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献田:我们最需要的究竟是乔布斯,还是钱学森?

作者:巩献田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494

             我们最需要的究竟是乔布斯,还是钱学森?

——欢呼《文化战争》的出版,推荐《艺术的阴谋:透视一种“当代艺术国际”》和《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

                                                     巩献田

俞金龙和孔庆东最新编著的《文化战争》书稿,我有幸先读,深深被这两位作者宽广的视野、敏锐的眼光、高度的警觉和那种忧国忧民,对中华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责任感、危机感所紧紧吸引。

当代我国所谓文化人,假如不阅读这本书,那将是生平最大的遗憾!一切关心中国国家、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的同胞,如不阅读这本书,那将是在信息如潮的社会中遗漏了最最重要的信息! “真正的智慧是知道那些最值得知道的事,去做那些最值得做的事。”(汉弗莱)

青年人,特别是那些头顶上戴着各种花环、被授予各种奖励、领着来自不同门路的各种补贴和费用的所谓专家、学者、权威以至“大师”,假如不阅读这本书,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就是自愿愚昧、自甘落后,因为他们将会缺少了一把打开学问广博之窗、祛除视野闭塞的钥匙!自然,那种正在执行一种“特殊”使命的人是除外的!

作为我国的领导干部,不管是处在什么行业,工作在哪一个领域,如今个人处境如何,包括那些不是死心塌地充当汉奸,但已掉入帝国主义罪恶阴谋的陷阱而尚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的话,如果认真读了这本书,必将在政治上会从睡梦中醒来,减少一些思维的偏狭和迟钝,犹如服上一付上等的驱邪清凉剂,会澄清一些认识上的迷茫和糊涂;在思想上那将会为把自己头脑中自恃的小聪明和小机灵,逐渐转化为站得高、看得远、居高临下、一览无遗的大智慧打下一点扎实的基础;在文化上,必将上一个很大的台阶,不再被各种不良文人和汉奸学者所愚弄。那么,您就在各种“文化战”、“思想战”、“意识形态战”、“精神战”、“心理战”、“媒体战”等各式各样的战争中能够生存,既不被“温水煮青蛙”式的“和平演变” 战而击倒,也不会被“信息闪击战”所摧毁;将不会被宇宙空间散布和传播的各种信息所忽悠、欺骗,将会鹿马分得清,黑白看得明!

假如您认真阅读了这本书,又确确实实是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几本哲学著作以后(这是最必要的条件),您的生活的每一天将不会再在同一个低水平上重演和重复!对于您来说,每天的太阳那将必定都是新的——既五彩缤纷又光彩万丈!对于客观世界,将会心明如镜,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对于自己,那必定在“性命双修”的途程中,举重若轻,如“仙”似“佛”,真正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我之所以如此看重这本书,是否言过其实、耸人听闻呢?

非也,我是有充分而确实的理由的。

乔布斯的去世,在中国人中竟然引起了比美国人更大的震动和追悼;而卡扎菲被杀死,中国有的公民竟然比美国公民还高兴!

这还不是整个地球仅此一国、一例的天大怪事吗?

《文化战争》一书的作者是从谈乔布斯一事开始的。他们引述一位刚刚毕业的博士生的话:“指出这其实又是美帝对我文化战的一次战役为什么满眼都是乔布斯?如果背后没有人策划实施,能想象吗?乔布斯死了,美国却占据了所谓创新的制高点,而且这一下子把前不久对钱学森的纪念完全给冲淡了。

作者说:“对于此,我之前倒没有深想,经他这么一提醒,觉得确实如此。乔布斯一死,铺天盖地的纪念文章,连奥黑童鞋和那位主张用疫苗来消灭人类大部分所谓‘垃圾人口’的共济会成员都发了悼文,微博上也满眼都是乔布斯,细细一想,钱学森先生过世时也没有这样啊。”

 “这让我想起孔庆东先生在评论‘苹果承认中国员工因污染致残’”时说:‘美丽的背后又是罪恶。知道金苹果的故事吧,知道古希腊历史上的大战争,就是因为金苹果,在西方文化中,苹果从来都是挑起战争的东西,苹果公司的商标,苹果被咬了一口,诱使人来竞争,苹果本身就是‘有毒’的。帝国主义的企业,资本主义的企业首先考虑的是利润,考虑的不是员工的健康,只有社会主义以人为本,这才是社会主义的劳动价值观。’”

