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金光大道》上的孤独行者（红色记忆外六篇）

　　【红色记忆】浩然：〖金光大道〗上的孤独行者

　　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是我读过的最早的一部小说。

　　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农村已经全部成立人民公社了，所以对人民公社的初级阶段互助组感受不是太深。加之年龄小，字也认不太全，所以这部小说虽然天天在我的手中翻来翻去，其中的意思并不太理解。这么多年过去，只记得共产党员只顾一个人发家致富是不对的，要帮助老百姓共同过好日子，其它的大都忘记了。当然，当时更不了解浩然是何许人也。

　　知道并想了解浩然，是在八十年代之后。

　　因为文革时期有一枝独放，浩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成了众矢之的。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在论及〖金光大道〗时认为，“从总的倾向看，它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念出发，虽然在语言运用与人物塑造上，表现了作者一定的艺术才能，某些生活场面，也还有些真实感。但总的来说，这并不能掩盖它那用‘帮八股’的理论概念去图解生活的、不可弥补的缺陷。”基本否定了这部作品。建国50周年时出版的一部当代文学史，在提到〖金光大道〗时，则没有作具体的描述，只是以一句“因为写了路线斗争，这部作品目前存在争论”草草带过。1994年，杨扬在〖痴迷与失误〗一文中指责浩然：“〖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那种概念化的描写，那种假大空与佯装的幸福感，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也构成了本书的“精粹”部分，〖金光大道〗与其说是在表现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农民的正确伟大，还不如说是在为文革历史唱赞歌。”

　　此种论调，对于浩然与他的作品，未免有失公道。

　　浩然的一生，正象他去世后对他的盖棺定论一样，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浩然的忠诚，与那个时代里所有人的忠诚一样，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以贯之的。从旧中国走过来的浩然，由一个只上过三年半学的泥腿子成长为一名作家，从他自我的身上，从周围的人与事上，他确实亲身感受到了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为这个变化所欣喜、所打动。他非常想在热火潮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洪流中贡献自我的一分力量，所以，他用他的笔抒写他的眼睛看到的一切，热情讴歌新中国的好人好事、新人新事，歌颂他认为正确的、曾经打动过他的东西。他希望因为他的作品的影响，可以把社会中丑恶的转化成美好的，落后的转化成积极的，所以他的作品成为主流声音也是必然。文革过后，面对对〖金光大道〗的非议与诘问，浩然坚持“不忏悔”，有人因此批评浩然，但这未始不是浩然内心信仰与忠诚的一种可贵的坚持。

　　浩然写〖金光大道〗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坚持。刚成立的新中国，到处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翻身作了主人的劳动者充满着对共同富裕与集体生活的向往，也充满着对未来美好前景的憧憬。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是很容易让人热血沸腾的。浩然感觉到了这种变化，那些活生生的人物与故事，那些如火如荼的建设氛围，打动着他，激励着他，促使他拿起笔来，塑造了高大泉这个人物形象。〖金光大道〗里面的高大泉为党的事业豁出命去干，对党与党的事业表现出的绝对忠诚，真实地代表了合作化运动时期一部分积极分子的思想品质特征。这样的人物形象放在今天，可能大部分人都不能理解，认为这是缺乏个性的“盲从”与“愚忠”，但在那个年代，人们对共产党的那份热爱与忠诚确实是发自内心的。从这一点来说，高大泉这个人物形象是真实可信的，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维，有其毋庸置疑的生活依据。高大泉通过与区委书记王友清、村长张金发推行的个人“发家致富”路线的斗争，成立了天门区第一个互助组与农业合作社，表现了中国农村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提出了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并作了否定的回答。从〖金光大道〗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关农村问题，浩然是作了深层次思考的，他看到了个人力量在天灾人祸面前的渺小，他看到了那些家中缺少劳动力、家里有病人又没有生产工具与牲口的农户生存的艰难，他认为农村要想发展，必须走集体经济道路。所以，他从心里拥护共产党带领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集体经济发展之路。他这样想了，也就这样写了。这样的作品，即使放到现在，也不能贸然从对与错的角度予以下结论。现行的联产承包制，也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的，农村的土地流转改革千改万改，但是一条底线却一直无人敢触，那就是土地所有权必须公有。只要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制就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单干或者私有，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就不会土崩瓦解。更何况，联产承包制搞了三十年，固有的弊端已渐露端倪，否则就不会有“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慨叹。很难想象，在市场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农民依靠一家一户式的分散单干，如何与市场中的其他主体抗衡博弈。也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目前许多地方的农民搞起了小型合作化试点，重新组织起来应对全球化的市场。当然，文革时期的农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表现来的一大二公式的跃进与冒进不值得提倡，但从大的方面来说，合作化目前仍然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我们不能不承认，浩然的作品中有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痕迹，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浩然之所以在文革时期硕果仅存，是因为其作品迎合了那个时代的需要。但浩然的成功不在于此，而在于他的忠诚、信仰与坚持。他确实是在用心写作，用心思考。他也确实是在为党写，为农民写，为他的理想与信念而写。这种忠诚与信仰，恰巧是现在那些为一己私欲而写，为金钱写、为潜法则写的作家作所缺少的。

