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贩卖的东西，他们自己是不用的或只是假用一下。例如，他们卖民主，自己并不民主；他们卖自由，并不真的给别人自由。

　　被称为“民主女神”的刘瑜，最近与作家慕容雪村应“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邀请，进行了一次对谈，谈话内容主要是说“公知”被中国政府有计划地污名化了。其实，刘瑜从“公知”群体隐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最近又出来谈“公知”，似乎是为“公知”群体打气，其实是为了推销她的新书。刘瑜是否真的会与公知们继续并肩战斗，这不好说。但是，选择“纽约时报中文网”这一外国媒体来讨论“公知”这一中国社会的公共话题，也别有一番意味。

　　说起“公知被污名化”，首先应明确什么叫“公知”。“公知”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那么，什么叫“公共知识分子”?它是从知识分子概念延伸出来的。按照西方社会的观念，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并根据这些基本价值，对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推动真正价值的实现。有知识的专家或有知识的人，并不等于知识分子，能够称得上“知识分子”的，除了专业，还应该无个人功利地关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关乎公众利益的事情。从西方社会对“知识分子”上述大致定义来看，真正的知识分子本身就具备“公共性”，无需再加上“公共”两个字。那么，为何一定要给某些知识分子特地带上“公共”的帽子呢?这个问题下文再说，先看两位对谈者如何理解“公知”。

　　刘瑜在这次访谈中提到：“公知首先要有足够的公共性，其次要有足够的知识。”她还说：“公共事务，大致来说可以分成两类：一种就是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的背景，就可以通过常识分清楚对错的。还有另一类事情，需要一些专业知识背景，比如说涉及化工厂、转基因、PM2.5的事件，还包括一些经济问题等等。”我认为，在刘瑜的说法中，仅靠常识就能分辨对错的，不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更不是什么“公共知识分子”任务，普通老百姓就可以。只要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常识和价值观没有被某些知识分子搞得一片混乱即可。而那些刘瑜看来需要专业知识的领域，我认为，要判断它对公共利益的完整关系，仅仅靠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好比当年有人发明了互联网，他们绝对是互联网专家。但互联网对人类生活将产生什么影响，那些发明互联网、使用互联网的人，并不具备公共性。此外，发明生物克隆技术的专家也一样，他们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背景，并不代表他们在克隆技术与社会、与人类的关系上具有公共性。因此，刘瑜对于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解，在我看来是不全面的，不准确的。

　　相比来说，慕容雪村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更糟糕。他说：“公知是这样一群人：愿意对公共事务发言，有一定的洞察力，有一点基本的知识储备。”如果“公知”就是慕容雪村的这种理解和这种真实水平，难怪“公知”要被人看不起，“愿意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人多了，神经病都愿意;“有一定的洞察力”这个要求也太模糊了吧?“有一点基本的知识储备”是什么意思?小学知识还是中学知识、大学知识?或者是韩寒声称拥有的“小本子”?因此，“纽约时报中文网”组织的这两个人的对谈，在我看来就是两个没搞懂知识分子概念、知识分子使命的人，在谈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就好比没学好中文的外国人在谈唐诗宋词，大都是胡扯。

　　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是自封的。由于知识分子本身就具有“社会良心”的公共性，因此，它是在社会中自然形成的，是民众或知识界的口碑。那么，刘瑜和慕容雪村谈到的“公知”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几年前，《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个工作室策划推出了一份“年度公共知识分子”名单。此后，这份“年度公共知识分子”每年出现一次，有更新、有调整。换句话说，中国的“公知”从一开始就不是口碑和公认，而是极少数人的“委任”。慕容雪村说：“我会更加坚定地承认自己是‘公知’。以前我不爱承认，因为觉得自己没什么学问，当知识分子不够格，但是从公知变成一个坏词之后，我开始频繁称呼自己为公知。”这是多么可笑的自我任命，连“委任”都算不上。我说自己是“公知”就是“公知”，那么，这种“公知”还有什么价值?

