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辈关怀、指导我研究大协调学

作者：赵营波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8-01-10 7313

革命前辈关怀、指导我研究大协调学

赵营波

新四军老干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党组书记王光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8月23日在合肥逝世，享年99岁。待我得知时，已经较晚了，没能参加追悼会。但是，王光宇同志曾无私地关怀、指导我运用大协调学研究“建立淮河全流域大协调水利机制”的感人事迹，我要写出来，供大家学习。在写作过程中，自然想起了许多革命老前辈关怀、指导我研究大协调学的事情，体现了他们对科研工作的关心和扶持，也体现了他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奉献精神。我觉得，应该把革命前辈们的这种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的认识，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可持续发展才更有意义。于是，结合我研究大协调学的经历和体会写成了这篇文章，期盼有助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文件精神，有助于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可持续发展、正视深层次忧患的机制问题和发展障碍，全面认识反腐防腐的关键意义，期盼同志们都能得到革命前辈们精神的鼓励，有效地为人类进步和祖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一、学习马列主义，要运用于研究解决现实问题

我是1971年春，在部队医院当兵时响应毛主席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清马列主义”，开始系统地自学马列原著。在部队期间通读了中央规定学习的10本马列原著，后来转业到工厂继续自学，至1983年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1-5卷），有些重要著作和篇章读了多遍，如《资本论》读了2遍、《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读了10遍、《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读了3遍、《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读了无数遍，做了大量学习笔记。后来又通读了《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马列原著的学习还引导我学习了欧洲史、世界史、中国历史。这种学习，使我学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确立了以社会存在分析人们意识的客观态度，懂得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懂得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懂得了“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懂得了片面追求投资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必然会被淘汰的道理，树立了要把人类被自己社会奴役的怪圈中解脱出来，彻底解放全人类的志向和奉献胸怀。

这种学习引导我在本职的医疗实践中发现：现代人类的许多病都是人同自然不协调、人与人不协调造成的。进而发现微观和中观的许多不协调都是宏观不协调造成的，使我关心环境污染、气候恶化、资源枯竭、人口过多、生态破坏等等各种全球问题，学习同这些问题相关的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人类同自然、社会经济同生态环境交叉协调规律，研究统筹解决和预防各种全球问题的策略。

在工厂医院当医生，可以接触企业各层次的人，能了解到企业运作各种问题的真实原因。大家知道我业余时间学习研究马列主义，也喜欢主动向我反映一些问题。例如，1978年评升工资时，该厂锅炉车间一个外号叫“老实头”的锅炉工被气得生病了。这个工人身强体壮，五大三粗的身板，每天上班只是埋头干活，很少说话。有时生病了，我给他开病假条总是说不要，即使强给他开了病假条，他也很少交其班组长休息。他们班组共6个人，评选的结果是其他5个人都晋升工资了（其中有经常迟到的，有旷工的，还有出事故的），只有埋头苦干、从不迟到、连病假都不休息的“老实头”没有得到晋升工资。他是内向性格又很要面子，想不通，生闷气，于是得了精神病。人是理性动物，当理性被严重扭曲，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力时，就会患精神病。他姐姐对此很气愤，找该车间主任、该厂厂长等反映情况、提意见，都没得到满意答复。听说我这个医生在业余时间学习马列原著，常为工人们主持公道，于是来要我帮她弟弟主持正义、讨个公道。我耐心地听她讲完后，诚恳地答应她一定尽我所能为她弟弟主持公道。我随后用半个月的业余时间认真调查这个典型事件，结果得知那3个经常迟到、旷工、出过生产事故的人之所以能晋级，全因为他们在厂部或车间管理层有亲戚或会搞关系，晋级评选前后都送过礼请过客或上面有人打招呼。我找该厂长详细说了我调查的实情，他也认为这类不正之风不制止难以搞好生产，同时也感到很难彻底治理。

再例如，维修车间有位检修高压机颇有名气的陈师傅，为人正直，不屑于巴结车间主任、不愿跑上层和厂长拉关系，长期只是四级工的工资。该车间一个善于巴结管理干部却无心提高技术的同龄人却是六级工的工资。有个星期日是这个六级工值班，化工车间的一台高压机坏了，严重影响全厂产量。这个六级工检测不出问题所在，也就不可能修好。厂长命令他到陈师傅家里，请他来厂检修这台高压机，手到病除。受到大家称赞。当时，有人问厂长：“不能让个小年轻去请陈师傅吗？也跑得快些。”厂长说：“小年轻跑得快，但是请不来。”说明厂长心里很明白。但是，待后来评升工资时，还是没有给陈师傅晋升工资。如此运作、管理，何以提高企业效益？类似情况，在厂矿企业普遍存在，在党政机关、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也存在至今。还有主要工种受辅助工种欺负的问题、管理干部以权谋私的问题、行贿受贿等腐败问题，提高社会协作成效还有许多艰难的课题需要研究，同时说明我们提高运作效益还有很大的空间。针对硫酸车间、焦化车间的废气损害工人身体健康的问题，化工厂废水、废气危害附近农田、污染河流等问题，我都做了调查研究。

在大量扎实调研的基础上，我产生了一系列新见解：

1、必须把企事业单位总成果同该单位的负责人名利直接挂钩，才能促使管理干部从提高单位工作整体成效出发搞好管理。让管理干部只能靠提高管理成效获得收益，才能使管理工作成为一种劳动，才能使管理干部像其他劳动者一样都能且只能靠劳动成效获得收益。

2、要让主要工种劳动成效最大的人最有发言权和管理权，才能促使辅助工种主动配合，提高协作整体的成效。要让主要生产行业有足够的发言权和参与管理权，才能调动辅助行业主动配合的积极性，才能提高社会协作成效。

3、确定劳动协作成效至上为社会主义原则，才能维护和提高各项工作协同的整体效益。邓小平说的“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成效至上。任何集体都必须确定协作成效至上，才能降低内耗，才能健康运作。能否打胜仗是衡量部队优劣的标准，是否有效益是衡量企业成功与否的标准。协作成效是衡量社会先进或落后的客观标准。

4、劳动协作体中必须让每个人以劳动成效决定参与管理的权重，让成效最大的劳动者最有发言权和管理权、调配权，才能促成高效协作体，才能实现社会协作成效最大化。如果让经常旷工、干活偷懒、时常出事故的人和勤奋工作、业绩优秀的人有同等的发言权及参与管理权，甚至权利还要大一些，那么，协作成效就会很低，甚至没有起码的成效，就会普遍受穷。劳动成效面前人人平等，是社会主义的管理基础，没有劳动成效的人就没有参与管理的权利，劳动成效较大的人才能有相应的参与管理的较大权利。

各部门、各单位整体效能同其负责人名利直接挂钩，每个人都能且只能靠劳动成效获得收益，主要工种的劳动者凭劳动成效获得给辅助工种和管理者打分的权重，才能理顺协作机制，杜绝裙带关系，消除恶性竞争和内耗。增加集体荣誉和利益使每个人的受益度，才能提高全社会协作成效。犹如让股份最多的资产者的管理权重最大，才能实现投资利润最大化；以劳动成效决定参与管理的权重，让成效最大的劳动者最有管理权，才能实现社会协作成效最大化。

5、有效的双向管理和共同管理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群众能有效监管的权力，才能是为群众服务的权力。经理管理职工，职工也管理经理，才能提高企业的协作成效。校长管理教师，教师也管理校长，才能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学生也要有参与管理的权利，才能在互动中推选出优秀教师，淘汰不合格的教师。监管者自己也要被监管。共同监管才能确保管理者只能以管理成效获得应有的劳动收益，不能以管理职权谋私。

6、普遍树立以劳动成效为荣的意识，才能让人们不想腐；各行业各种工作都必须严格实行以劳动成效计算收益，才能让人们不能腐；严厉查处惩治以权谋私、破坏劳动协作成效的行为，才能使人们不敢腐。

7、社会主义社会是为实现可持续全效益发展，充分开发社会协作潜力的社会。为了实现可持续全效益发展，社会主义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保护劳动者健康，必须合理开采并循环利用资源，必须维护适宜的气候；为了充分开发社会协作潜力，社会主义必须改革开放，必须积极吸收各国的先进科技和先进经验，必须积极吸收国内外投资等各种经济要素，提高社会协作的整体效益。社会主义最容易也最需要实行大协调[1]。

8、确定劳动协作成效至上的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追求劳动协作成效最大化的社会机制，

就能按照适度顺差律，理顺各种利益关系，使劳动者们心气顺、干劲高，提高协作成效。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地位及待遇、科技创新动力、消除和预防各种内耗、整体协作可持续成效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9、为了保障和提高劳动协作社会成效，各行业的劳动者都要达到本职工作岗位的应知应会，管理干部也要达到其职位要求的应知应会。没达到工作岗位要求的应知应会和职业道德，就不能让其上岗工作，更不能“带病”上岗。还要建立随时淘汰不合格工作者的机制，才能保障和提高劳动协作社会成效。

恩格斯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反杜林论》）。如此务实改进，社会主义才能通过持续提高协作成效，走上不断成熟的轨道。

在以上系统化认识的基础上，我写出了《关于劳动积极性的问题》（1977年），首先提出恢复奖金和工资改革等建议。被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推荐给国家计委研究参考，并于1977年11月8日来信好评和鼓励。国家计委工业学大庆办公室1977年12月10日来信说转给了国家劳动总局研究参考。（后来有学者说我当时提出这类建议是要承担风险的，我说当时不知道风险这么大也没顾及许多，只是通过在基层的切实体会和真实调查，认为应该为国家发展尽这个责任）。1987年，我又写出了长篇调研报告《怎样调动普遍而持久的积极性》，系统地论述了影响劳动积极性的各种问题，并提供了全面解决的措施。国家经委学大庆办公室转给国家劳动总局工资组参考，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工业学大庆办公室1978年9月16日受托来函转告。

我还在全面研究环境与发展宏观协调的基础上，于1979年6月发表长篇论文《关于经济理论工作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联络局《情况和建议》第101期<1979,6.>），最早提出科技、教育、卫生、经济、生态、资源、环境、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课题。继而发表了《环境问题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经济问题探索，1983，1.）、《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管见》（科学•经济•社会，1983，2.）、《从社会宏观效益探讨医疗系统的改革》（江淮论坛内刊22期，1983，7，14.；卫生经济杂志《卫生经济效益》专集1984年12月，此文在全国最早提出改革以药养医的模式，其计算卫生投资适度投资的方式，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新的经济观与综合规划方式》（未来与发展，1984，4. 此文首次提出综合发展目标大协调原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并提供了可操作的办法和理论途径）等20篇论文，在一些研讨会上得到好评，被许多论著引用，至今还被许多网站全文转载。1984年6月，我被有关专家推荐，经考核破格调入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专职从事科研工作。有些学者问：现在有些高校要求博士生正式发表2篇论文才准予毕业，学生们都感到压力很大，你在工厂医院当医生时业余搞研究却发表了这么多原创性的成果，至今还有学术价值。有什么诀窍吗？我说：诀窍就是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目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建立有效全面的知识结构，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进行务实地研究。科学的价值主要有两条：一是发现了新的客观规律，二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新办法。脱离了这两条，就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更不可能干出原创性的科研成果。

自然规律在自然界中，社会规律在社会中。都必须深入研究才能有真正的发现、真正的成果。搞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深入社会实际才能发现问题，并为解决问题贡献力量。社会科学的作用就是研究社会规律并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如同研究地质学要到野外勘探一样，研究社会科学要深入田间地头、工厂矿井等社会实际运作层面，调查阻碍社会协作成效的问题，研究怎样解决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才能拿出有价值的成果，社会科学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如果只是在高楼深院里，坐在电脑前面从网络上和书本上东抄西凑，写一些空对空的文章，既不能解决认识问题，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就很难有学术生命力，就很难使人们看到社会科学的作用。人才学专家认为，我这种研究经历比研究生学历更扎实。能为社会进步做出真实贡献的学者，都是充分深入实际而能研究到位的人。例如，卢梭出身于社会最底层，饱经苦难，深知社会的各种弊病，刻苦自学成才，写出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成为实际领导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为国家重建社会秩序、走向发达提供了法律基本依据，至今仍然是许多发达国家制订法律的依据。因为社会是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革新进步，这种从底层产生的思想家对社会进步也就很重要。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发掘这种稀少的珍宝，充分发挥其作用，才利于社会有效地进步。

高尚的目标、务实的追求，会引导我们学习别人不愿学但很有用的知识、读艰涩难懂但很有价值的书，构建研究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学习承担时代责任所需要的有效技能。有了这种方向性的优势，还要刻苦、认真，持之以恒。高速运转的陀螺仪，方向才稳定。我给自己规定“三个麻烦（政治、经济、女人麻烦）都不惹，一心一意做学问”。30年多来，我每天钻研至夜深，节假日也不休息，时常一天就吃一顿饭或两顿饭、四季穿衣不跟时。我的银行存款单经常过期多年，不是忘记了，而是没时间去处理。有几张存单过期长达12年，储蓄所的营业员说这在全国都算稀奇事。我的劳累还不止这些，因我1971年在部队医院当卫生员时，野营拉练中为伤病员们送开水服药，不幸掉下山崖，摔成左胳膊肱骨粉碎性骨折和严重脑震荡，昏迷多日，住院3个月，落下脑震荡后遗症，时常头痛，特别是阴雨天时头痛剧烈。忍着头痛坚持进行这种造福天下的大协调学研究，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持和顽强的毅力，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我曾在日记中要求自己“以军人的毅力克服学习上的困难”。英雄麦贤得是我的榜样。我搞科研初期写的诗《著文》，可能对有志青年都有用：“一篇文章千滴血\心血熬油几滴滴\\几番昼夜不能眠\咬文嚼字当充饥”（作于1978年6月）。现在有些同事说我的文章好发，我说：“我的文章好发，却不好写”。古今中外的好文章都是用命写出来的。我发表的论文几乎每篇都被转载、引用或被应用于实际工作，我30年前发表的论文至今还被一些网站全文转载，被一些专家的著作列入参考文献，足以证明我的论文质量和我认真科研付出的努力。搞科研时不能分心，要有老母鸡抱窝孵蛋的执著精神。要永远把正在搞的课题研究及正在写的论文当作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才能写好这篇论文，才能干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才能为人类进步和祖国可持续发展尽责尽力。

