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根先:衙前农民运动的时代精神与重要启示

作者:全根先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21-10-10 6556

衙前农民运动的时代精神与重要启示

全根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又是浙江萧山衙前农民运动一百周年。9月29日,由中国中共学史学会、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主办,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师范大学、中共萧山区委承办的《传承百年火种 奔向共同富裕——纪念衙前农民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举行,杭州市委副书记、萧山区委书记佟桂莉等领导,著名党史专家、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资深教授邵维正少将等专家学者出席。衙前农民运动历史地位之所以特殊,因为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上的“四个第一”,即: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农民运动,建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民协会,发表了第一个革命斗争纲领——《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和《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创办了第一所农村小学。因此,对于这样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进行研究和反思,揭示其代表的时代精神和所蕴含的重要启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根先:衙前农民运动的时代精神与重要启示

一、轰轰烈烈的衙前农民运动

我的家乡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其历史人文底蕴十分深厚。历史上,萧山地处东海之滨,与杭州隔江相望,是绍兴与杭州之要冲,与外界的信息传递和交通非常方便。近代以来,这里与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经济和文化中心上海联系空前密切,由萧山籍名人汤寿潜等发起集股建造并于1909年竣工通车的沪杭铁路,更为沪杭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便利。而衙前则位于萧山中东部,地处萧绍平原腹地,现在已是中国化纤名镇、国家钢结构产业化基地。然而,一百年前这个富饶的小镇却因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而名动天下。

1921年,萧绍平原的广大农民深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和剥削,终年忍饥挨饿,不得温饱。临近钱塘江的南沙一带更是连年遭受坍江,耕地日渐减少。农村经济凋敝,阶级矛盾异常尖锐。2021年4月,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沈定一回到家乡衙前,开始实施其“中国的社会革命,应该特别注意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为了建立农民组织,沈定一邀集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如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杨之华等到衙前创办了第一所农村小学——衙前农村小学校。他们在传授文化知识和实用知识同时,向广大农民宣讲革命道理。

沈定一(1883—1928),清末进士沈受谦第三子,人称“三先生”,又名沈崇焕,字叔言,又字剑侯,号玄庐。早年因帮助中国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被人告密而赴日留学。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光复上海之役,并被选为浙江省首届议会议员,1916年任第二届议会议长。1917年,他参加新文化运动,主编《星期评论》《劳动与妇女》等,宣传进步思想。1920年春,他支持省立第一师范“学潮”,参加浙江各界驱逐军阀的群众运动;5月,在上海同陈独秀等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为早期中共党员。

沈定一是衙前农民运动的主要发起者、领导者。回到家乡后,他和宣中华等进步人士共同努力,培养和团结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如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等。在他的支持下,贫苦农民李成虎等积极行动起来,与地主富豪作斗争,捍卫自己的利益。1921年5月,正值青黄不接之时,不法粮商乘机哄抬米价,引起农民的极大愤恨,李成虎带领农民捣毁哄抬物价的米店,迫使粮商恢复原价。同时,他们还争得了被官绅把持的西小江养鱼权和捕鱼权。9月27日,衙前以及附近村庄农民在东岳庙集会,宣告成立衙前农民协会,颁布了由沈定一起草、经农民议决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提出了土地应该归农民使用,由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的革命主张,选举李成虎等六位贫苦农民为领导者。

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萧绍地区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短短两个多月时间,萧山、绍兴、上虞等县八十多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参加者达十多万人。在此基础上,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于同年11月24日宣告成立,衙前成为萧绍平原农民运动的中心。有了农民协会联合会这样一个统一的领导组织,农民减租减息的斗争很快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然而,各地减租斗争的迅速展开,星火燎原,却使反动当局、军阀深感不安。1921年12月18日,反动军阀派出全副武装的官兵逮捕了正在衙前东岳庙开会的农民协会委员,搜查出农民协会委员名册。他们到处张贴布告,强令解散农民协会,派军警弹压,对各村农民协会领导人按名追捕,还派军警随地主下乡逼租。12月27日,农民运动领袖李成虎在农田耕作时被捕,于次年1月24日被迫害致死。农民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衙前农民运动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影响很大,意义深远。当年,《新青年》杂志全文刊载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和《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无产者的伟大觉醒。衙前农民运动如星星之火,为今后中国共产党开展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伟大序幕,显示了农民群众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

