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坚持马列主义掌握中美战略会谈主动权反击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货币战争

坚持马列主义掌握中美战略会谈主动权

反击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货币战争

杨斌著作《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节选

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国依靠美元霸权滥发货币占有各国财富，因此，美国同世界上九十多个国家存在着贸易逆差，其他国家货币即使升值大幅度提高了出口商品价格，也不会影响美国依靠成本近乎为零的美元弥补财政、贸易赤字。世界各国解决同美国贸易失衡问题的根本办法，开展国际合作建立不依赖美元的国际贸易清算体系，并最终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新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动摇美元霸权从而削弱美国的全球经济军事霸权的威胁。该文指出，中国面对美国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必须反守为攻才能根本改变被动挨打局面，必须始终牢牢抓住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占有各国财富的关键，主动联合世界各国积极推进各种替代美元霸权的方案，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经济军事霸权对世界稳定的威胁。中国建立新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不能仅仅作为长期目标，而应看作争取在较短时期内付诸实施的现实目标。中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敢于明确指出美国的经济政策失误，指出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是酿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只有彻底摒弃金融自由化政策才能消除金融危机的根源，这样中国才可能在中美战略会谈中改变被动挨打局面，同时反守为攻明确指出美国金融政策酿成的巨大金融风险，并且在参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改革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坚持马列主义才能掌握中美战略会谈主动权

数年前，中国为了维护中美关系曾在中美战略会谈中多次让步，承受了人民币不断升值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恶果，但是，美国金融资本获得丰厚收益后却并不满足，反而进一步提出了人民币升值和金融自由化的要求，还误导中国官员承诺金融改革坚定不移推行金融自由化，诱惑中国购买了数千亿美元“两房”债券和各种有毒资产，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非但不反思自己的责任失误，还倒打一耙试图将责任和危机损失转嫁给中国。倘若中国政府官员不能坚持并发展马列主义理论，认清当代帝国主义和金融垄断资本的本质，就不可能具备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眼光，这种情况下就不如推迟、暂停中美双边战略会谈，对有关方面人员应组织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和学习，充分认识到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种种谋略、手腕，认识到美国鼓吹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的危害，认识到美国经济复苏的泡沫性质和随时可能破灭的危险，这样才能摆脱理论观念受美国误导造成的被动局面。

中国不应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前提下进行战略谈判，因为，金融自由化本身就是为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服务的经济政策。中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敢于明确指出美国的经济政策失误，指出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是酿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只有彻底摒弃金融自由化政策才能消除金融危机的根源，这样中国才可能在中美战略会谈中改变被动挨打局面，同时反守为攻明确指出美国金融政策酿成的巨大金融风险，并且在参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改革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中国不能接受美国施压推行资本账户的开放和自由化，尤其不能以资本账户开放来换取美国暂缓实施贸易制裁，因为，中国的外汇顺差来源主要不是贸易账户而是资本账户，中国要想控制外汇顺差增长就应该限制西方投资，尤其是不应顺应美国的金融自由化压力开放资本账户，否则人民币浮动升值越多就会吸引更多热钱涌入套利。

中国面对美国污蔑中国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指责，以及对华进口全面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威胁，不应回避妥协而应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当前美国威胁涉及到成千上万种中国出口商品，是远比轮胎、钢铁个案更为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还应追究美国滥发美元弥补财政赤字侵吞各国财富，操纵汇率频繁制造金融危机打击各国货币金融体系，纵容金融投机造成石油、粮食价格暴涨暴跌和危机，导致众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社会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和广泛多边贸易逆差的罪责，当前美国以中国造成全球经济失衡为借口施压人民币升值，中国应动员经济理论和舆论战线的力量进行全面反击，通过广泛的舆论攻势促使各国人民弄清是非曲直和事实真相，认识到究竟谁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和爆发危机的罪魁祸首，才能为中国赢得道义优势和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迫使美国顾忌世界舆论压力停止威胁中国，不敢任意栽赃嫁祸中国并动辄威胁进行经济制裁，甚至在更强硬的右翼政客担任总统后制造战争借口。

当前中国应坚持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坚定立场，不应稍微屈服美国压力允许人民币浮动小幅升值，这样才能打破国际投机资本利用人民币升值套利的预期，防止国际热钱涌入导致更为严重的外汇盈余问题，招致美国获得更多的借口向中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中国还应反守为攻向世界各国人民呼吁，反对美国实行滥发货币政策导致美元不断贬值，操纵汇率严重威胁世界各国外汇储备和美国人民财产，主动争取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支持，防止奥巴马政府和今后可能上台的美国右翼政府，利用金融危机责任、人民币汇率、西藏人权等借口，为推行强硬反华政策和干涉中国内政进行舆论铺垫。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国际金融资本获得投机套利收益，而中国购买的美元债券则会蒙受美元贬值导致的汇率损失。中国应向美国明确指出倘若美国继续施压人民币升值，中国就不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帮助其弥补财政赤字，因为美元贬值将给中国购买的美元债券造成巨大汇率损失。中国还应要求美国像20世纪60年代对德国一样，采取具体措施保障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价值，弥补因美元贬值造成的汇率损失和通货膨胀损失，这样保障中国利益才能建立国际合作的互信基础，否则应大幅度减少购买和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美国著名教授赫德森曾指出当年美国向德国提供这样的承诺，是为减少对美元贬值的恐慌并维护美元信誉，当前中国不应被动地应对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而应据理力争向美国指出其错误政策以维护自身利益。