“当人们休息时，我在工作；当人们醒来时，我奉献上一个美好的黎明”（苍桑）。

二、研究和应用大协调学，为可持续发展服务

我长期研究环境与发展宏观协调，1979年至今在国际和全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期刊发表了《人类大转折时期的科技革命》、《环境容量与城市综合规划》、《宏观调控与大协调学》等210篇论文，出版了《大协调学》等3本专著，创立了一门文理交叉的新学科——大协调学，即研究人类同自然与社会各环节大尺度交叉协调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得到相关国际科学组织的公认和各门相关学科专家们好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也主动来信给予好评和鼓励。1994年，经国家科委组织评审，《大协调学》系列成果被列为国家级重大科研成果正式登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研究成果公报》1994年11期公布后，授予证书。

大协调学（Macro-coordination Science），被作为文理交叉学科列入《社会科学学科大全》，《现代地理学人物辞典》、《未来研究世界名人录》等国内外17本辞书都给予介绍。中国大百科全书委员会主办的《百科知识》杂志1986年10期、《光明日报》1993年3月22日三版发文介绍大协调学，美国出版的国际学术权威期刊“Futures Research Quarterly”1987年2期也发文介绍了大协调学。研究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的专家何钟秀教授和唐绍忠高工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8年4期联名发表《赵营波创立的大协调学》一文，在国内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92年，我应邀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年6月，里约热内卢）提交论文《运用大协调学顺利达成全球环境与发展合作协议》（中文稿发表在《发现》杂志1992年秋冬季合刊，网上可查阅），受到关注和好评，被邀聘为联合国“未来世界研究计划” （UNU\ WIDER\Millennium Project Feasibility Study）大协调学顾问，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报》1993年6月7日头版报道。2002年我又以联合国“未来世界研究计划”大协调学顾问名义，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全球高峰会议”（约翰内斯堡，2002，8.）提交长篇论文《大协调学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被联合国有关专家和官员传阅并存档，还专门来信给予好评和感谢。该文中文稿在《未来与发展》（北京）2002年5期头版发表（并在该期“编者絮语”中头条介绍了此次会议对该文的好评）后，也受到许多读者好评；人大资料中心《生态环境与保护》2003年1期头版全文转载，至今还被一些网站全文转载，被一些论文和论著引用。主要因我是在未来研究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发表原创性论文最多的中国人，2010年经中国未来研究会推荐上报，经中国科协组织的评委会审评授予我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名单在《光明日报》2010年12月7日公布。中国未来研究会网站发布了《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赵营波先进事迹简介》，并被多个网站转载至今。2017年初还被中国科协正式评选推荐为中科院增选院士候选人。2017年6月还被《科学中国人》杂志评选为“2016年度科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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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协调学简介

地球表面适宜生物及人类生存的环境，由各种大尺度物能运动交叉协调构成。任何一个生物，即使一棵小草的健康生存，都是大尺度交叉协调的结果。当人类的活动规模超出自然调控机制时，就必须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同人类生存环境的各种大尺度交叉协调规律，运用于调控人类的各种发展活动、全面计算得失、成败，构建可持续发展机制，顺应人类生存大协调化的要求。否则，就会发生世界大战和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生态破坏、金融危机、恐怖袭击等全球性不协调问题。

大协调学（Macro-coordination Science），就是研究人类同自然与社会各环节大尺度交叉协调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这门文理工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可以把同环境与发展相关的各门学科衔接起来，交叉协作研究统筹解决和预防各种全球不协调问题，构建全面协调的运作机制，使人类及各行业活动同生态环境交叉协调，实现可持续全效益最大化。

人人讲协调、事事讲协调，才能实现大协调。希望同志们积极宣传、推广运用大协调学，为可持续发展协作努力。～大协调学研究员：赵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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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协调学为解决本国本省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问题也贡献了力量。例如，我结合当医生的实践和对医疗和医药系统运作及管理问题的真实了解，学习马列原著的有关论述，从社会整体协调效益出发，研写出了长篇论文《从社会宏观效益探讨医疗系统的改革》，最早提出废除以药养医的运作模式，建议实行“以治愈疾病的效率决定医院的合理报酬”，“克服药品的研制、销售、广告等各环节的一些不良做法”，并且从社会整体效益出发“改革卫生投资的计算方式”，先在《江淮论坛（内部文稿）》22期（1983年7月14日）专期发表，又在卫生经济杂志《卫生经济效益》专集（1984年12月）公开发表，社会反映良好，但一直没有引起卫生管理部门的重视。1991年，一位前辈陪同我为此专门到革命老前辈、卫生部老部长崔月犁同志家拜访，崔部长当时虽然已经离休，但仍然关心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听了我的汇报后，很支持，写了一封短信，介绍我次日去同卫生部三个有关司长的司长研讨。第2天上午，医院管理司和药品监督司等三位司长，听了我的当面汇报，看了我的这篇论文后，当时认为很有道理，留下了这篇论文参考，说要研究研究。直到2012年5月，才在北京市试行废除以药养医的模式。尽管拖了近30年，终于被采纳实行。因这篇论文至今对医改仍有参考价值，特别是文中有关卫生最佳投资计算方式，对各行业最适投资计算都有参考价值，我把原刊扫描成图片放到我博客的图片栏中供大家免费查阅。

又例如，1997年，省委主要领导批示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省社科院联合主办，由我们大协调学研究中心具体承办的“可持续发展宏观协调研讨班”，也得到参加学习的市长、县长和省直厅局长们的好评，都认为大协调学可操作性强，可用于统筹解决和预防各种不协调问题。许多一线领导干部都认为，应用大协调学可以统筹落实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新理念。

大协调学的交叉研究对改进社会也很有用。例如，阶级成分的划分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交叉的概念，可是土改时片面地用经济标准划分，就弄别扭了。使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革命干部很尴尬，使一些曾支持革命的地主、资本家感到委屈，这都不利于党领导改造社会的伟大斗争。如果那时加上政治因素，把在革命战争中支持过共产党且支持土改的开明地主，划为“进步分子”；把有家人参加革命队伍且支持土改的家庭划为“革命家庭”；把曾为革命事业贡献过财物且继续支持社会改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资本家划为“进步企业家”；把虽然贫穷但曾干过破坏革命事业的人划为“坏分子”、“流寇”；把杀害过革命者的人定为“反动分子”，对其他家庭也要结合其实际的政治行为划定阶级成分，对反动剥削家庭，也要根据其每个成员的实际政治表现划定个人身份，等等，然后区别对待，就可以最大程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是复杂的，改造社会必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充分调动各种进步力量，统筹运作，才能实现改进成效最大化。如果不能全面认识社会、片面运作，就不能把改进阻力降到最小，还会把自己套进去，就难以使改进成效最大化。

近15年来，我有23篇研究报告被国家部委和省领导同志批示参考和好评。其中最突出的是2005年4月7日由时任安徽省省长王金山同志批示省发改委参考的长篇研究报告《在我省建核电站的利弊分析》（1.6万字），有关正式会议决定“十一五”期间安徽不建核电站，为本省避免了规划的重大失误。受到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和一些革命老前辈的好评和赞扬。（安徽省社科院《社科信息》2005年5期报道。《安徽科协》2005年第4期发表后，被转给时任总理温家宝同志参考，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正式决定内陆省市一律不准建核电站。省内外许多同志都感谢我的工作）。我为此紧张工作累伤了眼睛，时任院长韦伟同志派院办副主任孙俊山同志陪我到北京同仁医院治愈。至今还不得不经常戴墨镜保护视力。尽管没有因此得到表彰、奖励，连工伤至今都没有解决，但是能为本省可持续发展避免的重大隐患，没有白拿安徽省的工资，没有白吃农民的粮食，担负起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发挥了实际作用。我心里很踏实。

大协调学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人类早期的社会经济活动仅仅追求近期的局部的直接的收益，对自然界和社会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全然不顾对远期的全局的间接的影响。当人类的活动规模超出自然调控机制时，片面追求投资利润和狭隘利益的社会运作机制，也就造成了各种全球不协调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能源危机、人口超载、耕牧地退化、气候恶化、金融危机、军费庞大、债务沉重、恐怖活动威胁等各种全球问题，各种全球问题交叉关联，构成了现代人类的困境。为了统筹解决和预防各种全球问题，就必须从全球空间尺度和生物圈、水圈、大气圈、岩石土壤圈之间物能循环周期的时间尺度上，审视人类各种活动及其后果，研究社会经济同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探索人类可持续发展应该遵循的各种大尺度交叉协调规律。人类必须拓宽视野才能适应人类自己拓宽的世界。必须要能从全球大协调的视野看世界，从是否有利于人类在地球上可持续健康生存，审视人类的各种发展规划、社会机制、利益驱动、科技创新、教育模式、社会形态、文化导向、政治决策等等的成败、是非、得失、优劣、荣辱、轻重、缓急，研究怎样统筹解决和预防各种不协调问题，探求建立追求可持续发展成效最大化的社会协作机制。系统地进行这种大时空尺度的交叉研究，就是大协调学，即研究人类同自然与社会各环节大尺度交叉协调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简单地说，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各种全球问题，统筹解决和预防各种全球问题，必须实行全球大协调化。研究实现大协调化的科学，就是大协调学。主要用于环境与发展宏观协调策略、编制综合规划、交叉调控及综合管理、引领全球及各国各地区各行业各学科宏观协调，提高人类可持续发展整体成效。

大协调学能为可持续综合发展提供规划、科研、发明、技改、管理、决策、环保、预测等宏观协调的服务，为各相关部门和各行业同可持续发展整体提供了一系列研究报告或应用研究论文，例如：《人类走向21世纪的大协调策略》（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第十届世界大会<北京，1988，10>；《未来与发展》1988年5-6期连载）；《中国走向21世纪的大协调策略》（未来与发展，1989，3-4.连载）；《从宏观效益决策城市各行业的适度发展》（福建论坛，1984，5.）；《区域环境容量与城市综合规划》（地域研究与开发，1987，3.）；《用大协调学认识和解决物价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93，5.；人大资料中心《商业经济》1993年11期全文转载）；《战胜非典的科学协作和综合防治措施——来自大协调学的研究和建议》（未来与发展，2003，4﹒）；《运用大协调学理论完善我省发展规划》（咨政，2005年14期）；《运用大协调学编制省区整合型科技规划》（安徽科技，2005，9．）；《健全工作制度，提高整体效能》（研究报告，2006，6，9.时任省长王金山省长）；《健全工作机制，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整体效能》（咨政，2006年第20期；省人大副主任朱维芳同志批用）；《建议完善环境监测指标和评价指标》（研究报告，2006，10，13.环保部周生贤部长批用）；《建议改革评选先进的方式，提高各方面工作效能》（研究报告，2006，12，31。省委副书记王明方同志批用）；《在环保的前提下解决能源问题》（世界环境，2007，3.）；《大协调经济观与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2007，6.）；《转变经济思维方式与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未来与发展，2007，8.）；《安徽可持续发展十大优势》（研究报告，《咨政》2007，10.省政协主席杨多良同志批用）；《运用大协调学统筹抗震救灾和相关研究》（自然杂志，2008，4.）；《健全效能建设长效机制，实现安徽可持续高效益发展》（省人大副主任朱维芳同志2009年12月27日批示和好评）；《运用大协调学编制可持续高效益的综合发展规划》（未来与发展，2009，12. 人大资料中心《国民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全文转载）；《走向大协调化生存方式》（未来与发展，2010年第7-8期头版连载）；《北京、安徽等可列为沿海省市——建议研究制订新的可持续高效益发展规划及策略》（研究报告，常务副省长詹夏来2013年12月17日批转省发改委参考）；《统筹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大协调策略》（战略学报，2014年4期）；《机关效能建设大协调化的研究及建议》（常务副省长詹夏来2015年1月28日批转省直工委参考）。

