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天下”——夜读杂记之一
然书本的略显憨重，封面上扑面而来的两个苍遒大字“天下”（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年1月版），和作者齐鲁人士的背景，给人感受，犹如当年初听刘欢的喉咙中吼出的那一声“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般淋漓，映衬着一伙“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壮汉的背影。
何谓“天下”？天下无非是空间，是我辈生于斯、长于斯、且必故老于斯的这个空间，天下又无非是时间，无数远古近史中的芸芸众生，英雄豪杰，猥琐宵小，演绎了无数慷慨悲歌，无数悲欢离合的“逝者如斯夫”。与现下时兴的书籍一样，《天下》也留有“善意”的“页眉、页脚、页边”。但不同之处在于，其它书宽大的“页眉、页脚、页边”，往往却伴随着内容的贫乏，以至于内容要用大号字体“占位”来掩饰其窘态，《天下》的文字容量达到30万之巨，令人叫绝的是，还独具匠心地配发了紧密相关于文字的图片，几乎是关键之处均有图片支持，编辑风格的一丝不苟，乃见功力。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言。“天下”首先是要聆听的，数千年来，先贤时贤，文人墨客，草野市井，或“正史”、或野趣、或“主流”、或民间，各种各样的“声音”不断在“天下”流转。“天下”又是在不断被后来者观察的，站在昨天、今天乃至于明天的“天下”中，或仰视、或俯视、或斜视、或正视前天、昨天乃至于今天的“天下”。唐太宗有一句被引用无数次的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鉴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天下”为镜，“史”和“人”在其中的运转脉络，将为我们“鉴”什么，想来齐鲁人孔夫子的同乡韩毓海先生正是在听而不能已，看而不能已之际，遂有此书。
“听”和“看”之外，恐怕离不开的是“走”与行，于是韩先生为其文字加了副标题“江山走笔”。走着聆听着，让目光证实脚掌与心脏，集痛苦、痛思、痛感于一体，集行走于山川河流、街市原野，集“行走”于古典今籍，浩瀚篇章于一身。思成于走，行成于思，“大而化之”为“天下”，描摹“天下”，最需要的是咱们老百姓的粗针大麻线，洗净故作贵族气息的铅华，祛除委婉曲折的媚态，这恐怕才对了“天下”这个凸显粗砺风格的命题，何况30万言未必能够尽容悠悠5000年之沧桑，惟“简约”取其精要者三刀两斧雕凿出“天下”的轮廓与沿革，可能也稍对了吾辈的賞阅格调。
草民看书习惯先粗翻一通，或寻其要者、或随意翻去，如有所感，再回头细读之。翻看些许篇章之后，遂觉察一有意味之点：即韩毓海先生时不时以颇带讥诮的口吻提起的“时贤”。“时贤”者，时下之贤达也，或灼手可热，或一言九鼎。然韩先生在提到“时贤”之段落，必是与“时贤”之观点相左之处，看来韩先生将自己摆在了“时贤”之外，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是游离于“主流”之外。而这可是要些决断的，以韩先生吃饭的地头和名头，可以说已经天然有半只脚，踏在了那圈子的地界儿上，尽管在主流里，要混个“天下知”，也还是要些“杀招”：比如要么谄媚于内：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论呀、消极自由主义价值观呀、哭诉知识分子的“真话”呀、为财富圈诵经问策呀、风花雪月吸引一帮痴男梦女呀。比如要么献身于外：西式政治取向呀、民主自由人权呀、文明世界论呀、“落后挨打”论呀、民族“劣根性”呀、“挑战”共产政治理念给“自由世界”看呀。韩先生的生存圈子周围，这样的“成功者”不少，殿堂、财富、绿卡的“回报”令人“眼热”。然至少在当下，韩先生仍执着地要游离在那个诱人的平台外，气定神闲地走笔江山、纵论天下。
虽说“微斯人，吾谁与归”，但今天在“主流”圈里寻找这样的人，诚可谓难矣。
从《天下》一开始，韩先生与“时贤”们在时代、事物认知上的分野，也就从此开始显现出来了，一发不可收，一直延续到结尾。“时贤”们总说自己是“理性”的，是“实事求是”的，是“反思”的，总而言之是有“铁杆资料”加“理性思维”证实的。但是，韩先生符合咱们老百姓的常识的粗针大麻线，更绝非杜撰，正是由质地坚实的史料元素搓揉而成的“麻线”，缝制成大气磅礴“天下”的诸篇章。真正的分野在哪里？就在于视角与身体的坐向，坐标不同，所思所悟，必然相异。本书的主线，就是在与“时贤”、“主流”们的碰撞中展开、延续、终笔。两军对垒，一个很鲜明的冲突，就是对此天下近现代惨痛历史的认知。
这是两种史观长期斗争的一个延续。
许多年来，有一个很“时贤”的说法，叫“落后就要挨打”，而“落后”的起因之一是清中晚期以后的“闭关自守”，更有“时贤”将此恶名也加诸于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其隐含的寓意是不言而喻的。说是因为先是因为清自康熙到乾隆以后，“拒绝”与外界贸易，以“锁国”自认“天朝”，对世界“文明”予以拒绝，于是乎――“文明”们在“文攻”不成后，为拯救中国发动了“武攻”，枪炮敲开“此天”下的大门，雨果说的“两个强盗”。一把火烧了最绚烂夺目的人类文化遗产万园之园。但是，曾几何时，这一空前战争罪、毁坏文明罪，却被世贤们说成是“文明”！于是乎，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人、西方列强的“先进文化”加“船坚炮利”轰开了中国的“闭关自守”，中国清朝政府乃至于举国“挨打”皆为“自找”。甚至到了2005年，一位不甘寂寞的老“贤”（中山大学某教授），“语不惊死人不休”，将此“挨打”论发挥到极致，一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甚至颠覆了“挨打”论当中对英国及西方列强横行霸道的恶行的追溯，将所有的历史责任搅和成一盆屎尿，扣在了自己祖宗和中国奋起反抗的民众的头上，这个结论，连一些稍有民族情感的自由主义“时贤”们都为之瞠目结舌，自贱如此者，无出其右也。
