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王炼利致公民刘吉
公民王炼利致公民刘吉
刘吉先生：您好！
2月8日12点55分新华网论坛转贴了《南方周末》的文章：《“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继续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专访中国社科院前院长刘吉》。34个小时过后，这个帖子已经有了近万个读者，近七百个跟贴。我料您不会看这些跟贴。因为那些网民保不定都是些“阿狗阿猫们”（按您的说法），并且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至少也须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对经济学有理性的判断力”，按照您定下的调查经济学家公信力的资格，我觉得您是不会看这些帖子的。
我的这封信这个帖子您是否会看我管不着，这是您的自由和权利；但是这封信这个帖子我是一定要写的，因为我看了去年1月以来您的几篇公开言论，我认为，您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内的学者和干部，您对人民大众太为冷漠，对中国底层社会的民生太为隔膜，由于您对民众的冷漠和民生的隔膜，因此，您就不可能体察中国的真实的国情民情，从而您的建言对人民不是福音，而是灾祸。
您说，有关对中国现阶段两极分化的评论是“混淆是非”，您说“铁的事实，是在大家生活水平共同提高的基础上，一些人提高得快一点，一些人慢一点，但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您质问：“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是资产阶级越来越富，广大劳动者越来越穷，我们是这种情况吗？”
如此看来，您的两极分化的标准是是否“一方越来越富，一方越来越穷”。衡量穷富总得有数据说话，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副院长和中欧国际商学院的前执行院长、今名誉院长，您获取数据的便利比一般学者多得多，那您应该用数据告诉大家，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财富分配是怎样的格局，我国当今社会的财富分配是怎样的格局；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政策导致了怎样的利益分配，我国当今社会的公共政导致了怎样的利益分配；资本主义社会的弱者和贫困者被边缘化的程度如何，我国当今社会的弱者和贫困者的被边缘化的程度如何？但是，您根本不是用数字来说话，而这些数字，国家统计局有，世界银行有，您都可以很方便得到的。您不用数据说话，却用强势者的姿态虚张声势：我们是这种情况吗（指两极分化）？可爱的刘吉先生，您以为现在还是文革期间？虽然您是1989年5月才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您是应该经历并参与过的。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副院长，您的治学态度很不科学。
我一直喜欢用数据说话，并坚持着用数据说话。但今天与您刘吉先生我不谈数据，我们谈常识，谈事实。
您说，那些“农民太苦”、“现在只差陈胜、吴广了”的议论都是“危言耸听”、“挑动社会情绪”。
告诉您，5年前，我曾对华东某省进行了56天的社会调查，在著名瓷都，我一天中乘了六次出租车，司机全都是瓷厂下岗工人，其中还有原国营大厂办公室主任兼分厂厂长。“我们好端端的城市，都是被他们当官的搞坏的！”是这六个司机和工人居住区居民甚至家用电器店老板的异口同声！他们说：我们这里100多元下岗工资，10天半月才能吃上一次肉，夫妻两人带个孩子怎么活！文化局的退休干部几年只拿60%的退休工资，他们的百人签名信我保存至今！在工人居住区，工人们这么说：“现在只要有人领我们反，我们全都反！”那个国营大厂办公室主任兼分厂厂长则说，他怎么都不相信把厂子卖给个人能更创效率。大厂几百上千万的设备廉价卖给若干私人，私人都是小规模作坊生产，根本用不上大设备，这些用外汇换来的设备全被扔在露天！
当年，我曾在九江美丽的甘棠湖边，看到三三两两的女子在徘徊。陪同我的女同志告诉我：“大姐，她们都是卖淫的，她们从农村中来，干一次只要五块钱！”我不知道您刘吉先生对此有何感触——我先声明，我是不怕您说我造谣、说我危言耸听、说我挑动社会情绪的——面对五块钱就能出卖女性的尊严——母亲的尊严、妻子的尊严、少女的尊严，我是被震撼的，我感到深深的悲哀，我的心底燃烧着愤怒的烈焰，因为跨入21世纪的中国妇女命运决不应该这么悲惨，只要共产党的一些干部少搞些腐败，多些责任感，中国的贫富分化决不会这么惨烈！