运用大协调学研究社会主义，也发表了许多原创性的论文，例如：《人类正处在大转折时期》（未来与发展，1986，6. 人大资料中心《社会主义研究》1987年3期全文转载）；《人类将走向大协调时代》（发展研究，1987，2.）；《人类大转折时期的科技革命》（未来与发展，1987，4. 人大资料中心《科技管理与成就》1987年11期全文转载）；《社会主义方向下的改革开放漫议》（求是杂志《内部文稿》1990，1.被选入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编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团结出版社，1997，3.）；《运用大协调学构建高效益的和谐社会》（未来与发展，2005，4．人大资料中心《社会主义论丛》2005年11期全文转载）；《深入贯彻“三个代表”若干措施的探讨》（未来与发展，2002，1.中国科技信息网全文转载）；《社会主义正在有效地前进（之一）——大协调学的见解和展望》（未来与发展，2012年第6期头版）；《社会主义正在有效地前进（之二）——充分开发社会协作的潜力》（未来与发展，2012年第7期头版）；《社会主义正在有效地前进（之三）——走向可持续全效益发展的美好未来》（未来与发展，2012年第8期头版）；《军队政治建设大协作化的系统建议》（战略与风险管理，2015年3期）；《研究邓小平理论务实可持续发展—— 兼论综合规划宏观协调的基本要领》（江淮论坛，2015年4期）；《社会经济发展要注重整合效益》（战略研究，2015年4期）；《研究邓小平理论务实可持续发展—— 兼论综合规划宏观协调的基本要领》（江淮论坛，2015年4期）；《管理的公正和效率》（北京社科之窗，2016，10，8.四.）；《论可持续发展要求更新科技成果评价标准》（战略学报，2016，6.）；《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基本要领——提高领导干部统筹运作能力》（中国领导科学，2017年7期）；《可持续发展规划方式和质量检测客观标准》（未来与发展，2017年9期头版）。不仅我发表的所有论文都同别人不重复，而且估计别人将来能研写的论文我也不写。我只研究别人搞不了的课题。“不干可干可不干的事，不做可有可无的人”，是我的座右铭。人可以贫穷，但不可以无聊，无聊比贫穷更可怕。

有位研究科学学的大师指导我：一门新学科的产生首先是时代需要展开这个不可替代的系统化的专门研究领域，要把一个一个课题扎实地做好，就像一个个坚实的桥墩打入地壳，全部建成后再架上桥梁，铺上桥板就成了。我的体会是：务实的应用研究和创新的基础理论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互动关联。基础理论研究为应用研究提供方向，应用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提炼的资料。否则，理论研究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应用研究就会迷失努力的方向，就会成为没有图纸的施工。适应时代需要开辟了不可替代的系统化的专门研究领域、足够的原创性的不可替代的系统化成果，是创立新学科的基本前提。任何一门经得起长时间的实践检验的学科，都不是标新立异、随心所欲的产物，都是同其它学科的研究内容不重复、不可替代的需要系统化研究的领域。创新程度越高的新学科越不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甚至很难被传统势力所容忍，这可以说是一条创新的规律。遵循这条规律，有见识、有超前意识和思维能力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就应该拿出超人的胆识扶持和应用新学科，才能得到通常没有的较大收益。创新和扶持创新都要有敢冒风险和力排众议的精神。

新学科都有一个从游击队到野战军，再到正规军的过程，在爱迪生发明一系列电器之前，大学不可能设立机电系。这就需要科技事业领导者们格外注意扶持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空白区的科技创新，大学也需要及时发现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价值的新学科，主动设立新的专业院系，及时扶持创新型人才和招收培养新学科的学生[2]。

三、运用大协调学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建设社会主义

大协调学的研究认为，人类自从结成社会以来，一直追求社会协作成效最大化。工具的发明和改进是为了提高生产劳动成效和生活成效，生产劳动组织和协作方式的改进是为了提高协作成效，生产工具的发明改进和协作方式的改进相辅相成协同进步。虽然在中小尺度上有反复和曲折，在大尺度上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奴隶社会替代原始社会、封建社会替代奴隶社会、资本社会替代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替代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提高社会协作成效的必然选择。实现共产主义也是提高社会协作成效的必然选择，因为消灭剥削才能彻底解放社会生产力，每个人都能且只能靠劳动成效获得收益的社会协作成效最大。人类追求社会协作可持续成效最大化，追求环境与发展大协调化，必然能实现充分开发社会协作各种潜力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些人因知识视野太窄，对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只是从享受的角度思想，误以为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不是从生产劳动协作成效的角度思想，于是就以为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从提高劳动协作成效的角度看，共产主义首先是共同生产劳动的社会，任何人都不能不劳而获，都应该为提高社会协作成效尽力、各尽所能，才能充分开发社会协作的各种潜力，才能创造空前的财富。“按需分配”，也是从提高协作成效出发按需分配。人类同生态环境共生的各环节、社会经济运作的各环节，都应该服从协作整体成效最大化的要求。社会主义阶段的许多任务，也必须从追求协作成效最大化才能清晰地认识和把握。例如，防止两极分化，就是因为两极分化会严重损害或降低社会协作成效。从维护社会协作成效的角度防止两极分化，就容易把握适度的分寸和被人们理解。不断缩小三大差别，才能不断提高社会协作成效；不断提高社会协作成效，才能走向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之后，社会仍然会向提高社会协作可持续成效继续发展[1]。

任何社会形态只有符合社会协作成效规律时，才能在有效运作中发展。社会运作及管理方式、社会制度如果比较符合社会协作成效规律，社会经济就能有效发展；如果违反了社会协作成效规律，社会经济就会衰败，统治阶级及其制订的社会规则、法律、制度也会被推翻、砸碎，并被能提高协作成效的新的社会形态所替代。资本主义把各种经济要素从封建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为实现投资利润最大化，自由组合优化搭配，开创了银行、股份公司等协作方式，使大机器的发明和使用有了可能，组成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空前丰富的财富。但是，片面追求投资利润的资本主义，不择手段地谋求发财，不会顾及雇佣工人的安全、健康和劳动力再生产；也不会顾及生产活动对环境的污染和对生态的破坏。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不仅以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为基础，更以损害或牺牲全人类生存条件为代价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全面危害人类的魔鬼。这种不顾一切的经营模式，也就必然受到一切的全面反抗。

片面追求投资利润最大化，必然会导致残酷压榨雇佣工人劳动力、侵略他国领土掠夺资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恶化气候，使之不可持续。这些不协调问题也阻碍着提高社会协作成效。工人阶级通过罢工或革命夺取政权，使劳动力再生产得以维续，被侵略国家的反抗也有利于维续国际社会的协作成效。两次世界大战时间的间隔很近，说明那一段时间，几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主要致力于掠夺资源、争夺市场。事实再次证明，如此争夺得不偿失，最后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发达国家之间才不再轻易发动大战。但是，中小规模的战争一直未断，发达国家的军火商们一直热衷于此。现在，解决生态环境及气候问题已经凸显了，要求彻底改变片面追求投资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运作模式，才能拯救地球上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这也决定了全面协调的社会主义必然要替代资本主义。

如果说，石器工具是原始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青铜工具是奴隶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铁制工具如铁犁加兽力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蒸汽机、内燃机等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大型机器是资本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那么，以人为本、注重协作全面成效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就必须且只能是同生态环境全面协调的技术系统。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淘汰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恶化气候的各种技术及其工艺设备，同时也要淘汰建立在污染技术之上的资本社会。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也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研究任务。可持续发展要求文理工交叉协作，追求社会协作全效益最大化，共同争取人类的美好未来。

我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的一些论文都受到读者们的欢迎并被许多期刊或文集转载，例如，运用大协调学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的论文《社会主义正在有效地前进》（未来与发展，2012年第6、7、8期头版连载），读者们认为可以提高“三个自信”，被一些网站转载至今仍然不断提高阅读和点赞人数。诗人、学者卞国福还发表了长篇评介文章《让中国梦插上科学的翅膀——评介大协调学家赵营波近期发表的三篇论文》（战略学报，2014年4期），给予好评和鼓励。读者们期盼多一些这种能提供文理交叉新知识的论文拓宽眼界，帮助人们联系可持续发展务实地发展社会主义。

马列原著本身是文理交叉的科学体系，没有文理兼通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很难学懂，可是，现在却把马列主义划入纯文科的范畴。许多搞马列研究的人都是片面的文科知识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环境与发展大协调、气候学、地理学、全球问题、人类未来命运，等等重大的现实问题了解甚少，更谈不上研究，也就很难写出有足够说服力的文章，更难以发展马列主义。建议切实研究改进。

运用大协调学拓宽知识视野，在大尺度上认识规律，也是解开“卡夫丁峡谷”之谜、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需。从小尺度上看问题，很难理解的一些谜团，只有在大尺度上才能看得清。“卡夫丁峡谷”典故出自古罗马史。公元前 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军队。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并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俄国学者和政论家对《资本论》中所提出的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和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881年2月16日，俄国的女革命家维• 伊• 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反映了俄国的特殊情况。马克思回信中指出，有些落后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吸收资本主义阶段全部的优秀的文明成果。

为什么有些落后国家可以且必须跨越这个“卡夫丁峡谷”呢？因为全球各国社会经济在大尺度交叉作用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人类社会改进的整体轨迹，是随着主要生产工具改进及生产力发展，而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及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各国的社会经济不是在闭封中各自孤立运作的，而是在开放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中国的造纸术、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可以流传到欧洲而改造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英法等欧洲国家的蒸汽机、铁路、资本输出，也促使中国等被输入国家的社会经济变化。资本总是流向最能提高利润率的地方，向劳力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低廉的落后国家流动，也就是剥削的空间转移；污染环境不仅损害当代人的生存利益，还损害后代人的生存利益，也就是剥削的时间转移。剥削的这种时空转移，使一些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遭受更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哪里的压迫最残酷，哪里的反抗就最激烈；剥削越重，灾难越深，革命的力量也就越大。以中国为例，有些中国人曾想学习西方搞资本主义，但是西方国家并不想让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先生老是打学生”，他们觉得让封建主义把持中国搞买办，更利于他们对中国的压榨、剥削。帝国主义入侵势力、封建主义专制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势力，三座大山相互勾结，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三座大山统治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沉重地压迫、极力剥削着中国劳动人民，达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容易产生洋奴才、卖国贼，容易受侵略；日本那时则是带有封建政治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容易产生军国主义野心家和狂妄分子，容易发动侵略战争。于是日本侵略军打进了中国，占领了东北、华北大片领土，中国几乎到了要亡国的临界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消极抗战，在日军已经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仍然要打内战。中国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不得不把相互勾结的三座大山一起推翻，才能救国。谁最爱国呢？谁反抗侵略最拼命呢？面对侵略，资本家可以把资金转移到国外，地主可以靠捐献粮食或耕地苟延残喘，当侵略军的维持会长，农民和工人则必须拼命反抗，必须把侵略者赶走，否则就活不下去，就难以生存。所以，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反抗日本侵略军最勇猛、最拼命。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大众根本利益的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最真心最积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于是，中国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施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全部推翻三座大山的唯一出路就是搞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中国想跳一级，是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逼迫中国必须跳一级，否则就会亡国。这种必然性决定了中国的必然选择，这种必然性就是客观规律使然。在全球视野中，这就是有些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搞社会主义的大尺度规律。摆脱了三座大山压迫和束缚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社会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这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大尺度交叉互动中的辩证关系。有些在小尺度狭隘思维中理解不了的谜团，在大尺度视野中就能看得清楚而能轻松地解开谜团。

大协调学的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独特的见解：中国近代尝试过各种主义，比如改良主义，资本主义，都没能成功，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成功救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3]。法国等一些国家尝试过搞社会主义，都没能成功。为什么中国搞社会主义就成功了呢？说明中国有搞社会主义的特殊优势，这是发展主流。这种优势是多方面的，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中就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这也是构成优势的因素之一。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搞社会主义也有特殊困难，我们要建立起社会主义需要的可持续运作的发达生产力，还有大量的任务有待完成；更严重的困难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的各种阻碍发展的东西。例如，裙带关系和官本位意识、以权谋私等官场陋习就是长期封建历史遗留的包袱。从大尺度上审视，“四人帮”就是封建社会的遗留的顽疾，就是封建主义裙带关系的产物。叶剑英说“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是触到了问题的实质。这也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必须克服的特殊障碍。又例如，我在某大学一位教授的家里，就曾看到过一个怪事：他家的窗户坏了，校内维修工到他家维修时，态度恶劣、干活马虎，但是，该教授却不得不违心地给他签字付账。事后却发牢骚。我问他：“你当时不给他签字，不付钱，不就行了呗！”他却说：“不签字、不付钱，都不行呀！这些临时工都是学校管后勤的干部关系户，你要是得罪了他就是得罪了后勤干部，接着就会遇到麻烦。”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教授和各行业的业务骨干的权利都较大，绝不会被如此欺负。某大学的一位小有名气的教授要调一个有专长的人来本校当助手，调了3年未成，后来这个人托关系找该校后勤处处长帮忙，不到一周就办成了。这种事在发达国家也不会有。许多管理干部在处理问题时，不是就事论事，按工作需要办事，而是先看关系，趋利附势，以权谋私。结果就弄出许多不公正的问题。必须确立让管理干部能且只能靠提高管理单位的整体成效获得收益的机制，才能调动他们搞好管理工作的积极性。例如，迄今实行的各单位按人数比例评选优秀工作者的方式，造成了内斗、内耗、整体成效下降问题，是管理干部们都知道的弊病。但是都不愿意改为按照优秀标准筛选优秀工作者的方式。为什么？主要是图懒省事，不愿得罪人，不愿担当责任。只有建立力度足够大的管理责任制，把单位整体成效同管理干部的名利直接挂钩，才能促使管理干部从搞好单位工作出发进行管理，不怕得罪人，也不怕被人得罪。换句话说，如果管理干部能够利用职权以破坏或降低单位的整体成效谋取私利，把负责管理的单位当作其以权谋私的封建领地，那么，就会发生许多损害单位工作成效的荒唐事。这种单位多了，国家就很难富强。再换句话说，系主任、校长、所长、院长，拿的是各自行政职务的工资，必须尽职尽责才能对得起他们领的工资，如果失职失责就应该扣罚他们的工资。通过他们的管理提高了单位集体协作成效，才能晋升工资或奖励，不能允许他们利用职权侵占业务人员的职称指标，不能允许他们获得其行政职务不该有的名利。行政管理干部和业务干部互不侵犯、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才能提高协作成效。村长、乡长、县长、市长、省长，都只能靠提高负责领导的区域整体综合效益晋升工资或奖励。