呜呼，耻之于人莫大焉。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韩先生用史料的“麻线”穿出来的江山历史画卷，却似乎与新老“时贤”们南辕北辙。在其第一章《北国风光》的第四节《西北望》中，韩先生对于这无耻的逻辑，予以了言简意骇的痛斥，特别从最多非议的“拒绝贸易”、“闭关自守”给以理据和逻辑上的反例：“都知道康熙在雅克萨之战中将沙俄饱揍了一顿，但很少知道康熙对于沙俄还有积极发展经贸关系这另外一手。…康熙实际上更是一位热衷于改革开放大业和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君主。”，法国人白晋在给路易十四所写的秘密报告中指出，“北京是皇帝允许莫斯科人自由通商的大城市，在通商过程中，他们无须交税，更不会受到欺凌。皇帝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有利可图，以便永远保持通商的睦邻关系。…莫斯科人不是惟一因受到中国皇帝的款待而感到满意的外国人。皇帝也以其特有的伟大胸怀热情款待了荷兰、葡萄牙来华的使节。”、“他还特别强调指出：清朝贸易收税很低，甚至几乎不收税，即大清不以贸易为税收的主要来源，这恰恰也是清代贸易发达的基本原因。”，一个对中外贸易往来“几乎不收税”的国家，实在是难以说它“不接受国际贸易”，更难以说它“不遵守‘国际法’”，――更何况那是强盗们的“法”。
有一个谣言流传至今，这就是甚至国家级媒体也都津津乐道于的：乾隆要外国使节下跪而外国人不肯屈就，乃至于终止了贸易谈判，对这个铸成乾隆愚昧保守骂名的“故事”，韩先生提出了反例：“真正的历史事实其实是这样的：1793年的马噶尔尼使团在被盛情招待后，提出的竟然是如下与‘贸易’毫不相干的要求：一、请于舟山附近划一不设防之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人休息、存放一切货物、且永久居住。二、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任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得加以禁止——而这其实也就是割地。乾隆皇帝理所当然地回绝了这一要求，也正是根据这一无礼要求。乾隆才判定了英国人的野蛮和无知。在给英王的敕书中，他这样义正词严地教育英国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严，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韩先生以此结论道：“乾隆并非拒绝海上贸易，而是不允许开放一个海岛，作为英国商人的货物贮藏地和战略根据地。”，如若如是，被一些文人贤达们所包装出来的史实，符合的当然就是一种妄自菲薄的天下史观。
如此看来，“贸易”究竟是不是自清中后期代以来我们的“天下”惨招蹂躏的主因之一呢？史家“时贤”们基本是肯定的，但韩先生据其所握之史料断言：“值得强调的历史事实是：早在东南海禁未开之前，大清就有开放口岸之举，而且开放的还是与台湾郑氏军事对峙的厦门（见《闽海纪要》），好比今天的‘小三通’。康熙23年（1684年）海禁止，大清即开澳门、漳州、宁波、江苏云台山为四个通商口岸，随后又开广州、厦门、上海通商（见戴逸《简明清史》）。尤其重要的是，在广阔的陆地边界，大清一直开放着大规模的国际贸易。”。
“通商贸易”了要“挨打”、“洋务运动”了也要“挨打”，百年以降，从鸦片战争到南京大屠杀，中国险些被亡国灭种，被视为不配在这个世道上存在，难道这均失于中国的“落后”么？《天下》的第四章《海国图志》力求探寻一个确切的逻辑，但是这个逻辑残酷地表达出来就是：在这个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世道上，列强对中国的基本态度就是：“反正就是要打你”。据韩先生对《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考读而断言，“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指标这两方面，1840年的英国根本就不比中国‘先进’！…以安居乐业这句俗话来衡量，叛乱前的中国民众（即1851－1860年之间的太平天国运动）跟进入城市和工厂生存的英国民众相比，差距也许并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大。”。直到1840年，中国的“鸡的屁”也还领先于世界，但中国从1840年开始，就一直走下坡路了，一路“挨打”，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除去耳熟能详的“闭关自守”、“经济落后”之说而外，还有别的主因么？韩先生不无独到地指出：当时的清朝统治者缺乏囊括“海国”的全球军事视野，继康熙、乾隆两朝“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战备思想”，驱逐强敌，将中国的天下江山版图定型之后，大陆周边暂时的和平安泰局面，导致了清朝后继统治者的“和平”战略思维，内部的腐败，加剧了其危机预后的烈度，“嘉庆能够顺利接班，很大程度是由于他长期恪守‘以不争为大争’的缩头乌龟哲学，正是清开国以来，战争这根弦绷得太紧，而嘉庆才‘拨乱反正’，将‘清静无为’、‘切勿多事’当成了治国法宝。