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坚决要求把孔子像逐出天安门广场

坚决要求把孔子像逐出天安门广场（修订稿）

奚兆永

作者修订说明：本文于2月7日上网，读者反映强烈，点击率和跟帖数都较高，且绝大多数跟帖都表示支持，说明文章的观点与广大读者的想法是一致的。

由于写作时疏于校订，拙稿中有一些文字技术性的错误，这次进行了订正，其中包括李定凯同志指出的引用中的一个疏忽，在此谨向读者表示歉意，并向李定凯同志表示感谢！

当然，也有极少数读者不赞成作者的观点，这也是很正常的。对此，作者也利用修订的机会对不同观点做了回应和批驳。

特此说明。                      作者 2月12日

1月11日，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门前广场上，悄悄竖起了一个孔子像，举国大哗：中国究竟怎么啦？经过毛泽东和共产党多年教育的中国人，谁也不是阿斗，大家都感到，这绝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事关重大的大事，因此引起轩然大波、导致质疑声蜂起也就毫不奇怪了。

—、黑格尔是如何评价孔子及 “孔学”的

孔子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当然并不陌生。他是两千五百多年前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不过，他生不逢时，他一心想为奴隶主阶级效劳，而奴隶主阶级已经没落，而新兴的封建主阶级正在崛起，日益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当时，奴隶社会的礼乐正在崩坏，整个奴隶制度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为了恢复奴隶社会的礼乐，他奔走呼号，却得不到支持，结果成了一条到处碰壁、无家可归的丧家之犬。

秦王扫六合，他重用法家，统一了中国，然后又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秦始皇在历史上的最大贡献。秦始皇当然希望统一全国的思想，但一些儒生不服，他们厚古薄今，想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并且诽谤秦始皇，结果遭到镇压。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焚书坑儒”。其实，这与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镇压反革命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性质上是一样的，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其实当时焚的书也很有限，而坑儒也只坑了460个术士，并不彻底，否则以后就不会有儒家经典的传承了。到了西汉时期，大儒董仲舒觉得孔子的那套东西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其实很有用，于是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议为汉武帝所接受，于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又死灰复燃了起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深谙此道，大搞尊孔读经，孔子和儒术被他们抬到了吓人的程度，并且长盛不衰，一直延续到近代。当然，下层人民是不买孔子的账的。在历史上，从古代的农民起义到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无一不是反对孔孟之道的。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等级制度，而他们则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孔子主张“孝弟为本”，反对“犯上”“作乱”（见《论语·学而》），而他们则认为“造反有理”，一次又一次地举行农民起义；儒家把“四书”、“五经”看作是经典，而他们则将其看作是“妖书邪说”，或焚烧之，或将其投入粪坑。虽然这些农民起义因为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而未获成功，但是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却也是不能抹杀的。应该说，后来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曾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影响，特别是五四运动，其反孔之鲜明，主张之彻底，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我们说孔子是奴隶主阶级思想家其实还是抬举他了。不错，他的思想是非常忠实于奴隶主阶级的，但是，要说他是一个思想家，其实并不够格。孔子在他的“代表作”《论语》里连自己也承认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就是说，他所说的话，所留下的文字，只不过是祖述古人已有的旧思想，而并没有创立什么属于自己的新思想。这样的人，是不是够称为思想家也是大可怀疑的。

主张要建孔子像的“始作俑者”、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搬出了“国际社会”作为理由。他说，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国文化的名片”，还说孔子“在国际社会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事情真是这样吗？

其实，文化是随着社会的的变化而变化的，而绝不是固定不变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文化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她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不把这种东西打到，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695页）当然，我们对于过去的东西也不是全盘否定，而应该批判地加以吸收，也就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毛泽东正是这样做的。他反对尊孔读经，反对孔子的伦理道德，反对孔子所主张的“文质彬彬”（《论语·雍也》）和“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那一套，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但是在《毛选》里我们看到，他也正面引用孔子的一些话。如 “每事问”（《论语·八佾》“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等都是孔子或其学生所说。但是大量事实证明，孔学中精华并不多，而糟粕却很不少。道理很简单，因为孔学本来就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毛泽东对孔学最后得出的的总结论是一句否定的话：“孔学名高实秕糠”。（转引自《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0页）

至于说孔子在国际社会有多么大的影响，这里，就让我们看看德国著名哲学家、辩证法的大师黑格尔是怎样评价孔子的吧！黑格尔说：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译者贺麟注），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处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至于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如他的书从来未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9-120页）

黑格尔的话说得有些刻薄，但是，他对思辨哲学有深入的研究，而孔子对于哲学的基本问题很隔膜，谈不上有什么研究；黑格尔读过《论语》的译本，也读过西方历史上一些大思想家的著作，他有比较，是有资格做这样的评价的。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孔子的《论语》和西塞罗的“三论”（《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做一番比较，就会觉得黑格尔对孔子的《论语》和西塞罗的相关著作的评价是很切实的。毕竟，《论语》只是孔子与其弟子们平时讲话的一个汇编，这就难免显得零散而不系统，杂乱而欠深入。这和西塞论系统而深入地论述某一个问题的著作显然是大不一样的，两者的高下当然也就不难判断了。

有人对于本文引用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很反感，阴阳怪气地说什么“黑格尔是谁啊？他怎么评价孔子，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吗？”其实，不是别人，恰恰是吕章申搬出了“孔子在国际社会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作为其立孔子像的一个理由。为什么当吕搬出所谓孔子在“国际社会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时不去反对，而一旦我引黑格尔的话就发出此怪论呢？须知，比之于现今一些国外媒体所发出的鼓噪之声，黑格尔的评价不知要有价值得多少倍？！不管怎么说，黑格尔是一位世界一流的大哲学家，当19世纪中叶一些人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抛弃时，马克思曾公开站出来声明，他“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页）难道可以用自己的无知作为反对对方的理由吗？

在今天，不仅广大民众对孔子的那一套普遍持否定的态度，就是在所谓“精英”中也有不少人对于我国在世界各地大办孔子学院，宣传孔子思想持保留和批判的态度。新年前后在FT中文网上读到该网总编辑张力奋对葛剑雄的专访，其中有这么一个对话很值得我们注意：

“张：现在，孔子学院在海外遭到很多垢病，最后的结果是事与愿违，表现出不好的一面。

“葛：我对主管部门建议，你们就老老实实地教汉语。教了汉语以后，人家派什么用处，不是你们的事。教汉语过程中辅助的搞点文化是对的，但是你不要本末倒置。我再三强调这一点，孔子学院只是用他的名字，而不是说这个学院就是教孔子的，就像歌德学院不是教歌德一样，这是个语言，语言是个工具，通过这个工具你们可以了解中国。至于了解之后你要不要，这是你的事。”

显然，在今天，无论是向中国还是向世界宣传孔子思想都是不合时宜的。事实上，孔子讲的“礼”、“乐”、“道”、“德”、“仁”、“义”这些东西都是上层建筑，应该说，他所讲的都是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具有明确的阶级内容，甚至在他当年讲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了，怎么能够用它来教育当今的青少年呢？又怎么能够强加于外国人呢？比如他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实际上，季氏是新兴封建阶级的代表，他在当时是符合历史的前进方向的，很受那时人们的欢迎，而孔子唱的是前朝曲，唱了也没有用。这除了说明他已经大大地落伍于时代之外，又能说明什么呢？又如他对樊迟“请学稼”、“请学圃”的提问，在说了“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之后，背后却大骂“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连自己的学生“请学稼”、“请学圃”都被他目为小人，至于他对在农田从事耕作的“老农”、“老圃”的鄙视就更可想而知了。难道在今天我们还要用这种鄙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教育”青少年吗？更不用说，用这类腐朽的思想来向外国人进行宣传对于中国形象所起的的负面作用了。