刘吉先生，在某些方面，我感觉到您是多愁善感的，譬如，在关于经济学家公信力调查的民意测验中，郎咸平获“公信力”评价最高，为此您感到“莫大的悲哀”，香港的丁学良说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您认为“是给中国抹黑”。那么，当中国的农妇在半公开地卖淫时，你的感觉又是什么呢？记得您这样诘问：如果中国的教授们不率先进入中等收入阶层，能是中国昌盛的征兆吗？那么，当中国的大中城市“娼盛”起来了，你是感觉到这是中国昌盛的征兆？还是“莫大的悲哀”、“给中国抹黑”？
您说中国农民生活比过去好多了，“进城就改善生活了”。是的，哪些进城来“干一次只要五块钱”的农妇只要“干”的次数足够多，肯定也能改善生活了；哪些血汗工厂的农民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也能比在农村多小酌几次的。借用您的话，“要不他（她）跑到城里来干什么？”但这样的改善是以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换来的，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将提前毁灭他们的生命！我认为，这才是莫大的悲哀，这样的事实存在，是共产党干部的失职——是他们的不作为和“反向”的作为在给社会主义中国抹黑！
你居高临下地给弱势群体下定义：“什么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就是生产力落后的人群，没有掌握先进生产技能，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嘛。”又悲天悯人地说：“当然，社会主义首先要保持他们有温饱生活，至少是保持一个人道主义的生活水平。而最重要的是按照科教兴国的战略，努力培育他们掌握先进的生产力技能，从弱势转为强势”。
刘吉先生，可能您在强势群体中时间呆久了，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您自以为自己是“掌握先进的生产力技能”的吧？因为您的日子过得很滋润。但我告诉您，您的滋润日子主要不是您掌握的“生产力技能”带给您的，而是您从1989年时的厅级到1994年后的副部级的身份带给您的。辛亥革命至今一百年还不到，封建意识封建观念不可能这么快铲除干净。您的身份带给您的好处必定超过您的技能所能带给您的，您不用争辩。
在当今中国，“掌握先进的生产力技能”的人只要同时没有具备必要的“身份”，照样堕进弱势群体，最多“有温饱生活”而已。譬如，掌握审计技能应该算是“掌握先进的生产力技能”了吧？起码我知道在我们共同生活着的上海，体制中的审计人员日子过得也蛮滋润，但是，同样掌握着审计技能、甚至超出体制中人掌握的技能的人员只要没有迈进“体制”门槛，那就只能吃体制中人吃剩的残茶剩羹。而这“体制”的门槛是没有那么容易迈的！要迈过这个门槛，才有 “身份”！才有吃香喝辣的资格！因此，只要政治体制不改革，我们就难以跨出“从身份到契约”的这一步，这一步跨不出，中国的弱势群体就决不应该与“生产力落后的人群”划等号，因为弱势群体中有很多很多“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力技能”的人，他们为“身份”所羁绊，才很难“从弱势转为强势”！您是个有“身份”者，是体制内曾经的高官，很希望您能对中国跨出“从身份到契约”这一步作些实事！
您对中国大陆经济学家缺乏公信力的说法大为恼火，“我们某些媒体，甚至有些党报党刊，热衷传播攻击中国经济学家的言论就不可理解了。试问社会主义中国建国50多年，居然培养不出5个经济学家，甚至著名经济学家连美国的研究生都不如，是中国的光荣，还是给中国抹黑？”可敬的刘吉先生，您是时刻把帽子棍子提在手上的。您用的语言和说话的腔调，时刻把我们带回到三四十年前。当然，按照您对经济学家的理解，中国经过五十年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应该不少，因为您说了：“首先，什么叫经济学家？在学术上称为‘家’者，从无权威的定义和权威机构的评定，国际上通常是指在大学相关学科取得教授职称和有资格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们，或权威专业协会的会员。如此看来，中国不应妄自菲薄，正如中国有许多科学家、作家……一样，中国也有数以百计的经济学家。”但问题是为什么被调查的公众会80%地认同“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到五个”的说法？这到底应该质问公众、质问媒体，还是该反省自己？