反击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的舆论战                  

据国际媒体分析报道，2010年5月中美战略会谈期间，美国暂时放弃公开施压人民币升值，目的是为了利用汇率操纵国作为谈判筹码谋求战略利益，但是，就在中国同意联合国制裁伊朗决议并连续两月增持美国国债之后，美国朝野再次一致发动了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凶猛攻势。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也改变了以往中国通的温和姿态，2010年6月10日，他公开宣称“中国汇率失真的影响已经蔓延到中国以外，是对我们所需恢复的全球平衡的阻碍”，他还表示赞许美国参议员舒默提出的对华实施全面惩罚性关税议案，声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汇率政策越来越没有耐心，他称“重要的是要让中国知道，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美国国会就会采取行动”。[1]盖特纳骤然变脸并且发表最强硬的施压人民币升值言论，充分表明中国不应对所谓美国的温和派抱有任何幻想，他们在遏制中国崛起上同强硬派有着完全一致的战略目标。中国绝不应再次被美国政客扮演的黑脸白脸所欺骗，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充分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抛弃幻想做好斗争准备才能捍卫核心战略利益。

2010年3月，美国国会一百多名议员联名呼吁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以便为美国发动金融战和贸易战提供借口。[2]2010年6月美国参议员舒默声称议员们很快就将推动立法行动，对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实施全面的惩罚性关税报复。中国应调查幕后怂恿这些美国议员反华的跨国垄断财团背景，限制并减少其在华经营的优惠待遇并促使其改变立场，迫使其支持的美国议员放弃毫无道理的反华活动。中国不仅应以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流作为制裁反华措施，还应考虑宣布推迟、减少中美双边战略会谈，以美方反华破坏互信为由剥夺其发动金融战的施压途径，促使美国知道无法重演通过中美双边战略会谈，施压中国推行人民币浮动升值和金融开放，沉重打击中国出口中小企业和所持美元资产的故伎，否则美国反华势力尝到甜头还会不断地制造麻烦、纠纷。

中国进行中美战略会谈应充分吸取日本的教训，20世纪80年代美国为遏制日本经济崛起，也是通过日美战略会谈作为重要的施压途径，迫使日本实行汇率自由浮动和大幅度升值，放弃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的金融监管化政策，转而推行导致泡沫投机泛滥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最终因股市、楼市泡沫破裂陷入一蹶不振的长期停滞。由于日本政府官员缺乏国际博弈的大战略思维，全盘接受了美国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政策，致使日本在日美战略会谈中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根本谈不上互利双赢而只能消极防御、受制于人。1985年美日两国政府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两年间大幅度升值一倍，吸引大量国际投机资本涌入刺激泡沫经济。日本二战后迫于冷战压力实行社会改良，借鉴了马克思关于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理论，推行金融监管化政策并严厉打击金融投机，银行贷款质量很高从未发生金融危机，截止1980年银行贷款坏账率仅为0.5%，但是，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导致了投机泛滥，非生产性贷款的比重迅猛上升了两、三倍，大部分流入了股票和房地产投机市场，银行贷款坏账总额十年间增长了一百倍。尽管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政府积极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挽救经济，但是，日本主权债务不断积累远远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日本经济却始终无法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充分说明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存在弊端。当年社会改良造就了日本经济奇迹和和“一亿人总中流”社会，今天日本媒体则将新自由主义改革称为“社会改恶”，指责其导致了“一亿人总下流”和社会经济沉沦。

维护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和美国民众财产

中国不应坐视美国采取不当的反危机经济政策，加剧国际金融动荡局面并导致美元不断贬值，持续不断造成我国出口形势恶化和外汇储备损失。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影响不断上升的大国，应该联合世界各国指出美国反危机经济政策的失误，积极主动地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并促进和谐发展。对中国经济构成主要威胁的美国反危机经济政策失误之一，就是不惜代价注入巨资挽救银行体系有毒资产的计划。尽管美国政府向银行体系注入数万亿巨额资金，但是相对于美国各大银行的巨额有毒资产仍然是杯水车薪，美国政府和央行还将不断被迫实施新的注资挽救计划，甚至不顾通货膨胀危险直接开启印钞机解决资金紧缺困境。这种救市行为将会导致美元不断贬值并严重威胁中国出口和外汇储备。中国应明确指出美国为了维护金融垄断资本利益，通过滥发货币操纵汇率才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