再例如，在发达国家，学所非用、专业不对口就业几乎不可能。你达不到我这个专业工作要求的应知应会，怎能有工作成效呢？怎么可能让你到我这里就业、白拿工资？但是在中国，只要有裙带关系或者找到了关系，皆有可能。这种状态若不改变，要求高校以提高专业对口就业率为改革目标，也就缺乏压力。迄今有些高校的不少专业几乎每年都是百分之百的改行就业，学所非用。也就不能实现教育投资的社会效益。各行业若都不追求在整体中发挥应有的效能，都在混日子，社会经济就难以提高整体效益。在一些事业单位，干出突出成就的真学实才的人，却往往“墙内开花墙外香”，得不到本单位起码的扶持和尊重。这种实质乃封建性质的落后的东西，若不彻底清除，就不可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国家就难以走向发达。这种掺杂着封建主义恶习的管理方式和运作机制，若不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彻底纠正，就不可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就难以提高社会协作成效。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充分发挥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的特殊优势，克服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困难。我们党领导的反腐防腐、健全监管制度、理顺利益机制、打击假冒伪商品、规范市场秩序，等等，都是利用中国搞社会主义的优势克服中国发展的障碍。这些都是必须做且必须做得更好的工作，否则，就不能建设风清气正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几千年封建历史留给中国社会的各种历史顽疾，例如，极端专制、过分集权、世袭制度、等级森严、官本位意识、唯上意识、金口玉言意识、裙带关系、嫡系传统、任人唯亲、特权思想、家族势力、仗势欺人、搜刮民脂民膏、欺压百姓、层层剥削、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索贿受贿、“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贪污腐败、拉帮结派、合伙贪腐、懒政怠政、欺上瞒下、独断专行、一言堂、家长作风、阻塞言路、容不下不同意见、阿谀奉承、巴结权势、拍马屁、势利眼、狗眼看人低、胡吹乱捧、文过饰非、装模作样、故弄玄虚、不愿务实、空话套话、推诿责任、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挑拨离间、造谣生事、诬陷好人、包庇亲信、闭门锁国、内耗、内乱、内伤、保守、闭塞、嫉贤妒能、压抑人才、限制竞争、守旧落后、权大于法、刑不上大夫、人身依附、有权就任性、缺乏底线和上限意识、肆意妄为、欲所欲为、目无法纪、对内横行霸道、色厉内荏、对外胆小懦弱、任人宰割、或者狂妄自大招惹灾祸、钻营官场、跑官要官、卖官鬻爵、损公肥私、办事看关系、做人找靠山、心胸狭窄、知识片面、思维僵化、小山头、小圈子、小心眼、小动作、鸡争狗斗、缺乏长远眼光、不顾大局，等等各种阻碍发展的弊病，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有巨大的历史惯性，很顽固，很难快速化解。这种历史包袱，严重阻碍我们提高社会协作成效。必须通过反腐防腐、健全公正法纪、建立劳动协作成效牵引机制等，坚决彻底清除这些历史顽疾和新滋生的毒菌，才能健全高效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机制。所以，强化反腐防腐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关键和重要特征。反腐败到位，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这种清醒地认识，才能更自觉地反腐防腐，健全注重协作成效的社会主义机制和宣传崇尚劳动成效的意识，不断提高整体运作效益。

社会主义社会是为实现可持续全效益发展，充分开发社会协作潜力的社会。为了实现可持续全效益发展，社会主义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保护劳动者健康，必须合理开采并循环利用资源，必须维护适宜的气候；为了充分开发社会协作潜力，社会主义必须改革开放，必须积极吸收各国的先进科技和先进经验，必须充分吸收国内外投资等各种经济要素，提高社会协作的整体效益。社会主义最容易也最需要实行大协调。在充分研究环境与发展交叉协作成效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1]。

有些同志对国营企业改制非常痛心，我认为主要看经济效益是否提高了。有些国企改制后，不仅没有提高效益甚至破产了，那就说明改错了，就该有所纠正和防范。有些国企改制后，确实提高了效益，就说明改对了，也要注意按照协作成效至上的原则不断完善。不必把国营企业等同于社会主义，国民党执政时也搞国营企业，法国、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办国营企业。国营企业既可以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方式经营。同理，政府对私营企业也是既可以用资本主义方式管理，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方式管理，使之有利于人民长远利益和国家发展。如果一个社会注重维护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那么，即使私营企业在其中经营，也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原则而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如果一个社会注重维护资本家的利益，那么，即使国营企业在其中经营，也只能遵循资本主义原则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如果一个社会实际注重维护的是特权阶层、封建权贵及其裙带关系的利益，那么，在其中经营的各种类型的企业都不得不遵循封建官场的规则而带有封建主义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必须遵循社会主义法制和管理原则，把对社会的宏观效益和企业微观收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有多种形式的经营，只要遵守社会主义法制及原则，有利于提高社会协作可持续成效，都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员，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

大协调学认为：人类迄今的发展，都是同自然界对立式的破坏性的发展，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也是充满矛盾的对立的社会。这种双重对立的发展机制，引诱或逼迫人们，在疯狂地破坏中获得暂时的收益，在扩大对立中谋求危害长远的好处。现在，这种双重对立已经接近极限，地球上的生态环境有可能被人类毁坏殆尽，地球表面转向没有生命的无机世界，不再理睬人类。人类若不想这样自我毁灭，就必须转向同生态环境及自然界全面协调，就必须在同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建立和谐的社会，实现从双重对立向双重和谐的大转折[4]。这两种大转折正在碰撞，胜败还未见分晓。

人类毁灭地球的速度，限定了我们拯救地球的时间。为了拯救地球，我们必须学习二战胜利的精神和经验：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着胜利团结起来，全力协同作战。为了拯救地球，我们需要继承发扬革命前辈的奉献精神，无私无畏地为人类命运和前途拼搏，走向全球大协调文明。

四、王光宇同志关怀、指导我研究淮河全流域大协调机制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任务。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革命前辈们，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休养，而是保持革命战争的那样一股干劲，为建设新中国，为可持续发展继续拼搏。他们常说，“小车不倒只管推”、“共产党员永远不退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新一代人学习。

新四军老干部、原安徽省人大主任王光宇同志听说我研究的大协调学后，专门约我到他家面谈。我向他汇报了大协调学的研究情况和在国际学术期刊和全国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等成果后，他说：“大协调学对社会主义建设很有用。比如淮河治理就涉及到四个省多方面的协调问题，只有搞好淮河流域大协调，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淮河。”他说，自从离休后一直在研究淮河流域四个省的协调问题，他交给我许多长期收集的大量资料和研究积累的心得笔记，供我使用和参考，希望我写出系统化的可操作的能解决和预防问题的论文。我说：“您已经有这么厚实的研究成果了，我帮您整理成系统化的论文发表就行了。”他坚持由我进一步研究后再写出论文，以我的名义发表。我退而要求联名发表，说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容易引起决策层重视；或者在论文尾加上“鸣谢”，感谢他的指导和前期工作。他都不同意，只是要求在国家级正式学术期刊发表后，送给他一份。王光宇同志这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治理淮河尽心尽力的精神，感动我、教育我、激励我为可持续发展尽心尽力。

我在王老提供的研究资料基础上，又进行了全面调研，写出了《建立淮河全流域大协调水利机制——运用大协调学统筹解决全流域防涝抗旱问题》，在《未来与发展》（北京）2005年第2期头版发表后，安徽省人大副主任张春生给予好评，并批示给时任安徽省水利厅厅长吴存荣参考。吴厅长接受中央电视台长篇采访时，把该文的内容都讲到了。有同事看完这个电视节目后说吴厅长讲了许多我这篇论文的内容，却没提我的名字，没有尊重我的知识产权。我说：“这不重要。只要他没讲错，能为国家水利建设发挥好的作用就行了。产权属于祖国，属于人民。”我之所以能这么说，也是受革命老前辈王光宇同志教育的结果。

我在有关研讨会上，多次讲到王光宇同志关怀、指导我研究淮河全流域大协调的事迹。大家都被革命老前辈不为名不为利的奉献精神感动。科学本来就是奉献的事业，如果缺乏这种精神，就不能搞好科研工作。

王光宇同志在《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9期发表的长篇文章《安徽治淮的回顾与思考》，介绍了他遵照毛主席治理淮河的指示，领导群众治理淮河的过程。点点滴滴，讲得很详细，说明他为人民治理淮河认真调研了许多问题，为治理淮河贡献了毕生精力。

五、郑锐同志指导我研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基本要领”

新四军老干部、原安徽省人大副主任郑锐同志（1922年10月—2016年2月）在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有许多成就，有大量的实践经验，他总结说：“战争年代的胜利经验和失败教训，建设时期的成功和失误，都可以发掘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些规律就是大协调规律。研究大协调规律的大协调学对现实建设和未来发展很有用，值得扶持、帮助”。因此，他长期关怀、指导我的大协调学研究工作。

郑锐同志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十个指头都要动，又不能乱动。讲的就是大协调的道理。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搞的统一战线和一系列政策调整，就是大协调。搞好了国内外大协调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人崇尚耕读文化，勤劳善良。世界各地的农耕民族的特点普遍是专注自己的种植和收成，没有对外侵略或拓展的意向，希望各自相安无事，甚至老死不相往来；保守、开拓性差，同时很注重内部争斗的成败得失，窝里斗的内耗很大，对外却往往胆小怕事。很多中国人本来心性懦弱且不够团结，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肆意杀戮掠夺中国人，致使中华民族到了被灭绝种族的危险程度。中国人被欺压得忍无可忍不能再忍，被逼迫至不得不奋起反抗，万众一心团结抗战，舍家抗日、舍命拼搏直至胜利[5]。

抗战胜利后，许多中国人企盼能致力于经济发展，但是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只想贪腐和搜刮人民财产，无心于经济建设，执意打内战，阻碍和破坏社会生产力，滥印钞票致使货币严重贬值而疯狂掠夺民脂民膏，致使民不聊生。人民只能心向虽不够强大但立党为公、清正廉洁，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共产党。大嫂大娘们连夜赶做军鞋、小叔大爷们推着小车千里送军粮，青壮年积极参加解放军，真心实力拥护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改天换地。中国人民是以广泛参战的形式，用实力民主选举了共产党政权，建立了新中国。例如，淮海战役我军为什么能以60万兵力打败近8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因为参加支前的老百姓就有500多万人。敌人被围困在包围圈里，断水断粮，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我军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粮食、弹药供应充足，士气高涨。陈毅同志说得好：“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转引自：迟浩田《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得民心者强大，失民心者垮台，正义的力量不可阻挡；人民心有公道，山河自有正气，这就是大协调规律。研究大协调学必须研究吸收这些实在的规律和胜利的经验。

20多年来，郑老陆续地给我讲了许多战争时期和建设时期的实例，供我学习和研究。例如，在淮海战役将要胜利之际，蒋介石命令派爆破专业军队准备炸毁淮南煤矿和电厂。淮南煤矿是就近直接供应上海、南京的重要动力原料基地，战略意义十分重大。上级要求郑锐同志任政委的津浦路西凤阳山游击总队确保淮南煤矿安全地顺利转交。郑锐同志和周衣冰等同志商定，派人找掌管淮南煤矿的倪荣仙、胡卫中两人谈判，揭示国民党腐败政权的黑暗，劝其向往光明的前途。他们最后要求给予加盖公章的书面保证：只要他们保护淮南煤矿安全移交共产党政权，就确保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和继续留在矿区工作等。当时总队没有公章，又找不到专业刻章店铺，有书法特长的郑锐同志就用肥皂刻了一枚代表解放军和人民政权的公章，加盖在他和司令员签名的公函上，终于使淮南煤矿安全地移交给新中国的人民政权手中[6]。郑锐同志在当时的军队中算是有文化的干部，但是他没有文化人迂腐的毛病。如果那时拘泥于“在肥皂上自刻公章，是否正规？” 就可能耽误大事。无论用什么材料和谁刻制的公章，只要得到总队司令部的确认，就是合法的公章，就能用来加盖公文。既不是私刻公章，也不是伪造公文。相反，即使用优质材料和专业人员刻制的公章，若没有得到使用单位的确认，也属于私刻的公章，也应该依法惩处。这种灵活机动和实事求是结合的典型事例，可以帮助人们走出教条主义的死板的思维模式，取得胜利。打仗和发展经济都不能思想僵化，改革开放也是克服僵化的成效。我觉得这些来自实践成功经验的知识，比书本上的知识更宝贵。我就是郑老带的研究生。

郑锐同志十分注重学习政治文件和政治理论，关注国内外动态新闻。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人民日报社论，他都及时学习，并做了大量标示和笔记。他多次要求我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他说，党章总纲中要求“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任务，现在搞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环境与发展交叉协调的基础上。大协调学就应该为新时期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提供可操作的研究成果。这确实很重要，也是大协调学应该承担的课题。但是研写难度很大。既要能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大局，又要充分吸收革命战争年代和建设年代的经验教训。我为此研究了许多年，写出了2万多字的论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基本要领—— 党章要求学习提高统筹运作能力》。先后投给一些期刊，都没有得到发表。最后压缩成了3千字的短稿《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基本要领——提高领导干部统筹运作能力》，在中央党校主办的《中国领导科学》2017年第7期刊出。总算是完成了郑锐同志指示的任务。该文发表后，受到党校同志们的好评，他们希望多一些这种可操作性强的科研成果，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在网上写入这篇文章的题目，即可查看“中国领导网”转载的这篇论文。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希望大家继续研究。