诚然如您所说，“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隔行如隔山，不懂经济学的人应尊重经济学家”，然而，经济学家是否也应该尊重一下事实？如果公众认为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不尊重事实，他们怎么可能尊重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使您忿忿然的是“海内外经济学界同行评价不高而善于媒体炒作”的郎咸平得到最高公信力，说他“只是2004年危言耸听说了一番国有企业可以很好发展，用不着改革，改革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有资产给私人老板吞食了等话，被某些媒体炒作一通而已。”对了，就是因为改革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才使国有企业改制的结果是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给私有企业老板（其中相当部分是原国有企业领导人）吞食了，这没有说错啊！郎咸平不过是说了大实话而得到了最高公信力，那不说明很多经济学家没有说实话吗！
刘吉先生，如果经济学没有象今天这样成为“显学”，如果经济学还是象甲骨文经文那样是象牙塔中的学问，即使媒体有兴趣出问卷，公众还没有兴趣回答呢！如今公众回答的兴趣高涨，是因为中国有那么几个有名的经济学家一直努力影响着政府的公共政策，而这些公共政策给公众带来的是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严重不稳定，致使国家不得不来“稳定压倒一切”！对此，您就没有责任吗？
您挑衅中国的新闻界，“可不可以再调查公布中国政治家的公信力？”并成竹在胸：“你们没有这个胆量”，您以为这样一来就能把人震慑住吗？不！您是国家的部级高干，调查公布中国政治家的公信力之事应该是您这样的官员去努力促成的。您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过“共产党先民主了，才能带动社会民主”，您还说“自上而下是改革，自下而上是造反” 那么，您应该在促成“共产党带动社会民主”上带个好头，而不应该去挑逗新闻界做“自下而上”的你已经定义成“造反”的事情呀！您这样说的动机何在？目的何在？
接下来，我要谈谈您的言论中随处可见的逻辑错误，有这些显而易见的逻辑错误存在，您的结论不能合乎逻辑地得出也就不奇怪的。
譬如：您以“文革中上海供应算最好的地区，小户一家三口，只靠半只鸡过年”，来证明1978年和1978年以前时中国人的“普遍贫穷”，这个证明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文革中中国城市生活资料供应的主要问题不是“买不起”，而是“买不到”，那时副食品、工业品的供应都要凭票，物资供应相当匮乏，但“物资供应匮乏”并不一定能证明人民的“贫穷”。“物资供应匮乏”的结果是人民买不到东西，“普遍贫穷”的结果是人民都买不起东西，“物资供应匮乏”与“人民贫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可您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
而且，即使在文革中，上海“小户一家三口，只靠半只鸡过年”您也未免太夸张了吧？我们都从文革中走过来，上海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副食品供应分大户小户不假，但年货供应是按禽、肉、蛋、鱼、炒货分类的，小户即使只能分配供应半只鸡，那也是只是单指禽类，还有肉、蛋、鱼的供应都略比平时要多些，我们总得实事求是吧？
再譬如，您承认工农差距、城乡差距问题“还比较显著”。表示了“我们要关心，要逐步解决”的态度，但接下来马上把解决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与“彻底消除差别”混为一谈，说解决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人均GDP才过1000美元就骄傲了，就要彻底消除差别！还是忘了毛泽东同志的‘两个务必’。”
刘吉先生，您这是哪儿跟哪儿呀！“彻底消除差别”是您的自说自话，而逐步缩小工农差距、城乡差距，把“比较显著”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缩小到“比较不显著”，人民的要求并不过分！这与“人均GDP才过1000美元就骄傲了”有什么相干？
您把“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与“彻底消除差别”这两个程度不同的概念硬扯在一起，你又把概念混淆了。
但是，“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与“两个务必”倒是相干的，然而不是刘吉先生您所认为的那种相干。毛泽东的两个务必是怎么说的？“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些年城乡差别是怎么拉大的？正是共产党的一些领导干部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背道而弛造成的！