美国民众将自己的存款、养老金以及购买的各种保险，委托给银行机构、各种基金和保险公司进行管理，但是，这些金融机构以规避风险的名义从事了大量高杠杆投机赌博，结果因赌博失利造成了规模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坏债和有毒资产，进而挟持民众的存款、养老金等财产为人质逼迫政府注资救市。倘若美欧银行机构、基金和保险公司直接到拉斯维加斯赌场下注，由此产生了数百万亿美元彼此相互拖欠的赌债，人们就会清楚地看出这些金融机构从事的是违法行为，就会要求政府将这些沦为赌徒的金融高管撤职并绳之以法，进而将这些赌徒之间的对赌协议视为废纸并冻结、废除，绝不会同意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金钱来挽救巨额赌债。但是，由于投机赌注被精巧地伪装成非常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金融资本就以维护民众利益为借口堂而皇之地挟持政府救市，从而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成千上万亿美元的巨大收益，随着美国政府和央行开动印钞机挽救规模庞大的银行有毒资产，泛滥的货币洪水最终就会造成逐步升级的通货膨胀压力，无情地吞没民众拥有的存款、债券、养老金等各种资产，以及中国和世界各国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

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要求美国政府纠正反危机政策的错误，立即停止依靠发行货币来挽救银行有毒资产，纠正被克鲁格曼批评为“现金换废纸”的错误救市办法，将实为一堆废纸的金融衍生品赌债彻底冻结、废止，将节省下来的紧缺资金用于维护民众的存款、养老金，用于确保世界各国拥有的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的价值，用于推动全球贸易复苏和实体经济摆脱严重的衰退。美国包括中产阶级、实业家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这一问题上同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利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同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则存在着广泛的一致。

中国应联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向美欧政府领导人发出呼吁，停止当前滥发美元挽救银行金融机构有毒资产的错误救市政策，主动拆除高达六百多万亿美元规模的金融衍生品定时炸弹，争取不待其爆炸并造成破坏就先行将其全部冻结、注销，否则将不断引发一轮轮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衰退，并且最终导致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崩溃膨胀”灾难，致使美国人民的存款、养老金和持有的基金、债券等资产，以及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和持有的各种美元资产，在类似德国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蒙受惨重损失或化为乌有。冻结、废除金融衍生品巨额债务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甚至也符合世界各国实体经济领域企业家和财团的利益。奥巴马竞选时尖锐批评华尔街金融财团曾赢得了美国民众的拥护，但是，他上台后继续任命华尔街精英担任政府要职也令美国民众深感失望，中国向全世界发出这样的维护世界各国利益的倡议，将会赢得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

中国应联合世界各国人民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政府救市应严格区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债权，一种债权是花费真金白银形成的债权，像美国人民的拥有的存款、养老金等资产，中国金融机构购买的美国两房等金融机构的3A级债券，世界各国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国政府债券，这些才是美国政府必须优先保障的实实在在的债权；还有一种债权是金融机构投机产生的赌债，如具有高杠杆投机性质的金融衍生品，已高达天文数字的庞大规模根本无法挽救，挽救这类投机坏债必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金融衍生品债务是脱离实体经济的投机赌债，彻底废除这类债务不会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相反废除这类债务才能避免美欧银行陷入彻底破产，节省充裕的资金用于刺激实体部门有利于推经济复苏。

当前美欧广大民众正日益意识金融资本的贪婪和欺诈，正在寻找制造金融危机并损害自身利益的“元凶”，而美国和大西洋两岸贪婪的银行家成了发泄愤怒情绪的对象。但是，华尔街金融金融资本及其在美国政府中的代理人，也正在制造舆论为转移民众愤怒寻找替罪羊，特别是寻找借口将危机的责任、代价转嫁给中国。中国面对美国无端指责不能仅仅被动地为自己辩护，而应积极向世界各国和美国公众阐明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起因，否则就会鼓励美国故意混淆真相并把中国当作替罪羊，中国越是惧怕美国施压并允许人民币不断浮动升值，就会吸引更大热钱涌入并面对更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越是增购美国国债并向美国提供廉价产品，就越是成为美国攻击对象并被指责造成全球经济失衡。中国应积极主动提出维护美国民众和本国利益的主张，冻结巨额金融衍生品坏债遏制金融危机升级，力阻美联储印钞救市威胁美国民众存款和中国外汇储备，呼吁对美国民众存款和各国持有美债实行通胀贴息保值，让美国民众从切身利益出发积极拥护中国立场。中国应抓紧时机进行争取美国民众的舆论工作，以防金融危机升级导致美国国内矛盾激化之时，美国受财团控制媒体骤然发动嫁祸中国的舆论攻势，导致中美关系恶化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