　　文学与政治，历来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与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关怀的作家，不可能不注意政治，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政治，并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我的解释与评价。放眼几千年的中外文学史，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思想问题，使得每一部现代文学名著的诞生都明显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图解政治意识的痕迹，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够脱离时代自说自话且取得成功，浩然也是如此。身处那个时代，受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热情感染，浩然不可能脱离实际与时代唱反调，他的作品理所当然地要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不只是浩然，即使是作为文人风骨的顾准，都曾经诚惶诚恐地批斗过自我，剖析过自我，老舍等人也曾经试图紧跟时代，歌颂时政，假如可能，他们都希望能融入时代洪流，只不过，他们都未曾被那个时代认可，生活与命运都没留给他们机会罢了。

　　自孔夫子“苛政猛于虎”的论谈始，中国的先秦文学、诸子百家，“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文革过后的问题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官场小说、文化小说，无不存在着强烈的政治倾向与政治思想。真要从文学作品中硬抹去政治的痕迹，只怕比提着自我的头发离开地球还要困难。我们不期望所有的人都理解浩然与他所处时代，但也不必非要用现在的政策与思维去评判浩然特殊时代的作品。超越狭隘的政治立场与时代偏见去认识浩然，你会发现：文学，永久是时代的产物。(文/卧龙)

　　【红色记忆】红歌：岁月深处的吟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常常的，耳畔回响着这首舒缓深情的旋律，这是我走进学校大门学唱的第一首歌。

　　一首歌，一段岁月，一份无法忘却的记忆。

　　岁月的大门悄然打开，思绪重又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

　　忘不了，那些由跳跃的音符、激昂的旋律组成的红色声音，忘不了那段鲜血、红旗、红五星谱写的红色历史，忘不了岁月深处那些曾经刻在生命中的红色吟唱……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第一行动一切听指挥……”这是排队外出时，我们常唱的歌曲。只是当时唱这首歌时对意思的理解似是而非，好长时间没闹明白为什么是“哥哥要牢记”而没有妹妹，自己给自己的解释是：大概男孩子调皮吧，所以要求我们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干!干!干!嗨!咱们拚命干!尽快地普及大寨县。”这是我们参加学工学农活动时喜欢唱的一首歌。大寨当时是全国人民心中的一面旗帜，令人向往。若干年后终于有机会去了心中的圣地，却发现大寨已天翻地覆，不复当年。投巨资3000万元修建的普乐寺，与村里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歌声是那样的不协调。改革开放的今天，大寨人毫不在乎地兜售自已的历史，与大多数旅游区一样，宰客、粗制滥造的纪念品、喧嚣的兜售是主导，“大寨精神”在成为商品之时似乎越来越失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本质。在半山腰默然而立中国前副总理陈永贵的半身石像前，郭凤莲直言：普乐寺很灵验，昔阳民间的佛教信仰很浓厚，信徒很多，人还是有点信仰的好。只是不知道当年的郭凤莲率“铁姑娘”三战狼掌窝的时候，信仰的又是什么?

　　“牛儿还在山坡上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放牛的孩子王二小。”这首歌是母亲在一个雨天教我的，周围的小伙伴都不会唱，让我骄傲了好长时间。我至今还记得小伙伴们围着我学唱这首歌的情景，当我教到“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的旁边，我们那十三岁的王二小，可怜他死得这样惨”这一段的时候，邻居的一位哥哥当场哭出声来，惹得我们几个也跟着哭成一团，小小的心中充满了对王二小的怜惜和对敌人残暴的愤恨。

　　每天早晨5点55分，我都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革命歌声多么响亮”的雄壮歌声中准时醒来，这是公社的广播喇叭又准时开播了，睡眼惺忪中听着这激昂有力的歌声，精神禁不住为之一振。广播那时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宣播新闻和运动精神，大喇叭小广播都喜欢播放歌曲和戏曲，除了流行的样板戏，还有《洪湖赤卫队》、《朝阳沟》等戏曲，因为成天翻来覆去的播放，所以大段的唱词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我的河南话竟因此说得很地道，有一次到河南出差，用河南话和当地人交谈，居然可以以假乱真，这当然是《朝阳沟》的功劳。直到现在,我对戏曲的热爱丝毫未减。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流淌的是生死一搏的镇定和抗战必胜的从容，《黄河大合唱》激荡的是誓死保卫家园的民族意识和坚强不屈的斗争意志，《我的祖国》弘扬的是爱国爱家的深厚感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学习雷锋好榜样》、《绣金匾》、《红梅赞》、《红星照我去战斗》......一首首铿锵有力、激情洋溢的歌曲，唱出了战天斗地的昂扬锐气，唱出了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唱出了气吞山河的豪情壮志。那个年代，那个岁月，那些歌就这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浸润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依附在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渗透到了每个人的灵魂深处，不知不觉塑造了一种集体思维，形成了一股集体力量，坚定了全国人民的信仰。

　　红歌是一种呼唤。作为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红歌的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充满了信仰、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对崇高理想和人生的向往和追求。红歌流传到现在，已不仅仅是一串单纯的音符，而是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一种坚忍不拔的追求，一种执着坚定的信仰，一种公而无私的奉献。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层面，由此带来的道德滑坡、文化迷失和信仰迷茫等问题不容忽视。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如果忽略了精神文明，缺少先进和深厚的文化作为根基和导航，必然会导致社会走向畸形。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不可能一辈子只活在物质的层面上，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需要有精神作动力支撑。精神的力量可以让一个人复活，让一个民族复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唱响红歌不仅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一种对真情和信仰的呼唤;是一种激情的抒发，更是一种忧患的提醒。她能鼓舞人们的斗志，激励人们团结拼搏、忘我奉献、艰苦朴素、永远向前。这无疑是一个民族振兴的脊梁，也是一个国家得以生生不息、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