还有一个化名“蚂蚁尘土”的人在网上惊呼：“文化大革命真够彻底的！培养了一大批此类前不认古，后不信今的‘革命斗士’”其实，反对旧礼教，旧文化的历史长矣，久矣，并非只与文化大革命有关，至少可以追溯五四运动；说这样的话的人好像只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其实不然，他是要否定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他所反对的“前不认古”，“后不信今”，实际上是要把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将近一个世纪斗争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否定掉，重新去“认”打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旗号的封建社会之“古”，“认”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以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打着“尊孔读经”招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古”；而所谓的“信今”，其实就是要人们跟着他们一道大搞复古、复旧和复辟活动。但是，请睁开眼睛看看，究竟有多少人会跟着你们走呢？

应该说，现在确有那么一些人对于孔子似乎很推崇，对于中国在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像也似乎表现得特别热心，其实这些人对孔子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了解，更谈不上有什么研究。他们之所以赞扬此事，实际上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敌视。他们对于一切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事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希望中国和平演变，希望中国重新回到旧社会去，希望孔子能够代替毛泽东。在他们看来，孔子的一切主张都好得很，因为他讲礼而不讲理(“造反有理”的理，即马克思主义)，讲义而不讲利，只讲和平而不讲革命（孔子讲过历史上的“汤武革命”，其含义与近世所说的革命并不一样），只要面子而不要里子。因为中国若按照孔子那一套去做，他们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他们从旧中国已经尝到了这样的甜头，而遇到新中国，遇到毛泽东，他们却总是“碰壁”，今天有这样的好机会，怎么会不加以利用呢？但是，中国人过去吃够了他们的苦，受够了他们的罪，今天难道还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吗？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会上这个当的。

二、天安门广场是新中国的见证者，这里绝不应有孔子的一席之地

根据以上所说，在今天大肆宣扬孔子本身就是错误的，而把孔子像竖在天安门广场更是错上加错。

天安门广场是什么地方？它是见证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历史的地方，也是见证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历史的地方。在这个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地方，曾经上演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大事当然不能尽举，以下几件却是非举不可的：

第一、它见证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

中国的民主革命起于何时？远点说，起于1840年反对帝国主义的鸦片战争；近点说，起于1919年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而起关键作用的还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因为它代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我们知道，1919年5月4日，北京大中学生3000余人集会于天安门前，会上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21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口号，并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在赵家楼冲进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打了正在曹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并且焚烧了曹宅。北洋政府逮捕了32名学生。5日，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天津、保定、上海等20多个地方的学生纷纷响应，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学生会。6月3日、4日，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了800多名演讲的学生，激怒了全国人民，各地纷纷罢工罢市。6月5日至10日，上海有80000多工人参加了罢工，特别是沪宁和沪杭铁路个人参加罢工，使交通一度瘫痪。随后，全国100多个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商人参加进了罢工、罢课和罢市的斗争。应该说，工人阶级的参加斗争使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全部学生，撤销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币制局总裁，前驻日公使）的职务，并且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参见《中国共产党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虽然就反帝、反封建的总任务而言，五四运动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胜利。但是，它的规模之大，它的影响之深，它所显示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也就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上，却写下了崭新的一页。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五四运动过程中喊出了“打倒孔家店”这个响亮的口号，举起了反对封建礼教的大旗。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这是因为，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这就为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从此，中国革命由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而成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旧的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发展为新的民主主义革命。

第二、它见证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进行了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4.12政变，对共产党人实行大屠杀。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杀绝，他们揩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进行战斗了。到1935年，中央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了陕北，在吴起镇实现了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此时正是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时期。1931年，它发动了9.18事变。而蒋介石则取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致使日本人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华北。在此情况下，北京的大中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12.9运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在共产党参与下得到和平解决，并且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停止了内战，实行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经过八年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以后，国共通过重庆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达成了协议。但是，蒋介石依仗他有八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和美国人的支持援助，又再一次破坏协议，发动内战。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的八百万正规军，把蒋介石赶到了孤岛台湾。经过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当天下午3时，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位。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在国歌声中，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齐鸣28响。毛泽东又宣读了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接着，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对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从此以后，在旧中国曾经备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每年的“五一”和“十一”他们都要来到这里和自己的领袖共同庆祝自己的节日。也因为这样，天安门广场也就成了一个有特殊的政治意义的纪念性广场。

第三、它见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块历史丰碑的建立。

在1949年9月30日人民政协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时，还决定要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以纪念为建立新中国而捐躯的人民英雄，同时也以此说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在讨论时，有人提出此碑建在八宝山，有人提出建在东单广场，还有人提出建在前门上。周恩来说，天安门广场有五四运动的传统，也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纪念碑应建在天安门广场。此言一出，大家一致赞成，就决定了下来。

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政协各组成单位的首席代表都参加了奠基仪式。毛泽东亲自出席奠基仪式，并且宣读了他当天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页）

对于兴建此碑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彭真任主任，郑振铎、梁思成任副主任。兴建委员会广泛听取人们对设计方案的意见，许多问题都是经过反复讨论才做出决定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2年8月1日正式开工兴建。兴建过程中选择在青岛浮山开采的花岗岩作碑心石，其荒料达三百吨，在运输过程中经过三次加工，最后减至94吨运到北京，开采和运输用了半年多时间。毛泽东于1955年6月9日为碑心石正面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而背面的碑文则由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撰写的原稿书写。周恩来为了写好碑文，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与毛泽东的原稿相比，周恩来书写的碑文前面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七个字作为标题，后面加了落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立”十九个字，还加写了毛泽东当时拟稿的日期“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使碑文更显得严谨而庄重。毛泽东的题字和有周恩来书写碑文由著名篆刻家魏长青、徐焕荣经过放大篆刻语碑心石上的，然后再加以鎏金，这样不仅更加美观，而且还更加便于保存。据说鎏金的字可以保存300年。

为了使基座周围的八面大浮雕和两面小浮雕能够准确地反映近代的革命历史，还请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领导，专门成立了一个史料编审委员会。最后确定八面大浮雕的主题是：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游击战（抗日战争）、胜利渡长江；两面小浮雕的主题是支援前线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浮雕的创作由雕塑大师刘开渠主持，许多全国一流的画家和雕塑家参加了浮雕的创作。

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同年5月1日 ，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

第四、它见证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1956年1月15日，北京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社会里和联欢大会，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出息了大会。接着在1月24日，上海也举行庆祝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会和游行。其他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群众集会和游行。这表明，在1956年初，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胜利完成。天安门广场见证了这一伟大事件。

改革开放以后，有人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认为“搞早了”、“搞糟了”，想把一切再改回去。这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无论是1981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是邓小平的有关论述，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决议说，“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结合中国特点的水资源改造道路。……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0页）邓小平也说，“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现在有的人满脑子想到的就是“改制”、“转型”，实际上是搞私有化，就是发展民营经济，农业搞单干，根本就没有发展公有制经济的概念。至于过去搞的社会主义改造，好像全都是错误的。殊不知，如果没有过去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还能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还能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这几年的经济危机其实也是对这些人的一个很好的教训。中国如果没有过去建立的社会主义家底，那还不是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受到巨大的冲击？中国如果没有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的强有力的手段，也不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快地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这都是明显的事实。为什么一些人却总是执迷不悟，而不能从中汲取教训呢？

第五、天安门广场的巨大变化还见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

1958年8月正是大跃进的年代，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强调要搞几项经典工程，向世界证实中国的新面貌及实力，同时也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献礼。1958年9月5日确定国庆工程任务，10月 25日陆续开工，仅用了一年时间，1959年9月，10项工程就全部完工，总建筑面积67.3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其工程结构之复杂、装修标准之高，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之多，施工速度之快，都属当时国内之最，写下了中国建筑史上的新篇章(据《北京志·建筑卷· 建筑志》)。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盛赞这些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

