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的十个“如果”--绕不过去的话题（旧文）

小平同志的十个“如果”

——“理论创新”绕不过去的话题

朱卫华

　　“如果”在汉语中是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就是说，当初小平同志发表这些言论时，是对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可能发生的现象或局面进行的假设式论述，这种或然性预期并不必然表示他所担心的问题当时已经存在或后来一定发生。
　　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围绕这些假设性论述，争论以罕见的激烈程度发生了！近年来大规模的争论至少已经发生了三次——第三次至今仍在持续中！争论各方有的认为小平同志当年的假设不幸言中了今天的现实；有的认为他的部分假设已成现实，而另一部分假设目前还难以做出结论；有的则坚持认为，其假设的问题在今天并没有发生。
　　因此，这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代理论家们必须直面的课题。因为，这十个“如果”不是普通人的普通假设，而是一个世纪伟人提出的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思想家、理论家们倘若试图绕行，必然会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这样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毫无价值的；而只有直面，才能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家风范，才能有希望为中国的前途命运铸就照耀民族远航的灯塔与积聚大众力量的灵魂！
　　以下的十个“如果”，不仅散见于《邓小平文选·三卷》中，也经常被人在文章中广泛引述，因此许多人并不陌生。但当它们被集中于方寸之间时，相信读者仍不免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撼。这里，我仅就自己在阅读这十个“如果”之后产生的一些困惑简要示之，以求创新的理论家们赐教，并愿与同样关注这一组组沉重假设或深重忧虑的人们共同进行思索。
　　1、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中国目前是否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按照小平同志的观点，要证实或证伪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两个百分比充当其必要条件，即“百分之几”和“百分之九十”。关于这两个数字，近年国内外有不少调查组织拿出不同的调查版本，但似乎尚无被争论各方接近一致认可的数字结论。0.47的基尼系数应该已经给出了这两个百分比的大致轮廓，却遭到了“智囊”集团坚决地否定和抹杀。
　　但作为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专家们，就没有理由在这两个数字上打马虎眼。因为这对中国来说，实在是个致命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目前要“获得”这两个数字难度有多大，难在官方的认可上。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理论家不能在这个致命问题上拿出一个独立的结论，还能配称“理论家”吗？
　　2、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 （《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
　　这个“如果”句的核心问题是：现阶段中国是否已经“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事实来支撑：“基本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程度。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公有制范畴中还有多少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小平同志在这里只用了一个范围副词“基本”来涵盖，而没有对这个公有制程度进行严格的数量限定。但我认为，“基本的”在这里就是表示“主要的”。
　　然而，时至今日，“主要的”生产资料在国家和集体手中到底还剩下多少？例如代表国家管理和使用生产资料的企业，而今严格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国有企业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家央企，地方国有企业还存在吗？如果硬要说存在，还有多少是货真价实的？况且，就算是央企，也已经在“市场化”名义下，成为挥霍着国家生产资料为“内部”利益获取最大值的垄断组织。这样，如果不再是“主要”甚至已经退居次要地位？那么，是否意味着已经“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研究“旗帜理论”的理论家必须直面的课题！
　　3、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面对面向群众承诺：“如果我们的政策不行，就改进”。其实这话说在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总根子上。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显然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的发展模式，转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转向人民群众“共同建设和谐社会，共同享受改革成果”的社会主义，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改进”。不知中国的理论家们注意到没有，为什么要进行这种重大“改进”？因为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矛盾，而有一种重大的社会矛盾可以不可以叫“两极分化”？
　　其实，理论上给这种社会矛盾起个什么名称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近三年来执政党政策的重大“改进”，确实具有力挽狂澜的战略意图，即挽救在某些方面的重大“失败”，例如多年来在民生领域改革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败。这些失败对于社会矛盾的累积和激化都具有直接的蚀化作用。站在政策取向和制度取向的角度看，目前对中国近30年的改革做出一个多么全面的评价并非易事，尽管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成果确实令人瞩目，但至少它在某些要害部位（如三农改革、国企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就业改革、行政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的“手术”中遭到了重大阻力和重大挫折，有的甚至是重大失败。这都是无法回避的。
　　对于执政党以民本政策同社会矛盾不屈不挠的较量，我们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们难道一点兴趣都没有？须知，任何不朽的思想和理论都是从对社会矛盾的解剖中提取和锤炼的。有的理论家的那些“盛世图解式”的所谓创新理论是决然不会有什么出息的。理论家不要光想着为“治人者”提供“治民”理论，这种目标很肤浅。因为只有和谐立意下的“富民强国”理论才能奠定一个理论家宏伟的基业。
　　4、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为什么两年来执政党一再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是因为严峻的现实表明，这个“方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动摇，无论在“物质”领域还是“意识”领域。几天前，温家宝总理访问东亚谈到中国国内有关情况时说的一番话意味深长。他说：“因为我们的国家大，发展极不平衡，城乡之间不平衡，东部与西部不平衡，这就需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缩小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如果社会财富仅集中在少数私人手中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要实现社会公义，就要把社会公义提到制度上来看待。”
　　温总理首次提出“制度”这个话题，是在今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这次域外之论，跟小平同志的有关思想在根脉上是一致的。这里的“制度”是指什么？我认为主要不是指狭义上“规则制度”中的那个“制度”，而是更侧重指“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社会公义”就其语义地位而言，它就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概念。
　　再回到本段的主题上，中国现在是否已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理论家和政治家要解答的问题。近年“主流经济学家”并不在意把富人称为“资产阶级”，把逊于富人的那个阶层称为“中产阶级”，其余另外一个庞大群体当然直呼“穷人”。不过，“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产生的“资产阶级”，是否就等同于邓公口中的“资产阶级”，这有待理论家们去研究。但按照“主流”们的逻辑，既然他们认定中国已经产生了“资产阶级”，那么，“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请问理论家们：是不是这样呢？
　　5、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
　　社会风气的重要性，小平同志在这里已经论到了极致。多年来，社会风气在人们不易察觉的状态下发生着质变，而且仍在以“温水煮青蛙”的效应“坏下去”。其依据是，当今中国“贪污、盗窃、贿赂”等现象日益恶化，官方的说法是“严重”，老百姓的结论是“横行”。尽管两年来重拳之下有所收敛，但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注意，小平同志在这里说的是“坏下去”，说明在他发表这个观点时候，社会风气已经出现了“坏”的苗头。因此“坏下去”之论，不再是一种预测，而是警告。
　　茅于轼先生最近说：“贪官每年贪污五千万元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才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几。”从近年“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腐败有理”论（据说有利于经济发展）到今天的“腐败无害”论，足见社会对贪渎的纵容已经到了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至于“盗窃”，就不必说了吧，比起“双抢”这个令世人不寒而栗的社会犯罪新概念，“盗窃”就算是比较“和谐”的了。
　　此外，小平同志是在告诉我们，仅仅是“经济搞成功”，绝不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部，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成果。至少在小平同志的眼里，社会风气的好坏，比经济成功与否更重要。“主流经济学家”和一些所谓的“精英”人物，常常喜欢拿一些增长性数字来证明改革的“巨大成果”。但这个“成果”无论有多么“巨大”，必须得到社会风气的一票否决或最终肯定才会有“意义”，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