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九:忆王震叔叔
这是我5年前写的一篇纪念胡子叔叔的文章。今天再看,再加点内容,有现实意义。我在原有的文章中只写了在北京城防街5号院,王妈妈和胡子叔叔对土地的“斗争”。
胡子叔叔的一生与战争相连。他是共产党里最有名的战将,然而任何时候对于土地,他都铭记在心——土地养育着人类。我跟随他在江西红星农场,亲眼见到了,亲身感受到了,他对耕地的珍惜。
胡子叔叔虽然非常重视农业机械化,不过只要见到机耕道宽了,他总是大发脾气。他不仅多次找当时江西省的领导,耐心地说服他们要珍惜耕地,批评他们“八字头上一口塘,水渠开在坢两旁,中间修起机耕道”的田园化,把大量良田变成了摆门面的机耕道,做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而且他还亲自带领红星农场的群众打了一场改道还田的战役,挖掉了那些占了稻田又不适用的机耕道。
他出去考察,只要见到浪费耕地的行为,总是提出批评,要求立即改正。晚年,他常很忧心地对我说:“修那么多高等级路,要占多少耕地啊!我们不是美国,不是澳大利亚啊!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都要吃饭的啊!毛主席教导我们啊!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啊!”
胡子叔叔最常对我们讲的不是战争多么残酷,而是每一个时代饿肚子的故事,是在艰苦的岁月里,怎样解决吃饭的问题。
为了解决耕地问题,他领导并亲自参加改良红壤的每一项科学实验,这是他老人家对世界的贡献。我和王兴有幸在他的指挥下,参加了这项伟大的事业。在他的领导下,江西在短短的几年内,即开发了2万多公顷红壤。我们常以此为荣,把那段经历的故事,讲给朋友听。
很多年没有回我们曾经劳动过的江西抚州东乡的红星农场了。不知那些被改良为良田的红壤怎样了。如果也变成了房地产,那真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事情。物有其用,红壤或许盖房子会更好。我时常苦恼,改良红壤,是胡子叔叔有远见,还是无远见?
写完了今天的苦恼,接着发我5年前所写的回忆我最敬爱的亲人胡子叔叔和王妈妈的文章——2023年5月1日,今天是劳动节,劳动创造了人,土地养育了万物。
都称王震叔叔为胡子叔叔。王震的儿子王军、王之是王兴小学同学,我们又都是军工同学,王之和我同班同组六年。胡子叔叔老伴王季青是我中学的校长,大家都称呼她王校长或称王妈妈。
胡子叔叔住北京西城电报大楼北面的城坊街5号。这院子是我们年轻时经常聚会生活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新疆的,江西的,湖南的,北京的……一帮无处可住的子弟,自然而然的在胡子叔叔家住了下来。自北长街叶帅家被抄后,原来聚集在叶家的一些朋友,也自然而然转移到胡子叔叔家。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城坊街5号是北京西城电报大楼后面的7间(亦或是5间)四合院的第一进院。正房是原有的,不过厢房则是后盖的普通平房。西侧3间平房最南面是个板棚。东侧是餐厅,北侧有个小偏院,住着秘书汪文华一家5口。就这么几间房,二三十口人真记不得是怎么挤着睡下的。
院子蛮大,正房门前的东侧的几个石墩围着一张圆形的石桌,这肯定是院子的老物件。这是过去大户人家的四合院,不过自从胡子叔叔搬来之后,这院子已经是个典型的农家院了。西边,沿房根,种着一溜葱、油菜,还有南瓜、丝瓜什么的。东边靠房是一排葡萄架,院子的中间打着垄,有玉米、各种蔬菜。那已经是60多年前的事了,心思不在,所以院子里究竟还种了些什么,根本记不得了。不过在这院子里发生过的许多事情,还历历在目。尤其是这片菜地和那西边的板棚,颇有来历。
王妈妈是北京师大附中毕业的,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后又转入历史系。她青少年时代就是在琉璃厂周围渡过的,受到非常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修养,直到晚年,对《红楼梦》这类经典,还如数家珍。她对花卉情有独钟,有城坊街这么个院子,自然要在院子里种上些菊花、月季……一天劳作之余,浇水施肥,仔细照料这些花花草草。不料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有数月的胡子叔叔回到家中,见院里花花草草,竟令公务员小栗,一日之内,拔个精光,种上了老玉米。在家住不上几日,胡子叔叔又白山黑水地战天斗地去了。胡子叔叔一走,王妈妈把玉米除了,又栽上了月季,十样锦之类。胡子叔叔大发脾气,王妈妈不为所动。老两口就这么战斗着……
王妈妈让步的结果是院子里种上了棉花。那时每人每年只有不到一斤的棉花票。院子里种的都是最好的新疆长毛绒。秋天收获的棉花,除了给秘书汪文华的孩子做棉袄外,还够做棉被的。王妈妈自我解嘲地说:“唉!棉花也是花,也好看。”以后困难时期,院子里种的菜,玉米、南瓜、豆角之类也很解决问题,种园子,就一直延续了下来。院子里的粮、棉、瓜、豆、果、菜都是好品种,西厢窗下的油菜尤为好吃。我记得油菜的品种似乎是胜利几号,每年一直能吃到快过阳历年。
那西边的木棚更是有来历的。正房是有抽水马桶的,不过除王妈妈房里的抽水马桶准许用,其他人一律不准用,都得蹲坑。那西边的木棚就是蹲坑的茅房——标准的茅坑,几条架着板子的坑下,放着大粪缸,那茅坑可不准传祥(北京市掏粪的工人,有名的劳模)来掏的,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也是院里瓜豆肥壮,好吃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时间胡子叔叔、廖承志、余秋里等被“关”在中南海“闭门思过”,当然是保护。中南海高墙之外,天天挂着砸烂他们狗头的标语,他们每日读书思过,写检讨,还要协助总理处理许多繁杂的事物。
胡子叔叔则除闭门思过、读书之外,事情不多,闲暇之余自愿操起伙夫差役老把式,掌起勺来。他腰上围着军用床单,肩上搭条毛巾,到吃饭时间,嘴里吆喝着:“鱼头炖豆腐来了!梅菜扣肉一盘!”说不定还有拿手的红烧狗肉,鸡杂猪大肠……廖公常则是他的搭档。
狗头不狗头的先放脑后,不过吃得实在丰盛美味。不少人都凑过来打牙祭,据说总理也很动心呐!
王妈妈每月给胡子叔叔100元生活费,周六从中南海回家时,他总说钱不够用,王妈妈说:“买什么呢?东西都便宜,猪肉才7角钱一斤。天天打牙祭,也够。”胡子叔叔则说:“我回来坐三轮,每次要5角!来回要一块!”王妈妈说:“我从城坊街到石驸马大街,才1角5。你从府右街回城坊街要5角!受骗了!”胡子叔叔火了:“什么受骗!你是剥削阶级!我是无产阶级!工人要吃饭的!你嫌5角钱给多了?!他们一家人要吃饭的,你给少了!”
真像是侯宝林说相声。不过胡子叔叔是真动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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