以人民大会堂为首的首都十大建筑是大跃进的的产物，它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设计师和各方面的能工巧匠，集中了他们的经验和智慧，同时也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资源，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高质量地完成并且交付使用，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归根到底，十大建筑的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现在一些人一提到大跃进就采取讥笑的态度，其实大跃进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在我看来，大跃进所取得的成果直到今天也是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在大跃进的1958年决定开始研制的。中国决心要找到大油田，也是那个时候决定的。中国许许多多工业空白也是那个时候决心要补上的。那时大办的街道工业和五小工业后来有许多成长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工业。大跃进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历史两博物馆的建设，实际上带动了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并且确定了天安门广场的定位和格局。
当时人们争论：人民大会堂是建在天安门对面（南面），还是建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这个问题提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恩来说，人民大会堂应建在西侧，天安门对面即南边不能动，将来有用。实际上，他已经考虑到毛主席百年之后的问题。也就是说，周总理已经考虑到将来要建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可以说，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基本格局在1958年就已经规划好了。又比如，当时确定在人民大会堂的对面也就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两馆与人民大会堂之间的距离应该是多少的问题，有人主张300米，有人主张400米，最后确定是500米。这实际上也就确定了天安门广场的规模大小。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确定在广场周围将建人民大会堂和两个博物馆，加上已经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准备以后要建的毛主席纪念堂，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天安门广场的性质或定位：天安门广场是一个政治性、纪念性广场，是全国人民议事和举行隆重典礼或盛大集会，表达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场所，是纪念革命先烈——人民英雄和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的圣地，是展示中国革命历史和整个中国历史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神圣的地方，绝不是哪个人想在这里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的地方。

第六、天安门广场见证了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鉴于苏联变修和我国建国以来所出现的种种消极现象，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决定直接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1日到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为了发动群众，毛泽东决定在8月18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由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隆重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这次大会。据新华社当时的报道，清晨5时，他就来到了会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他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群众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挥手致意。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给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红卫兵们无比激动地说，“毛主席是我们的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庆祝大会整整进行了6个小时，毛泽东一直坚持在场。那天，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在这里伟大领袖与革命群众的鱼水深情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于大会提出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和“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口号，庆祝大会以后，红卫兵纷纷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四旧”运动。这以后，毛主席又七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表达了他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的厚望。

一些人由于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一直耿耿于怀。他们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总想从各个方面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把文革说成是“内乱”、“浩劫”，把文革的经济说成是“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由于在运动一开始就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三线建设”，成绩格外巨大：在三线建成了一大批对国防和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基础设施和工业企业，如成昆铁路、川黔、滇黔等铁路的建设；攀枝花钢铁厂，酒泉钢铁成、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德阳东方电机厂、葛洲坝水电站、重庆的兵器工业基地、成都、西安、兰州的航空工业基地等的建设，都是文革期间完成的。在尖端技术方面，包括氢弹的试爆、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核潜艇的下水、运十大型飞机的研制等也都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成果。在农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农业机械化和化肥生产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展，不仅保证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而且为后来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外交方面也有重大突破。我们与美国、日本的关系正常化以及加入了联合国，也都是在这一期间开始进行的。我们还引进了多套大型的化肥和石油化工设备，引进了1米7的大型轧机。在这么多巨大的成就面前怎么可以视而不见，把文革说成是“浩劫”？还要指出的是，在70年代末，我国曾经普遍加了一次工资，而且还出现了普遍滥发奖金的事，试问：如果文革已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要恢复至少需要好多年，当时国家还有财力普遍加工资和滥发奖金吗？

最近在网上读到老革命家、理论家邓力群同志写的《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一文。文章对于文革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读了很受启发。

文章认为：“这10年中，从党和国家的工作来讲，有三件大事：一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二是经济建设的进展；三是对外关系的发展。不能认为10年中，只有‘文革’运动一件事。而且，不能因为‘文革’运动搞错了，就认为10年中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关系也都错了，整个10年一切全错了。实际上只能说，10年‘文革’运动搞错了。当然三件事是互相影响的。‘文革’初期经济建设受到干扰破坏，但经济建设的进展，正是贯彻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方针，采取一系列抵制‘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政策、措施的结果，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坚守岗位、努力工作、维护稳定的结果。”文章认为，“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承认文革中有错误，同时指出这些错误毛泽东实际上已经采取多种措施进行了改正。”这样说，就比较客观、公正，当然也就比较容易服人。

文章还说，“从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中，毛泽东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对某些人和事的处理上，有多次变化。但是，始终没变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采取的方法是实行大民主。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始终不改变、一直坚持的两个基本点。……尽管对‘文革’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整‘走资派’，搞大民主，他是始终不悔的。”对此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了十点分析和论证。分析和论证不拘泥于既往的陈说，得出了新的结论，很有新意，很值得我们注意。

实际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也证明，走资派还在走，而且越来越合法化；封资修的东西充斥于各个学术文化领域，反动权威压制学术文化的情况不仅没有收敛，而且更为变本加厉；内外勾结的各种牛鬼蛇神也更加嚣张，他们还与黑恶势力相勾结，欺压百姓、鱼肉乡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中国党变修、国变色的危险性不是降低了，而是大大加重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已经再次成为绝对不容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理应成为我们的指路明灯。

第七、天安门广场见证了毛主席的逝世和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

1976年9月9日凌晨零时10分，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幸逝世。当天，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文告说：“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文告还说：“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18日，毛泽东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百万群众参加这个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追悼大会。当时电视还很不普及，要看电视实况转播，往往只能在单位集体收看，而更多的人只能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收听大会的情况。尽管进行悼念的方式不同，但是，人们对于毛主席的感情却是一样的。无论在哪里，人们都沉浸在在无限的悲痛之中。特别是那些经历了新旧社会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劳动人民，无不感到：是毛主席领导的伟大的人民革命解救了他们，使他们真正地站了起来。他们为失去毛主席而痛哭流涕、泣不成声，一个个悲痛欲绝。即使在3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通过视频重温这一幕时，仍然会受到深深的震撼。

毛主席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生前曾经倡导火化，并且曾经与中央领导同志一道签名，表示死后火化。但是，中央考虑到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的深厚感情，他们是不会答应火化的，而且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先例来看，苏联的开国领袖列宁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开国领袖胡志明都保留了遗体，毛主席的遗体当然也应该保存。据说，此事在毛主席逝世的当天几个小时就决定了下来，即决定建立一座宫殿式的纪念堂，保存遗体，供人们瞻仰。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又正式作出作出了“毛主席纪念堂还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决定。

11月24日，举行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仪式由北京市市长吴德主持，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发表了讲话。

1977年5月4日，仅半年时间，毛主席纪念堂即建造完成。

8月18日，水晶棺进入纪念堂。

8月20日，毛主席遗体进入纪念堂。

9月9日，即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毛主席纪念堂举行落成典礼并对外开放，供人们瞻仰。

第八、天安门广场见证了新中国建国60周年的盛大阅兵和游行。

国庆节是庆祝新中国的生日。年年都有国庆，而60周年是一个花甲，更是一个大庆。60周年的国庆，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检阅了各军兵种，也检阅了我国自制的各种现代化的武器。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人民军队，使全国人民备受鼓舞，同时也备受全世界的瞩目。60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是，60年的成就无比辉煌。它再一次验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中国人民有权利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天安门广场60周年大庆还见证了另一件大事：在群众游行中出现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本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早已是人们的共识，而且还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因此，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出现“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是再正常也没有的事。可是，由于这些年来中央很少提倡学习马列和毛泽东思想，媒体也为一些所谓的精英所掌握，西化和反毛之风甚嚣尘上，“四项基本原则”被弃之一边，几乎看不到宣传，因此一旦出现“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许多人都感到喜出望外。当然，这是一件大好事。马列主义不能丢，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不能丢。这是共产党安身立命的命根子；丢了它，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人民就要遭殃。殷鉴不远，苏联和东欧就是我们的镜子。党中央能够接受党内外的意见，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盛大典礼上恢复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幸，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幸。当然，这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也不应该只是在庆典上出现一下，它应该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应该贯彻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