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新任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在出席参院情报委员会例会时表示，危机已取代恐怖主义和本拉登，成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他称“美国现时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是，全球金融危机和它将带来的地缘政治后果”。加利福尼亚是美国最大、最富有的州，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州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被迫释放了五万五千名囚犯任其流入社会，直接威胁到美国人民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稳定。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受美国军工、金融垄断财团支持的右翼政治势力，深知不妥善解决巨额银行有毒资产则政府刺激计划难以奏效，正在布局推举主张对外扩张的右翼强硬派赢得下届大选，倘若全球危机出现二次探底或新一轮金融海啸，全球各地都可能出现动荡局面，为美国军工、金融垄断财团支持的右翼势力主张对外扩张提供借口，世界各国人民都可能面临丧失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危险。

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减少对美国依赖

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建议中国主动以征收出口税的办法回应美国指责、施压。这种出口税可以有针对性减少中美贸易逆差，而不像人民币升值会影响中国对所有国家出口，同美国征收关税相比确保税收归中国避免利益外流。中国不应惧怕美国征收进口惩罚性关税的威胁，美国这样做将损害自身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利益，迫使美联储碍于物价上涨压力难以延续滥发美元的货币政策，减少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廉价获得中国创造的物质财富，某种意义上也有利于中国调整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征收出口结构调整税应主要针对跨国公司对美国出口，因为跨国公司所占价值链份额很高且承受能力强，中国还可利用出口结构调整税收益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扶植承受力较弱的中小企业调整经营开拓国内市场。

中国应对在华跨国公司提高各种资源价格和征收税率，提高对美出口跨国企业、环境保护和碳排放等方面的征税措施，特别是扩大中美贸易顺差并支持反华的美国跨国企业，因为，中国相当大部分对美贸易顺差来自西方跨国公司出口，中西方在资源价格和环保政策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这样比较调整汇率能更有针对性减少中美贸易顺差，不会吸引国际热钱伪装成出口顺差和直接投资涌入中国，能够敦促美国跨国企业帮助制止某些议员、政客的反华主张，保护中国出口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并广泛开拓其它出口市场，限制跨国公司将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中国，降低中美贸易顺差并且提高中国所占的价值链份额，积聚财力扶植符合国家政策的企业扩大国内市场服务内需，有利于保护环境并节省宝贵资源用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降低外贸、外资依存度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尽管全球经济长期动荡的过程中，不排除出现美欧政府大量救市注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但这是类似美国滥发次贷时期的虚假泡沫繁荣，从当前美国为挽救一个百分点的经济衰退，付出的救市代价相当于大萧条时期的54倍，就能判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求不足矛盾多么突出，信用膨胀掩盖的生产过剩矛盾积累到多么严重的程度，债务泡沫支撑的经济复苏和繁荣是多么脆弱，就能预见到经济复苏随时可能重新转变为严重经济危机。中国应该准备应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动荡和深度衰退，经济刺激计划既要考虑应急也要从长计议。西方经济学的货币财政扩张政策，适合短期应对一般经济周期波动，长期实行将会带来一系列负作用，包括财政负担和通货膨胀压力日趋严重，难以应对特大泡沫崩塌造成的深度衰退和长期动荡。中国不应效仿西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践证明这种政策存在着很大弊端，很容易刺激股市、楼市的虚假繁荣，却难以推动实体经济走出困境，甚至会提前透支、扼杀实体经济的复苏。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准确预见美国次贷危机，他于2009年7月30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表示他开始担心中国银行信贷猛增导致经济失衡，斯蒂芬•罗奇称大量迹象表明西方刺激泡沫经济的教训正在中国重演，“两年多前，中国总理温家宝曾警告称，中国经济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这是先见之明。如今，面对严重的全球衰退，中国却让温总理警告过的那些问题更为恶化：将受流动性推动的巨额刺激方案瞄准了最不平衡的行业”，“中国各银行的贷款质量多数确实受到2009年上半年大量信贷投放的影响，这一趋势可能为新一波银行不良贷款播下了种子”。他提到的最不平衡的行业两年前是同美国次贷泡沫相联系的出口泡沫，如今是同美国次贷泡沫相似的中国房地产泡沫繁荣。[3]即使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形势出现明显好转，中国也不应麻痹大意、掉以轻心，不应再次像美国次贷繁荣时期那样为债务刺激的消费泡沫吸引，像斯蒂芬•罗奇批评的那样将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系于出口泡沫。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美国脆弱的经济复苏随时可能再次面临恶化形势，像大萧条时期那样出现双底或多底型经济衰退。美国继续沿用滥发货币政策救市将导致美元严重贬值，中国以巨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代价换来的外汇收入，将会因美元不断贬值而蒙受巨大的汇率风险损失。由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达60%左右，出口市场需求锐减必然产生强烈冲击，通过复杂的产业联系造成乘数扩大连锁反应，导致大面积的企业开工不足、资源闲置和效益下滑，企业上缴税收和偿还贷款能力也随之下降。倘若中国出口贸易再次因美欧衰退出现大幅下降，意味着中国将缺乏足够的政策弹药刺激经济，继续扩大财政赤字和发放天量银行信贷，将会造成沉重财政包袱和严重通货膨胀隐患。中国面对全球经济长期动荡的严峻挑战，以及美国随时可能爆发更大危机的风险，应该建立一种常备不懈的有效应对经济危机体制，随时能有效利用计划调节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启动市场无法利用的闲置资源用于有益社会用途，阻断经济危机造成的乘数扩大连锁反应，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并防止周期性危机引发社会动荡。