　　红歌更是一种永恒。无论是烽火连天的岁月，还是和平建设的年代，红歌都以特殊的艺术感染力和精神魅力，影响和激励着一代代人的成长，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和昂扬的斗志。红歌承载着人们对峥嵘岁月的记忆，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我们党85年风雨历程的各个阶段，有着丰厚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多少红歌被人们争相传唱，多少词曲让人们铭心刻骨，“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穿越时代和社会并感人肺腑、动人情怀的，常常是那些催人奋进、激人向上的主旋律。红歌历经风雨能经久不衰，本身就说明了它丰富的精神底蕴和永恒的生命力。当年，英国人宁可失去英伦三岛，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由此可见精神文化积淀对于构建民族精神有多么重要。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政党，没有坚定的信仰和奋斗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远大的理想。不论世事如何变迁，我们始终有责任保持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传统价值的坚守，传承红色经典实质上就是在捍卫我们内心深处最高贵的信仰。

　　岁月走了，红色经典不能消失，红色经典传承的精神也不能消失。

　　凝神静听，耳畔再一次传来岁月深处的深情吟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文/卧龙)

　　样板戏：怀念还是忘却？

　　小时候并不喜欢样板戏。

　　咿咿呀呀的唱词，假模假式的对打，拖拖拉拉的情节，明明敌人在身后猛追已离得很近了，主人公偏偏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唱，急得人心里冒火，紧张得手心冒汗，恨不得上去告诉他。轻轻打一下，敌人翻个跟头就不动了，明明是装死，偏偏就那么一扔就走了，心里那个气啊---那个时候，一个小孩子的思维和理解能力，是怎么都理解不了样板戏的深刻内涵和艺术魅力的。

　　但那个年代就是那样，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样板戏仍然无孔不入：家中的墙壁上贴的是样板戏的宣传画，偶尔放的电影除了战争片就是样板戏，大喇叭里广播的是样板戏，大人们哼唱的还是样板戏。尽管自始至终，我从没认真看完过一部样板戏，然而大段的唱词仍然耳熟能详。闲来无事，家里的大人总让我唱上一段。象《红灯记》里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智取威虎山》里的“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沙家浜》里的“那一天同志们把话啦”等等，是我们经常在一起唱的曲目。有意思的是李玉和演唱的“提篮小卖拾煤渣”那一段，我一直唱成“提篮小妹拾麦茬”，当时很有些不明白：铁梅没事总拾麦茬干什么呢?冬天哪有麦茬啊?后来看到唱词，不禁哑然失笑。不仅唱，那时候小孩子的游戏也喜欢演样板戏，我最喜欢演李玉和就义那场：脖子上挂着一段粗绳权当锁链，两只手端着，一步一步沉重地走向前方，然后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后悲壮地倒下，十分的投入，常常引得大人们在旁边观看。

　　文革结束，样板戏被视为文革的产物打入冷宫，但样板戏的痕迹却一直没有从人们生活中消除。毕竟，样板戏曾经那么深入地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让人想忘记都难。京剧的艺术我不太懂不敢妄加评论，样板戏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一个个英雄人物的形象：李玉和、洪常青的视死如归，李铁梅、阿庆嫂的勇敢机智，郭建光、杨子荣的豪情万丈，严伟才的镇定自若、沙奶奶的慈祥善良。我至今还记得《红灯记》中，李奶奶被捕前对铁梅说出"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哪!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那段台词时的震撼，也忘不了象征革命的红色号志灯一次又一次穿透白色恐怖发出万丈光芒的画面，忘不了芦苇荡里十八位勇士十八棵青松的造型，更忘不了孤胆英雄杨子荣打虎上山时的激情。从这些英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临危不惧和大义从容，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铁骨精魂和赤胆忠心。不论世事如何变迁，但样板戏中表现出来的信仰的力量、意志的力量、忠诚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永远不会过时。这种力量不惟是文革时期重要，即使是在今天仍然重要。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力量，中国革命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正是有了这种力量，中国共产党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如今，虽然我们已经远离了战火硝烟，但是我们却不能忘记历史上我们曾经遭遇的侵略和掠夺，不能忘记那些为了保家卫国舍身杀敌的勇士，不能忘记革命先烈英勇不屈的浩然正气。文革可以终结，样板戏也可以终结，但是血与火的烽火岁月凝固的民族精神永远不能终结。