六、孟亦奇、欧远方、胡冰等革命老前辈的关怀和指导

革命老前辈、原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孟亦奇同志（1921—２０００年）也是我的导师，他说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奉命到敌占区附近搞土改，“一手拿枪杆，一手拿算盘”，把地主的地分给农民了，但是，农民担心邻近的敌占区出兵欺压他们，都不敢种地了。结果造成了抛荒，征收军粮都困难了。向中央汇报情况后，中央指示在游击区（拉锯地带）把“土改”改为“减租减息”，情况立即好转。这就是大协调。我从这些实际的经验教训中学到了许多知识，充实了大协调学的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战争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逐渐形成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胜者为师是大协调学的重要原则，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确认。

新四军老干部欧远方同志（1922年3月—2001年4月）先后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和洪泽湖地区任《团结报》、《拂晓报》社长。解放后历任《安徽日报》总编，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党校副书记、副校长、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1983年起担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1984年初，生物学教授、安徽省政府副省长杨纪珂先生看到我在全国学术期刊发表的一些论文、听到全国软科学研讨会专家们对我研究成果的好评，把我推荐给刚成立的安徽省社科院首任欧远方院长，欧老派两位同志考察我的情况，邀请有关专家并亲自审阅了我在全国学术期刊发表的一些论文，经院党组研究破格把我调入安徽省社科院专职从事科学研究。可以说，杨纪珂先生和欧远方同志都是我的伯乐。1987年我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后，欧老很高兴，留我在他家吃饭。我说：“我努力搞科研的动力之一，就是要为您和杨省长争光。”欧老立即批评道：“你不是为我们个人争光，是为中国争光，为安徽省、为我们社科院争光。”欧老爱才是出了名的，省内外一些做出突出成就的人才都得到过他的关怀和扶持。1986年4月不再担任省社科院院长后，仍然尽力关怀和支持我的大协调学研究。当时管我的所长自己没有正式的科研成果，对科研成果较多的我很是嫉妒，极力刁难、压制我，连稿纸都不让我领。欧老得知后，让我到他家去，送给我十几本稿纸，说：“用完了再到我家拿。不要跟你的所长计较，不要闹矛盾。你埋头搞研究，也要尽量注意搞好关系。不然很难坚持下去。”他这发自内心的至理良言，使我为了科研能够委曲求全，坚持不怠。1988年我因论文《人类走向21世纪的大协调策略》，被国际学术研讨会评委会选中，通知我去参会。但是，所长不给提供复印论文的经费，欧老就让他的夫人、合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邹人煜帮助我复印了一百多份，带去参加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第十届世界大会（北京，1988，10）。这个长篇论文在大会交流后，得到国际未来研究界专家、学者的好评。会议也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李鹏总理同会议代表们座谈并合影留念。未来研究权威期刊《未来与发展》1988年5-6期头版连载了我这篇长篇论文，也受到了读者们的好评，被一些论文、论著引用，至今还被国内外许多网站转载。开会回来后，所长却不给我报销参加这次国际研讨会的车旅费。我说：“既然你同意我去参加会议，就应该给我报销车旅费。”他却说：“你是为全院争光，应该让院里为你报销车旅费。” 我去找时任院秘书长陈汝鼎同志，他说：“每个人都有办公费，你的所长应该给你用。如果不够，院里再补贴。他一点都不给你用，就讲不过去，院里也不好补贴了。”我像皮球一样被踢了几个来回，也就算了。这些发票被保留至今，做个文物吧！欧老得知后，再次要求我不要计较。还给我讲了司马迁在狱中写出《史记》的故事。他说：“学者的品格和毅力在逆境的委屈中最能体现出来。”欧老是历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也是历经曲折、委屈仍然坚持真理的人。他曾为有过不同意见的同事仗义执言，使其避免了冤案，自己却因此受到打击。赢得了很好的口碑。他教导我们说：“做人要正正派派的，人格要能站得住。光明磊落，事无不可对人言；胸怀坦荡，不欺暗室，问心无愧。心正才能出好学问。如果人品不端，被别人看不起，被别人戳脊梁骨，损害的不仅是你和你家人的脸面，人们还会怀疑你宣扬的真理是否掺假？”“要有远大胸怀，待人要厚道，不要陷入鸡争狗斗。”他很敬佩朱镕基总理清正的人格，多次要求大家学习他的廉政勤政作风。

1991年夏，安徽省发生严重水灾。我当时在北京看病，从电视上得知后，立即赶回来，参加有关调研，紧急起草了论文《安徽防灾抗灾大协调策略——关于运用大协调学研究和解决各种全局问题的建议》，请欧远方老师修改，并请他联名发表以便容易得到领导同志重视。欧老看后认为很及时、可操作性也较强，给予认真修补后，同意联名发表。安徽省科协内刊《科技工作者建议》1991年1期专期刊出，提交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参考，得到省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参考。《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第4期，公开发表了欧远方、赵营波联名的这篇论文。也得到了中科院等部门专家的好评。后来，院里组织评奖时，规定只要是联名发表的成果都能入选，一些同事都建议我用这篇论文申报。他们说，《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是全国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又是同老院长联名发表的，获奖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没有以这篇论文申报奖励。后来，欧远方和我同车应邀去参加阜阳市总体规划论证会的路上，问我为什么不申报奖励。我说：“我不想让别人说我拉大旗借您老院长的威信评奖，争夺名额。奖励的目的就是调动大家搞科研的积极性，没有奖励，我的积极性也不会降低，不用调动了。奖励别人，就多调动一个人的积极性。”欧老笑得很开心，表扬我说：“你成熟了！有大出息了！”开车的司机邓孝法同志也随着欧老赞扬我。欧老还在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评介我研究的大协调学。欧老随时关心和鼓励我们每一个进步。

我在未来研究的国际学术权威期刊“Futures Research Quarterly”（Summer 1987, Volume 3, Number 2.）发表论文“New Ideas and Forces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后，欧远方同志把我介绍给了安徽省人才研究会会长胡冰同志。胡冰同志也是革命老前辈，也很关心和扶持人才的进步和发挥应有的作用。

政治立场坚定，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胡冰同志的鲜明特点。每天坚持看新闻联播，订了许多报刊，每天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014年10月刚出版，他就托人到新华书店买来通读。这些学习使他能自觉地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尽力。胡冰同志是书法家、诗人，看重学问是他的另一个特点。胡冰同志和杨光先生合作选编、李景奇先生注释的《历代题壁诗词三百首》（中华诗词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书上对胡冰同志的简介中，只是介绍他是1930年生，安徽亳州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省诗词学会原顾问、安徽省书协会员等文化界的身份，没有他历任省人事厅厅长等职务的官场身份。表明他看重学问的人生态度，令许多人感触颇深，也是潜移默化地教育我们要淡化官本位意识。看重学问，不要争权夺利，社会才能进步，国家才能富强。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可以说，胡冰同志就是两个务必保持的表率。在他的家里，至今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家具，只要能用就不换新的。他不烟不酒，生活朴素，无论在执掌实权时，还是年龄大了可以老资格自居时，都能平易待人，让人们感到和电影中八路军、新四军的作风一样，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七、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有许多保持延安作风的共产党员

1989年“六•四”动乱期间，有人拉我上街游行，有人拉我签字，都被我拒绝了。我不仅坚决拒绝参加上街闹事和座谈会之类歪事，还针对当时一些人的信仰问题，写出了论稿《社会主义方向与改革开放的内在统一性》，打印了30份，陆续分别寄给一些报刊，但是都拒绝刊出。那时，许多报刊只对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稿感兴趣，也就是说，在那个非常时期，马列主义连辩论的权利和机会都没有了。这使我的心情很沉重：共产党领导广大劳动人民打下的红色江山，难道就这么丢了吗？！我只好把此文的打印稿分别寄给一些革命老前辈，请他们指教和支持。其中，也寄给了住在上海的我大伯赵丁夫（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认识）。直到邓小平同志领导党果断结束了“六•四”动乱，求是杂志《内部文稿》才在1990年第1期头版全文刊出我这篇论文，据说是领导同志把我的题目改为《社会主义方向下的改革开放漫议》转给该刊的，内容一字未改，该刊也就一字不改并及时地在头版刊出了。（此文至今仍不过时，仍然可用于道路和理论自信教育）。

1991年我应邀到航空航天部科技研究院讲学时，该部的领导同志说看到过我这篇论文，印象深刻，很有说服力。还建议我同新成立的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联系。我专程到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向李鉴秘书长汇报了我业余时间通读马列原著，在马列理论的启发和指导下研究环境与发展大协调，在国内外相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期刊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协调发展与改革问题》、《大协调学》等三本专著，创立了大协调学的情况。李鉴同志认为我的研究工作对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特别表扬我在“六•四”动乱中能坚持马列主义立场，反对动乱，还写出并发表了论文《社会主义方向下的改革开放漫议》，批驳反对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对立的错误思潮。特别批准我成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会员。我还以笔名“苍桑”在研究会的会刊《中华魂》1995年第6期，发表了散文《焓的幸福》。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有许多保持延安作风的共产党员。例如，前会长马文瑞同志（延安时期老干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2004年1月3日逝世，享年91岁）、现任会长李铁映（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常务副会长逄先知（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副会长梁柱（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原院长周新城教授，都不顾年迈体弱，经常亲自写文章批驳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参加研讨会分析斗争动向，捍卫马列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研究会前秘书长李鉴同志、现任秘书长苏希胜同志、曹建平副主编、办公室主任王栋臣同志，还有办公室和杂志社的工作人员，都能兢兢业业地工作，不计名利报酬，配合默契，协同工作。我经常想，如果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作风、政治生态，能够传给党政机关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该有多么好啊！我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培养和革命熏陶。

身处逆境时，我常用延安精神和方志敏、叶挺等革命先烈在牢狱中的散文、诗歌鼓励自己坚持下去。新四军老干部、原安徽省人大副主任郑锐同志也时常鼓励我“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我体会到：延安精神很了不起，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延安是新中国的雏形。延安精神中的务实求真，是党的所有精神的原精神。搞科研，特别是在处境艰难中搞科研，必须用延安精神作支撑，才能坚持下去。这是我学习延安精神的需要。

八、在颠簸中前进，在奉献中发展，为争取人类美好未来拼搏

我研究的大协调学是个很累的活。环境与发展宏观协调涉及文理工一百多门学科。我必须把每门相关学科都吃透，通读相关的各门学科的世界名著、大部头，还要及时研读前沿的最新论文，还要在各相关领域都有宏观协调意义的独到见解，并在相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期刊都发表足够的论文，还要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才能创立和发展能得到国际公认的文理交叉的大协调学。否则，就难以得到相关的各学科、各行业的公认，就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说搞环境与发展大协调研究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点都不过分。我平均每天工作12个小时，节假日也很少休息。为了拯救地球日夜拼搏，不仅难以得到理解、同情和支持，还时常遭到违法违纪分子的侵害。我不仅像消防队员救火一样奋不顾身，还时常被流氓侵扰、被强盗、小偷乘火打劫。

㈠科研人员凭成果说话

1986年全国开始评职称时，当时还年轻天真的我在职称文件（草案）学习会上说了一句“养鸡是下蛋的，科研人员要凭成果说话。” 当时的所长说：“有成果的不一定有水平，没成果的不一定没水平。”我问：“难道说，下蛋的不是鸡，不下蛋的才是鸡吗？”他对我发火并在会上吵了起来。会上30多人都只是听，不敢说话。会后我才得知他没有正式成果又想评高级职称，所以说歪理。在有关同志的劝说下，我立即在第二天早上当着一些所长的面向他道歉并说我是无意的。他当时说：“会上争论问题，没关系。”我追问：“马上就要申报职称了，你不会因此给我穿小鞋吧？”他说：“你要相信我老×还是有点肚量的。”但是他随后却对我进行了各种打击报复。那时，我已经在全国学术期刊发表了27论文（有获奖论文，还有《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论文），出版了一本专著《协调发展与改革问题》，按照当时的文件《安徽省执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专业职务试行条例）的实施细则》（皖职改字<86>67号）规定，我完全符合申评正研的各项要求。但是我因顾虑和老同志的关系，只是填报了副研。当时的那个所长看过我填报的申评表后说：“年轻人谦虚点吧，改报中级吧？！” 为了表示尊重所领导，我顺从地重新填写了申报助研的申评表。（多年后我才知道上了他的当。因为申报高级职称是由院里推荐，让省高评委审评。所里卡不住。而申报中级职称，是由所里推荐，让院学术委员会审评。这样才能被他卡住）。然而，他却采取欺下瞒上的手段私自把我申评助研的申评表压了三年。他多次欺骗我说：“报上去了。院里没通过”。但是，院科研处张保卓处长（后调任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现已退休）和副处长莫增荣几次都说：“你们所从来没有把你的申评表和代表作报来，我们拿什么交学术委员会评审呢？”这期间我要调动工作（包括调往本院其他所），要考研究生等，他都不放，我十分痛苦，因此患了右耳听神经瘤，医生说患这种病同心情长期受压抑和过度劳累有关。（虽然属良性肿瘤且已经治疗，但右耳的听力仍较低，耳鸣常年不止，令人心烦！这不是对人才的摧残吗？！这不是对科研工作的干扰和损害吗？！）尽管遭受了如此欺压，我仍然继续埋头搞科研，每年都超额完成科研任务，我没时间上访和给上级部门或领导同志写信。如何正确对待？我翻遍了《雷锋日记》，雷锋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陈景润也未曾遇到类似压抑。但我当时坚信党风能好转，待党风好转就自然能解决我的问题。

