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应该向谁去清算“墓碑”？（起手篇）2

作者：凌寒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1 546

杨继绳应该找谁清算“墓碑”？　　

凌寒　　

2007年，新华社老记者杨继绳在香港发表了一部震惊中外的名著《墓碑》，该书论述了自大跃进时期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种种怪象，提到了大量的饿死人现象，深入批判了中国社会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号召打倒极权制度，在中国实现民主，恢复中国人应有的正当权利。

应该说，我在读作者的前言论述的时候，深深感到了作者的真诚和善良，感到了他对于当时社会发生的种种问题的痛心和沉重，同时我也不得不指出，虽然杨继绳有着优秀的文笔，理论阐述和分析上也有一定功力，但是在政治上和政治理论建设上是绝对的不及格，是典型的政治近视眼加理论半瓶醋，因而其字里行间大量合理的批判也就找不到正确的结论和必然推导出荒谬的结论。

对这部《墓碑》的批判，本批判重点将不放在事实的论述上，除了必须点睛的地方外，将尽量不涉及事实的真伪的考证，从相信作者的角度，评判作者政治上的眼光短浅之处，探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一章毛泽东是不是极权的“帝王”？

2、毛泽东赞成“一言堂”吗？　　

①即使毛泽东是杨继绳等眼中的“帝王”，那也同样和“极权”挂不上钩。　　

杨继绳说，毛泽东是极权的“帝王”，专制的代表。这就让我奇怪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从一介平民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的。而从古到今，自中及外，没有一个从平民走到国家领导人岗位的人，是靠“一言堂”能成功的，他的决策的成功，必然是广泛调查，深入论证后的结果。

杨继绳先生既然喜欢从毛泽东谈到帝王，那么，咱们也先从帝王角度谈起，再回归到毛泽东身上。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充满广泛民主的传说时代，那是中国的古圣先贤极端仰慕的真正的民主“禅让”时代。在那个时代，领导人的更迭，由人民代表说了算；领导人的决策，从没有“乾纲独断”；对人的使用，对事务的决策，从来都是慎重又慎重，既重视基层意见，也重视领导骨干中的反应，既讲究广泛调查，也讲究决策的果断。尧启用舜，是广泛调查、听取各方意见后又慎重使用考察后作出的结论；舜启用禹，则是禹公而忘私赢得民心的结果。可以说，这三个人都是民主和务实的典型，唯一遗憾的是禹有始无终，众望所归之下开始推崇极权，处分干部上也搞武断强悍，防风氏被杀于会稽就是著名的例子。最后，有始无终的禹开创了“父传子，家天下”的恶例，终结了后人无限神往的这个时代，把中国人从“大同”拉入了“小康”。

再以商汤、周文王为例。商汤能消灭夏桀推翻夏朝暴政取而代之，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能消灭商纣、推翻商朝暴政取而代之，根本的就在于，这两个人都极端重视基层意见和建议，选用的干部也大多来自社会中下层。在进取心上，商汤讲究“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见商汤的盘铭）；对待群众的态度上，商汤讲究对待群众犯错误要“网开三面”，周文王和他的儿子周武王则讲究“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且周朝还有民歌采集制度，从民歌了解百姓心声，以尽量实现正确决策。

因此，商汤、周文王虽然是名义上的专制政权的头脑，却有真正的民主身骨和风范，周朝即使是平王东迁后衰败了，也还在名义上统治了中国三百年。一般来说，衰败的王朝继续暴虐是会速亡的，而东周则大体与之相反，再绵延三百年有余显然是其来有自，长期以来在制度上积淀下来的民主成分可以说是功劳巨大。

同样可以举刘邦的例子。前面的商汤、周文王多少还是贵族身份，而刘邦则是地地道道的平民出身，在当时刘邦是为众多讲究地位名分的大小知识分子严重看不起的，而刘邦同样也看不起他们。刘邦之所以能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刘邦善于听取基层意见和干部意见，对待批评大体上没有个人主观抵触心理，只要客观分析有理，他主观上就乐于接受。用人上以中下层人士为主（同时他本人出身就是社会底层的流氓无赖），也兼顾有真知灼见的旧贵族。

所以，刘邦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很大的必然因素的。与之相反，刘邦的对手，秦二世和项羽，就没有那么民主了。秦二世是典型的极权代表，大搞特务政治和杀戮政治，整个秦王朝一片白色恐怖。项羽则是旧贵族习气深重，表面上礼贤下士，骨子里却是刚愎自用，既不会放权，也不会用人，主张霸王之业应该是“力战”征服天下，企图以一人之力弹压天下亿万的不臣之心，因而失败也自然不可避免。应该说，项羽是政治上彻底的愣头青、不成熟，本质就是个偶然闯入政坛高位的莽夫而已，这样的人霸业成功当然就没有可能。