　　其实对于样板戏的态度和对待文革的态度是一样的，一味高唱赞歌不可取，一味否定更不可取。任何时候矫枉都不能过正，这才是实事求是对待历史的态度。样板戏产生和流行的时代决定了革命性是它首要的表现形式，但不是所有样板戏中表现的革命性都有极左的嫌疑。《红灯记》中，鸠山对李玉和利诱，讲了一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和“人的‘最高信仰’是‘为自己’”等“人生哲学”和“做人的诀窍”，企图从精神上瓦解李玉和，而李玉和只是报以嗤之以鼻的冷笑。利诱不成，鸠山继而威胁：“我是专门给进地狱的人发通行证的。”李玉和横眉冷对：“我是领了通行证，专去拆你们的地狱的!”鸠山面目狰狞：“我的老虎凳从来不吃素。”李玉和毫不在意：“这玩艺儿，自从你们发明那天，我就领教过了。”从这一大段针锋相对的精彩对白中，我们感受到了李玉和视死如归的淡定从容和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若说如此的“革命性、思想性”有极左嫌疑，那么现在充斥银屏的宣扬“明君、奴才”和灌输“权术”“潜规则”意识的历史剧、“辫子戏”和现代官场、商场、情场戏又能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教育效果呢?血与火的年代，目睹异族入侵的烧杀抢掠，目睹国破家亡，饿殍遍野，只要是有点良心的中国人，怎么可能不仇恨满腔，“血债要用血来偿”!从这一点上说，样板戏极力表现的革命性和阶级感情，恰巧是现在拍的战争题材的影视剧所缺少的。相对于样板戏中的“红色寡妇，革命光棍”，现在的战争题材影视剧爱情无休止地泛滥，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样的艰苦环境，总有一个或几个漂亮的女人掺和来掺和去，似乎中国的战争，从来都没让女人走开过一步。《霓虹灯下的哨兵》、《红色娘子军》、《林海雪原》、《沙家浜》等老片拍成电视剧时，都被注入了丰富的爱情故事，众多英雄人物纷纷花前月下，玩起了三角恋或多角恋，如此一来，人性倒是有了，可是也彻底摧毁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如此戏说战争，又能给人们灌输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胡适曾经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样板戏作为中国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经历了风雨沉浮依然顽强存在，已经成为一种精神，一种象征。人这一生，总会有些东西，在生命的过程中，沉淀在人的心里，想抹抹不去，想忘也忘不了，样板戏即是如此。(文/卧龙)

　　【红色记忆】毛主席语录：不落的太阳

　　毛主席语录，曾经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我记事的时候，早已过了那个言必称语录的时代。家里的大人们常常把当年红卫兵拦路，不背语录就不让过去的事情当笑话讲。印象深刻的是发生在隔壁李二奶奶身上的故事。李二奶奶是个不识字的小脚老太太，一次在路口被拦住了，红卫兵张口说到：“为人民服务，请你背一条语录!”不成想李老太太千辛万苦只学会了这一句“为人民服务”，如今让红卫兵先说了，一时就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红卫兵一催，老太太急了：“我的为人民服务你抢什么啊?我也为人民服务。”逗得红卫兵忍不住笑起来，只好摆摆手让她过去。毛主席语录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好事者曾经作过统计，文革几年，毛主席语录的总印数为50多亿册，当时全世界30亿人口人手一册尚且有余，被国际上公认是“二十世纪最流行、读者最多的书。”仿佛是一夜之间，中国大地忽然变成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红宝书在人们手中飞扬，口里传诵，人们念的是语录歌，做得是语录操，跳的是语录舞，大街小巷毛主席语录随处可见。我现在仍然会背许多毛主席语录，象什么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等，还有《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至今仍然可以倒背如流，都是在当时耳濡目染学会的。那时候，耳朵里听的、眼睛里看到的、老师课堂上教的都是毛主席语录，用小品的话说：“你想不会都不行。”

　　在那个年代，毛主席语录确实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那时候的人，也确确实实是认真按照毛主席语录规范自己的行动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毛主席说了：“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所以我们学校那个时候一个星期要上半天的劳动课。生产队专门给学校划了一块“学农田”，规定地里的收入由学校自由支配，校长就把所有的收入都用在了学生身上，我的小学阶段因此得以书本、学杂费全免，我们村的所有适龄儿童没有一个辍学的。我们的劳动课就是在地里干农活，种玉米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做营养杯种植，就是把课余时间捡来的人畜粪便发酵后用手团成窝窝头状，然后把玉米种子放在窝窝头里埋在地下，老师说这叫科学试验，我们便干得热火朝天，没有一个人嫌臭嫌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嘛，这点困难算什么呢?我不能说我们那个时候觉悟有多高，但诸如此类的义务劳动我们一直乐此不疲。现在的孩子你要是让他们用粪便做营养杯，不说学生不干，家长只怕也要吵翻天，连自家孩子在学校值日都替代劳，哪里会舍得让孩子吃这样的苦。当然，毛主席语录也有失灵的时候。那时候每到农忙，我们都要去生产队帮忙，特别是三夏时节，社员们在前面挥镰收割，我们跟在后面捡拾拉下的麦子。但我对小麦过敏，只要一接触，全身就起小红点点，又痒又疼。加上天热，实在忍受不了，便和老师请假。老师便板起脸：“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毛主席是怎么教导我们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点苦都受不了了?”我很惭愧，便低头再去拾，嘴里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给自己鼓劲，然而能想到的毛主席语录都背过来了，却没有达到书上英雄人物那样的效果：“想起毛主席教导，浑身便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相反，严重的过敏反应使得我呼吸困难，晕倒在地。没奈何，老师只好让我回家，而且以后的三夏生产我也被特批不用参加。因为这个，尽管其它的劳动我都很努力，但小学阶段我从未当过劳动标兵，同学们否定我的理由只有一个：不能吃苦。很是让我郁闷，觉得自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很难说精神的力量对社会的发展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但毛主席语录作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确实净化了人们的灵魂，规范了人们的一言一行。我们从小便懂得，要时刻“向雷锋同志学习”，要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于是，我们悄悄地帮着五保户们挑水，扫院子;我们早早地来到学校把教室和校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把拾到的东西交给老师，然后告诉老师：这是雷锋叔叔让我们这样做的。我们不敢做任何的坏事，即使一个人仍然循规蹈矩，若干年以后，我仍然要求自己做到“慎独”。我们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在我们心中是神圣而崇高的，我至今还记得大学期间被批准加入共产党时，那一夜的激动难眠。当我宣誓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时，我知道，我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这是因为，曾经的理念是那样牢不可破地根植在了我的心中。我也相信，我的父辈，我的同龄人，还有更多的人，他们都和我一样，对这个国家，对我们的党，对毛主席从心底充满了真挚的崇敬和热爱。那段令所有国人热血沸腾的岁月，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动乱，还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个群体，还有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遵纪守法、为人民服务的永恒理念，还有对党和政府深入骨髓的信任和拥护，也许，还有不加思索的服从。

