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根先：结缘中国记忆

结缘中国记忆

全根先

在我还没有退休的时候，本来没打算这么早就写一点回忆文章。然而，杭州大学（1998年已与浙江大学合并）海内外校友拟编辑出版《杭大人足迹》丛书，在下又是编委会成员，感到似乎应该抛砖引玉，先不管自己成就渺小、阅历浅薄、文笔拙劣了，总之是献丑了。

我出生于浙江萧山农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一直到上初中，我们家都没有摘掉生产队“倒挂户”的帽子，完全没有生活于江南“鱼米之乡”的那种富足感。好在家里有几本陈旧得发黄了的古典小说，以及长辈们偶尔讲起的历史故事，使我较早地有了一点文化浸染。如果往前推，我们家倒也算是“耕读之家”了。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去外公和几个舅舅家，他们合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其规模可能有两个北京普通的四合院那么大。一直到我研究生毕业，母亲偶尔还会跟我讲她小时候听到的“关公战秦琼”之类的故事，完全忘了我是受过专业历史教学的。我记得，小时候最对不起家里的事情，就是有时会偷偷拿一点家里的旧东西或是鸡蛋之类去供销社卖，然后到公社新华书店去买几本连环画看，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当然还有《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小兵张嘎》等。实际上，这些连环画是我最早的藏书，只可惜这些书早已荡然无存了。然而，它们给了我最初的精神滋养。

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主要是让我与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从学生时代起，我一直在与历史打交道，学习、教学与研究，还有保存历史。1980年，我如愿考上杭州大学历史系。为什么报考历史系？因为我就读于一个非常好的中学——衙前中学（今萧山第三高级中学）。我们当时老师的教学水平，可以说不亚于大学教授。他们不仅向我们传授文化知识，还给予我们父母般的关怀，为我们今后的人生指明了正确的航向、确立了人生坐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历史老师咸信是民国时期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因政治运动到农村，与我父亲相识，父亲经常跟我提起。我的历史成绩比较好，所以填高考志愿时没多想，毫不犹豫地报考历史系，至今无怨无悔，乐此不疲。

在杭州大学，我有幸接受了良好的系统的历史教学，遇到了一大批优秀的老师和同学。直到今天，我仍然与几位老师保持着较多联系，如教中国古代史的龚延明先生、教世界古代史的毛昭晰先生等。他们都是卓有成就的著名历史学家，为教学和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的班主任赵秀英老师虽然不教我们专业课，却给予了我们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记得第一学期冬天，她到各寝室视察，看到我的床铺上只有一条被子，没有垫被，当即跟我讲，让我申请困难补助。后来，我就用补助的钱买了一条被子，度过了温暖的冬天。我的一些同学现在已是知名学者。大学毕业前，我考取了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思想史。在得知我被南京大学录取后，黄时鉴先生又特地给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邱树森教授写信推荐我。现在想来，依然感戴莫名。

在南京大学，我的导师是著名历史学家刘毓璜先生，民国时期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出生于具有深厚家学渊源的大家庭，学问根基深厚，治学十分严谨，为人真诚耿直，对我的治学道路影响很大，铸就了我对于历史挥之不去的浓浓情怀。顺便说一句，他的三位胞弟先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其中二弟刘毓珩（陈其五）曾任华东野战军前委委员、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有关恩师的情况，前几年我曾写过《先师的目光》一文。

1987年7月，研究生毕业以后，我来到国家图书馆《文献》杂志编辑部工作。当时，我对国图的历史虽然了解不是很多，但在我心中的崇高形象却是十分真切。自清末民国以来，国图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国家图书馆不仅是国家总书库、国家书目中心，还是名副其实的学术重镇，涌现出了许多学术名家，享誉海内外，如缪荃孙、梁启超、陈垣、袁同礼、孙楷第、刘国钧、王重民、向达、王庸、谢国桢、赵万里、谭其骧、张秀民、任继愈等。他们是国图人的骄傲，足以彪炳史册。若干年后，我还专门写了《国家图书馆与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史研究》一书，对清末民国国图学术盛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在国图工作已有三十余年，我有时听人说，国图虽然书多，然而图书馆人很多不读书或者很少读书，国图人自己的研究成就也比较有限。然而，就我个人而言，却对学术研究从未动摇和放弃过。刚参加工作，我在《文献》杂志编辑部，就经常利用机会拜访名师，像张岱年、任继愈、季羡林、朱伯崑、何兹全、赵光贤、吴小如等先生，都曾造访。张岱年先生狭长的小书房，我印象很深。1991年秋，我调至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任总编室主任，不久参与了《国家图书馆学刊》（原《北京图书馆馆刊》）的创刊工作，一直做编辑，“为他人做嫁衣裳”（唐秦韬玉语）。多年的编辑工作经历，使我的研究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1995年，我调至中文采编部，主要从事学位论文分类编目，包括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后报告和港台地区学位论文。在这个岗位，我一干将近二十年。可以说，直到今天，我经手的学位论文依然是这方面最多的人之一，总数应该在三十万种左右吧。这个工作虽然有点枯燥，却大大扩展了我的学术视野。若干年前，我在西北工业大学读博士的侄子与他导师到北京出差，我们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见面，我居然可以勉强听懂他们的一些专业术语。

数十年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对于历史的兴趣从未间断，一如既往地边工作、边学习、边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92年，我参加了河北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编纂工作，并担任第七卷（元代卷）总纂之一。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第一部以弘扬中华文明为宗旨的学术巨著，全书共十卷，一千万字，1995年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获。我还参加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大典》编纂，担任编委，负责政治、军事史部分组织编写。与此同时，我还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化通史》（秦汉卷）的撰稿，此书曾获2003年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我还撰写、参与撰写或主编了《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家传略》《金刚经史话》《中国图书馆史·附录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举要》《民国秘史》《中国佛教文化大典》《二十世纪的故事》（100册）等，可以说没有虚度年华了。