直到1989年初，安徽省出版局局长张云生同志调任我院常务副院长后，我感到他为人比较正派，就向他详细汇报了上述情况，张院长认为应该查清解决问题。他把那个所长和我都找到办公室，并找来院办秘书陆训（现任院机关党委书记）作记录。张院长说：“今天谁说的话，都会记录在案。都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老×，你先说吧，赵营波的职称申报表你是否交到科研处了？交给谁了？” 那个所长看张院长认真了，不敢再胡扯，只好说：“我忘在我抽屉里了。”我说：“三年来，我先后问了你无数次，你都说交到科研处了，是院评委会没通过。怎么张院长刚问，你就想起来了？！你这不是故意打击报复、非法压制吗？！”张院长立即说：“赵营波你也别太较真了。你到老×办公室好好谈谈，交换意见，尽快解决问题吧！”那个所长又故意拖延了一段时间，才在几位院领导的多次催促下，解决了我的中级职称评聘问题。不久，在院领导的多次关心下，把我调到专业比较接近的本院哲学所继续从事大协调学研究，同他管的所脱离了关系。

㈡中青年拔尖人才破格晋升指标被偷梁换柱

1994年分管科研和职称的副院长张云生同志，根据省人事厅有关“中青年拔尖人才破格晋升正高”文件的条件，让科研处写了推荐我破格晋升的报告，并让我提交了10篇代表作和科研成果总结及目录，上报省职称办。可是，待我的破格晋升正研的指标批下来后，却被那个曾经压制我3年的所长知道了。他同当时刚调来的一个院长（在“六•四”动乱中犯错误被中央下文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他又通过跑关系调任我们安徽省社科院当院长，属于明显的带病调任）在“文革”中是同伙的造反派，就厚脸皮地要求那个院长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段，把我的破格晋升正高指标弄到他头上去了。他当时差一个月就60岁了，科研成果连申评中级职称的标准都没达到。显然不符合“中青年拔尖人才破格晋升”文件关于“40岁以下，成果突出”的两项要求。我向院人事处、科研处、纪检监察室、省人事厅等部门责问：“我的破格晋升指标到哪里去了？他的破格指标是怎么来的？”他们都不愿正面回答这两个简单问题，一些部门也相互推诿，踢皮球。[科研人员被侵犯、受委屈，没处告状没有部门受理的问题，不该发生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建议在制度设计上研究责成某个常设机构主要受理和主动查处欺压、侵害科研人员的事件。科技法也要有专门的保护科研人员不受欺压、侵害的条款及法院受理程序。要在制度和机制上保障不再发生这类明目张胆地欺压、侵害科研人员利益的事件]。许多正派的同事都为我抱不平：“你和他早已不是一个所，他跨所侵占你的破格指标，手伸得太长了吧？！”“他不是到处说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吗？该有成果自己挣一个指标吧？怎么能侵占自学成才者的破格指标呢？太没出息了！连起码的羞耻心都没有了！”我说：“如果被别人侵占了，我心里还好受，他自1986年压我3年，临退休了又侵占我中青年拔尖人才破格晋升指标，脸皮太厚了！令人难忍！”同事们纷纷劝我“不要再埋头搞科研了，拿出主要精力和全部时间去上访吧！！”可是我认为，科研是为祖国建设出力的神圣责任，科研人员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科研放在第一位，继续埋头搞科研。“万家灯火满天星\坎坷曲折独自行\\今夜我踏蒺藜过\他日众生一路平”（苍桑《散步有感》）。

后来，那个把我的破格职称偷梁换柱的院长，又受索贿受贿卖官搞了三个“五假干部”，被省纪委查处（《安徽日报》1998年6月19日头版、《人民日报》1 9 9 8年 6月 2 2日四版，都报道了）。我要求省纪委一并查处他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段挪用我的破格正研指标问题，却未被受理。直到2004年，我才不得不向王光宇、郑锐等革命老前辈反映这个问题，他们责怪我：“为什么不早说？抗日战争才8年，你怎么忍了10年？” 我说，主要是怕麻烦您们老前辈，再说党中央组织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活动，我期盼他们能自觉纠正这个问题。革命老前辈们说：毛主席说“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必须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革命老前辈表现出了“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共产党人品质，他们把我的信转给了时任省委书记王太华同志，王太华同志批转时任省委副书记张平同志，张平同志批示省人事厅认真解决问题。时任省委副书记王明方同志也批示了，并要秘书多次电话给时任社科院院长韦伟同志催办。韦院长也表示同情和积极支持，终于解决了我的正研职称。历经10多年的磨难。虽然没有补偿我的全部损失，也没有撤除那个侵占我破格指标晋升的所长职称，连正式批评都没有，但毕竟得到了党政领导的关怀，总算基本走出了逆境和灾害。

我深刻体会到，无论何时何地，如果让不学无术、整人有术的“四人帮”之类兴风作浪，就会祸国殃民。我认为，这如同噩梦一样不堪回首的遭遇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不幸，更是社会的忧患。这些遭遇加深了我对社会危难的认识，我从中感到了我的社会责任，所以我的许多论文都带着深深的担忧和沉重，都很务实。我们的国家本来应该是个高效运作的大机器，但是因为腐败分子们作怪，使某些零件和螺丝生锈了，我们每个爱国者都有责任为共和国除锈。中央领导同志要求我们要有忧患意识，我认为这首先要能看到忧患问题。既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应该及时地认真研究解决科技界的腐败问题和阻碍问题，国家才能从根本上建立健全走向发达的发展机制。

㈢首先要在组织上确保马列主义的领导地位

维护马列主义队伍也需要研究采取多种措施。我是本院没有参与“六•四”动乱、没有上街游行的极少数人之一，还发表了论文《社会主义方向下的改革开放漫议》，批驳“六•四”动乱分子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但是，编辑在文尾加注了作者单位，这样我用笔名“苍桑”发表此文就没有意义了，并且文中有大协调学论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内容，本院的人很容易对上我。有些人当面讽刺我是“坚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还造谣说他们上街游行和开座谈会是我揭发举报的。我反驳说：“你们上街游行，头上没套袜筒，脸上没抹锅黑，打着横幅上了电视，你们邀请温元凯来开座谈会出了海报，都是明目张胆的活动。用得着我举报吗？！”我实在没有也没必要举报他们，我只是劝阻了几位同志不要上街游行。但是，因参与“六•四”动乱被处理、被批评的一些人，把我们几个没有参与“六•四”动乱的同志，视为异类、眼中钉、肉中刺，被他们孤立、评什么都不投我们的票。他们还采取造谣生事、挑拨离间等卑劣的手段，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故意跟我们闹矛盾、闹别扭、刁难，歪曲，故意孤立我们几个人。我时常感到就像小说《红岩》中的地下共产党员，很难在周围找到自己的同志；像在白公馆、渣滓洞坐牢的革命烈士，因信仰坚定而随时遭受暴打和折磨。

有天晚上，我骑自行车到安大找外语教授帮助翻译论文，回来的半路上，被守候在路边的两个黑衣人打倒在地，被打落了两颗牙齿。他们边打边说：“打的就是你这个共产党！”我挣扎着跑到附近的鉄四局门卫借电话向附近的派出所报案，（听筒中传来打扑克的吆喝声）。接电话的人很不耐烦地说：“你就是国家主席，我们也不会给你派车抓人。既然他们说‘打的就是你这个共产党’，你去找共产党报案吧！”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我意识到，当时的公安队伍也受到了“六•四”动乱的影响。据说，在社科界、高校、新闻媒体及出版界，不少曾参与“六•四”的人至今还对受到应有的处理耿耿于怀，时常造谣生事，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同志时常发牢骚说怪话，并当作时髦；最近发生的央视节目主持人毕福剑公开辱骂毛主席的事件，只是一种表现。在一些单位，像我这样没有参与“六•四”动乱并反对闹事的同志处于少数人的地位，但是我们在全国属于多数并且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这就是少数与多数的辩证法。建议普查全国各省市、各部门有多少类似的情况，从根本上研究采取改变这种状态的措施。

共产党的各种组织都应该主动保护坚信马列主义，自觉为捍卫社会主义做出贡献的同志们。建议组织部门主动发现在实际斗争中坚定按党章努力的同志们，把对劳动人民有感情，对社会主义有热情的同志，大批提拔到领导岗位和关键岗位发挥重要作用，才有利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如果反而把犯了政治错误的人调任其他单位继续当一把手，甚至重新提拔，任由他们每天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权交换、以“六•四”划线极力拉帮结派、倒行逆施，就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成为党和国家的政治隐患。再有风吹草动，又会兴风作浪。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首先应该要求上级组织部门严格挑选政治立场坚定的同志担任社科研究和教学单位的领导职务，并且要保证及时把蜕化变质或腐败的干部从社科单位领导班子中清除。上级组织部门必须杜绝犯了政治错误的干部调入社科单位任职或者“带病提拔”。上级党委和组织部首先要讲政治、讲原则、坚守政治纪律。对社科单位领导干部的配备的政治标准必须更加严格。要主动在现实斗争中发现和提拔经得起考验的政治立场坚定的好同志，担任社科单位的领导职位。否则，就容易发生政治腐败问题。这比单纯的经济贪腐严重得多！组织部门、纪律监察部门都应该对社科和意识形态部门更加尽责。例如，二战后，苏联扶持反战力量掌控德国政府，致使德国能够主动向受害国赔罪、赔款。美国却为其私利纵容日本法西斯势力及其余孽掌控日本政权，日本也就不可能向受害国认罪和赔偿。没有坚定的组织措施，泛泛要求政治立场坚定就都是空话。

㈣文理交叉学科对可持续发展特别重要，建议采取特别措施克服发展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2016年05月18日）和两院院士大会与中国科协第9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都强调要发展和扶持交叉学科。2017年05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要求：“努力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重点布局一批对文明传承有重大影响、同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全面理解交叉学科对现代发展的作用，研究促进文理工交叉研究与协作的策略，是我们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的事物都是综合性的，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文理工交叉性质的，单纯的事物和单一的问题只存在于试验室或书本上。地球上没有孤立的事物。所有事物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但是，文理分家的科技管理体制却要把人们对事物的研究割裂开来。这就造成了许多片面认识和不协调的问题，危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这种文理分家的管理体制中，进行文理交叉的大协调学研究就像拯救地球一样艰难。例如，在社科院如果在历史研究全国最高学术权威期刊《历史研究》发表一篇论文，会被很看重。但是，在未来研究全国最高学术权威期刊《未来与发展》发表几十篇原创性的论文，也不会被当回事。显然，中国要争取美好未来，不能只研究历史。又例如，在自然科学期刊发表的论文，得到杰出科学家钱学森主动亲笔来信给予好评，在社科院却评不上奖励。再例如，类似医疗改革这种需要文理交叉研究的课题，却不让有文理交叉研究成果证明实力的人才主持课题研究，让只有片面的文科知识的人研究医改，也就很难拿出能把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结合起来的可操作的方案。

虽然从理论上讲，社会科学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都应该支持文理交叉的研究，实际上两边都很难给予扶持。申报奖励也难，虽然社联评奖文件说，文理交叉学科可以在靠近的学科组申报，但是，各学科组的评奖名额自己都竞争激烈，怎么可能给本学科外的申报者？！

体制上也有一些障碍，使文理交叉学科没有生存空间和运作平台。还有一些心术不端、学风不正的人出于嫉妒等原因故意干扰。1997年，安徽省政协两位常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沈培新、省科协常务副主席李光恒）联名提案“成立‘安徽省大协调学研究所’，为我省可持续发展服务”，被省政协作为重大提案催办落实。省政府主要领导表示，可以批给10万元启动金和10个编制。时任院长汪石满表示支持，指示发函邀请科大、安大、省环保厅、省林业厅、省城乡规划设计院、省水利厅、省科协、安农大等单位相关的气候学、宏观经济学、水利学、林学、农学、城市规划、环境科学等10位省内一流专家举办了“筹办‘大协调学研究所’专家咨询会”，新四军老干部、首任院长欧远方也参加了。汪石满院长亲自主持会议。专家们都认为成立这个研究所，对本省可持续发展宏观协调很有必要，能为全省可持续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已经办理调往外省大学一个研究明清哲学史的人，出于嫉妒（有同事说还因他“六•四”动乱上街游行被批评不满而故意捣乱），闯到会上说：“你关心环保，就该调到环保局，不该在社科院成立大协调所”。参会的专家们都发言批驳了他故意胡说的歪理，从多个角度论证了成立这个研究所的重大意义，并提供了许多具体的运作建议。汪石满院长受此干扰，决定先成立非正式编制的“安徽省大协调学研究中心”，过2年待更成熟后再申报成立正式编制的“安徽省大协调学研究所”。这样，编制、启动金都没有了。由于不是正式编制，不能招生培养学生，难以调入科研人才，难以为本省综合规划、可持续发展等发挥应有的作用。

文理交叉学科的著作也很难在国内出版，我研写了16年的论著《大协调学原理与统筹运作》（70万字），文科的出版社编辑看不懂，自然科学的出版社编辑也看不懂，主要是怕销量少、赚钱不多，至今还难以出版。其实，主要是缺乏选稿的眼光。