全根先:衙前农民运动的时代精神与重要启示

二、时代精神是现实生活的最高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精神”作为立国立民之本、具有“一定高度”的民族之魂,决不是个人一时的感情冲动或一般的社会意识,而是人类对现实问题的独特解答和最高体现。

“精神”是一个复合词。《说文解字》卷七《米部》云:“精,择也。从米,青声。”“精”的本义是好的米,引申为物质中最纯粹的部分。至于“神”,《说文解字》卷一上《示部》云:“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申”的古字形是闪电形象,古人将闪电视为神迹;“示”是祭台,两相结合表示供奉的是神灵。《易·系辞》云:“阴阳不测之谓神。”汉语中,“精神”有多种含义,主要是指人的心理意识或某种理念。王安石《读史》诗中写道:“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英文中,表示“精神”的词汇不只一个。其中,Spirit表示精神,又指勇气、妖精、幽灵、烈酒等;还有一个词根psycho,或作psych,亦表示灵魂、精神、心理、心灵等,来自于希腊语。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有三种灵魂——理性灵魂、非理性灵魂和植物性灵魂,其中理性灵魂是灵魂中的理智部分。古罗马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Psyche 是一个美丽少女,与爱神丘比特(Cupid)相恋,经历生离死别,最后成为灵魂、精神之神。

在西方哲学中,对于精神的关注一直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康德把世界分为“现象界”与“自在之物”世界,人的认识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理性要求对本体----“自在之物”有所认识,然而人的认识却只能达到“现象”。黑格尔认为,哲学“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价值、真理都是“精神”的表现,而“时代精神”应具有共同的时代本质或性格。不过,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发展历程只停留于主观意识领域。

马克思对时代精神的思考一开始就切入时代的脉搏,关注社会现实。他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在他看来,“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需要哲学从思维本质的“内部”来切入现实世界,还应当从“外部”立足于特定时代的现实世界,在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加以凝练和升华。就是说,“时代精神”应当是这个时代“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曾形成并凝练了许多足以垂范百世的时代精神,诸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革命精神,直到今天,依然是建设祖国的强大精神力量。那么,衙前农民运动是否有其独特的时代精神?我以为,在习总书记所概括的“红船精神”中可以找到印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当然,它又有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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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衙前农民运动的时代精神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然而由于依靠并发动群众严重不足,尤其是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相脱离,最后胜利的果实被反动军阀所窃取。孙中山后来说: “从前做革命事业,农民参加进来的很少”,“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意识到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衙前农民运动则为其“发韧者”。我以为,衙前农民运动的时代精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发达的农业是中华文明和国家统一的物质基础。然而,数量庞大的农业人口却具有天然的分散性,正如马克思所所说“农民就像口袋里的一个一个的马铃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思潮的逐渐传播,陆续成立了一批农会,但主要是研究农学、讲求农务的社会组织,且多由地方绅士阶层所控制,并不能代表农民的切身利益。1921年9月27日成立的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全新的农民组织。《衙前农民协会宣言》明确宣布:“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立地位”,指出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都是有产阶级形成的结果”,必须“打破有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势力,叫他们有产阶级的人,在我们面前屈服。”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以及所通过的宣言和章程,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各式农会,其主要使命是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二是坚定信念、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

衙前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沈定一曾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是中共早期党员,虽然他后来背叛了党,却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1921年4月,他回到家乡衙前,开始发动和教育农民,把自己家里的钱拿来分给农民,并对农民说:“这笔钱本来不是我的,还是你们种我的田还来的租,这是你们农人的血汗,现在只好算农人帮助农人,不好算我帮助你们。”他还带头从自己家开始减租,支持农民协会捣毁其妻弟所开米店,起草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这两个重要文献。这些,应当视为其理想信念下所做出的无私奉献。

