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康北京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2周年会议发言

作者：许建康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549

改革开放的道路之争进入关键时期

—— 北京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2周年会议发言
许建康

本月13日至15日，胡锦涛同志在考察青海时强调：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样，“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围绕“人”的概念含义的争议，可以说有了明确的结论。这个“人”，不是费尔巴哈抽象的生理的“人本身”，更不是西方经济学假设的生来就自私的“经济人”；而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是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尤其是创造物质财富、以主体地位能动地发展生产力的劳动大众。这是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中最根本的立场。毛泽东主席在六十年前就曾使用相似的语言阐明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性质。他说：“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大众的军队，它属于人民大众，它为人民大众，这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28页）。

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如何才能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胡锦涛同志曾有系统的阐释。1995年7月21日他为中央机关部领导干部做了题为《领导干部要带头增强党性》的报告。他指出：“共产党人增强党性，核心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这个问题是管总的”。“与一切剥削阶级信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同，我们要树立和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它“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最科学、最根本的思想武器。”“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指导，廓清迷雾，明辨泾渭，立稳人生坐标，决不能在各种错误的、腐朽的思想和不良风气面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我们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必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辨别和衡量是非、善恶、美丑、功过、得失、苦乐、荣辱、爱憎的根本出发点和依据。只有树立了这样的价值观并付诸实践，我们才无愧于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的称号，才足以凝聚人民团结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和坚持，“必须经历一个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的过程，一个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学习理论、投身社会实践（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深厚思想感情，详见原文相关部分——笔者注）和自觉加强党内生活锻炼（即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详见原文相关部分——笔者注）这三条基本途径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过程。”（报告全文见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主办的《北京党建》网站 http://www.bjdj.gov.cn/article/detail.asp?UNID=10766）胡锦涛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后，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认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他不但强调要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而且在11月25日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向全党发出了“把发挥专家学者作用与动员全社会力量结合起来”的号召。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落后大国，人民的主体不是无产阶级，这种状况自近代以来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而共产党则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里就产生了矛盾。这个矛盾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党，同时又是推动党内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使党在克服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动力。六十年前，毛泽东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中，是这样来认识问题的：总结建党以来二十四年的政策，“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82页）几天后，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他又完整地阐述了“人民利益标准”“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79页和1096页，1991年版）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毛泽东概括了著名的共产党人与其他任何政党相区别的三大标志：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有无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标志或三大作风，与上面引述的胡锦涛同志的“三条基本途径”是完全一致的，后者是前者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具体运用，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这是个“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过程”。

首先请注意，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生产力最终标准，不是抽象的、中性的、无人占有、无人支配的生产力，如同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抽象“人”那样，而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生产力，即为中国人民所占有、所控制、所共享的生产力，所以，毛泽东又同时称其为“人民利益”的“标准”。那种所有者缺位、无主的生产力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又怎么能作为检验政党政策好坏的最终标准呢？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上篇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下篇是社会主义革命，中间不允许有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如同万里长城把上下两篇割断，所谓不允许，是中国人民不允许，而帝国主义列强的旧世界殖民体系把中国的封建地主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也不允许。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根本依据，就是毛泽东指出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这一人民利益的最终标准。上下两篇文章合起来，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认识中国以改造中国的惊世杰作。在这个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践了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谋幸福的承诺，最终解放了生产力，发展和巩固了生产力的人民占有和人民享有，因而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毛泽东当时有句口头禅，大概是湖南方言，叫做“不得下地”。他回忆起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如果没有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对党的干部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的延安整风，也没有军队自救的大生产运动得以与人民群众继续保持最密切的联系，那么，结果会怎样呢？他说：“抗日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实味、‘轻骑队’（中央青委机关在延安整风中办的墙报——笔者注）、‘西北风’（中央西北局机关在延安整风中办的墙报——笔者注）占了统治地位，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生产运动也是这样，没有生产运动，党就要向后退，就要往下跨。”（《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84页）

如果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那么，防止党的性质向“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的蜕变，便是毛泽东抓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的纲。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开启后，民族资产阶级由过去的同盟者变成了改造的主要对象，夹在中间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化与走向对两极斗争胜负的影响，就更需要予以关注。在“一化三改”时期，毛主席花大力气集中精力解决的，正是农民的合作化和集体化问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不仅坚持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的观点，而且特别注意到党内思想斗争的这样一种现象：“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87页）似乎可以这样看，在两种形式的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毛泽东认为，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小资产阶级在党内外的大量存在，尤其是它在分化中不断地产生和新产生的小资产阶级上层，是党内之所以不断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国内主要的阶级根源。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发生前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教训时一再说：“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0页）尤其是没有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5，第327页）。干部和群众教育问题背后的阶级思想意志关系，其实还是毛泽东指出的为什么会对“阶级矛盾看不清楚”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六四”后邓小平独自改变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有关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结论，认为必须将长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理论上讲清楚”（同上第365页）。他指出：“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同上）“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同上，第379页）。邓小平不仅提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论题；而且注意把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内在地联系起来。他说“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的阶级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于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同上第379-380页）很可惜，邓小平晚年对自己过去错误的新反思，在他身后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宣传热浪中，迅即被打入了冷宫。更有甚者，现在连“反思改革”都成了“大逆不道”。他们用新自由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用官商勾结鱼肉百姓取代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把我们共产党人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区别砍去了这两大标志，以适应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扶持的新资产阶级的私利。这还嫌不够，还要把共产党人与其他任何政党显著区别的最后一个标志“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其实从本文的许多引证中可以看到，在中共最高层领导人中率先对改革开放做激烈反思的，正是邓小平自己。认为人民群众反思改革是“大逆不道”者，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站出来批判邓小平？