大协调学应用也遇到困难，例如，建设部领导同志曾带领我去湖南省讲学、省人大前副主任郑锐同志带领我去长丰县讲学，都受到欢迎和好评。湖南省祁阳县和本省长丰县都要我帮助研究编制“城乡大协调综合规划示范区”。但是，我们社科院规定只有发表的论文、专著能算成果，这种项目若在理工科单位可被当作重大成果，但是在文科单位连工作量都不给算。也就难以展开了。只能搞一些有关的理论研究尽心了，我最近完成的长篇论文《综合规划大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万6千多字），也是这种研究成果。再例如，国内有关业务部门缺乏主动从学术期刊查找联系科学家参加相关项目的习惯。不会跑关系就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若没有关系即使送上门去尽义务，也不待见。有些学风浮躁、没有相关研究成果证明其真才实学的学者，因为有关系或善于跑上层关系，却能提供专业不对口的咨询。更严重的是这些只是为个人名利钻营的人，只想个人养尊处优，不了解也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对阻碍社会协作成效的机制问题不知情、不摸底，知识不到位、调研不到位，只能抄袭一些网上的或国外文章的观点，又妆模作样、故弄玄虚地忽悠，误导决策、阻碍视听，致使一些规划或决策先天不足。

发达国家和国际科学组织邀请专家的方式都很务实。199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等3个组织从国际学术期刊找到我，邀请我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年6月，里约热内卢）提交论文，受到关注和好评后，又被邀聘为联合国“未来世界研究计划” （UNU\ WIDER\Millennium Project Feasibility Study）大协调学顾问。这种不跑关系也能被重视的事，在国内很少会发生。要想为有关事业尽力和贡献，都得跑关系。没有关系或者不愿花时间跑关系的科学家，即使在国际和全国学术期刊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成果，也不会被相关部门主动邀请参加咨询工作。许多官员很少阅读同他们工作相关的学术期刊，这也是有些针对性很强的论文发表许多年后，还没有被参考采纳的原因。这些问题，都阻碍文理交叉学科正常地发挥作用。

为了让大协调学这门文理交叉学科不至于在本院断根，我曾向分管我院的省委常委、宣传部曹征海部长书面报告了上述情况，要求延迟退休为本省可持续发展培养几名学生。2015年2月8日，曹征海同志对我这个报告批示：“请郎部长、朱院长阅。此事应予支持协调。”时任院长朱士群遵照曹部长批示同意让我延迟退休，还向省减灾委推荐我为专家组成员。但是，十几天后，我送他老院长欧远方为我题写书名的论文集《协调发展与改革问题》和199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方向下的改革开放漫议》（求是杂志《内部文稿》1990年第1期）复印件，向他汇报了我反对“六•四”动乱，那时写出了这篇论文的情况。次日朱士群却要人事处给我办退休且不作任何解释。本院一些科研成果不突出的人却能延迟退休。朱士群那时新调来当院长（现已离任），同我没有任何矛盾，我认为他作为领导干部政治立场应该没问题，不会因倾向“六•四”动乱而故意压制我，怎么会如此出尔反尔呢？有人说，是有人要占用我的正高职数评职称。（我的正高职称是1994年申报全省中青年拔尖人才破格晋升正高职称特批的指标，本来就不占本单位的职数）。更可能是那时中央领导还没有明确指示要发展交叉学科，他缺乏对交叉学科重要性的认识。有关部门说，全国评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的专家、教授，都被本单位聘为终身教授或延迟退休，唯独我被这么卡住难以发挥作用。至今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类似的问题。这就是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他在书中问道：“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我的磨难经历和困境表明：现在的大学和研究单位不仅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接受不了、容不下杰出人才。期盼真心关心中国科技发展的同志们能够全面深入地研究解决这类问题。联合国的专家说：大协调学是中国人创立的一门得到国际相关科学组织公认和好评的新学科，为国际普遍关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独树一帜的系统化的科研成果，理应得到国家的珍惜和大力扶持，使这门新学科尽快发展起来。

现在，中央已经明确指示要大力发展文理交叉学科了。期盼有关领导同志和部门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与中国科协第9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央文件《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及相关文件如中央人才工作文件即“万人计划”（中组发[2012]12号），对特殊人才的政策导向，尽快研究解决大协调学上述具体困难，批给少量的编制和经费扶持、让我延迟退休，带几个学生，扶持大协调学迈上正常发展轨道。至少让我延迟退休，让我在科研的同时，为本院带几名学生，使这门新学科在本院不至于断根，能继续为本省可持续发展服务。也可以帮助我调往愿意发展文理交叉学科的高校，为创办“一流学科、一流大学”尽力。只要是学自然辩证法毕业的研究生或者文理双学位的毕业生，愿意勤学、苦干，积极补充学习相关的学科知识，我就有把握将他们培育成研究大协调学的人才，使之能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可操作的研究成果。如果能得到足够的支持，我还准备尽快研究完成2个重要课题“拯救地球需要研究哪些课题？”“走向没有战争的未来”，尽快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发表，然后再研写一个小册子《走向大协调》（15万字），争取出外文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效力。从国家层面上说，无论以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还是以扶持科技创新的角度，还是从提高中国科技国际地位的角度，这都是应该解决并且可以解决的问题。不仅是大协调学，文理交叉学科都有以上类似的困难，只是大协调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困难更大一些。期盼各有关部门为扶持文理交叉学科的研究，采取特殊措施，克服文理分家体制造成的困难。

自从我1987年开始陆续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以来，陆续有发达国家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邀请我去工作或教学，还寄来了“杰出人才优先移民申请表”等等。我觉得有3个理由应该留在国内继续搞科研：一是别人都是学成回归报效祖国，我怎么能学成出国呢？二是我若把大量精力用于学习英语并要达到能用英文写作发表论文的程度，肯定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如果把这些时间和精力用于搞科研，肯定能多出很多成果，只要这些成果有国际前沿水平的价值，肯定能继续在国际期刊发表或会被翻译成外文发表。三是我觉得我是系统自学马列原著出息的，最想致力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全世界发展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不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难道要到美国建设社会主义吗？留在国内搞文理工交叉研究并注意放眼世界，应该最能出成果、最能做贡献。从学科发展成效的角度也该留在国内继续搞科研。基于这三条的思考和认识，所以我坚定地留在国内继续搞科研。

现在，全国普遍重视海归人才。有些海归人才确实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有些洋博士并没有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发表原创性的论文，有些人近似于《围城》小说中的方鸿渐。建议人才管理部门研究制订更务实的人才政策。全社会都应该树立务实的人才观，才能走向发达。例如，国际著名的出版公司选题，都是首先看作者是否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发表过原创性的论文，确定作者的学术分量；审核作者已经发表的论文和论著的真实性和内容，有无抄袭剽窃和假冒伪劣问题，确定作者研究成果的国际前沿水平；然后看作者计划写作书稿及部分书稿对读者们的吸引力，估算可销售量。其他的都是作者自己的事，主编和编辑只是提供参考建议。都很务实。霍金的《时间简史》，编辑看不懂，也能顺利出版。如果没有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发表过原创性的论文，即使美国教授也不会被出版公司约稿或接受。国内出版社却只是注重一些虚头的东西，该重视的关键问题却不重视，也就很难出版能在国际有较大影响的科技著作。需要尽快改进，才能走出去。

又例如，有些学者喜欢写一些空对空的论文，既不能解决认识问题，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应该教育和鼓励他们务实努力，以问题为向导，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进行务实的研究，提供可操作的研究成果。再例如，有些期刊也缺乏务实的选稿能力，只是看重收版面费，对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却兴趣不大，即使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过论文的大师，若不交版面费也不愿发表其论文。这些致命问题若不解决，就很难提高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地位。

不管要克服多少困难，我都要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尽力，以我的大协调学研究成果提高祖国的国际科技地位。大协调学不是我的私有财产，它属于中国，属于人类。各种不协调问题亟待解决，使大协调学担负着沉重的责任。我只有为这门新学科竭尽努力的责任，没有消极怠工的权利。我像消防队员救火一样，常年紧张拼搏，每天平均工作12小时，节假日也很少休息，遭遇的一些不公平、委屈也没时间找领导解决，因为我觉得科学是一种严肃的责任，比个人的名利重要得到多。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要努力把自己的孩子养大。大协调学就是我的孩子，无论历经多少艰辛，我也要努力让这门新学科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我不担心大协调学能否发展起来，既然大协调学是时代的必然产物，是扎扎实实研究的大量科研成果建立起来的系统化的学科，就不会自生自灭。只要是真正有价值的宝贝，都会被保存被传播。瞎子阿炳的《二泉印月》、坐过三次牢的王洛宾创作的歌曲尚且都能流传下来，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国际科学组织公认和好评、国家科委审评授予证书的大协调学，更会流传下去。国内外每天许多网站转载大协调学的成果，我30多年前发表的一些论文至今仍被许多网站转载，被一些论著引用，足以证明这门文理交叉学科的价值和生命力。30年后会被转载、引用的更多。只是因为现代各种不协调问题日趋严重，亟待大协调学效力，需要我们尽快发展和应用大协调学。期盼领导们关怀，期盼同志们理解和支持、帮助。

“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为了谁。全球变暖，你也受灾；环境污染，你也受害。我拯救地球，也是你后代的未来。为了谁，为了全世界。为人民谋幸福，生活才有风采。整合协调，我们责无旁贷。人人讲协调，事事讲协调，都顾全大局，才能实现大协调。致力于大协调学，就是服务全世界”（苍桑《服务全世界》）。

刁难逼迫我聪明，磨难要求我坚强，坎坷曲折和反面教员使我能认识社会深层次的机制问题和人性的险恶，革命前辈的拼搏精神给我无穷的动力。人不该辜负师长亲友的关爱，也不能辜负了磨难的经历，如果一个人像卢梭一样被命运抛在了最底层、饱经磨难，却没有像卢梭一样深刻地思考，研究免除人类痛苦的途径，没有写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等对救世救民有用的书，那么，就是辜负了磨难。如果仅仅把遭遇磨难当作自己的不幸，这种磨难经历就只能产生仇恨、反抗、抱怨、牢骚和谩骂。如果把遭遇的磨难不仅看作自己个人的不幸，还看作需要研究解决的社会问题，在磨难中深入了解问题的症结，在痛苦中深刻地思想，就会触底反弹获得正能量，就会发现能改进社会的真理，就能促进社会进步。卢梭说：“困厄无疑是个很好的老师；然而这个老师索取的学费很高，学生从他那里所得到的时常还抵不上所缴的学费。”人类发现的社会真理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只要思想有价值，就能永恒！高尚的人应该把在艰难处境学到的深刻知识奉献给彻底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

2011年7月16日上午，我应邀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的“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第915讲）”作《大协调学与可持续发展》学术报告中说：“我并不自以为取得许多国际前沿的原创性科研成果感到多么了不起，我只为我历经磨难还能坚持搞科研，还能取得如此多的科研成就而感到自豪。这也许是其他人很难做到的，也许全世界同龄人中都没几人”。我能写出《补偿原理及其在科研管理中的运用》、《中国科技、教育及人才现状深层次忧虑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健全领导工作责任制，提高整体协调效率》、《发挥社会科学应有的功能》、《健全扶持和保护科技创新的社会机制》、《运用大协调学构建高效益的和谐社会》、《社会生产力要求编制务实的社会科学规划》、《反腐败战略战术若干研究课题》等论文和调研报告，也同这番磨难中了解并亲身感受的真实情况有关。也可以说这些论文都是我用生命写出的。实践证明，人在痛苦中才能产生深刻的思想。即使真理的利爪把我抓得遍身血痕，我还是酷爱真理。因为只有真理可以把人类带往光明。

九、干有诗意的高尚事业，才会有感人的作品

也许磨难给我最大的好处，是成就了我的诗歌、散文。我17岁时就开始学写诗了，但是那时写的诗歌没什么诗味。真正的诗，首先要有纯洁、感人、不俗的灵魂。这灵魂只能来自为正义事业的拼搏。历经沧桑的民族，才能比较有理智；历经沧桑的人，才更能善解人意。在如此艰难环境和苛刻的条件下，取得这么多原创性的科研成果，没有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这精神，这浓得化不开的情感，也就逐渐凝成了我的有生命力的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饱霜孤竹声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刘禹锡），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曾对文学界的朋友说：我最大的资本就是遭受了比同龄人多许多倍的磨难，诗歌、散文则是这种经历的副产品。本来都是砂子，但有的砂子被磨练得太多，也就成了光洁的宝珠。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家都是痛苦的，不是思想家愿意痛苦，而是人只有经历痛苦才有深刻的思想，才能深刻地认识人性、社会与世界。

曾有诗歌爱好者向我请教“什么是诗歌？”我回答他：“你见过锻工打铁吗？那锤打成合格工件时迸出的铁的火花就是诗；虽然随意敲打烧红的铁也能迸出火花，但那不是诗。你见过远洋巨轮满载货物在海上航行吗？那溅起的浪花就是诗；虽然驾驶游艇嬉戏也能溅起浪花，但那不是诗。诗首先要有诗魂，有了诗魂再艺术地简洁表达才能成诗”。为高尚的事业拼搏，历经万难而不悔，从体验真实的甜酸苦辣中提炼感悟，凝结高尚的情操，如鱼骨梗喉不得不吐，用最简洁的艺术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能感天动地、能洗刷人们灵魂的诗。有了诗魂，写起来才能感到如行云流水，才能让读者们在感动中欣赏，在欣赏中感动。没有灵魂的诗如无病呻吟，即使用诗的形式写出来，也会让读者感到味同嚼蜡，不愿领受。好诗应该能给人鼓舞、给人力量，应该能提高人的品位格调，应该能帮助人们知荣誉、辩是非、爱憎分明，应该能引导人们行善事、做好人。你想写诗吗？那么，你首先要干有诗意的高尚事业。即使你不想写诗，也该让你的人生有诗意。

