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中央党校为何违背自己校训

中央党校完全没有按“实事求是”的校训来办学　　

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当时为马列学院）题词——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至今仍是中央党校的校训，中央党校大门口影壁墙上还镌刻着这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也一直成为中国共产党做事的原则。　　

但是，这些年来，贫道看到，在很多中央党校公开发表的言论中，他们完全放弃了这个校训，没有按照实事求是办事。他们会在校刊上杜撰数字，会发表一些断章取义的评论，会不顾事实武断做结论。在贫道看来，中央党校起码在学风上已经不是实事求是的代表，而是胡编乱造、崇尚空谈的代表（毛泽东当时题字还有“不尚空谈”四个字）。　　

该校杜光教授曾发表文章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不久，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公开宣示共产党不施仁政，而要独裁。虽然也把对人民和对敌人作了区别，但同时也为他把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党内的同志、战友作为形形色色的敌人，加以镇压，埋下了伏笔”。还说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5篇评论，表面上是针对美国国务院当时发表的白皮书，实际上是批判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自由民主幻想”。　　

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部门，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部门，这个文章显然一点没有实事求是的学风。　　

好在有毛泽东的原话：“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叫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剥夺谁的发言权，毛泽东列得很清楚。　杜　教授可以对反右和文革提出自己的看法，但硬把毛泽东已经讲得清清楚楚的话给歪曲了，显然一点没有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　　

同时，毛泽东这5篇文章，确实起到了告诫中国知识分子要丢掉西方民主的幻想的作用。但是，　杜　教授用贬义的语调说毛泽东“实际上是批判知识分子”就是夸张。最主要的是，难道中央党校现在的意见是中国真的需要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吗？如果中央　党校　教授这样认为，就与党中央没有保持一致。　　

去年，该校　周天勇　教授在校刊上发表文章，为了证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不惜把共产党执政前30年说得比解放前还坏，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还差。但是，他所列举的数字要么是编造的，要么是通过不当类比引诱读者上当的，要么是设局让读者得出错误结论的，基本找不到一点点实事求是的影子，让贫道大吃一惊。　　

贫道简单举几个　周　教授不实事求是的例子。　　

　周　教授说：“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但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这个时期中国人均GDP即使按汇率计算，也是印度的1.3倍。　　

　周　教授说：“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但根据统计年鉴计算，1978年中国人均粮食是1949年的146%，高出194斤。而且1978年中国人消费粮食要比1949年更加平均化。　　

周天勇说中国科技水平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低，是因为教育水平低。但根据联合国数据，1975年中学毛入学率，中国为86.5%，印度26%；韩国56%；泰国26%；墨西哥34%；阿根廷54%；巴西26%。　　

　周　教授说：“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轻工业、交通、城市等等的建设与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十分落后；即使重工业，在技术工艺方面，差距依然较大。交通通信体系落后于印度。”还列举了一系列数字。但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数据，他这些数据没有一个是真实的。　　

　周　教授除了数字不真实外，为了证明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后，竟然专门挑出各国优势数字与中国相比。贫道当时就评论说：“让美国人与沙特比人均石油产量，与瑞士比人均手表产量，与瑞典比人均汽车，与中国比人均芭比娃娃等一系列产品，与古巴比雪茄……比来比去，美国一定是世界经济最不发达国家！”一个教授能想出这样欺骗读者的手法，确实让人体会到什么叫不实事求是。　　

十七大期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１３亿中国人的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创新中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充满活力，国际地位蒸蒸日上。“毫无疑问，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近代以来的最长繁荣期。”他论证说，1949年到1957年算是个繁荣期，此后就是毛泽东去世后29年是繁荣期。　　

　谢　教授显然是想把毛泽东时期与现在做个切割。但是他的刀下得不准确。首先，改革并不是从毛泽东去世时开始的。农村完成改革是1982年，城市是1988年，此前一直是计划经济体制。如果按1949到1981年计算，中国农业、工业各项增长速度都不低于1981年到2007年，这都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上查阅出来，包括粮食、棉花、油料、肉类、钢铁、煤炭、石油、电力、交通和几乎所有可对比的轻工业指标。　杜　教授用“从温饱到小康”作为繁荣期的标志，显然是投机取巧。因为还有一个“从饥饿到温饱”的时期。如果1985年算达到温饱了，那么1980年人均粮食只比1985年低6%，但比1949年高出46%。而直至今日，人均粮食也只比1980年高出24%。难道从人均209公斤到人均306公斤不算繁荣期，只有从306公斤到382公斤才叫繁荣期？很不实事求是嘛。　　

就连最近中央党校教授诘问党校动了谁的神经一文，也很不实事求是，文章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是中央党校首先发表的；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肯定，也首先是在中央党校透露的；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冲破姓‘公’姓‘私’的迷雾，率先主张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党校“首先发表”和“首先透露”也算成绩？而且《实践》一文“首先发表”在　1978年5月11日　的《光明日报》上。最早提出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是吴稼祥和金立佐写的那篇《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这两个人都不是中央党校的教授。这样把别人的“成绩”说成自己的成绩，一点不害羞吗？　　

上面都是在大门口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中央党校近些年来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极力把共产党给切成两块：一块是毛泽东时期的共产党，一块是改革后的共产党。然后把毛泽东时期的共产党给拼命涂黑，说的一无是处，说的比国民党还坏，还无能。但是，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全世界其他人都很清楚，60年前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很快，并没有出现过一个什么毛泽东的共产党和邓小平的共产党。因此，要证明毛泽东的共产党是个失败的共产党是不可能的事情。既然不可能，就只有编造事实，就只有搅乱逻辑，就只有——不实事求是。　　

这是中央党校违背自己校训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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