　　但无论怎样，文革时期中国大地上涌现的红色风暴和个人崇拜狂潮仍然是不正常的，毕竟，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不是英雄创造的，个人的作用再大，也只是完成应尽的历史使命而已。个人崇拜破坏了社会主义政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使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人手中，领袖的意志往往等同于党和国家政策，造成对民主和法制的破坏。然而否定个人崇拜不代表着要全盘否定走过的道路，否定文革也不意味着一定要否定曾经的红色经典。正象毛主席曾经说过的那样： “一首歌曲、一部电影，实际上就是一场政治课”，思想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不管怎么说，“人还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而蕴含在红色经典中巨大的精神力量值得我们永远追寻。(文/卧龙)

　　【红色记忆】永远的战士——鲁迅

　　小时候喜欢读鲁迅的作品，《鲁迅全集》尽管艰涩难懂，但也囫囵吞枣地涉猎过。只是看过也就罢了，谈不上理解。

　　真正了解并喜欢鲁迅，是在学了课本中选编的诸多的鲁迅文章之后。

　　中国的教育从来都离不开说教，且一直是政治的工具。我上学的时候又是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所以语文课本中选用的文章大都革命性、斗争性特别强，鲜有知识性、趣味性、哲理性的文章。相比较那些空洞的政治说教，鲁迅文章出现的时候让人禁不住精神一振。我记得第一篇学过的课文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中描写的“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让我感觉离我的生活是那样的近，那个神秘的百草园以及私塾式的教学方式从此成了我心中的梦想，那篇文章也被我背得滚瓜烂熟。也就在那篇文章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此后又学过多篇，散文类的有《风筝》、《藤野先生》、《阿长与<山海经>》，小说类的有《社戏》、《阿Q正传》、《狂人日记》、《祝福》、《故乡》、《药》、《孔乙己》、《伤逝》，杂文类的有《论雷峰塔的倒掉》、《雪》、《“友邦惊诧”论》、《拿来主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记念刘和珍君》、《文学和出汗》等，在这些文章中，鲁迅或无情地揭露、愤怒地控诉、尖锐地批判、辛辣地讽刺;或痛苦地呐喊、亲切地鼓励、热情地讴歌、情不自禁地赞颂，他的机智幽默，他的激情飞扬，他的犀利尖锐，他的深沉思索，无时无处不在展示着一个“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风采，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虽然有时候也在考试时被这样那样的深刻含义搞得焦头烂额，但喜欢鲁迅文章的热情却丝毫未减。其实当代中学生不喜欢鲁迅的文章，不仅仅是因为鲁迅的文章难以读懂。鲁迅的文章再难懂，也总比文言文和英语要好学的多。个中原因，只是中国的语文教学方式有些不合时宜罢了。比如学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篇课文的时候，有一道题是这样的：两个“不必说”有什么表达作用?用在这里有什么深刻含义?又问鲁迅写“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能不能把“伏”换成“停”?为什么?甚至鲁迅所用的那些奇怪的标点符号，都要我们从中找出深刻含义。我不知道鲁迅用“不必说”的时候到底有何居心，我也很难猜测当时鲁迅为什么让大黄蜂伏在菜花上而不用停，但古人说“文无定法”，如果真有那么死的标准，除了一个词，其它的词都不能用，中国的文字大概早就只剩下文字公式了。这样的语文教学，除了限制学生的想象力，怎么可能激起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呢?语文老师们动辄以考试为导向，以教学参考书为标杆，其实早就失去了讲授现代汉语的能力。动不动就问某句话有什么深刻含义、加点的词有什么作用、那个东西象征什么，动不动就把面孔极为相似的几个答案拿过来让学生选择对的且必须和标准答案一字不差的那一个，遇到这样荒唐、死板的语文教育，谁能不厌烦呢?语文教学到了如此变态的程度，就算是把韩寒的小说拿来当课本，学生也一样会不喜欢，与鲁迅的文章何干?

　　说到鲁迅的价值，当然首推他的思想性。鲁迅所处的年代，正是清末和民国时期。那个时期的中国，风雨飘摇，动荡不安。八国联军的入侵，清朝的终结，民国的建立，袁世凯的盗权复辟，军阀的混战，列强的挑衅和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然而国人却普遍麻木漠然，陷于危境而未自觉。这样的现状，这样的时刻，最需要的是有人站出来大喝一声，使国人猛醒。而鲁迅，就是站出来大声疾呼的那一个。国家饱受凌辱的现实激发了鲁迅的民族尊严和意识，促使他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进行自省和思考。他认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只有当具有个体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确立起来,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才是可能的”。所以，他呐喊：“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他痛惜：“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他愤怒：“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抗争：“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他以他的笔作武器，吹响了反帝、反封建的冲锋号，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他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国民劣根性和病态社会的种种黑暗现象，期望以此唤醒国人冲破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终其一生，他将文学视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途径，他所有的文字都是为了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是为了重塑和振兴民族精神，是为了推进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为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野草》、《彷徨》那样的无比完美的文学文本，更为我们留下了他的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和担当天下兴亡大任的坚定信念，他的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精神的执着，他的不畏强暴、无所顾忌的勇气，他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凛然，他的勇猛、坚韧而悲壮的反抗精神和思想。从这一点上说，称其为“民族魂”、“精神上的脊梁骨”绝不为过。正如毛主席曾经说过的那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军。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除了鲁迅，谁又能当得起如此高的评价呢?