从1796年继位到1820年病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嘉庆帝其实是大清惟一一位真正有资格、也有条件韬光养晦的太平皇帝。”、“正是在他‘清静无为’、韬光养晦的这20余年（1796－1820）中，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从表面上看，大清的由盛而衰，根本起因就在于这20年的战略失误，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清在19世纪的衰落和英国的崛起，则主要是由于清与英国不同的战略环境和地缘政治条件决定的。”当大陆上的骑兵开拓者退化为“缩头乌龟”，余下的路，就是海盗与“缩头乌龟”之间的交道了，“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并非简单地输于装备，而是输于缺乏全球战略视野。”，中国输于国家战略眼光的短视、输于帝王的抱残守缺、输于官员（包括“洋务运动主将”）的私欲腐败，输于整体的“一盘散沙”，输得很惨，很彻底，一直输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于是，说到底，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教儿打东洋――全民抗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是中华民族的峰回路转，于是，习惯了用大炮与历届中国政府说话的西方列强，突然之间由于“打不还手，骂还帮腔”的对手的突然变更不习惯起来，因为这个对手终于清楚地认识到，这若许年来强加在中华民族头上的种种“规则”，首先是建立在“拳头”、和“胳膊”的较量之上的，顺着韩先生的粗针大麻线，《天下》的图卷缝制的一个线头理应当收于韩先生为读者所重温的世界市场的历史逻辑：“只要世界上被压迫民族还从来没有从武力上打败、并沉重教训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就永远不要想象：那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会与他们进行市场交换，会与他们进行哪怕是形式上的自由贸易。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抗美援朝逆转了300年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彭德怀感慨万千地说了这样的话：帝国主义份子在海边随便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东方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真正为中国开放奠定了实实在在的基础的，其实正是毛泽东。中国的开放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打出来的，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不屈不挠将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寸一尺地揍到了军事谈判桌上，随后才把他们逼到锱铢必较的生意谈判桌上。对此我们绝不能忘记。”
韩毓海先生是专修和教授汉语言文学的，在其著述之间，从而能将天下之变幻、世间之凉热置于“文学”的视野之内，且笔耕不辍，乐此不疲，有一晚看央视的《百家讲坛》，见一厦门大学的文学教授在讲《三国》，听来听去，儿子发问“这位老师是历史专业的吧”，顿悟，文学与历史，从来就是无法分离的连体。读过韩先生的《那儿——狂飙为我从天落》，当时有些疑惑，“名校”教授们的或自由小资、或温文尔雅、或书卷气厚、或对“过去”的虚无、或对底层民生的不屑，怎么都淹没在如此一片斗争的呐喊之中呢，再读《天下》，方领略了这实际上是韩先生一贯的“定势”。物欲横流、以文媚富、醉生梦死，这一切的一切，在当代文人身上已不鲜见，然能够如《天下》般思维，饱含忧愤激扬之气者，有，无多，但正是这无多，才应该更加“卖力”地“吆喝”。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多年前有一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经被作为指向，而今，其实已经为当代的文人儒士们所“扬弃”、唾弃了，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小资老资、富豪商贾、黑帮青楼、武侠绿林已经成为文坛、艺坛的主角和旋律，时代的潮流中能够有韩先生这样的苦思者，说句老实话――不易、不凡。
韩先生在其天下篇章的结尾，用《世界的疾病》收官，似乎在寓意着这个依然动荡不安的环球的现实环境，耳边响起的是如此的呐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和全世界徘徊’。…一个被现实世界放逐于荒野的‘先知的石像’。她就是以穷人的共名在世界上默默哭泣的救世主。她就是有着伟大战斗传统的世界无产阶级永恒的‘共名’——‘不死的自由鸟’。”
面对苍茫大地，我们的前人这样说过：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今天，韩先生及其他有志于关注社会进程与现实的学者们，有这样的共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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