什么？这一“民主专利”的标准解释是：独裁、专制。于是，本来应该是开放的民主，在“民主专利”的保护下，任何与“民主专利”不符的解释，统统都是独裁、专制。从而使得民主只能有一种声音，从而确保民主只能有一种解释，一种由暴力保护的“民主专利”。
    专利差不多就是专制。当民主也变成少数人的专利，或者说，对于民主的话语权变成少数人的特权时，它也就变成了民主的专制。对于很多反对“民主专利”、“民主专制”的人来说，只要反对它，就“被反民主”了，就“被专制”了。这实在是一种很被动的状态。这就是“话语权”的巨大威力——说你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是也不是。如埃及，如伊朗。这种被动、这种民主专制的蛮横，让很多人跳起来进行反抗。于是，有人用激将法在微博上说：你们这些反民主的人，敢不敢公开拥护专制？我替你们扬名！于是，“被反民主”的人在微博上真的公开说：专制比民主好一万倍。于是，本来是反对“民主专制”的，现在都“被专制”了，在激将法面前，铁证如山地“被专制”了。于是，有人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标签，给这些“被专制”的人贴上——反民主就是反人类。于是，“民主后杀你全家”，因为，你们反人类。
    民主与专制，就像上帝与魔鬼，很多时候，它不能靠理性。“民主教”已经把它变成信仰，变成崇拜。在这种状况下，反对“他”的民主，毫无例外都是专制。为了避免这种民主话语霸权下的专制，我在说到民主时，一般都会加上“西方”两个字，“西方民主”这一拖沓的描述目的是显示出，那是他们所谓的民主。当然，有时我也会忘记，也就经常在民主话语霸权的专制下，“被反民主”，“被专制”。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经常地对朋友们说：我们不要因为反对他们的假民主，无辜地“被专制”！我们要拿过民主的话语权。民主如果是一个神器，不能让专制的假民主掌握，而应该让真民主掌握。对于民主和专制的解释，不能只是他们的专利。
    “他们”是谁？他们就是掌握话语权的人。他们靠什么掌握话语权？靠钱。这里再重复一遍我曾经说过的观点。西方政治的“三权分立”是将一件事情切成三段，分别由不同的人负责。但是，在不同的负责人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这就是“他们”，就是钱。中国传统政治的“三权分立”是暴力权、财富权、话语权的隔离，站在这三权背后的，是社会道德。这是我们的民主，是我们的话语权下的民主。不是他们用金钱维护的民主专利，而是我们用道德维护的真民主。
    长期以来，他们在台上，有麦克风，他们是麦霸，声音比我们大很多。如今，我们即便没有到台上去夺了麦克风，也应该买一个自己的麦克风，在台下与他们唱一唱对台戏。我们要争夺民主的话语权，不能任由金钱垄断了民主的话语权。不能任由金钱把我们抹黑为“专制”，而要放大我们的声音——我们才是民主，他们才是专制，他们是金钱的专制，是金钱统治下盗用“民主”名义的专制。所以我认为，司马南的《民主胡同40条》就是我们掌握麦克风、我们掌握民主话语权的一个行动。我们绝不该无辜地被指为反民主的专制，反而让盗用民主的财主耀武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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