　　我倒不想无原则地拔高鲁迅，但鲁迅作为战士的形象存在，并非因毛主席的评价使然，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界就已经称他为“精神界战士”、“思想界先驱”、“文学巨人”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林语堂在1937年1月1日的《悼鲁迅》一文中，这样写道：“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郁达夫在《怀鲁迅》中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香港《港报》在鲁迅逝世后刊出的消息是这样写的：“世界前进文学家鲁迅先生逝世!高尔基逝世后又一震惊世界的噩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突失一英勇战士”。不仅如此，宋庆龄、蔡元培以及一大批名流，也都在文章、书信中称鲁迅是“战士”、“勇敢地、永不止息、毫不妥协地同仍以中世纪的恐怖手段统治中国的封建势力斗争，而在中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鲁迅已成为争取自由的民族革命斗争中人民大众的一面旗帜……虽然生为中国人，但鲁迅属于全世界……”穿越历史时空到现在，鲁迅更成了一面旗帜，一种象征，一座精神宝库。这种成就，这种价值，这种地位，不是可以靠哪一个人硬树起来的。从古到今，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数不胜数，但可以让人民永远崇敬和缅怀的却廖廖无几。毕竟，强权可以使人民屈服于一时，但不可能永远征服人的内心。

　　近些年来，对鲁迅先生的评价一直有不同的声音，有人不断叫嚣要从政治、思想、作品、人格方面粉碎鲁迅的神话。不能否认，人无完人，鲁迅一定也有其不足之处。但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只不过是苍蝇。炎黄子孙泱泱大国，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才华横溢的文人，但是挺起了民族脊梁的只有鲁迅一个。上下五千年，中国也从来不缺少留传千古的文学巨著，可在关键时刻唤醒国人灵魂的只有鲁迅一个。英国人读莎士比亚，俄国人读托尔斯泰，德国人读歌德，中国人读什么?我们可以说读王朔、郭敬明吗?只怕王朔所有的大部头小说加起来，其价值都抵不过一篇《阿Q正传》。发展经济，我们需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但总有些东西，是我们所不能也不应该放弃的，比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甘洒热血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的信念和信仰，比如鲁迅终其一生坚持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文/卧龙)

　　【红色记忆】英雄辈出的年代

　　童年所处的年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我上小学的学校很简陋，一些旧砖头和水泥板一砌，便成了我们的课桌，板凳都是我们从家里拿来的，放学的时候再搬回家去。同样简陋的还有学校的图书馆--如果那还可以称为图书馆的话--除了一份大众日报和一份人民日报，书橱里堆放的就是《红旗飘飘》了，大概有几十本吧，我也忘记是杂志还是编著的丛书了，只记得里面全是英雄人物的故事。耳熟能详的雷锋、邱少云、董存瑞、刘胡兰等自不必说，我那时还从书里了解到了许多对我来说很陌生的英雄人物的故事，象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左权、韦拔群、王若飞、陈潭秋等等。除此之外，能接触到的书籍还有小人书，大部分也都是样板戏或者英雄人物，象什么海娃、戴碧蓉、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常常的，被书中英雄人物的故事感动着、激励着，有时候，也偷偷做过一些换位思考：如果我是邱少云，被火烧的时候能够忍着一动不动吗?如果我是赵一曼，能够忍受得了敌人的那些酷刑吗?如果我是刘胡兰，我可能面对敌人的铡刀不害怕吗?换位思考的结果，结论总是让自己非常惭愧：自己和英雄人物的距离差得太远了。