2010年2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深刻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我们必须见事早、行动快、积极应对,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添推动力”，并把“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亟待落实的重点工作之一。当前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加大全球经济第二次探底危险，美国不断以贸易失衡为借口施压中国人民币升值，中国外汇储备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美元贬值风险的形势下，中央提出的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针具有深远意义，是中国抵御可能爆发的更大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防止中国像日本那样在金融战败后陷入长期经济停滞，像东南亚国家那样在危机冲击下丧失数十年的发展成果，实现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并且建立和谐社会目标的关键。

值得指出，中国落实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面临着很大困难，关键是美国通过美元霸权拥有操纵全球市场的能力，无论人民币如何升值也难以削弱美国的购买力，难以阻止美国依靠成本近乎为零的美元弥补贸易逆差，这正是数年来中国人民币持续不断浮动升值之后，中美贸易顺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落实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针，不能依靠受到美元霸权操纵的全球市场自发调节，不能效仿西方的天量信贷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政策，美国次贷危机证明了笼统的宽松货币政策有刺激泡沫经济的危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证明了凯恩斯财政赤字政策具有很大副作用。中国必须依据马克思关于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理论，继承陈云同志运用“四平”理论治理国民经济的经验。有人认为陈云同志的经验适合计划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其实解放初期中国面对的正是市场经济的烂摊子，尚未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且私有经济占相当大比重，失业严重、物资短缺和物价失控等困难远远超过今天，还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进行着艰苦的抗美援朝战争，但是，陈云同志在保持信贷平衡、财政平衡的情况下，成功克服了各种经济困难并实现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西方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都无法实现的奇迹。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伟光撰文指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不可避免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这是由商品具有的二重性内在矛盾决定的，社会主义必须发挥自身制度的优越性，通过计划调节加强针对经济危机的制度建设，才能约束市场经济的消极面并防止经济危机。[4] 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伴生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坚持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原则，并且随着经济形势变化灵活调整计划调节范围，才能有效防止爆发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威胁，抵御西方不时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赤字和宽松货币政策，只能利用债务膨胀暂时推迟、缓解有效需求不足，利用新债务泡沫延缓旧债务泡沫破裂的后遗症，不能解决只能暂时掩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根本无法消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而且财政失衡和通货膨胀的隐患将会越来越大，推迟和防止危机爆发的效果则会越来越差，最终无法阻止债务泡沫利滚利酿成更大规模的危机。美国走出网络泡沫衰退不久又爆发更为严重的次贷危机，充分说明凯恩斯主义存在“治标不治本”的弊端，因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应只提政府宏观调控而完全不敢提计划调节，不应只提借鉴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货币政策，而不敢提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科学理论。适当的政府计划调节非但不会限制市场经济，非但不会必然降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率，还会通过防止周期性经济危机更好发挥市场积极作用，通过启动市场闲置资源避免浪费并提高经济效率。

十年前，笔者所著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提出中国应借鉴罗斯福实施动员经济的成功经验，以应对美国可能爆发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的危险。罗斯福动员经济在刺激经济方面优越于“新政”之处，在于政府对启动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使用进行全面规划，确保刺激和启动经济的力度达到充分开工和充分就业程度，避免像“新政”一样因刺激力度不足反复陷入经济衰退，美国是依靠动员经济而非“新政”才最终摆脱了大萧条的影响。笔者提出中国应建立一种常备不懈应对外来危机冲击的体制，实施局部动员经济将计划调节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并且详细论述了实施局部动员经济的步骤和措施，包括对出口锐减导致的闲置产能进行周密调查，通过试验不同方案摸索适宜的刺激力度，资金投放应严格区分实体经济和泡沫经济，谨防股市楼市投机导致资源浪费和政策失效。

值得指出，局部动员经济不排除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主要将计划调节用于有限的关键性领域，克服市场经济运转的宏观和微观失灵，目的是更好发挥而不是限制市场经济的作用。局部动员经济实施有限计划调节的目的，是确保或恢复一些关键性的宏观经济平衡，以及一些具有宏观影响的微观供求平衡，绝非试图解决全部经济平衡的集中计划经济。政府仅在有必要、有把握的一些关键性领域，进行局部的计划调节和宏观、微观干预，剩余部分留给市场经济进行自发调节，这样很容易达到信息和计算能力要求，即使犯了错误还有市场调节补充矫正，能够促使计划和市场相互取长补短，不坐视而且灵活矫正彼此存在的明显缺陷。