农运领袖李成虎是在沈定一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衙前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他积极发动群众,带领农民与地主、奸商进行斗争,捣毁沈定一妻弟所开“周和记米店”及附近哄抬物价的几所米店,迫使粮商恢复原价。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衙前农民协会得以成立。他对农会会员说:“你们要会见三先生(沈定一),以为这事是三先生发起的,其实这件事是我们自己身上的事,并不是三先生一人的事,你们只要一村村自去团结,团结好了再说话。”他是衙前农民眼中的英雄,大家称之为“虎将”。在被反动当局逮捕后,他在狱中坚贞不屈,临死时还问前去探监的儿子:“其余没有人了吗?”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三是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奋斗精神。

农民创造了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却始终遭受剥削压迫。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改变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在整个中国农村,保持着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人口统计模式。经济困苦成了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地方病。”当时衙前的农民生活苦不堪言。要想生存,只有起来反抗。沈定一认为,消灭贫穷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彻底改变“夺到手就算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制度”,主张“废止私有财产,土地公有”,并坚信“这个主张将来必有实现的一天。”农民协会成立以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农民抗租减租,并迫使地主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三折还租”要求。由于反动当局掌握着国家机器,农民运动遭到残酷镇压,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等农民领袖被逮捕,但革命火种并没有就此熄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革命不久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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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衙前农民运动的重要启示

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发轫者”,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初探索,运动虽然遭到镇压,却给我们很多重要启示。

其一,宣传工作是革命斗争的思想基础。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但凡社会活动都离不开宣传。宣传的本质和目的是赢得民心。《尚书·酒诰》云:“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孟子·离娄上》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衙前农民运动能很快开展起来,重要的经验就是十分重视对农民的教育与宣传。沈定一创办了农村小学,进行社会调查,开办龙泉阅书报社,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报社里还能读到《共产党宣言》,使贫苦农民觉悟大大提高。沈定一请来的教师都是先进知识分子,如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杨之华、俞秀松等,许多都五四运动,宣中华还曾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工作。正因为如此,当农民协会成立,发表《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

其二,组织工作是革命斗争的力量保证。

革命斗争离不开有效的组织。衙前农民运动能在短时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应当归功于沈定一、李成虎等卓有成效的宣传和组织。衙前农民协会有明确的组织分工。《衙前农民协会章程》第五条规定: “本会底组织,基于会员全体; 由大会选举委员六人,为本会委员。”“执行委员,掌管本会名册及登记簿,执行由大会及议事会议决事件;并联络别村与本村同性质的团体”。“大会召集,由会员五分之一或议事委员会之主张召集大会”。这些规定不仅体现了协会的民主性,也保证了协会工作的有序开展。在衙前农民协会的带动下,不到两月就成立了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正是这种有效的组织,壮大了革命力量,扩大了革命思想影响。这次运动虽然存在许多不足,却为今后的农民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其三,良好的社会制度是保障民生的必要前提。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策林·立制度》文中说:“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说:“法律和制度必须跟上人类思想进步。”制度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对于社会制度的探索从来没有止步。由于社会不公而引发社会动荡,由于制度腐朽而引发社会革命,这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篇章。《墨子·七患》中说:“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衙前农民运动的直接诱因是农民贫困,根本原因是剥削制度,“都是有产阶级形成的结果”〔16〕,因而要求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最主要的是土地制度。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进行土地改革,这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障。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17〕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各地乡村治理还存在诸多困境。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下,乡村社会结构一直处于从传统到现代快速转型过程中,如何建设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切实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保障民生,依然任重而道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接力努力,需要很多力量来推动,核心价值观是其中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今天,我们回顾衙前农民运动的光荣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就是为了继承革命传统,不忘初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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