党内的思想斗争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中国的资产阶级具有二重性；同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复杂的关联关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所没有的。”（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04页，1991年版）于是，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不能不受到党与资产阶级关系的制约和影响。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种倾向。毛泽东在这篇写于1939年的著名发刊词中深刻地指出：在与资产阶级建立一定的统一战线的时期，“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同上，第608页）。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世界格局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1973年毛泽东提出联合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 “一条线” 战略。同时，他又要人们注意别忘了一种倾向可能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他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中美正式建交后，在改革开放、利用外资和世界市场、与国际秩序全面接轨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严厉批评的那些“忽视事实”的错误一再出现，两个总书记先后下台都与此有关，然而在最近的十来年中这类错误却有愈演愈烈之势，致使中国面临着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成果，拱手让与以美国为首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资产阶级及其在我国的买办代理集团的严重威胁。从“朗顾之争”到刘国光经济学新论的兴起，是这场斗争日益尖锐发展的重要标志。

1945年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的七大政治报告，这标志着国共两党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斗争开始进入关键时期。当时的蒋委员长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的书，并正在召开国民党的六大，炮制将中国引向黑暗的纲领。中国共产党则针锋相对，胜利召开了七大，制订了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具体纲领。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发言中说：“《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原稿上有‘两三年将是中国情况大变化的关键’这样一句话，在发表时删去了。删去这句话，不是因为说得不对，而是不说为好。但是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85页）。他还特别注意到：“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中国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把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可是又来了一个‘特殊繁荣’的美国”。 “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同上，第387页）1949年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毛泽东接连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四篇文章，通过评论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他用“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对早在1945年就曾预期的三年关键时期解放战争的性质，做出了概括和结论。他还指出：“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4页，第1496页）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领导俄共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中就看到，尽管资产阶级被推翻了，但它还是比无产阶级更强大，部分地是因为它的国际联系牢固有力，与强大的国际资本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中，亲自率中共代表团与会工作的毛泽东就提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系统地提出全面防范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的伟大革命领袖。中苏十年论战期间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全面总结了毛泽东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共十五条主要内容，并首次系统发布了毛泽东关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方针。尤其难能可贵而又引起多方争议的，是毛泽东在他一生的最后岁月，不顾年迈多病，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中国亿万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大演习。

如果没有这一切，包括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那么，在中国全面恢复与西方世界的外交关系，开展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往来之后，西方“软实力”的渗透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不会是如邓小平当时轻描淡写的那般，仅仅是打几个由境外飞入的“苍蝇”问题，而他后来不得不亲自发动的几次“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思想运动，也会如同牛入大海，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的基本思想、基本方针和基本实践，在“六四”政治风波中首当其冲的邓小平，很可能就成了美国在世纪之交发动的第一个“颜色革命”的牺牲品，遭遇到随后在东欧国家发生的共产党领导人那样的下场。存在决定意识，显然将自己也曾积极领导参与的中苏十年大论战“一风吹”是不行的。这样，邓小平在他视事的最后时期，对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也有了新的思考，而这在他身后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宣传热浪中，也同样或多或少被打入了冷宫。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指出，现在“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29页）“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同上，第353页）“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同上，第383页）“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同上，第344页）“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同上，第360页）“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同上，第311页）“他们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因此，“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同上，第348页）“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同上，第353页）

苏东剧变后，美国一超独大，更加肆无忌惮，加快了和平演变中国的步伐，国际局势进一步朝着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胡锦涛在上面提到的1995年“7•21”讲话中告戒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清醒地看到，西方有些人并不希望社会主义的中国强大，他们企图利用人权、复关以及台湾、西藏等问题来遏制我们，他们还打算采用腐蚀、拉拢、渗透等办法，在我们内部寻找和培植其代理人，妄图促我内部‘分化’，以达到其使中国‘西化’的目的。……为了使他们和平演变的图谋不能得逞，关键是县以上领导层、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保持高度警惕”。2000年初，胡锦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指出要批判帝国主义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他说：“美国与西方其他一些国家通过他们控制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和国际游戏规则，推行以新自由主义和贸易自由化为旗号的全球化战略，极力巩固、扩大了他们在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中的优势地位。他们还采用各种形式和手段，通过召开研讨会，设立基金会，开展合作研究，进行培训等途径，对我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宣传西方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念和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妄图在潜移默化中搞乱我国干部群众的思想。”他还分析了当时社会舆论走向的思想动态：“必须看到在思想领域里也不时出现一些错误的思想观点，需要引起重视。比如：有的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否定我们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有的鼓吹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我国的指导地位；有的主张私有化，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还有的无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主流，抓住我们前进中发生的问题和社会上的一些消极现象，否定党的方针政策和改革开放。在新形势下出现这样那样的杂音并不奇怪，但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切不可掉以轻心。” 胡锦涛同志这里谈到五个“有的”，其中前四个构成一组，是右的思想倾向，来势汹汹，成为主要的错误倾向；第五个“有的”另列，是“左”的错误倾向。“反右防‘左’”，泾渭分明。