您还善于诡辩。
您说：“什么叫主流经济学？通常是指官方采纳的经济学。”“今日中国，支持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事业的经济学，就是主流经济学。‘草根经济学家’著文自诩‘改革反思派’，说：‘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的改革’。原来，他们批判主流经济学家是假，实质上是借批判主流经济学家批判邓小平开拓的20多年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
刘吉先生，您这就是诡辩。您是这样来建立您的三段论公理的：凡支持改革开放（P）的经济学都是主流经济学（M），草根经济学家（S）批判主流经济学（M），所以，草根经济学家（S）批判改革开放（P）。
这个三段论本身没有逻辑错误，完全符合三段论第二格规则，但您违背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之一——同一律。同一律的公式是：A是A，中词（M）在大前提中定义为A，在小前提中也必须定义为A。但是这个三段论中的中词“主流经济学”在大前提中的定义不能代表在小前提中的定义，就这个三段论而言，“主流经济学”在大前提中定义为“凡支持改革开放的经济学都是主流经济学”，这仅是您刘吉先生个人下的定义，您下的这个定义并没有普世的意义，您说这就是A，别人却可以认为这不是A。比如，为什么不可以把“主流经济学”理解成在一定时段中占有强势话语权的经济学派呢？可是，您粗暴地剥夺了别人的定义权，您在小前提中把您的定义强加给了“草根经济学家”，然后就一顶大帽子飞来：凡支持改革开放的经济学都是主流经济学，批判主流经济学就是批判邓小平开拓的20多年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而“反对改革开放是断然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此的语言从文革中过来的人们都不会陌生，刘吉先生，您这是蛮不讲理，文风恶劣。
蛮不讲理还不仅在此一例。
您质问：“有文章攻击经济学家担任独立董事，就等同资方代言人，这连什么是独立董事也没闹清楚就胡言乱语。独立董事制是国家立法建立的，攻击矛头指向谁？经济学家大多担任国企或国家控股企业的独立董事，代表哪个资方？更何况独立董事的法定责任恰恰是在董事会里维护普通股民和社会公众利益的。”
您又在偷换概念了。独立董事与独立董事制度是一会事吗？就算是“攻击”独立董事了，这能等同于攻击国家立法制度？就算有文章“连什么是独立董事也没闹清楚就胡言乱语”，您作为中欧国际商学院院长就诲人不倦给大家解释一下，不就结了？您难道非要把作者送进监狱才解气？您这样气急败坏，不觉得有失您尊贵的身份？
而您提到“独立董事的法定责任恰恰是在董事会里维护普通股民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这提得好，告诉您，正因为中国的有那么些独立董事非但没有履行“维护普通股民和社会公众利益”的“法定责任”，还肆无忌惮地屡屡侵犯普通股民和社会公众利益，才会有“攻击”他们的文章，就算是“攻击”吧！
您还犯上文与下文“自相矛盾”的错误。
您说：“中产阶层是一个以知识为主体的中等收入阶层。”在这里，您把中产阶层定位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等收入阶层”。那么，在中国现阶段，中产阶层占全部收入者的比重就决不会多，但是您又说：“如果按照劳动贡献分配的话，一定是中等收入阶层最多的，因为整个人类的智慧，或者潜能等等才能，也是按照常态分配出现，非常优秀的是很少数的，傻子也是少数的，大多数都是中等的。因此这么一个常态分配出现，对应社会贡献是常态分配出现，因此劳动收入也应该是常态分配出现，既然是这样，那么就是中等收入阶层占大多数。”
看！前面刚说过中等收入阶层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后面又说中等收入阶层出现是因为非常优秀的和傻子是少数，这种“常态”导致收入也按照这种“常态”来分配，这样中等收入阶层就成了大多数了！这还没有完，您紧接着又说：“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使命就是尽快的造就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这样来实现共同富裕”。既然这个世界上非常聪明的人和傻子只能是少数，这就决定了大多数人都能成为中产阶层，那还用得着把“造就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当成历史使命？