类似的还有李世民，只是李世民是贵族出身，不可与刘邦下贱的出身同日而语。而比刘邦出身更惨的则是朱元璋，乞丐做不下去了投奔寺庙，和尚也没有立身之地了只好投奔农民起义军。正因为出身卑贱，朱元璋更注重基层意见和百姓呼声。吏治上，朱元璋开创了鼓励“民告官”时代，创造了可以百姓先行锁拿然后一路畅通无阻到京城的制度先例。在惩治贪污腐败上，朱元璋更是到了事无巨细必定一挖到底地步。而且，惩治也是严酷的，“赃官剥皮”也是朱元璋的发明。惩治腐败真正成了朱元璋时代的“红色恐怖”（“朱”本来就是“红色”的意思），以至于终朱元璋一朝，南京城的大小官员每天都是在战战兢兢中度日的，旦则相吊，暮则相庆，相吊是唯恐今天被查出问题脑袋搬家，相庆是祝贺这一天又平安过去了。而朱元璋的死，简直就是他们内心盛大的节日！

显然，即使贵为帝王，只要是从平民或较为低下的地位通过革命或王朝革命走到这个位置的，他的经历就必须是民主的过程，即使没有建立起民主的制度，他也要有民主的实践，否则，根本没有实现走上帝王岗位的可能。

显然，即使我们同意杨继绳所说，同意那种故意的以讹传讹，承认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帝王”，那毛泽东也不会是专制的“帝王”，也不会是“一言堂”的极权“帝王”，他也是经过“民主”实践最终完成又平民到“帝王”岗位的角色转换的“帝王”。

更何况，毛泽东从来都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只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在中国的最高政治代表呢！

“帝王”指责，何其居心叵测！可惜，即使这样，“一言堂”的专制也和毛泽东从道理到事实上无干。

②毛泽东真的不搞一言堂吗？　　

毛泽东真的不搞“一言堂”。

这样的事实是可以随手拈来的。相反，倒是毛泽东搞“一言堂”的例子，你如果讲求实事求是，那就找不着。

举例说吧。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那场著名的“合作社还是互助组”的争论，刘少奇认为互助组不是社会主义的，是不可能从这个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因而在工作上一再否定东北、山西省的探索实践，不同意在互助组基础上搞合作社，并先后对东北和山西省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否定。

对此，毛泽东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他并没有采取刘那样严厉的态度，而是主动找刘和薄一波等人进行分析讨论。薄一波回忆说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依靠统一经营，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请问，这是“一言堂”吗，这里有“一言堂”吗，有一丝一毫的“极权帝王”的气息吗？

再举个最著名的例子来说吧！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著名著作《反对本本主义》，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呢？

“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

三、反对本本主义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

在这里，你能找到一丝“极权”思想和“一言堂”风格的东西吗？

而且，和杨继绳等人的指责截然相反的是，这里反倒是对那种“极权”观念和“一言堂”作风是坚决反对的，矛头对准的就是这些人喋喋不休的“极权”、“一言堂”等观点。只是那时还没有“极权”等说法出现，当然也不会有类似的引用，但是批评的力度则丝毫不减。文章劈头第一句就是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且坚决反对共产党员带头“瞎说”。

请问，用瞎说指导工作还要求别人必须服从，这不是极权又是什么呢？

继续深入，再问，毛泽东在文中的大声疾呼和慷慨激昂，是在赞成“极权”方式和行为呢，还是在反对“极权”方式和行为呢？

三问，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

“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这些内容，难道针对的不正是杨继绳极力攻击和反对的“极权”现象吗？

最后问杨继绳，从反对毛泽东的角度来反对“极权”，这是应该叫做认识的糊涂呢，还是该像皇甫平（周瑞金）等人坦承的“别有怀抱”呢？

也许，杨继绳和在背后力挺杨继绳的人会用毛泽东是在“说一套做一套”来搪塞吧？

不过，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名文章中，毛泽东也指出了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这里，毛泽东的话则像极了宗教先知的预言，活脱是在给今天的李锐、辛子陵、谢韬、杨继绳等衮衮诸公画像，而且是惟妙惟肖。不知道在《墓碑》一书中字里行间处处体现出对普通老百姓有深沉大爱的杨继绳先生读了这段会有什么感想，是反思自己，还是要暴跳如雷进行抨击呢？

有兴趣的同志不妨因之重新读读已经收入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看看毛泽东对这些极权行为和极权人士的二度抨击和极度反感。

毛泽东反官僚主义、反极权思想，这是他政治智慧的本能。

③本节的进一步深思和得出的结论　　

我们还可以把毛泽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拿宪法和党章进政治局会议会场抗议的事件再次搬出来，如果毛泽东真是“极权“的代表、极权的“帝王”，这“极权“的代表、极权的“帝王”当得也太窝囊了吧？

类似的还可以继续举例，如果毛泽东是“极权“的代表、极权的“帝王”，何以一篇《评海瑞罢官》连发表的宣传阵地几乎都找不到，乃至设想要印制小册子向社会宣传呢？

可怜的极权“帝王”！难怪他痛定思痛之余，号召要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要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

谁使之然？

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失败的，它是场反对官僚主义，铲除剥削阶级思想影响，谋求建立劳动者社会主义思想的失败实践，然而，它却是毛泽东眼里视为代表自己政治形象和历史功绩的两件大事之一。

如果有谁要反对极权制度、极权思想，完成中国人前人未竟的事业的话，已经失败的毛泽东那里倒是有通往成功的钥匙。

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