“再联系到前段时间赵半狄发起的抵制《功夫熊猫2》的活动,以‘一个人的战斗’来警醒更多的人意识到这种‘洗脑’式的文化入侵。北大孔庆东先生称赞这种‘以公开的方式向好莱坞宣战’的形式,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是一种鲁迅先生所说的‘敢为最先’的精神,所以孔先生说赵半狄“就像一个巴基斯坦的小男孩,对着以色列的坦克,扔出一个石子一样。”

作者严肃地指出:“遗憾的是,对于美国文化的入侵,我们很多人还尚未觉醒,所以我们有必要在此再次发出呼吁,要警惕美国早已发动的文化战争。”

接着作者说,这个时代,战争早已不仅局限于热兵器,什么坦克、飞机、导弹之类,而更多的表现为金融战、意识形态战、文化战、生物战(基因战、病毒战)、网络战、教育战等形式。战争的目的是遏制、消灭敌人,并攫取相应的物质经济利益。所以,我们需从文化战略高度来把握文化产业,比如新闻媒体、影视、文学创作等,而不能仅仅认为“抓文化就是抓演出、抓产业”,因为这些都是关系到我们民族根本生计的领域。教育也是一样,因为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民族不远的将来,今天我们怎样教育我们的孩子,明天我们的民族就是怎样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就是怎样的国家。在教育和文化问题上的短视,是在对民族进行犯罪!

作者还引用毛主席曾深刻指出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您说,假如两位作者的眼光不敏锐的、警觉不高的话,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吗?

我想,党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正刚刚发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那么美国的文化战就又加紧开展新攻势了!

作者在书中,从苏联解体谈起,到谈专门从事和平演变战略的、美国文化战的司令部——中情局;从好莱坞大片、美国之音、可口可乐和麦当劳谈起,说到马歇尔计划、意大利大选和对德国的再教育;从美国对我中华的文化进攻谈起,到阐述中华文化注重精神生活;谈到了文化兴则民族兴,谈到鲁迅和金庸,谈刘翔、姚明、李娜,还谈到了郭德纲、赵本山、陈佩斯、小沈阳;谈道教,谈网络,谈世界名著《红楼梦》……

您说,假如两位作者的视野不广阔的话,能谈这些题目吗?

您说,假如他们没有那种对我中华民族、对当代中国社会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的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的话,他们会说出美国并非民主的楷模,再次喊出“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的口号和提中国的国家战略吗?      

                     

    这里需要提醒读者朋友注意的是:当代中国最最需要的究竟是乔布斯还是钱学森?我们的媒体是应该如何有分寸的报道乔布斯呢?

很遗憾,我们的不少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经有意无意地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喉舌和帮凶!他们简直变成了西方媒体的鹦鹉!

首先,笔者在此声明,我绝对没有一点贬低乔布斯及其创造力的意思!更不是反对对外国有关科学技术发展进步和优秀人物情况的介绍。一切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合理的管理方法以及优秀人物等等,我们都应该介绍和学习!但,凡是都有个度,过分了就有问题,就是错误。我们不能只看人家有宝山,无视自己的更高的宝山;不能看人家是一朵花,看自己都是豆腐渣!更不能容忍把自己的宝山作为垃圾堆污蔑和攻击!也反对那些并不真正了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外国朋友过分拔高和推崇我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忽视或漠视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取得的辉煌成绩,尤其是对以钱学森院士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人员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独创性贡献不置一词!

我们包括网络在内的主流媒体的有的报道,我们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他们是借此大肆贩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私货和腐朽的价值观!这是地地道道的崇洋媚外的典型表现!是在毒害我们的青少年!!

我不得不怀疑:这是否是蓄意安排的一个骗局,是否是包藏祸心的一个阴谋!?

何以见得呢?

作为一个美国人的乔布斯,对于美国的科学技术是有贡献的,但我想,他的贡献主要是在技术应用领域,即钱学森院士所指出的:每一个大科学部门分为基础理论、技术科学和应用技术三个部分。我想,乔布斯的创新是属于应用技术的创新,既不属于基础理论和技术科学的创新,也不是部门哲学和哲学的创新。

而钱学森院士,以他为代表,在科学技术领域中,不但创建了作为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等大的部门科学,而且构建了包括整个人类知识的开放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以人为主、人机结合的综合集成法和研讨厅体系,提出了大成智慧学、大成智慧学工程、大成智慧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等思想、理论和构想,更为重要的是在复杂性科学研究的中,形成了与欧洲自组织理论、美国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学派鼎立而独具特色的中国学派!钱学森是科技界的毛泽东!被誉为东方文艺复兴中继鲁迅、毛泽东之后的第三个代表性人物!论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之大,数尽世界科技英豪,除我国的钱学森莫属!