以上讲了八件事。当然，天安门广场所见证的绝不只是这八件事，但这八件事在我看来应该是“荧荧大者”，是不可不提的。这些大事说明：天安门广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祥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地；它见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也见证了继续革命的步伐；这里既有革命先烈——人民英雄的丰碑，也留有革命导师——伟大领袖的最后形象；它是人民共和国举行盛大庆典的场所，也是议论国家大事、表达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地方。可以说，天安门广场是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满于天安门广场的这一定位，总想改变天安门广场的这一定位。记得80年代初，有人居然提出把天安门广场变成一个大市场。这不仅是蓄意要根本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也是对革命先烈和革命领袖极大的不敬和侮辱，当然不可能实现。这几年，又听说有人要把天安门广场变成一个所谓文化广场，企图否定它的政治性和纪念性，实际上也是想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否定过去所走过的道路。这当然也是全国人民所不能答应的。

现在，有人借国家博物馆改扩建之机在这里大树孔子像，这同样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不能答应的。

如前所述，孔子是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后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他们奴役人民的一个工具。 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是一个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为宗旨建立起来的政党，它要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怎么会崇拜孔子这样一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呢？1973年5月，毛泽东曾经以诗批评郭沫若：“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毛泽东的这个批评不是一般的批评，而是一个很重的具有原则性的批评。它清楚地表明，共产党和孔二先是不能两立的。其实，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里早已写得清清楚楚：“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哪有崇拜孔二先的共产党员？！如果有哪个共产党员居然崇拜孔子那一套，他就不够资格做一个共产党员，或者说这种人只是“名曰共产党”，而实际上已经不是共产党了，

毛泽东这首五言诗当时曾广为流传，后来许多毛主席诗词集也都将此诗收入其中。1997年，毛主席的安全警卫张耀祠曾撰文在《党史文汇》上加以否定，说他曾当面问过主席，毛的回答是：“我没有写这样的诗，不知是从何而来。郭老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也不至于如此。”（见《党史文汇》1997年第8期）后来又有人撰文，认为此诗平仄错误很多，不像毛泽东所写，指其为伪作，并且推论毛的另一首批郭崇孔的七言诗（《读〈封建论〉呈郭老》）也是伪作。（邓遂夫：《“呈郭老”二首诗的真伪》，《北京日报》2002年1月7日）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写出《“呈郭老”确是毛泽东的诗作》一文，认为“格律不合不能作为辨别真伪的主要根据”，“邓文把‘郭老从柳退’这四句不拘平仄的五言韵语看作是一首五绝，是对诗体的判别错误”，并且明确肯定：“《读〈封建论〉呈郭老》是毛泽东所作”，而且“有确凿的档案可以证明”。文章还说，“这首诗编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时，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的。”另外，1973年8月7日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中也说：“江青同志在昨晚政治局会议上已将主席读柳子厚的封建论和呈郭老的诗以及有关问题给我们传达了，我们也议论了一下。”并称“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见《北京日报》，2002年2月25日）

这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此文对于“五言韵语”说得模棱两可，含糊其词，使人不得要领。其实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张耀祠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不错，张曾在毛主席身边做安全警卫工作几十年，他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时间当然也不少，但是毛主席和江青谈话他不可能也不应该都在场。特别是，他直接向毛主席核实“五言韵语”的真伪更是把自己放错了位置，严重地超出了他安全警卫工作的职责范围。一般来说，他当时恐怕也没有这个胆量。

退一万步讲，即使张耀祠真的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毛泽东也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回答了他，那也很可能是主席觉得他不该问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认真地回答他这个问题，也没有必要过于严肃地就此事批评这个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于是就编了这样一个回答把他支吾过去而已。从毛的回答来看，他只是说不知道此诗从何而来，而没有批评这四句“五言韵语”有什么不对，说郭老“也不至于如此”其实也只是一句“打马虎眼”的话罢了。按照我的理解，对毛泽东回应张耀祠的话似可作这样的解读：毛说“我没有写这样的诗”而不说“这不是我的诗”，这两者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因为他确实没有在什么地方“写”过首诗，而是通过与江青谈话随口讲了这四句“五言韵语”或五言诗，这首诗是“讲”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毛说“不知是从何而来”，实际上是不满于张耀祠到处打探有关自己的事而提出的反问。因为江青在会上讲这件事，张耀祠是不应该知道的。至于说“郭老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也不至于如此”，这是一句矛盾的话，因为“郭老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从小读四书五经，结论应该是会“崇拜孔二先”而不应该是“也不至于如此”这是毛泽东故布疑阵，迷惑张耀祠。此时的张虽然弄不明白此话的真正意思，但他也知道，这些事是不该他过问的，也就到此为止，未敢再问下去。如果作这样解读，那毛泽东实际上也没有对张所提出的问题作否定的回答。

不管怎么说，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的文章至少已经证实那首七言的《呈郭老》确系毛泽东所写，而另一首《呈郭老》不仅与之题材相同，观点也完全一致，我以为认定两者同属毛主席所作的看法似乎要更加可信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的文章在末尾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确认《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是毛泽东所作，并不意味着要对这首诗所反映的复杂历史背景和政治内涵加以肯定。这首诗作于‘文革’后期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前夕，而批林批孔运动乃至整个‘文革’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是错误的。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定评。正因为如此，这首诗没有被收入我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而只是作为供内部研究使用的历史资料编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就是说，现在毛泽东著作（包括诗词、讲话等）的出版，哪些可以出，哪些不可以出，可以出的用什么形式出，都要经过一些人的审查，似乎这些审查者的水平比毛泽东还要高，这实在是对毛泽东的一个极大的不敬。这也说明，审查者只是相信自己而不相信群众，把自己看成是诸葛亮，而把群众看成是阿斗。看来，这也是受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秦伯》）的影响，是英雄史观——唯心史观在作怪，这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唯物史观显然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在我看来，这种做法与当时列宁的做法相比，实在是相差太远了。我们知道，在俄国，普列汉诺夫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时也是一个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但是，在普列汉诺夫逝世后不久，列宁还是决定要出版《普列汉诺夫全集》。与普列汉诺夫相比，论功劳，毛泽东的功劳要比普列汉诺夫不知要大多少，而论过失，毛泽东的过失要比普列汉诺夫不知要小多少，但是，自毛泽东逝世至今已经35年，出版《毛泽东全集》的事仍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而且按照目下实行的上述做法，究竟何时能够出版《毛泽东全集》看来还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人们要问：“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复出已经一年多，这个口号究竟何时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呢？！

三、驳吕章申和吴为山所说要在天安门广场树孔子像的理由

吕章申是树孔子像的主要策划者，他提出的理由是：“将孔子像立放在此，是因为北广场周围交通方便，能够拉近与参观者的距离，是市民和游人认识国博的一个重要窗口。”