新加坡用政府计划办法建设大部分居民住宅，因为通过人口数据很容易计算住宅需求，而且房地产价格上涨容易诱发投机加剧供求失衡，形成泡沫过热造成宏观失衡和经济危机，属于具有重要宏观影响的关键性微观市场失灵，因此，政府果断将其纳入计划调节并加强国有企业投资，但是，政府却明智地将高端住宅和商业房地产，留给市场进行自发调节而不实行政府干预，这样既能确保绝大多数居民享有廉价优质的住宅，又能避免像其它国家那样反复出现房地产投机泡沫，由微观失衡引发一系列宏观失衡并爆发经济危机。

中国实施家电下乡政策像新加坡住宅计划一样成效显著，原因也在于有限计划调节加强了宏观与微观的联系，促使局部的微观干预产生了显著的宏观经济效果，这种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和成功经验，应该迅速扩大并推广到国民经济的关键性领域，如借鉴新加坡住宅计划经验满足居民住宅需要，住宅建设需要巨大投资并能带动建材、家电等相关行业，政府果断介入能防止该行业因投机泡沫导致市场失灵，扼杀增长潜力、影响社会稳定并引发宏观经济风险。政府有计划启动巨大的住宅建设投资，能有效弥补出口锐减造成的生产过剩，防止房地产泡沫与外来危机冲击产生共振，导致宏观失衡引发金融危机并影响社会稳定。

科研开发投资也有振兴国民经济的宏观意义，重大科技进步能催生新兴产业并带动投资热潮，形成长期发展动力推动经济走出疲软低谷。为缓解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中国应将大量闲置企业、车间改造成科研开发基地，加强关键性领域的科研开发推动产业升级，以较少成本将现有科研开发规模扩大数倍，提供大量高质量就业机会利用宝贵知识人才，减少企业裁减技术人员造成的人才浪费，加强新产品、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力度，以跨越式科技进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好应对全球经济动荡。

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能源、资源、环境危机，迫切需要通过政府扶植实现重大科技突破。科研开发投资能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通过节能降耗、降低成本抑制通货膨胀，优越于凯恩斯“挖坑埋坑”的粗放扩大投资方式，为刺激需求长期扩大低效率投资必然带来通胀压力。美国二战时期政府通过动员经济大力扶植科研开发，催生一系列新兴产业并产生了千百倍的经济效益。中国政府还应周密规划、协调各方面的科研力量，加强企业、大学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趁西方经济危机导致大量人才过剩的有利时机，利用外汇储备引进国外的关键性技术和科研人才，这种“引智创新”模式能以较小代价带来长期高收益，优越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或出让市场换技术。

西方凯恩斯主义的货币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缺乏像计划调节那样将宏观、中观、微观联系起来的机制，不顾微观效率的“挖坑埋坑”粗放扩大需求方法，长期实行导致刺激生产和就业的效果越来越差，容易引起泡沫投机过热和严重通货膨胀压力，结果实施宽松宏观政策难以扩大就业，实施紧缩宏观政策难以抑制通货膨胀，不得不加大紧缩或宽松力度致使宏观政策渐渐失效，陷入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困境。当前中国在财政开支猛增和税收减少的压力下，有些政府部门削减科研经费以减轻财政压力，其实，科研是具有巨大提高效率潜力的生产性投资，美国著名学者赫德森将其称为广义社会基础建设，完全不同于股票证券等虚拟投机性第三产业，自然科学研究能催生新兴产业并带动投资热潮，形成长期发展动力推动经济走出疲软低谷，社会科学研究能推动社会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并促进和谐社会关系。当前中国扩大内需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将科研投资作为社会基础建设投资的重点，这类投资不会形成产能过剩和闲置公用设施，远比凯恩斯主义的“挖坑埋坑”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有利于中国减少对国外技术依赖并建立自主创新型经济，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分配份额。

中国既要强调刺激经济方面“出拳的速度和力度”，也要重视其“准确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这样才能确保宝贵巨额资金不被浪费，持续源源不断地投入振兴经济的关键领域。中国应确保刺激经济的紧缺资金，准确流向“上缴财税大户”和“银行还贷大户”，重点扶植国家产业振兴规划培育的新增长点，确保这些战略性企业的安全生存和稳定发展，防止其遭受全球经济衰退冲击导致经营恶化，影响企业还贷、纳税危及金融安全和财政稳定，反过来削弱银行和财政持续刺激经济的能力。