衡量改革开放的政策及其实践之结果的好坏、大小，只有一个最高标准，这就是上面引证的毛泽东关于人民利益的最高标准，即如胡锦涛在青海考察所说，要看它们的发展是否“为了人民”，是否“依靠人民”，是否“由人民共享”。凡是“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改革开放成果，就必然“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人民就一定会自觉自愿地起来捍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成果。破坏、颠覆、最终窃取、瓜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成果的力量，主要来自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极右势力，它们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在中国的社会阶级基础，目的是在和平演变的基础上发动“颜色革命”，企图将已经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重新新殖民主义化，把它变成美国世界霸权统治下的一个附属国。

自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六年过去了；或者追溯到1995年胡锦涛同志的“7•21”重要讲话，那么已经过去了十年半，现在中国社会的状况究竟如何？一个以官商勾结的暴发户为主体的新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而且日益壮大。计入国内生产总值（GDP）却由境外资本控制的规模经济，几乎占领了除航天部门等军事工业之外的国民经济各产业的制高点。公有制丧失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几千万下岗工人和流落城市的农民工失去了有保障的劳动生存权，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风气败坏，道德伦理日下，贪污、盗窃、贿赂横行。如此等等，引得民怨沸腾，民事蜂起，国无宁日。谁能辩解说，这不是走上了当年邓小平曾满怀信心地以为不会发生的“邪路”？

1993年正是在中共十四大和14届3中全会提出搞“市场经济”和建“现代企业”的当年，邓小平同志与他的弟弟邓垦的一段谈话，反映了他晚年对这个问题的极度忧虑。他认为，过去先强调发展，这是必须的。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分配问题，比不发展的时候还要多，还要困难。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被少数人得到了，大多数人没有，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他说，我们就应该采取各种方法，各种手段，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见《邓小平年谱》）。邓小平这里对改革开放的政策与实践的“最后交代”，与八十年代甚至1992年的南巡讲话相比，话语行间已经没有了当年盲目的乐观情绪，没有了如果怎么样就“走上邪路”、就“失败了”等等完全虚拟的假设，而是随着矛盾运动的展开越来越面对和逼近现实。不是说要把矛盾解决、消灭在萌芽状态吗？怎么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就不能被“解决、消灭在萌芽状态”呢？

邓小平与邓垦谈话两年后的1995年，胡锦涛在“7•21”讲话中就公有制经济被私有化的错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当前，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必须从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和效益出发，通过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帮助一部分国有企业走出困境，搞好国有经济，充分发挥其骨干作用和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办得好，有活力。也有一部分企业面临着许多困难，但这并不是公有制本身带来的，而是由于体制、机制方面的弊端和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的影响。一些企业通过深化改革，重振雄风的事例说明，目前存在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信心。不能因为一部分国有企业遇到暂时的困难，就怀疑公有制的优越性，动摇基本的政治信念，甚至想通过搞私有化来解决问题。过去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不行，现在如果放弃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更不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也是党性不纯的最严重表现。”但是非常不幸，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胡锦涛十年前关于党内上层在公有制主体地位这个根本问题上，理想信念发生“最危险动摇”、出现党性不纯“最严重表现”的警告都一一言中了，私有化“改制”逆流一发而不可收，至今还在无节制地蔓延，以至迫使八十高龄的刘国老拍案而起。

国内外资产阶级相互勾结，台前幕后，通过私有化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破坏、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政策与实践，进而窃取、瓜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这才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而被遗留或拖延下来的真正的深层矛盾和深层问题；这才是“攻坚战”的真正对象。2004年3月4日已身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两会”期间会见部分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说：“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中国人民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从以上引证的大量重要文献中，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得出结论：胡锦涛所强调的当前“回避不了”、“不能拖延”、“必须解决”的众多问题，实质上指的就是如何实践邓小平与邓垦谈话留下的“政治遗嘱”，如何为了人民的利益并按照“民有、民治、民享”的标准反思改革，进而对走上的“邪路”再改革，使之重新回到社会主义正道，将无产阶级专政重新建立在巩固的工农联盟阶级基础上，这样一个根本方向问题。这也是胡锦涛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要“与动员全社会力量结合起来”的号召所含的重大现实意义。这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而且时不我待。

何谓进入“关键时期”？因为“以科学发展观统帅社会经济发展全局”新战略的提出，拉开了一个光明的中国和一个黑暗的中国之间，两个中国的命运在不久的将来进行决战的序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主席培育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改革开放正反两方面的体验深刻地教育了人民，人民正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人民将赢得改革开放，赢得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