2014年，我调至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工作。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是我向往的事业。中国记忆项目于2012年正式启动，其宗旨是“为国存史，为民立传”。具体说来，就是以现当代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为专题，以传统文献为基础，以口述史料、影像资料等新型文献建设为核心，收集手稿、信件、照片和实物等信息承载物，形成多载体、多种类的专题文献资源集合，为国家图书馆构建富有特色的文献资源体系，拓展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并为社会提供新颖、优良的公共文化服务。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自成立以来，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项目主要有：大漆髹饰、蚕丝织绣、中国年画、东北抗日联军、中国远征军、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英雄、学者口述史、中国当代音乐家、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多个专题资源建设项目。通过口述史采访，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并适时向公众提供服务，得到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北京电视台等多家主流媒体对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相关活动均有报道。

在口述史访谈过程中，我收获的不仅是一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还获得了许多知识和人生经验，更有内心深处的一份感动。2016年，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敏老人（其丈夫陈雷也是东北抗联老战士，曾任黑龙江省省长）应邀来国家图书馆参加纪念“九一八事变”85年周年活动。李敏同志和其丈夫陈雷曾经因为随抗联部队到过苏联，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蹭过监狱，仍始终不渝地坚守着自己的革命理想，离休以后一直致力于抗联精神宣传。我在陪同参观国家典籍博物馆“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馆藏文献展”的过程中，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她一边认真地参观，一边跟我讲革命故事，还不时地唱起当年的抗联歌曲，其情景令人感动。2018年7月21日，李敏同志在参加宣传抗联精神活动中不幸因病去世，我深感悲痛，撰写了《歌声长留山水间》（刊登于红色文化网）、《用生命谱写抗联赞歌》（发表于《人民政协报》）以表怀念。

2014年9月，我在杭州出差，同事告诉我，杭州有位96岁高龄的抗战老兵钱青先生，我带内人连夜冒雨前去看望。我本想只是坐一会，没想到他一直接讲当年战争故事，直到我的摄像机电用完了，他还在跟我讲，其情景至今难忘！2015年元旦，我采访江西靖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毛诚衍先生，他是非常质朴的一个农民，却对“龙凤呈祥福字彩绘”技艺情有独钟，数十年致力于这项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创新，精神可嘉。同时，我还真切地感受到沉甸甸的一份责任，时不我待，有一种迫切感和使命感。有的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或著名学者、科学家、非遗传承人，还没有等到采访就已过世，留下深深的遗憾！有的人采访没有结束，或者没有见到成果出来，就过世了，内心感到伤痛！诸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专家朱英国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史家余敦康先生，图书情报专家、南京大学教授倪波先生，藏学家、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明信先生等，他们的口述史采访项目都没有按计划完成。2020年底我采访的“一二九运动”亲历者朱世英老人，也没有完成我原计划的采访次数，感谢《人民政协报》领导，在朱老去世后，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我写的纪念文章！

我还有幸结识了一大批著名学者、科学家、艺术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红色文化宣传者、收藏者。像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家和先生，“五笔字型”发明人、“改革先锋”王永民先生，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全山石先生，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陈鼓应先生，以及病毒学家、“人民科学家”顾方舟先生，美术史家、清华大学教授黄能馥先生，东北抗联将领赵尚志外甥、历史学家李龙先生等，在各个方面给予了我很多帮助，使我深受教益。2019年，国际著名马头琴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齐宝力高先生到北京演出，我从看他排练到演出，在与他的交流中，深为他的敬业所感动。辽宁齐红深研究员20世纪80年代起，克服诸多困难，搜集和研究日本殖民教育史料，其采访量非常惊人，保存了大量可能被遗忘的珍贵史料，近四十年坚持不懈，令人感佩！

在中国记忆这些年，我在不知不觉中还实现了学术转型，开始向新兴学科口述史学、影像史学拓展，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目前已经出版的中国记忆丛书十余种多数我都审阅，或直接参与编写和整理，诸如《大漆髤饰传承人口述史》《我们的文字》《文字的记忆》《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冯仲云年谱》《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锦绣流光：黄能馥口述史》《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等。我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蒋重跃合作采访整理的《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也于今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另外即将出版的有我采访并整理（合作）的全山石先生口述史。在理论学习与项目实践基础上，我于2019年出版了《口述史理论与实践：图书馆员的视角》一书，作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前段性成果。我还在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担任公众影像史学子课题的负责人，在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口述史项目相关中应邀担任专家。

与此同时，我还参加了国家图书馆组织的其他重要业务工作，如文津讲坛、文津图书奖、国图公开课等，广泛地与学术界朋友交流学习，从中获益良多。我还参加了文旅部组织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程的评估验收工作，尤其是大量接触了传统戏剧类项目，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加强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这些年来，我应邀多次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等组织的学术活动，担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理事、中国文化信息协会红色收藏工作委员会会顾问、浙江家谱研究会公众史学研究会副会长，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顾问等，可以说见到了高山，深感自己学识有限，今后定当见贤思齐，以勤补拙，尽绵薄之力，报效国家！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我真有太多的感慨，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不过，有几位先生我必须特别提出：刘毓璜先生、任继愈先生、刘家和先生、王永民先生、刘润为先生、蒋重跃先生、黄朴民先生！当然，我要感谢我的母校：衙前中学、杭州大学、南京大学对我的培养；我还要感谢我的服务单位国家图书馆给我提供的良好平台！

我的父母和家人为我做的太多，感恩之情一言难尽！

2021年7月24日于稻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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