倘若采取笼统、粗放的货币财政刺激政策，就很难促使投放资金准确流向关键性领域，充分调动闲置资源以实现整体经济经济增长目标。天量信贷政策难以保证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增长，股市快速反弹不能反映实体经济复苏，甚至可能吸引资金拖累实体经济增长。中国若要实现整体经济经济增长预定目标，需要采取可持续、均衡的刺激经济方式，但是，财政赤字和天量银行信贷刺激政策只能暂时为之，是具有很大副作用且不可持续的政策措施，可能导致刺激经济政策弹药短缺并且后继乏力。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宏观政策的精确定向化，确保刺激计划资金准确流向关键性实体领域，严格限制企业牟利导致资金流向股市，只有实体经济复苏引领的股市自然反弹，才能实现股市摒除泡沫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股市超前反弹将会透支、拖累实体经济复苏。传统宏观货币政策过于笼统无法进行细致甄别，稍有不慎很可能诱发泡沫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难以持续刺激因泡沫经济破裂引发的实体经济衰退。

中国应努力加强宏观政策与微观经济的联系，如资金投放与刺激计划紧密挂钩不准随意支配，采取特殊信用凭证形式限制企业用于增加采购和就业，经人民银行等监督机构核实用途后才能支取贴现，杜绝刺激计划投资、配套贷款被挪用并流向泡沫经济。中国应有计划节省经济刺激政策的弹药，准备应对全球经济和出口市场长期动荡，努力提高经济刺激配套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宏观政策的杠杆化和精确定向化，尽量采取财政和央行的定向政策性补贴、贴息，以较少资金作为杠杆撬动更多资源流向关键性领域，促使宏观货币财政政策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并且更准确地落实到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中国应采取谨慎甄别的宏观货币政策，在发放贷款方面仔细区分泡沫投机性资金需求，以及实体经济维持再生产和技术改造的资金需求，对于前者应该严格限制并且实行高利率紧缩政策，而对后者则应积极鼓励并且实行低利率的宽松优惠政策，不能简单实行一律从紧或一律放松的政策。

中国不应拘泥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认识到其财政、货币刺激政策的负作用，长期实行将会带来财政失衡和通货膨胀的弊端，难以应对特大经济泡沫破灭后的长期经济动荡。 中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理论，继承陈云同志运用“四平”理论治理经济的经验，探索一条在保持财政平衡和信贷平衡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危机冲击或主动减少出口造成的市场闲置资源数量，不增发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一般货币和银行信贷，而是发放有充分人力、物力资源保证的特殊信用凭证，在政府计划调节指导下专门用于启动闲置资源，解决社会就业困难实现充分就业和人力资源平衡，解决企业经营困难提高纳税能力实现财政平衡，改善企业偿贷能力实现信贷平衡消除金融风险隐患，充分启动国内需求持续增长实现外贸、外汇平衡，这样才能主动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减少对美国依赖，推动立足国内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并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

中国为减少外汇顺差不应继续以优惠待遇吸引西方投资，而是应该利用外汇储备大量收购西方在中国的投资企业。中国应彻底改变以污染环境和消耗资源为代价，向美国大量出口工业产品换取不断贬值的美元，然后购买美国国债将宝贵储蓄资金提供给美国，任由美国反过来廉价收购中国战略性资产的恶性循环。中国应考虑主动运用不断贬值的美元外汇储备，赎回被美国企业收购的中国重要国有企业资产，收购控制着中国战略性行业的跨国公司股份，趁中国在海外上市公司股价被低估的有利时机，利用美元大量回购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股份。2009年中投公司收购美国银行、基金蒙受惨重损失，但依靠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投资仍然保持了较高赢利，投资中国远比收购美国的高风险资产更为安全可靠，中国不应轻视、放弃令西方资本垂涎觊觎的本国投资机会。美国限制中国收购美国有价值的企业和资源，但美国无法阻拦中国利用外汇储备收购国内的外资企业。中国应效仿美国限制外国收购本国有价值的战略资产，中国不应惧怕美国指责中国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因为美国从来将国内法律置于国际组织的各种法规之上，美国认为世贸组织的起诉过程繁琐、漫长不构成威胁，不待最终仲裁有结果美国早已获得充足经济利益。美国的国际贸易培训班甚至教唆同时违反许多世贸组织规定，故意让贸易对手和仲裁法庭难以处理众多诉讼案件，有利于拖延法律程序为美国争取更多的现实经济利益。

反击美元霸权制衡美国对华金融战的软肋

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国依靠美元霸权滥发货币占有各国财富，因此，美国同世界上九十多个国家存在着贸易逆差，其他国家货币即使升值大幅度提高了出口商品价格，也不会影响美国依靠成本近乎为零的美元弥补财政、贸易赤字。世界各国解决同美国贸易失衡问题的根本办法，开展国际合作建立不依赖美元的国际贸易清算体系，并最终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新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动摇美元霸权从而削弱美国的全球经济军事霸权的威胁。