　　耳熟能详的当然是课本上学到的英雄人物故事了，《飞夺泸定桥》、《小英雄雨来》、《江姐》、《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以及刘胡兰、董存瑞、罗盛教、刘文学、向秀丽、麦贤得等英雄人物的故事都在课本中出现过，可以说，我们是读着英雄人物的故事长大的。我至今还记得《欧阳海》课文中那些惊心动魄的语句：“雷霆万钧的车头，喷吐浓烟，鼓起强风，风驰电掣地逼近!逼近!50米，马不动!40米，马不动!30米，马，还是一动不动!急转弯!陡坡度!30米的距离!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4秒钟后，脱轨覆车的惨祸，即将发生!”那篇课文的插图：欧阳海高高扬起的雨衣、战马受惊高扬的铁蹄和巨大的火车头由此烙在了记忆深处。而王杰因为离我家乡不远，他的英雄事迹在课本上出现时，很是让我们自豪了一段时间。相对于欧阳海的壮烈，王杰更像是一位亲和的邻家大哥，他的事迹多见于平凡的生活点滴，但他和欧阳海一样，关键时刻都能挺身而出，舍己救人。他们俩牺牲时，一个22岁，一个23岁，花样的年华终结于瞬间，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刻，他们义无反顾地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我不敢说我们当时的思想境界有多么高，但每一位英雄人物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不惜牺牲生命，顽强拼搏的爱国精神、献身精神和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确实带给了我们强烈的心灵震撼。在这种天长日久的耳濡目染下，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寻找着当英雄的机会，时时刻刻都在寻找着学雷锋做好事的机会。我想，那个年代涌现出来那么多的英雄人物也不是偶然的，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主流声音使然。在一个学英雄、爱英雄、崇尚英雄的年代，人人想当英雄，英雄辈出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欧阳海入伍前，在农村任记工员、会计，一直热心助人，经常帮助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干活，并用自己的粮食救济本村困难户。入伍后，工作积极，训练刻苦，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冲，人称“小老虎”。曾两次抢救溺水儿童，一次参加灭火，并救出一位老人。三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树为标兵。王杰牺牲之前，始终以英雄人物为准绳，真诚地把自己的言行与之相对照，努力向英雄人物看齐。在1963年4月5日的日记中，王杰记述了这样一件小事：“据可靠消息，明天早晨紧急集合。为了动作迅速，争取第一，晚上睡觉前我把枪支弹药都准备好，早晨我又提前半个小时起床，悄悄打好背包等待集合，集合哨子一响我就跑了出去。这样我就争得了第一，回来受到了副连长的表扬。”没过几天，日记上又有了这件事的续笔，王杰经过几天的自我反省，后悔地写下：“这是要不得的第一”，并主动向排长进行了检讨。他在日记里认真地写下：“雷锋会这样做吗?他决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他认为：“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革命胜利勇于牺牲。是共产党哪能不视死如归，做革命军人岂能管个人安危。”“我们要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王杰牺牲后，毛主席为之题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八个字，最终成了王杰精神的高度概括。

　　由此想到刘文学的牺牲。 1959年11月18日那个漆黑的夜晚，那个公社海椒地里鬼鬼祟祟的身影，被偶然路过的刘文学发现了。他可以视若无睹，他也可以若无其事，可是，刘文学站出来了，他所受的教育让他不能容忍坏人坏事的存在，所以，他勇敢地斗争，并最终付出了14岁的年轻生命。这样的所作所为放在当代也许已经不应该提倡，但那个时代，整个社会氛围就是那样，国家的倡导，舆论的弘扬，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教化，几乎涵盖了全社会每一领域，包括每一年龄段，“学英雄思想、走英雄道路、创英雄业绩、塑英雄形象”，是当时颇为流行的政治口号; “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来开故事会。你讲金训华，我讲董存瑞，雷锋王杰杨子荣，英雄事迹放光辉。讲故事学英雄，永远前进不掉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儿歌。处在这样的一个崇尚英雄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被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感化着，关键时刻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一言一行会自觉向英雄人物看齐。所以，那样的年代，金训华可以为抢救几根电线杆子毫不犹豫地跳入滚滚激流;龙梅和玉荣可以为保护集体的羊群与风雪严寒搏斗;戴碧蓉可以不顾个人安危从车轮下救出三名儿童;向秀丽可以用血肉之躯挡住熊熊燃烧的酒精……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那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只是发自内心的本能反应。那就是一种公而忘私的奉献，那就是一种心甘情愿的付出，那就是一种舍生忘死的追求，那就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国家大义和民族精神!那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强者之林的希望所在!

　　近几年，毛泽东有人骂，鲁迅有人诽谤，雷锋有人恶搞，王杰有人质疑，董存瑞有人抹黑，金训华有人认为不值得……这些恶搞和谩骂的声音不仅混淆了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界限，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堕落程度，同时也严重地毒害和扭曲了青少年的心灵，践踏了几代人的理想和内心最为珍贵的东西。在这里，我无意反对任何一位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力，但无论怎样的言论自由，都应该有一个不能突破的民族道德底线。我从没有看见一个法国人对圣女贞德调侃打浑，我也没有看到过一个美国人对他们的华盛顿总统大肆污蔑，更没有看到过标谤民主和自由的西方国家的人们，以丑化戏谑的方式颠覆自己的国魂、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英雄。我实在不明白，我们的社会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对这种这种调侃、践踏、丑化红色经典英雄的行为选择了集体失声?长此以往，我们该如何向我们的后代讲述那段历史?那些往事?当我们提起雷锋、王杰、刘胡兰、董存瑞时，他们会不会搬出那些他们看到的丑化英雄的言词来反驳我们?我们又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他们相信，英雄们那些感动和影响了几代人的事迹，那些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历史，全部都是真实的存在呢?我们又如何让他们理解崇高，理解信仰，去传承英雄们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呢?