原来，在天安门广场树孔子像是出于商业的考虑，在这里，孔子像成了包装国博以招徕顾客的一个工具！

本人孤陋寡闻，过去不知吕章申其人，在网上查了一下，始知他是“1955年12月生，河北省大名县人。中共党员，高级建筑师。1970年12月参军入伍。1976年3月复员回乡务农。1977年3月至1980年11月就读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学专业。1980年12月分配到文化部工作。1980年12月至1989年9月，先后在文化部计划财务司和艺术局工作。1989年至1992年，在文化部中外合资企业东方大厦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兼副总经理。一九八零年分配到文化部，先后在文化部计划财务司和艺术局计财处工作，一九九二年至二零零零年在中国美术馆任副馆长、党委书记。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先后担任文化部计划财务司司长、人事司司长。二零零五年九月起，担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 另一份材料的介绍则有所不同，大概是后来写的，没有再提参军和务农的情况，但增加了“师从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李道增等先生，并跟随著名画家王乃壮、华宜玉等先生学习美术”的内容，甚至还有“2005年5月出版《吕章申书法集》，由著名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题写书名并作序”的内容。这里出现了一大串名人，无疑都是为了提高自己身价的。不过，如果他现在写这个简历，恐怕就不会再写“由著名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题写书名并作序”这句话了，因为早在前年（2009年）春天，媒体就已揭露，所谓“著名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原来是一个在年龄和经历上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骗子，把这样一个人写在自己的简历里显然是很不光彩的。

我们从上述材料里发现，吕章申是一个“幸运儿”：1970年时部队很吃香，他才15岁就参了军；1976年复员回乡后，上大学很吃香，他不到一年就进了名校清华大学的名系建筑系，并且还“师从名师吴良镛、李道增先生”；80年代末，下海经商很吃香，他又在1989年当上了中外合资企业的董事和副总经理；之后又是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文化部的司长、国家博物馆的馆长，可谓心想事成，官运亨通。但是，这样的人适合做国家博物馆馆长吗？

应该说，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年下海经商的经历对他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他有商人那样的精明，并且非常善于包装自己。但是，其中有些包装并不符合事实。比如，他说他出生于1955年12月，于1970年12月参军，参军时他的年龄是15周岁，而按照国家征兵条例的规定需要満18周岁才能参军。这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我国在不同时期参军的年龄也会有不同规定，在战争年代或解放初期，也有小年龄参军的。但是就是在解放初期，15参军也不行。记得抗美援朝时开展参军、参干（参加军干校）运动，我正在上高一，也是15岁，1951年初和1951年夏两次都坚决要求报名，但都未获同意，而在70年代对年龄的要求应该比1951年更严，怎么吕15岁就能够参军入伍呢？我怀疑他的年龄是有问题的。再说，他是1977年3月进清华建筑系的，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更谈不上招研究生，他应该是一个工农兵学员，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导师制，又何来“师从吴良镛、张道增先生”之说呢？又比如，他虽然学的是建筑，但是却没有从事建筑工作的经历，他又是怎么当上“高级建筑师”的呢？这些都让人感到疑惑不解，加在一起，赶尸人对这位观众的品质和为人产生怀疑。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同志也与我有同感，如清华李定凯教授也对他在清华所谓“师从吴良镛教授”等问题提出了质疑。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人身攻击”，而在我看来，一些公众人物应该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对他们在媒体上发布的个人经历如果感到有不不符事或自相矛盾自相矛盾的地方，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不是凭空捏造，根本说不上“人身攻击”。比如吕的年龄问题，既有可能是参军时年龄不够走了后门，也有可能是后来为了提拔的需要而将年龄故意说小。应该说，无论哪种情况都很不好，提出这些疑问，引起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做好工作都是有好处的，又有什么不可？实际上，他也把这套商业化的过分包装的本领用到了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上来了。他一再说改扩建后的国家博物馆是和大英博物馆、罗浮宫博物馆等比肩的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他说的其实只是馆舍的面积。但是一个博物馆是不是一流并不是看它的面积，而是要看它的馆藏的数量和质量，要看它服务对象的多少和服务质量的高低。我们说什么东西是“镇馆之宝”时所指偶的乃是是馆藏的展品，而绝不会是指馆舍。馆舍最大绝不等于就是世界第一。现在的新馆的展示厅建得很高大，而在馆藏里大型的展品并不多，把小件展品放在过于高大的展厅里会让人有空荡荡的不舒服的感觉，不仅是很大的浪费，也很不协调，很不美观。实际上，作为博物馆，不仅要注意馆舍的建设，更加重要的恐怕还是馆藏的征集、收藏和展示服务。他的过分注重外部包装，从他主张在国博门前要树孔子像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在天安门广场，没有一座建筑是在其庭前设置雕像的，一定要在博物馆前设孔子像来突出博物馆，这就必然使天安门广场的各个建筑之间造成不和谐，从而破坏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之美。在吕章申的商业化经营思想指导下，据说国博还将大搞“休闲产业”，搞吃喝玩乐一套，参观展览也要搞双轨制，没有钱的人可以免费参观，但只能看基本陈列，而且要排长队；而有钱人只要肯花钱，就可以随时买票随随时进入通道参观。这种以赚钱为的目的的经营理念和把人分为等级的做法，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这里也有历史的教训。南京的夫子庙，最初当然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始建于宋代的文宣王庙，也就是孔庙，是祭孔的地方；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又建立了江南贡院，将乡试和县试集中于一起进行，江南贡院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即使朱棣迁都北京后，由于南京还是留都，而江南又是人文荟萃之地，来此应试的考生人数依然很多。江南贡院不断扩大，其考试用的的号舍最多时达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另有主考、监临、监试、巡察以及同考、提调执事等官员的官房千余间，再加上膳食、仓库、杂役、禁卫等用房等，成为全国最大的科举考试考场。有这么多人来应考，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商机。各种商店于是应运而生，而现今所谓的“休闲产业”即各种吃、喝、玩、乐乃至赌、毒、嫖、遥等“产业”，但是也应有尽有。清光绪时虽然废止了科举考试制度，而这一类“休闲产业”仍然保存了下来。这里成了妓院的集中之地，和北京的“八大胡同”可谓南北遥相呼应；甚至到解放以后的50年代初，夫子庙的名声都还很不好，成了一个藏污纳垢，极其肮脏的地方，人们甚至听到这个名字都有恐怖的感觉，当然，后来得到了改造。现在，国博还未开馆，吕馆长就要发展“休闲产业”，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其前景究竟如何，实在令人堪忧。此外，他还反对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安排中国通史的展览，弱化国博的教育功能，也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对于像吕章申这样一个人，能否把国博领导好，人们不能不在头脑里打上一个问号。

吴为山也说到树孔子像的理由。他说，“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这位伟大的圣人，先知先觉，似乎预见到2500年后，中华大地政通人和，河清海晏。今天，孔子塑像立在了国家博物馆的广场，他祥和、宽厚、智慧、大度。他磅礴、巍然，俨然文化的泰山。他与四海宾朋对话，仿佛由内心发出了个‘仁’字。有了仁，世界和谐。这是历史的声音，也是时代的声音；这是中华的声音，更是世界的声音。”

在这里，他用孔子的话把当今的中国社会吹捧到一个吓人的高度，但是他显然不知道，孔子所谓的德和当今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目下的德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如果这相距2500年的德是一个东西的话，那就说明中国在2500年之间社会就没有发生变化，还是停留在2500年前的水平上，这究竟是大幸还是不幸？这位雕塑家好像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中国的国情，不知道中国还存在极大的社会矛盾，由于私有化的改制和高薪养廉的错误政策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警戒水平，并且还在继续向上攀升，在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高唱什么“中华大地政通人和，河清海晏”来粉饰太平，究竟是帮助执政党，还是给执政党灌迷魂汤？