但您还是把这当成使命，从而推翻了您自己说的中产阶层在自然常态中也能产生的论断。那么，您觉得要通过怎样的努力来完成这项使命？您说，一要靠发展，发展中把蛋糕作大，二靠科教兴国，三靠政策，其中“房地产政策很重要”，“我们希望房价拼命涨，房价涨了以后中等阶层收入就多了，”四则靠理财，“个人有钱藏在口袋里藏在银行里是不行的”，怎样理财？“我们银行业务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理财方式”，“中国家庭的钱从来是交给女同志的，所以女同志应该为造就中国庞大的中等收入家庭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是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人士的言论吗？不象，这是一个卖什么吆喝什么的买卖人，并且是个不够厚道的买卖人。
刘吉先生是商学院院长，您更应该为商学院的买卖而吆喝。
果然，刘吉先生您这样吆喝了：
“谁影响了中国经济呢？我想这三部分都影响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影响了中国经济，地方可能涉及到商学院培训的一批官员影响了中国经济，另外民营企业家真正影响了经济。所以，三股力量碰在一起，就保证中国经济继续持续高增长。”
商学院培训的一批官员影响了中国经济大概没有说错，九十年代中后期地方经济不可持续的“持续高增长”就与他们有关，他们从负面影响了中国经济，乃至国家不得不下大力气下大决心宏观调控！刘吉先生，这就是您的政绩和功绩吗？
刘吉先生，我只看了您的五篇发言，恕我说重些，你的胡言乱语实在太多了！
您说“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什么叫资源？什么叫生产能力过剩？都必须从全球化范围内考虑。你只用国内资源，当然就瓶颈了，但你调动全世界的资源，利用全球市场的话，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就是另外一个境况。”在这里，您告诉我们，现在是全球化，那么全球资源就应该为我所用，用全球资源，我们就没有了资源瓶颈。
这时，记者问您了：“但有人会认为，全球资源也有限，我们就一个地球呀？”
您怎么回答的？“我们13亿人民还没有富起来呢，你首先张罗60亿70亿人的事，这不是荒唐吗？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我们先把这一代人的事搞好。”您要用一代人的时间来调动全球资源而不管在全球上生活的60亿70亿人的感受，却不想想这全球的60亿70亿人会因此针对十三亿人做些什么？您这是为了十三亿人的富裕？您是要把连同十三亿人在内的地球人都抛进战火！
最钦佩您的是您针对胡锦涛先生对上海的“四个率先”要求提出了反要求：“对上海提出这个要求，我们就应该对中央也要提出要求”，“第一，各项宏观调控应该率先征询上海的意见，是不是有利于上海的率先……。第二，既然上海率先，就应该给上海率先的政策，……”您知道，“当然这话上海不大好跟中央说”，于是“我在这儿说两句，既然给上海四个率先，就应该给上海率先政策，就应该在制定中央政策的时候率先听取上海的意见”。注意到这段昏话是在2006年8月18日说的，那时陈良宇还在台上，但已经感觉到日子不好过了。刘吉先生，您这些昏话是在说给陈良宇听哪！当然，您敢于公开鼓吹上海应该与中央闹特殊、中央制订政策要“率先听取上海的意见”，也是您错误估计了形势，您以为陈良宇的日子还长久着呢，陈良宇总会投桃报李。如果您能算到陈良宇一个月后就下台了，您才不会这么说呢！我是从您的行文风格中判断您也不是什么仗义之人，更不是诚实之人，文如其人嘛！
2003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喻权域在大会中作了《端正学风，促进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发言，批评有些人“伪造马克思的言论来为自己的错误理论作证”，其中“一些人还是‘著名学者’和‘高参’”，并点名您在2003年1月23日发表在《社会科学报》上的文章中有关“马克思曾经计算过，在当年生产力水平下雇工8人不构成剥削”是伪造的马克思言论。马克思计算的是“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并不是“剥削”与“非剥削”的界线。马克思明确地说，小业主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
至今，刘吉先生您没有回应喻权域的质疑。据说发言被全国政协印了4600分，不仅分发给二千名政协委员和中央各部门，还分发给采访2003年“两会”的中外记者。2003年5月又刊登在《高校理论战线》上，发到各个大学。听说您对此始终不置可否。
刘吉先生，您好象敢说并不敢当。
你的言论文章告诉我们，官高不等于品行高。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