坎坷给了我一份沉甸甸的礼物——那就是充满理性底蕴的散文；磨难给了我提纯的灵魂——那就是能治人们心病的诗歌；曲折给了我不惑的智慧——那就是辩证法的哲学；无数欺压锻造了我不屈的意志——那就是必胜的信心。

“苍桑”是我的文学笔名，取“人间正道是沧桑”之意，要求自己和读者们坚持走正道，并坚信只要走正道就一定能胜利；同时也表示我最大的资本，就是经受了比之同龄人较多的磨难。我用这个笔名在《中国青年报》、《今晚报》、《散文•海外版》、《读者文摘》、《科技日报》、《社会科学报》、《中华魂》等刊物发表了《世间的惑与不惑》、《焓的幸福》、《前途》、《获奖者与荣誉地球人》、《理性之美》等几十篇散文，发表了《诗魂》、《人生之歌》、《车轮带》、《茶叶》、《送你一段平坦》、《太阳与群星》、《只要你努力》等百多篇诗歌，还同作曲家合作发表了《回归谣》、《大团圆》、《咱们都是过硬的兵》等歌曲。都受到了读者们的喜欢，被报刊转载，被抄上了墙报和笔记。论文只能提高读者们的知识水平和理性思维，文学作品可以提高读者们的人品、情商和精神境界。这两者可以并且应该相辅相成。可惜，因科研太忙，时常随手写出的许多诗歌和散文稿（约300篇），没时间清抄整理编辑成文集交付出版。待有空再说吧！

“我从苦难中走来\我深知苦难的无奈\\我从坎坷中走来\我懂得坎坷的艰辛\\我从曲折中走来\我理解曲折的原因\\这就是我的书啊！我仔细读过每一行每一页\饱蘸沧桑浓墨\才能写出走向光明的篇章”（苍桑《走向光明》）。艰苦的环境可以磨练人的意志，腐败的环境可以考验人的品质。困难就是磨刀石，可以把人越磨越亮。先进工作者是干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我从一个小战士自学马列原著，到发表了许多社会科学的论文，不是真学吗？我从一个工厂医生关心环境污染问题，到创立了一门研究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宏观协调的新学科，得到国内外各相关学界的公认，不是真关心吗？历经坎坷磨难，能坚持下来，不是真努力吗？哪一篇论著不是扎实努力研究的成果？有一丝毫的“故作姿态”吗？历经磨难、委屈，我没有把主要精力用来上告诉苦，也没有像学界某些人那样跑上层搞关系为个人争名利，几乎把所有精力和时间都用来搞科研，也源于我内在的责任感。恩格斯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有些朋友说我是“三个唯一”：全军唯一的“全国自学成才奖”获得者（全国共51名）；全国自学成才者中唯一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的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唯一得到国际科学组织公认和好评的学科创始人。我一直坚持以《中国共产党党章》及优秀文化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行得正、做得端，即使身处逆境时也要求自己“威武不能屈”。我觉得同时代责任相比，个人的委屈再大也算不了什么。可谓“忍辱负重”吧！当然，如果没有腐败分子的欺压干扰，我的科研成果至少会多三倍，身体也不会被损害。

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怎样的委屈，都应该坚信：“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条真理可以带我们最终走向光明。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孟子对高尚人格的要求和赞扬。在现代社会里，还要求士人们身处逆境时，不仅要“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因为你身处逆境时，你对社会问题体会最深最能够发现真理，最应该代表全天下受苦的人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的呼吁。你遇到了许多不合理的事，如果只当作你自己的不幸，那就只能增加你自己的气愤和牢骚。如果你能把这些体验看作社会问题，研究思考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把一肚子不顺，理顺了写出来，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就是好学问。逆境成才的人最不缺的就是磨难，最丰富的就是磨难的经验。立志为人民服务、为天下谋幸福的人，亲身体察一些人间的疾苦和委屈，真实地了解委屈和疾苦的根源，对研究解决社会问题可能是必要的，否则就难以拿出可操作的能解决问题的科研成果。哪怕遇到最无耻、最混蛋、最顽固的腐败分子，也要敢于面对斗争，并要在斗争中研究怎样解决这类社会问题。即使遭遇磨难也不必看得太重，巴甫洛夫做实验，也免不了被试验狗咬伤，研究社会的人遭遇社会磨难时也应该客观对待。“不要把对你好的人不当一回事，更不要把对你不好的人太当一回事”（苍桑）。我历经磨难，我知道社会哪里有问题？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怎样努力才能解决和防止再发生这些问题。我通读马列原著并且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研究我深切体验到的社会问题，所以，我知道社会深层次的问题，我知道社会运行机制深处的故障，知道怎样才能排除这些故障。这是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优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种事，自然懂得多一些。希望社会运作各层面上有社会责任心和能力的人，都能从自己切身体察到的实际问题出发，研究怎样解决或预防各种社会问题，扎实地推进七大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地理文明、气候文明）协调发展。有道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历经不平事，正气在身心。地球科学的研究发现；所有山脉都是地壳板块碰撞中形成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发现：有高度的思想家也是在社会碰撞中隆起的。美的东西往往是丑的东西压迫出来的，丑的东西往往是美的东西腐化出来的。尽管一些人不想承认这种无情的规律，但事实如此。

十、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精神，改革完善运作机制，走好新长征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我认真学习后，感到这个文件对社会主义走向成熟很重要。我在历经坎坷磨难委屈坚持搞科研的体会中，感到改革完善运作机制特别重要。

邓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就说过：“今后我们要很好地研究科研和教育如何协调、人员如何经常交流的问题。人员不流动，思想就会僵化。外国科研机构很注意更新科研队伍，经常补充年轻的、思想灵活的人进来。我们也要逐步实行科研人员流动、更新的制度。要注意发现人才。现在有些人才的成就外国人都公认，我们反而不了解，说明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陷，不能发现人才，要认真改进。 ……。教育方面有好多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7]。可惜，邓小平同志的这个重要指示，至今还没有彻底落实。尽管遭遇如此磨难，我还是不后悔。方志敏说：“为苏维埃流血牺牲，那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呀！”今天，我们为了建设好社会主义，也不该计较个人得失荣辱。虽然历经坎坷磨难，有人问我那时没有出国是否后悔？我说不后悔。中国，再让我选择一千次，我还会选择你，因为你是我的祖国。但是，我非常期盼我们的党严厉惩治腐败分子、清除腐败势力，树立正气，改革僵化的文理分家的科教管理方式和体制。这绝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祖国的强大和可持续发展。

历经坎坷、磨难、曲折的我羡慕那些发展顺利的人才，欣赏梧桐树那样树干挺拔、枝叶舒展的生长，欣赏牡丹花那样仪态大方的开放；我希望祖国的人才像它们一样发展顺利。那些被狂风暴雨过分扭曲的树木，即使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往往枝干弯曲或残缺，虽然坚实却往往横竖不够料，当然，经历磨难而能正直粗壮者更堪当栋梁。因此，逆境成才者和顺境成才者有很大的互补性，容易在相互欣赏中协作。松树能抗拒严寒风雪而常青，柳树能经受狂风暴雨的反复弯曲而不折，泡桐树的叶宽杆直显示的蓬勃茂盛，各有其美，不必厚此薄彼，也不必过分修饰。那些故意用铁丝把松树逼得弯曲别扭甚至致残的人工盆景，只能给我难受的痛苦感觉；那种把冬青树和黄杨树种在路边又经常剪齐的景观，让我内心为它们呼吁：“总是在长，总也不准长高”。我曾建议景观生态学专家研究把天然矮秆的灌木丛种植在路边美化环境，既省事又符合生态规律，不要再搞把冬青树不断剪平的造景，不要再以折磨生命为美。我们必须研究并顺应社会协作成效规律，改革一切损害社会协作成效的因素。

必须建立有效的双向管理和全面管理，规定管理干部能且只能以提高单位整体成效的管理效能获得应有的收益，才能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有实权。深化改革必须达到健全运作机制这层深处，才能破除阻碍发展的各种弊端，使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走向成熟发达。每个人都能且只能靠劳动成效获得收益，才能充分开发社会协作的各种潜力，才能使一切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是艰难而细致的改革任务，必须全面协调，必须深入到实际运作层面。必须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奉献精神，才能完成这种艰巨而光荣的时代任务。

对各种阻碍社会协作可持续成效的问题，都要追究利益机制扭曲、制度漏洞、管理方式缺陷等方面的原因，都要以健全社会主义运作机制为根本改革的目标。要以提高社会协作可持续成效，作为全社会改进的总目标，才能使各行业各部门相互协作，共同追求社会协作可持续成效最大化。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有大量任务需要完成。这是新的长征，也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我们必须学习革命前辈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爬雪山过草地的拼搏精神，我们才能战胜各种困难，使社会主义走上可持续全效益的发展轨道。

大量事实证明，搞好反腐防腐是维护和提高社会协作成效的关键。从被嫉妒、刁难、折磨、欺压的坎坷磨难曲折的痛苦经历中，我切身体察到反腐败能否成功确实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若不彻底清除腐败势力，若不根治腐败问题，我们祖国何以可持续发展？尽管反腐败非常艰难十分复杂，但我坚信只要全党和全国人民齐心努力，就一定能取得全面、彻底的胜利！既然我们中国共产党能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凶恶、残暴、顽固的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腐败黑暗的蒋家王朝，取得了抗震救灾等一系列胜利，就一定能领导全国人民彻底战胜各种腐败势力，建立健全高效率的反腐防腐机制，充分保障社会经济健康运作可持续发展。有位革命老前辈说，耕地承包责任制是第二次土改，反腐败是第二次解放战争。有腐败势力压迫劳动人民，社会生产力就难以正常运作。必须清除腐败分子，国家才能健康发展。这是社会协作成效规律的客观要求。

我们欣喜地看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反腐防腐、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这是人民的希望所在。我以笔名“苍桑”发表了《优秀船长》《诗篇写在大地上》《形象的魅力》《牵手》《山一样重的责任》《主帅冲锋》《心中的颂歌》《坚守的风采》《人民军队铁的逻辑》《卡尔•马克思》《走好新长征》《吉普车》等大量诗歌散文，歌颂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成就。在网上写入我的名字即可查阅许多网站转载的这些作品，我的博客和红色文化网“杜鹃花开”专栏1—5页，也可以查阅。尽管阳光还没照到我，但我知道光明已经不远。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合格的共产党员作介绍人，干干净净入党，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为党争光，为党旗添彩。那些做人都不够格的人，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也就没资格当入党介绍人。事实上，我几十年来陆续发表的论述社会主义科学性的论文，都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每天都以实际行动写入党申请书。即使不能在组织上入党，我也要在思想上入党；即使生前不能入党，死后也希望党组织按党章审视我一生的言行、成就，如果认为我达到了合格党员的标准，能为党争光、为党旗添彩，就请追认我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因为我们是为真理而战，为拯救人类投身消除各种腐败、丑恶、虚伪、欺诈和污染的战争，所以，我们身披彩霞，融入辉煌，我们的灵魂早已进入共产主义天堂！！”（苍桑《真理战士的风采》）。

如果我们长年累月地辛劳，只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就无异于那些埋头于个人发财而奔忙的小老板们；如果我们吃亏吃苦受委屈，只是因为个人的兴趣，则同那些日夜玩牌、搓麻将者没多大区别；如果我们自觉肩负人类进步的责任，牛犁地一般坚持不懈，消防队员救火一样义不容辞，自然堪称英勇壮丽了。人因劳动成就而自豪，因责任感而高尚[8]。

注释

1、赵营波，社会主义正在有效地前进（之三）——走向可持续全效益发展的美好未来[J]，

未来与发展，2012年第8期头版

2、赵营波，健全扶持科技创新的社会机制 ——兼论国家整体振兴的关键，

《转型期的中国未来——中国未来研究会2011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11年6月）

3、2017年10月18日16:06 新华网：习近平十九大报告（全文）

4、赵营波，大协调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第21页

5、赵营波，抗战文化对中华民族心理素质的提高，论文，党史纵览，1998，6.

6、安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安徽新四军人物（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8月，第135页

7、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1977年9月19日，转引自《邓小平文选》[M]第2巻，第7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

8、赵营波，科学、学术、知识、文化之间的区别和关联，未来与发展，2002，3. 人大资料中心《科技管理》2002年11期头版全文转载

作者简介：赵营波，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研究员，主要从事大协调学——研究人类同自然与社会各环节大尺度交叉协调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为可持续综合发展提供规划、科研、发明、技改、管理、决策、环保、预测等宏观协调的服务。自1977年至今在全国和国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刊物发表了《人类大转折时期的科技革命》、《宏观调控与大协调学》、《环境容量与城市综合规划》等210多篇论文，出版了《大协调学》、《协调发展与改革问题》等三本专著，正在修改第四本专著《大协调学原理与统筹运作》（70万字）。拥有国家专利一项。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大协调学会筹委会主任、联合国“未来世界研究计划” （UNU\WIDER\Millennium Project Feasibility Study）大协调学顾问、南开大学21世纪青年研究会顾问、全国三家杂志编委、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大协调学研究中心主任。论文及引用和评介被国内外许多网站转载。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文学笔名“苍桑”，已发表《茶叶》、《人生之歌》、《焓的幸福》、《世间的惑与不惑》、《人民军队铁的逻辑》等诗歌、散文百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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