说孔子是“伟大的圣人，先知先觉，似乎预见到2500年后”中国如何如何就更加荒唐可笑了。孔二先其实是一个眼睛长在脑袋后面的怪物，他的眼睛只会朝后看，而不会朝前看。他看到的是周礼，是奴隶社会的一套典章制度，是一个已经故去的年代。他连他所生活的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都看不到，居然还要恢复复已经礼坏乐崩的所谓周礼，他又怎么看得到后来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更怎么能够看到中国在近百年来在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至于说“今天，孔子塑像立在了国家博物馆的广场，他祥和、宽厚、智慧、大度。他磅礴、巍然，俨然文化的泰山”，那也只能说明他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但是，任何一个作品都不是供自己自我欣赏的，它要得到社会的认可，特别是要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恕我直言，吴为山的这件作品无论从政治上还从艺术上说都是不成功的。从政治上说，在劳动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一个鄙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塑像，为一个一心想恢复周礼、后来长期被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愚弄和奴役劳动人民的御用工具塑像，而且把它放在天安门广场这个象征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性纪念性的广场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它一树立起来就立即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就是证明。从艺术上来说，这个塑像也根本说不上是什么精品力作。这个像高达9.5米，寓意是“九五之尊”，而且体积庞大，似山形，本来是要表示孔子的高大、大气的形象的。作者自己所宣扬的形象是：“他祥和、宽厚、智慧、大度。他磅礴、巍然，俨然文化的泰山。”但是，给人的实际感觉却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尽管塑像加基座有9.5米高，但是由于孔子并未站直，而是作弯腰驼背状，加上塑像的高度和宽度、厚度不成比例，近乎方形，使人觉得塑像塑的是一个身材非常矮小而又略显肥胖的侏儒，根本没有给人留下高大、大气的印象。

我们从正面看这个塑像。由于塑像朝北，整天不见阳光，人们似乎看不清它的庐山真面目，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些脸部表情。在人们的印象中，孔子是不苟言笑的，但是，作者为了使他 “笑迎四海宾客”或“笑傲天安门广场”，显然想让他满脸堆笑。这样一来，所谓的“孔圣人”又显得不庄严了。又要庄严，又要“笑迎四海宾朋”，还要“笑傲天安门广场”，这就难了。结果弄成个似笑非笑，不伦不类，让人看了很不舒服。正如网友黎阳所说，它是“皮笑肉不笑”，我觉得此说很有道理。“皮笑肉不笑”是一种装出来的笑，是一种虚假的笑，献媚的笑。看来，这倒是符合孔子其人的。但是，作为一个雕塑作品，雕塑出这样一种笑，显然是不符合作者的初衷的。看面部，当然要看眼睛，因为眼睛是灵魂的窗户。这个像的眼睛从正面是很难看清楚的，不过有一张从右侧拍的照片因为借了一些阳光，可以看到眼睛似乎是半睁半闭着的。这样的眼睛显然不是如某些媒体所报道的“目视远方”，倒是使人感到孔子已经年老力衰，他连眼皮都撑不起来了，完全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哪里还能“目视远方”？

再从肢体上看。我们看到这个像由于是山体造型，孔子给人的感觉似乎很臃肿，一点也不精神，而他将双手合于胸前，由于手似乎被衣服盖住，究竟是双手合十，还是双手抱拳，抑或是双手相拱，都不能断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这是在作打躬作揖状，是在向人表示恭敬、顺从或恳求的样子，是一种示好的表现。这样一个媚俗的形象显然又是和那“九五之尊”的寓意大相径庭的。

有一张从东侧拍的照片，弯腰驼背的特征表现得特别明显，加上把手臂伸向胸前，活像一个老态龙钟、行动迟缓、思维顢顸的老乞丐，两手举着一个讨饭钵，正在当街行乞。这样一副老病交加、穷愁潦倒的可怜相，又何言“祥和、宽厚、智慧、大度“和“磅礴、巍然，俨然文化的泰山”？！

再从后面看，据作者说，那是一座丰碑。孔子一生都在在想恢复周礼，而从未想到如何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后来又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作为奴役人民的工具，不仅乏善可陈，而且罪孽深重，害人不浅，这样的人，将其打倒则可，为其树碑则不可。不错，毛泽东曾经肯定过他的“每事问”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但是，这些东西，他也是嘴上说说而已，实际也没有做到。就以樊迟问他种庄稼和种菜的事来说，他非但不鼓励学生“每事问”，反而背后骂樊是“小人”。他自己如果是一个“每事问”和“学而不厌”的人，他应该知道种庄稼和种菜的事，但是他却不懂，只好说自己不行；他若是一个“诲人不倦”的好老师，也绝不会骂樊迟。其实，在《论语》里孔子也没有敢说自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原话是这样说的：“子曰：‘敏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这是一句疑问句，是问自己这些做到了多少，而不是肯定自己都做到了，两者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当然，对于孔子在教育方面提出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不是全盘否定。至于毛泽东在1938年5月21日在延安抗大三期干部会上的讲话，那是有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应到处乱用。这一点在《毛泽东年谱》里说得很清楚：这一天，毛泽东“出席抗大对第三期进行总结的干部会议，并讲话，讲安心当教员、编教材和军队的民主等问题。他说教员是教育干部的干部，下决心当教员，办好抗大十分重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毛泽东正是在教育干部要安心当教员，终身当教员时讲到了长期当教员的黑格尔和孔子，要大家向黑格尔和孔子学习，这里所谓向他们学习，就是像他们一样终身当教员，而并不是全面评价黑格尔和孔子。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孔子作为两千多年来剥削阶级对人民实行愚民政策的代表人物，一直以来，他都是人民革命的对象。所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讲到半封建的文化时，就明确表示，“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应该说，毛泽东对于孔子和孔学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今天，当人民站起来以后，还要为他树碑立像，继宣传这种半封建的文化，这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不是很清楚了吗？

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吴为山对于“仁”的吹捧：所谓“有了仁，世界和谐。这是历史的声音，也是时代的声音；这是中华的声音，更是世界的声音。”什么是仁？孔子《论语》里说了很多，其中有一个地方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亚圣”孟子也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人们要问：这个“爱人”是爱一切人吗？答案只能是否对的。奴隶主不会爱奴隶，地主不会爱农民，资本家也不会爱工人。这都是历史事实，是任何漂亮的言辞都无法掩盖的。吴为山把所谓“仁”说成是“时代的声音”，“世界的声音”，是这样吗？今天的世界，是帝国主义国家主宰的世界，他们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压迫，还动不动就用战争来威胁，用经济来制裁，我国至今还在受到他们的制裁，哪有什么“仁”字可言？哪有什么和谐可言？在我看来，孔子的“仁”其实很虚伪，既不能代表“中华的声音”，更不能代表“时代的声音”和“世界的声音”，它只不过是一些剥削者和压迫者用来骗人的把戏罢了。

总之，在我看来，这个塑像放在天安门广场不仅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极其有害的，而且在艺术上也是很不成功的。实际上，将这么一个孔子像放在天安门广场，非但不能给天安门广场增添什么光彩，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或损害了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大气的形象。在这方面，吴为山曾说，“如果只是做一个孔子像，就像大家曾经在很多地方参观时见到的，那就不难。这不是室内雕塑，难题就在于如何让雕塑和周围的环境相适应、协调”，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雕塑和周围的环境相适应、的协调”上，问题出得最大。这里说的当然不应该只是与国家博物馆的适应、协调，而应该是与“围周环境”的适应、协调，也就是与天安门广场这个大环境的适应和协调。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历史背景实际上是一部中国近代史，而这部历史最初又是和五四运动的反孔联系在一起的，而其附近的纪念性建筑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是纪念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烈士和革命导师的，现在把这个革命要打倒的旧偶像也放在这里，这能够适应和协调吗？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孟子也说，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毛泽东和孔老二放在同一个天安门广场，这能够适应和协调吗？这方面最可笑的是凤凰网，居然搬出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放在网页上，用以表示自己的反动立场：抬高孔老二，否定毛泽东。孔子能与毛泽东相比吗？这不禁让我想到上世纪40年代斯大林与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的谈话。路德维希将列宁与彼得大帝相提并论，问斯大林彼得大帝与列宁谁的贡献大，斯大林在回答他时说，“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页）今天又有人把孔子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甚至把他捧到“九五之尊”的地位，企图以孔子的思想取代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要说，孔子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起过这样的作用，更不用说是今天了；他和毛泽东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二者相差太远了。