美国是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却频频指责中国，中国虽然坚决反驳并申辩却难以改变被动局面，但是，2009年中国提出建立超主权新型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张，直接打中了美国利用美元霸权转嫁危机代价的要害，立刻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并扭转了被动局面。2009年3月30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中国的建议将美国推向了被告席，迫使美国放弃傲慢指责别国的态度处于被动辩解的地位。尽管国际上不断有学者主张建立新型国际储备货币，但中国提出这一主张却使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影响力，这充分说明中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009年1月，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曾称奥巴马认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美国将通过各种外交手段施压中国改变汇率政策。但是，2009年3月中国提出建立超主权新型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张后，盖特纳立即通过多种沟通渠道向中方询问并表示担忧，其紧张之态仿佛唯恐美元是坏账累累的银行即将遭人挤兑，这种压力促使盖特纳改变态度公开承认中国并未操纵汇率。但是，在美国放松汇率指责并频频表示友好后，中国没有继续积极推进建立新型超主权国际货币的进程。美国在安抚中国并等待经济复苏减轻不利舆论压力后，又再次以强硬姿态提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指责，甚至挥舞征收全面关税大棒使中国再次陷入被威胁境地。

由此可见，中国必须反守为攻才能根本改变被动挨打局面，必须始终牢牢抓住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占有各国财富的关键，主动联合世界各国积极推进各种替代美元霸权的方案，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经济军事霸权对世界稳定的威胁。中国建立新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不能仅仅作为长期目标，而应看作争取在较短时期内付诸实施的现实目标，以应对滥发美元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动荡和通胀压力的紧迫威胁。考虑到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内拥有一票否决权，中国应争取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新型国际储备货币。联合国委托斯蒂格利茨等著名学者组成的独立专家小组，也认为新型国际储备货币系统简单易行，而且有利于防止通货膨胀和国际贸易失衡等问题，建议联合国各成员国的领导人尽快展开讨论、磋商。

中国应加快推进建立新型超主权国际货币的进程，联合俄罗斯、印度、巴西、印尼等支持中国主张的国家，商议先行建立起一种过渡性的新型超主权国际货币，用于多边的经济交往和国际贸易计价、结算，以后逐渐扩大适用范围并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逐步形成联合国范围内众多国家加入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新型的国际储备货币应采取灵活、自愿的原则，不排斥使用美元、欧元等现有的国际储备货币，而是同美元、欧元形成互补的良性竞争关系，同时也不排斥双边货币互换和长期贸易、投资协定。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美国及受其控制的盟国的反对阻力，另一方面可以让众多的新兴国家获得有力的谈判筹码，施加现实压力迫使美国在发行货币方面更加谨慎行事，切实有效反击美国施压中国人民币升值的汇率战攻势，形成国际压力有效制约美国滥发货币和操纵汇率的恶劣行为。

当前考虑到众多发展中国家出口下降和外汇储备减少的困难，中国应大力推动不依赖美元的双边长期协定贸易，扩大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促使双方获得充足的低成本外汇开展贸易投资活动，开展长期工业化计划和结构调整方面的深层合作，同双方扩大市场抵御金融危机的刺激计划紧密挂钩，促进新兴国家的投资需求和能源、原料供应能力，促使双方都能获得廉价充裕的工业品和能源、原料供应。当前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尚未完全摆脱疲软状态，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大银行信贷刺激出口的效果有限，企业普遍反映最缺乏的不是资金而是长期稳定出口订单。中国“一五计划”期间中苏的长期贸易投资协议，就是双边协议贸易促进工业化蓬勃发展的成功范例。未来即使建立新型国际储备货币之后仍应保留双边协议贸易，以利于节制新型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并维护币值稳定。中国广泛开展不依赖美元的双边长期协定贸易，并且同各国的经济刺激和长期发展计划建立密切联系，能够推动有利于外贸、外汇平衡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国还可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国际地缘战略利益，支援朝鲜、巴基斯坦、中亚和其它缺少美元外汇的国家稳定经济，有利于维护周边国家的社会稳定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阻止分裂、恐怖势力渗透和美国扩张势力范围。

广大发展中国家应积极推进南南货币合作和区域货币合作，通过双边货币互换建立不依赖美元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双方中央银行依据可调整固定汇率互换足够数量的货币，以确保双方在不采用美元计价和结算的情况下，双方的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活动也能正常进行。这样能防止汇率自由浮动引发的外汇投机和汇率操纵，减少双方为赚取和持有美元付出的代价和风险，防止双方贸易投资活动遭受美元汇率大起大落的干扰，避免美元危机深化造成国际贸易萎缩和本国财产损失。中国已经同俄罗斯、阿根廷等国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实践证明这一做法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应将双边货币互换发展为多边货币合作，形成多国参与的不依赖美元的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为多国协商建立新型过渡性国际储备货币打下基础。同一地区的多个国家开展区域性货币合作，共同出资建立区域性货币基金和区域性银行机构，也有利于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双边、多边和区域性货币合作，能够防止国际金融资本操纵美元汇率制造金融危机，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和国际贸易陷入困境，限制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无偿占有别国的财富和资源，巩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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