钱学森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为全人类造福、谋利益的!他说,在钱学森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钱老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他自己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

     钱学森属于99%!属于人民,他被称为人民科学家是名至实归的!

而乔布斯呢?他属于1%!

请看目前不少网络所刊载的他的一条最显要的名言:

“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的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

乔布斯的“不要为别人而活。”这句话,得到了有的网友的大力支持和称赞!

对照乔布斯,看看同样是美国公民的爱因斯坦却这样说:“只有为他人而生活的生命才是值得的。”“对于我来说,生命的价值在于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见王维主编:《新编学生名人名言》,线装书局2006年1月,第10、12页)

而加拿大人白求恩呢?毛泽东同志说他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号召大家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鲁迅说过:“在人生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

再看我们的雷锋吧!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好。”“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钱学森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钱学森是严格遵循并念念不忘周恩来、聂荣臻在领导“两弹一星”工作时提出的:“1、高度的革命觉悟(即一切为了集体事业,不惜牺牲自己)。2、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即服从集体的决定,决不固执己见)。3、高度的科学性(即一切按已知的客观规律办)。”

同样是美国人的科学家的阳早(Erwin (sid) Engst,欧文·恩格斯特 )(Sid Engst)和寒春(Joan Hinton琼·辛顿)夫妇(阳早,1918年11月9日生,美国康奈尔大学农牧专业毕业,1946年2月受中国革命的影响来华工作,8月到延安从事农具改革和畜牧业技术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从事畜牧业技术和英文编辅工作。1982年任原机械工业部顾问。1984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外国老专家”。寒春,女,英文名1921年10月20日生于美国芝加哥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核物理学家,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都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50多年!都是为别人、为中国人、全世界人民而活!

以上这些为别人、为国家、民族和人民服务而活着与乔布斯说的不要为别人而活不是明显相反的人生哲学吗?!

到底哪一个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

在这里不是昭然若揭和泾渭分明吗?

说穿了,包括某些网友在内的某些人看来,被称道的,并甚至以此视其为“伟大”人物的,倒不主要的乔布斯的创新,而是某些名言,甚至他们青睐的就是这句典型的名言——不要为别人而活!

在媒体所载的乔布斯的其他名言中,凡是有着合理成分的,绝大多数只不过是我们在过去重复了千百遍的、众所周知的一些格言而已。因为自从改开以来,有人把国人说过的,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著作家们说过的,不提起,不宣传,甚至不屑一顾,更甚者遭到粗暴无理的批判,可是却极尽全力宣传类似渗透资产阶级核心观的《厚黑学》和资产阶级的腐朽落后的格言,比如“时间就是金钱”,而绝对不宣传类似鲁迅说过的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先进和科学的格言,如:“时间就是生命”等!

于是翻译出乔布斯的某些话,是洋人说的,就觉得很新鲜,很好,就仰视而观,把自我矮化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中国的事情,国人说是不会在意的,假如换个外国人说,就会关注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乔布斯的创新是值得我们赞扬的,他的某些话,是含有真理性的成分的,不能说是不对的,也不能说他对社会没有贡献。但是,他毕竟是属于美国资产阶级的创新者,他的创新的最终目的是为美国大资本家创造利润服务的,虽然客观上改进和创新了某些技术和我们生活的某些方面,但是,请仔细想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地位和状况,无论是在美国或者在我国,因他而发生丝毫实质的变化吗?

最要害的是,他的世界观不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与目前党中央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但是不搭界的,而且是唱反调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最最需要的不是乔布斯,而是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我国西方经济学奠基者和创始人、北京大学教授陈岱孙早在1994年3月就提醒说,我国学术界有人大力散布和盲目推崇的西方(经济)学说,会带来一种危险,一是“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二是“毒害我们的青年学生”!17年来的实践证明,陈岱老果真言中了,他的话灵验了!

要想我国改革开放再不走邪路,舆论不再误导青年学生,我国公民的文化道德水平不再继续下降,不一再地冲破底线,为此,我欢呼俞金龙和孔庆东最新编著的《文化战争》一书的出版!我还要大力推荐由河清著的《艺术的阴谋:透视一种“当代艺术国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2版)和由杨斌著的《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因为这两本书也和《文化战争》一样,作者是真心为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和人民避免灾祸而写的!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巩献田
巩献田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