本来，吴为山是一位有成就、有前途的中青年雕塑家。但是，从他所雕塑的孔子像来看，他在政治上是很不成熟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幼稚的。毛泽东在1957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5页）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来说，他们当然要以他们的专业为生命，但是，如果不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这个灵魂，他在自己专业上的成就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方面，鲁迅就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鲁迅出身于一个旧家庭，受到的也是旧教育，但是他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懂得“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1页）的道理，站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边，大杀回马枪，批判旧社会，旧礼教，成为“打倒孔家店”的一员健将，并成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广大革命人民的衷心爱戴，被誉为“民族魂”。吴为山曾经塑过鲁迅像，为什么这么不理解鲁迅，与鲁迅的思想感情相差那么远呢？我看原因就在于，他不学马列，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美术大师吴冠中逝世以后，吴为山在一篇怀念文章里谈到，他曾带着他的作品集到吴冠中家去请教，这个作品集里就有他1994年塑的《鲁迅胸像》，吴冠中看后脱口而出地说，“我到现在没有见过鲁迅像做得好的。”这表明，吴冠中对吴为山塑的鲁迅像是不满意的。当时吴为山问吴冠中：“熊秉明的《鲁迅》怎样？”吴冠中答道，“那当然好，熊秉明深刻理解鲁迅。原稿保存在我家里。”我们知道，吴冠中和熊秉明曾一道在法国留学学美术，都很有成就，两人都成了大师级的人物。不同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吴冠中回到了祖国，而熊秉明未回，仍留在法国。不过他们两人对于鲁迅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和很深厚的感情，在这方面，吴为山就不能与他们相比了。他现在如此热心地为孔子塑像也清楚地说明，他的思想和鲁迅的思想显然是根本格格不入的。这正是作为一个雕塑家的吴为山应该深自思之的。

如果要举最近的例子，前年（2009年）逝世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也是一个典型。如所周知，钱于1935年赴美留学，二战期间在与国防有关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他曾于1947年回国一次，因见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遂又去美国从事研究和教学。1950年，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所谓“共产党员”（其实不是，根本没有证据）的“罪名”强加于他，并被美国有关当局逮捕，关进监狱，受到种种迫害，并失去自由达五年之久。但是，在中外科学家的坚决要求和强大祖国的有力支持下，他终于1955年回到祖国。钱学森早在美国时就读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马恩的书，回国后，他通过学习，进一步懂得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社会前进的方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和许多科学家一道，不为名、不为利，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殚精竭虑，运筹谋划，并且身先士卒，带头攻关，特别是对两弹一星的研制做出了无比巨大的贡献，被称为“中国航空航天之父”。曾有一位香港记者问他为什么选择回国，钱回答说：“因为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还因为我热爱我的祖国。”，由于有正确的思想指导，他的思路更加开阔，不仅取得的成就更大，在处理问题时原则性也更强。1986年，美国要向钱学森颁发一个“威拉德·罗克韦尔技术杰出奖”，此奖又名“小罗克韦尔奖”，是国际理工研究所于1982年设立的最高奖项。他由于在美国那五年不堪的经历，而且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向他公开道歉，决定不去美国领这个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为此曾力劝他前往，他也不为所动，还是未去。这样的原则性，胡耀邦是不能与之相比的。我讲这些，是为了说明，文学家也好，科学家也好，当然艺术家也一样，每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有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有判别是非的能力，不是谁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是作别人的工具，自己要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在这方面，吴为山显然是欠缺的。如果他有基本的马克思主义修养，懂得历史前进的方向，他就不会如此卖力地雕塑孔子像并且吹捧孔子了。吴为山曾为许多名人塑像，似乎没有为钱学森塑过像，也没有为研制两弹一星的任何一位科学家塑过像，恐怕也没有为任何一个工农兵塑过像，却塑了二十多个孔子像。这是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很值得他深思。毛泽东在1949年批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白皮书时曾写过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其中写道：“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无望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民主个人主页’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5-1496页）当然，写颂不仅是写颂歌，凡属能够表现这些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一切文艺形式如作传、树碑、立碑、塑像、电影、电视剧等都可以说是颂。吴为山塑过许多像，一般来说，他是以是不是“名人”为标准进行雕塑的，有时则是根据领导的需要或像主的要求进行雕塑的。毛泽东所要歌颂的闻一多、朱自清虽然也是名人，吴为山是否为他们塑过像，我们不知道；而在今天，对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了最伟大贡献的钱学森和其他参与研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群体，吴为山是否为他们塑过像，我不知道，在网上初步搜索了一下，似乎没有。需要指出的是，给这些为中国的强大做出了极其伟大贡献的科学家塑像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塑孔子像所不能相比的。前年钱学森逝世，有不少网友要求举行国葬，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因为钱学森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英雄，隆重举行他的葬礼，大力宣传他的业绩，可以大大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大大激发全民族对科学的追求和热爱。事实上，对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进行隆重的国葬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先例可考的。1936年高尔基逝世，苏联就进行了隆重的国葬，其规格几乎和后来斯大林逝世一样：重病时发表病况公报；逝世后在苏联工会中央圆柱大厅设置灵堂并且由斯大林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守灵；葬礼由斯大林等中央领导人亲自扶柩执绋。此事在苏联产生极大的影响，连几个月后鲁迅逝世也都受其影响。国民党政府当然不会隆重为其下葬，但是，民间举行的葬礼也极备哀荣，许多重要的政治家如宋庆龄、蔡元培等都参加了葬礼。可惜的是，网民提出的为钱学森举行国葬的建议没有能够为中央所接受，结果失去了一次对全民族进行形象生动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极好机会。这是无法挽救的一个大损失。当然，如果现在能对钱学森和两弹一星的元勋多做一些宣传，也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损失的。就此而言，最近中央台一套正在播放的连续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是应该受到赞扬的，这是一部为歌颂中国科学家研制两弹一星所作贡献而创作的电视剧，其中有不少地方很感人。如果能够再为钱学森和两弹一星的元勋们创作一些颂歌、塑像及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其巨大的教育意义也是不能低估的。我们寄希望于党中央和有关部门，也寄希望于中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们，这当中自然也包括吴为山在内。当然，要创作好这样的作品，关键还是毛泽东的那句话：“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否则，即使塑了也不会真正塑好。

有人为在天安门广场树孔子像辩护说，“说孔子是奴隶（应该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我不反对，因为这是事实！但是因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就去排斥奴隶主阶级不也是笔者（？）自身的局限的外露吗？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要历史的客观的看问题。孔子生存的年代不是社会主义大兴的时代，怎能一味用当代的观点评价几千年前的孔子的阶级性？再者，新文化运动时的反对旧文化，批判孔子也只是时势所需。在一个桎梏横行的时代，只能过正才能矫枉。”

应该说，这个辩护充满了混乱。一方面承认孔子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一方面又反对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对其进行批判，说这个批判显示了自身的局限，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对于奴隶主阶级，从历史上看，其产生固然有其必然性，它也骑过进步作用，但是，当其要被封建社会取代时，它就成了没落的、反动的阶级，成了一个被批判、被打倒的对象，对其进行否定就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了，更何况是今天呢？而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它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它不是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它要消灭一切私有制，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它不是要消灭某一个阶级，而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包括无产阶级自己，它不像历史上的那些阶级，有自身的局限性，无产阶级不存在它们那样的历史局限性。说孔子生存的年代不是社会主义大兴的时代，这话当然不错，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在社会主义时代不应该鼓吹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子的思想，更不应该把把孔子作为崇拜的偶像，对他顶礼膜拜！毛泽东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应该说，新文化运动批判旧礼教、旧文化，批判孔子的那一套是完全正确的，没有这样的批判，就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共产党的成立，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后来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把这种批判说成是一时的“时事所需”和“矫枉过正”，乃是对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歪曲，绝不是正确的观点。这位辩护者还提出要历史地客观地看待孔子，反对用当代的观点评价孔子，这也是说不通的。我们说要用历史的观点分析前人，是要从历史出发，不要苛求于前人，更不要把古人现代化，而绝不是否定用今天的观点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其进行分析和批判。事实一再证明，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是不可能对任何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做出正确结论的。