　　事实上，中国的“公知”之所以被人嘲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出现、形成，就是一个少数人勾兑的党同伐异、结党营私的小团体。他们所号称的“公共性”，不过是他们试图强加给中国社会的“公共性”。凡不同意、不接受他们认定的“公共性”的人，都是被他们排斥、讨伐的对象。知识分子真正应该维护的人类基本价值，这些中国“公知”并没有真正理解。刘瑜所说的常识判断，并不等于对人类基本价值的本质认识。慕容雪村说的“有一点知识储备”，与认识人类的基本价值更是牛头不对马嘴。这样的“公知”不出丑才怪。

　　刘瑜的另一番话，稍微触及了中国“公知”的真相。刘瑜说：“很多嘲笑公知的人，其实自己就是公知，但他们可能是被边缘化的公知，或者说所谓的‘二线公知’。他们对公知的嘲笑是最猛烈的，……”在这段话后面，刘瑜特地点了吴法天的名字，意思可能就是说吴法天是被边缘化的“二线公知”或“三线公知”。刘瑜也许觉得自己挺机灵，随随便便很轻松地就挖苦了一下吴法天那样的被边缘化的“公知”。但她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的这番话体现了中国“公知”的本质——他们是像娱乐明星一样，按身价、按片酬分等级的。这还是知识分子吗?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波斯纳前几年出版了一本书，《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其中说道：“……但此种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又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作品质量控制之缺位，人们在包括学术市场在内的其他商品和服务市场亦可见到此种缺位。由此导致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且平均质量低下……不仅质量低下，而且还可能在不断下降，更准确地说，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正在变得越来越缺乏特色、兴趣索然、以及无关紧要”。他还说：“可以将公共知识分子设想为一种在以需求和供给为特征的市场中的职业”，“ 公共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体中的名气与其学术声誉呈相反动向之趋势;由于无法把握公共知识分子频繁出现错误判断和预测等原因，便产生了困扰这一市场的质量控制问题。考虑到在知识专门化时代公共知识分子面对的听众知识严重匮乏，并鉴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激励和约束缺位，因此，认为能够依赖‘观念的市场’以优化公共知识分子行为的假设，便显得愚不可及。在一个功能完备的市场之中，至少就设想试图在增进公共理解方面取得重大贡献的人而言，公共知识分子缺乏应有的责任心以及作为卖方的基本品质。”波斯纳的基本结论是：“事实上本书对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当然不仅仅限于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多于赞誉。”(翻译不敢恭维，如此拗口。)

　　其实，波斯纳这本书的书名已经表明了他对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总体态度。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大致还如前文所述那样，没什么变化。但是在传媒时代，知识分子要维护人类基本价值，推动某些价值的建立，就需要借助传媒。因此，便出现了分工。“公共知识分子”或简称“公知”是在大众媒体时代向公众推销知识或价值观的商业推销员。他们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是某种价值观的贩卖者。卖什么，取决于哪种价值观可能卖得好，而非本身是否真有价值。例如，乱搞男女关系的价值观可能像“爱疯”一样卖得好，一批推销员便纷纷涌入，使尽各种推销手段到处兜售。相反，如果贩卖“忠贞”可能吃力不讨好，“公知”们便缺乏推销的动力。

　　波斯纳对美国“公知”失望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一，学术知识产品本身的质量就不过关;第二，向公众推销这些知识产品的推销员，即“公知”，更不靠谱。大众媒体上收视率、点击率高的未必是好节目，很可能就是非常低俗的。因此，名气大的“公知”推销得多的知识，未必就是人类真正的基本价值，很可能就是像传销一样，向公众推销某种毫无用处、甚至是错误的、极具欺骗性的东西。“公知”们所谓的批判，无非为了推销他们的产品而要求人们先丢掉已有的知识而已。就好比卖小麦的推销员说：把大米、玉米都扔掉吧。他们批判大米、玉米，是为了推销小麦。波斯纳指出，“公知”的衰落，还在于这些推销员利用公众的知识匮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推销知识产品的过程，完全缺乏应有的质量控制。换句话说，“公知”推销知识、价值观的过程中，像普通商品推销一样，存在大量对消费者(即公众)的欺诈和陷阱。连美国的“公知”祖师爷都如此不堪，鹦鹉学舌、邯郸学步的中国“公知”水平又能怎样呢?