　　郁达夫曾经说过：“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群可怜的生物群体，而有了英雄人物却不知道崇拜和爱戴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时代发展到当今，也许英雄们的事迹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节拍，但他们崇高而博大的情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豪迈的战斗精神却历久弥新，无论是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种精神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崛起的动力和源泉，都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说到底，一个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社会是需要榜样的力量、需要英雄、需要信仰、需要一点精神的，红色经典历史和英雄人物的事迹，不容亵渎更需要永远铭记。(文/卧龙)

　　《潜伏》：穿越历史见证信仰的力量

　　哲学家萨特曾说过：世上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晨，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

　　《潜伏》这部电视剧，就是以信仰为主线展开的，让人在穿越历史走进血与火年代的同时，重新见证了信仰的力量。

　　这是一部反映我党地下工作者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军统特务余则成不满国民党腐败和残忍，被我地下党发展为地下工作者，潜伏在军统天津站，代号“峨眉峰”,后改为“深海”。因工作需要他和女游击队长翠平做起假夫妻。而影响余则成走上革命道路的左蓝(余则成的恋人)也到天津执行任务，为保护余则成安全潜伏，左蓝牺牲。左蓝的牺牲也让余则成和翠平更加忘我地投入他们的工作中，他们出色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一个又一个重要任务……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翠平在家乡小镇生下了她和余则成的女儿，而余则成辗转台湾继续执行潜伏任务……

　　因为信仰,余则成参加了国民党,为抗战舍生忘死;因为信仰,余则成成了共产党的战略情报员，与敌人虚与委蛇,明枪暗箭, 用智慧和谋略完成了党交给的一项又一项工作任务。在可以安全脱身的情况下，为了拿到敌人的潜伏名单再次赴险;因为信仰,余则成辗转台湾继续潜伏,牺牲了等他爱他的女人,牺牲了向往多时的平静生活……

　　因为信仰，左蓝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顾翠平的劝告和阻拦，毅然决然单刀赴会，身受重伤，仍强忍疼痛若若无其事让翠平离开，含笑倒下……

　　因为信仰，吕宗方牺牲自己给前来接头的同志鸣枪示警，秋掌柜咬舌自尽保护战友的安全，廖三民3秒钟之内选择和敌人同归于尽助余则成脱身……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多少共产党人因为坚定的信仰，默默无闻，坚贞不屈，出生入死，无怨无悔。他们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没有声音，只有行动;胜利了不能宣扬，失败了无法解释，牺牲了不能正名，甚至还要忍受加诸在他们身上的来自同志和亲人的骂声。为了胜利，他们只能将自己知道的一切带进坟墓，也许只有墓碑才知道，他们的主人是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守一份信仰，即使潜伏到最深的海底，信仰的烈火也从未止熄……

　　当年，埃德加·斯诺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以各种形式去同情或追随共产党，并为之流血牺牲。为此，他深入陕甘宁边区采访，写下了《红星照耀中国》那篇著名的纪实报道。

　　研究历史的人也很难解释，为什么抗日战争，国民党坚持了八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战场对决，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军队人数以及外界支持，共产党军队都是处于绝对弱势。可解放战争只打了两年半就尘埃落定，800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最终败给了200万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

　　美国人更难以置信，为什么朝鲜战场，占尽优势的美国二战王牌军队会陷入朝鲜半岛的泥潭无法自拔，哀叹自己“被迫在一个陌生的战场打一场前途未卜的战争”，最终不得不在板门店饮下自己酿造的这杯苦酒……

　　1921年，南湖的游船上的12名党代表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28年后，已经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么毫不起眼的一群人，最后成就了那么伟大的事业，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其实，深入思考一下不难发现，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为了真理的传播，为了崇高的信仰，共产党人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两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三十万人到达陕北只剩下三万人。然而中国共产党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八年抗战，共产党人没有给养，没有外援，凭借小米加步枪，凭借游击战术，凭借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各地抗日联军组成人民战争的铁壁铜墙，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多人。缴获各种枪械69.4万余支(挺);各种炮1800多门;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解放战争，面对敌我力量的巨大悬殊，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惧不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从1946年7月至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在3年的解放战争中，共歼灭国民党军625万余人，摧毁了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从根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28年艰苦奋斗玉汝于成，28年信仰之火熊熊燃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坚定的政治信仰化成的非凡战斗力，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也是政治理念和政治信仰的胜利。“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和平的今天，重读方志敏烈士的这首诗，仍然让人荡气回肠，感慨万端。

　　在信仰面前，人们会变得悍不畏死，义无返顾。在信仰面前，天大的困难微不足道，无边的艰险不足为奇。它可以使人在黑暗中不停止摸索，在失败中不放弃奋斗，在挫折中不忘却目标追求。八十五年前，中国中共党人在风云岁月中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终身的信仰，在追求与捍卫信仰的跋涉中逐渐接近真理的彼岸，把一个陈旧国度的腐朽灵魂唤醒，使之获得重生。宇宙无限，信仰不死，虽然时间能把人的躯体埋没，但信仰却穿越时空，在新的骨髓和血液中生长，新的时代又赋予了信仰新的内涵。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牛玉儒、任长霞……一大批具有高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优秀楷模，将前人开拓的道路踏得更为坚实。也许前进的过程中我们走了不少弯路，也许工作中我们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也许党员队伍中的确存在一些共产主义信仰动摇、丧失、甚至走向了反面的党员，也许改革的阵痛确实使这个社会出现了许多不公平的问题。但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对我们坚持的道路说“不”，更不应该对曾经的流血奋斗予以否定。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我们就会沦为民族的罪人。毕竟，我们现在享受到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当年那些有信仰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展望未来，我们没有资格对他们做过的一切说“不”。

　　85年风雨兼程，60年继往开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从南湖走来，从长征路上走来，从枪林弹雨中走来，从改革开放的大道上走来，最终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了繁荣富强的新中国。透过历史，我们会发现，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振奋，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震撼，总有一种坚持让我们感动，总有一种信仰值得我们坚守……

　　此时此刻，《潜伏》剧中的主题曲又在心头响起：生命只为一个信仰，无论谁能听见……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澎湃着心中火焰，燃烧无尽的力量，那是忠诚永在。(文/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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