四、坚决要求把孔子像逐出天安门广场

自上个月11日孔子像在天安门广场落成以来，对于它的质疑和反对之声就一直不断。有人说，30岁左右的人反对的较少，老年人反对的较多。其实不然。因为纸面媒体一般不登这样的质疑和反对的文章，因此这类文章和评论大都发表在网上；而网民主要是青年人而不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上网的比例要比青年人低得多，因此网上所反映的实际上也是青年人的声音。可以说，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青年人，还是经历过共和国前30年的中老年人，他们的大多数都是反对在天安门广场树孔子像的。

有一位网友看到有那么多人反对树孔子像，他急了，但又说不出什么道理，于是丢出了这么一句话：“国家博物馆立了孔子像犯了那条国法？”

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网友进行了回答，我想在这里再做一些补充。

我觉得有必要首先明确一点，我们说的“国家博物馆”，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它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新中国，而不是别的什么“国家”；这个“国家博物馆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博物馆”即新中国的国家博物馆，而不是别的什么“国家博物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大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想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有人把代表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孔子的塑像建立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是不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有人说“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试问，孔子能够作为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的代表”吗？这种言论是不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言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试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之地的天安门广场设置孔子像这件事有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和通过？有没有经通过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和通过？有没有经过人民群众的参与管理和监督？就那么几个人决定做出这样大的动作，是不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的规定？这是不是违反了最重要最基本的国法？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90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们怎么能够允许曾经奴役中国劳动人民达两千多年的孔子再来奴役他们？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他们最大的法律保障，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一小部分人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重新把孔老二引进自己的生活来愚弄和欺骗和奴役自己。这是一场维护宪法和破坏宪法的斗争，其实质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决不会掉以轻心。

从历史上看，本文在第二部分讲了从五四运动以来在天安门发生的八件大事，可以说，每件大事都是光明正大地进行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修建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历史两博物馆、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等工程，都是通过民主程序，最广泛地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动员全国各方面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唯独这个孔子像，却只是在极少数人的策划下神不知鬼不晓地悄无声息地鬼鬼祟祟地偷偷摸摸地进行的。对于幕后的事，局外人当然无从知晓，但从落成仪式上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和孔子像制作者吴为山的讲话里，人们还是知道了一点。

应该说，在天安门广场立孔子像不仅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而且还是一个明知故犯的极其严重的蓄谋的行为。何以这样说？据《南方日报》的《创作者谈天安门广场东侧立孔子像》里介绍的国博负责人说：“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是重要的观众出入口，它面向著名的长安大街，并与故宫面对，其地理位置足以说明它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地位。”就是说，孔子像与国博、长安街、故宫等传统建筑设施是融为一体的，而与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具有革命特征的政治性、纪念性场所则不相联系，并以此来“说明它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地位”。这不就是告诉人们，他们要否定具有革命特征的政治性、纪念性的内容，而想以这些所谓的只与传统形式相关联的建筑逐步取而代之吗？这是多大的政治野心，又是多大胆的狂妄行动啊？！

正因为他们干这样的事是一件明知故犯的极其严重的蓄谋的行动，他们很心虚，害怕人民起来揭露和反对就做不成了，因此就采取了隐瞒真相，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强迫群众接受这样一种很不光彩的“做法”。因此，人们看到，这件事从策划、制作一直到最后的所谓落成仪式都是悄无声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进行的：事前既不告诉人们这里要干什么，进行之中也不让人们知道这里究竟在干什么，更谈不上广泛征询广大群众的意见了，总之，整个过程都是暗箱操作。试问，这是不是违背了民主的合法程序？是不是在搞阴谋诡计？

就以由谁雕塑孔子像这件事来说，吴为山讲到了其经过。他说，“2010年阳春3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先生要我塑孔子像，此事得到了王文章副部长的支持和许多专家的关注。这是文化的使命。”我们要问王、吕、吴三人：这么一件违背宪法根本原则的大事，居然就在会议的间隙由你们三个人在私下就决定了？你们心中还有宪法吗？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权力机关吗？还有人民吗？简直是无法无天到了极点！

再看孔子像的制作情况。要在天安门广场展示孔子像，本身就是极大的违法行为，有人居然胆大包天，敢于私自搞这么一个东西；既没有向全国招标，在制作过程中也没有征询全国一些行家的意见，简直就是独断独行。中国许多民生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他们竟如此挥霍人民的财富，据说，为了这个孔子像，仅用铜即达17吨，这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吗？

更加不能让人理解的是所谓落成仪式。我看到一个报道说，“一月11日上午10时30分隆重举行了《孔子》塑像落成仪式。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树声，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全国政协常委刘江，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覃志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等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塑像落成仪式。”既然是“隆重举行”的，是一件大事，为什么不像过去天安门广场的其他纪念性建筑那样事先由会议通过并且举行奠基仪式，而在人民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就宣告落成了呢？既然是“隆重举行”的，为什么不像过去天安门广场的其他纪念性建筑那样，都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而偏偏这次落成仪式就没有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呢？为什么政治局常委里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长春没有参加呢？为什么中央政治局里分管文化教育和理论宣传的刘延东和刘云山没有参加呢？为什么北京市的领导人没有参加呢？由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蒋树声、政协副主席孙家正、而不由担任正职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和文化部长出席呢？再说，蒋、孙两位担任副职的领导人虽然到了场，但一个也没有讲话，好像是专门来当陪客的。还有，为什么只有专家而没有群众参加呢？这样一个阵容，对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活动来说，能够说是“隆重举行”的吗？还有，为什么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没有大力报道呢？

在我看来，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中分管有关工作的领导人、北京市的领导人不参加这个会，正好证明此事没有经过合法的民主程序，是不合法的。而副委员长蒋树声、政协副主席孙家正和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之与会，在我看来，很可能是基于私人关系，因为蒋树声和孙家正都毕业于南京大学，现在都是男大小有南大校友；蒋树声在担任民盟中央主席之前曾是南大校长，而孔子像的制作者吴为山就是在蒋任校长期间调入南大工作的，曾为南大塑过好多像，现在到艺术研究院工作，也是南大校友。而孙家正曾任文化部长多年，王文章则是文化部副部长兼艺术研究院院长，吕章申也曾在文化部工作多年，今年网上有一篇报道还称他是文化部人事司司长。而吴为山也是刚调入文化部所属的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任所长的，彼此也都是熟人。因此蒋、孙参加会议也明显地具有对故旧帮衬的性质，而并不代表他们现在所在的单位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

问题还在只有专家没而有群众参加一事，此事很值得我们注意。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心中有鬼，生怕群众闹起来不好收场。因此尽管他们很想“隆重”一番，风光一番，结果还是如李清照在《声声慢》一词里所描写的那种情境：“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还是少不了一个“愁”字。

至于主要新闻媒体，也好像是事先约好了似的，没有大力宣传报道。中央电视台一频道的《新闻联播》也没有播。这些都说明，此事没有经过合法程序，其合法性是大可怀疑的。

总之，他们之所以不敢正大光明地进行活动，是因为他们心怀鬼胎，也知道其非法的性质，而对于其能否成功也毫无信心，毫无把握，因此就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先放一个试探性的气球，打探打探反应再说；一旦出了问题，将来还可以进行纠正或补救。但是，这是绝对不能长久的，越拖就越被动。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在玩火。中国有一句老话，就叫做“玩火者，必自焚！”现在，人们已经看清了他们虚弱的本质。只要我们坚持斗争，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坚决要求把孔子像逐出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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