　　但刘瑜还在津津乐道中国“公知”的未来，她说：“公知这个现象并没有被污名化打倒，这个群体在设定公共议题、引领价值走向方面的功能不但没有丧失，而且还非常强大。”结合波斯纳的观点，我们再来理解“民主女神”刘瑜的观点，就会发现，她的意思无非是说：在观念和知识市场上卖什么，目前还是我们“公知”说了算。虽然我们以前卖的观念和知识产品被人挑出了不少毛病，但有瑕疵的产品依然是产品。就好比洗衣机的定时器坏了，洗衣机还是洗衣机。以前我们卖知识的手段也被人诟病，说我们歪曲事实，但真相不可能百分百地真。所以，我们还是要接着卖，因为人们总是有需要。而且，卖知识的市场还控制在我们手里，还被我们垄断。

　　至于他们这些中国“公知”要卖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再来看看慕容雪村怎么说：“这些年，人们对共产中国官方文化的嘲讽越来越密集。在苏共倒台之前，黄色笑话，政治笑话也特别多。这大概可以说明，当人们开始反感你的文化，反感你的文体、文风、一切话语、一切做派的时候，你的统治就已经接近尾声了”。“ 茉莉花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的舆论风气特别紧张，像某某某这样的职业革命家发不出声音”。“ 我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必定会出现比‘南周事件’大得多的事情，当然这需要一个契机，而且那个契机并不像你想的那么远。”看到了吧，中国“公知”要贩卖的思想和价值，无非就是推翻现有体制的“革命”。

　　所以慕容雪村才会说：“(政府)发动无业人员和青年学生为自己辩护，同时也攻击自己的敌人，所谓‘五毛党’计划。”因为“公知”如果受到猛烈攻击，会使得他们推翻体制的革命目标难以实现，所以，他们把反对他们的言行都看成是政府组织的行为。我不知道中国是否存在过一个政府组织的“五毛党”计划。慕容雪村的观点，更多是因为他们自说自话、自欺欺人地带上了“公共”的帽子、“公共”的面具，便以为自己真的代表公众了。其实，自发反对他们的所谓“五毛”才是真正的公众。“公知”们在“自我公共化”的认识错位中，把真正的公众反对当成了政府这个“革命对象”的负隅顽抗。刘瑜说：“我以前做的很多事情是扮演了前锋的角色，现在我更愿意做一个后卫。”你看，“公知”群体是有“前锋”与“后卫”的分工的，他们才是有组织的小集体行动，却虚构了他们的反对者是一个强大的组织行为。

　　刘瑜的另一句话体现了她对中国“公知”的无奈：“知识分子到底该为大众负责还是不为大众负责我也不知道。”“我也挺害怕自己被姿态绑架，害怕一个事情出来，我就必须按照一个方向发言，这种表态、站队的压力，和我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刘瑜之所以判断不清是否该为大众负责，关键在于她没有理解知识分子真正的含义，像慕容雪村那样自已“有一点知识储备”，便以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了。自己带上“公共”的帽子，便以为真的受到公众拥戴了。事实上，他们的“公共”是自命的，真正的公众并不接受他们。所以，他们自以为是地要为大众负责，大众根本不买帐。因此刘瑜才会有比慕容雪村更多的犹豫：是仅仅做一个“有知识的人”，还是坚决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做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真正知识分子，需要一种类似宗教奉献的情怀，不计个人得失，只为天下苍生。康德曾经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对于靠贩卖某种知识为生的“公知”来说，当他们发现自己贩卖的东西看并不那么货真价实的时候，他们能够理性吗?或者只是坚持“经济人理性”?刘瑜在这里表现出了一个小女人追求安逸的心态，害怕被贩卖“革命”观念的姿态绑架，差不多等于在说，她不想在类似传销组织的“公知”推销员队伍中，为了个人利益而伤害他人(即大众)。至少在这一点上，“民主女神”比慕容雪村要看得远一点。

　　中国的“公知”像狂热的传销组织一样，试图把自己都莫名其妙的知识残品卖给每一个中国人，以便他们成功发财。因此，有时候，他们贩卖的东西，他们自己是不用的，或不真的用，只是假用一下。例如，他们卖民主，自己并不民主;他们卖自由，并不真的给别人自由。他们其实不了解中国民众真正需要什么，却以为自己很了解，或强迫中国民众必须需要。这种伪劣知识产品的二道贩子注定是要被淘汰的，就像波斯纳说的那样，他们将衰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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