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的延安之路

作者：梁向阳　王　姗来源：文艺报 2015-04-29 1412

　　我国当代散文家杨朔的抒情散文，诗意盎然，主题鲜明，具有极强的时代感，这是与他曾经的延安生活分不开的。

　　杨朔原名杨毓晋，字莹叔，1913年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城的一个地主家庭。他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高小毕业后，他开始学习英语，同时阅读了家中大量古典文学藏书。此外，他还从上海订阅了《英语周报》《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许多期刊杂志，刻苦攻读，拓宽视野。此后，杨朔又在母校志城初级小学任教将近一年。这一时期，他开始思索未来的出路问题。

　　1929年夏，杨朔跟随舅父闯关东。抵达哈尔滨以后，杨朔在一家英商太古洋行做账房谋生。工作之余，他坚持在一所英文学校学习英语，且在法政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并开始创作和发表旧体诗词。在这段时间里，杨朔度过了饮酒、赋诗、看戏的“诗意时光”。可是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践踏了东北大地，震醒了杨朔的诗人幻梦。不甘心沦为亡国奴的杨朔，在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上，开始较多地接触地下党，并认识了萧军、萧红、罗荪等一些进步作家。1936年冬，他由于与地下党有联系，遭到日寇宪兵队特务的威胁，被迫离开哈尔滨。

　　1937年春，杨朔抵达上海，仍在上海的太古洋行工作，期间他还筹资创办了北雁出版社，该社先后出版过郭沫若《北伐》《十月之夜》《西班牙在火线上》的中译本，杨朔自己也着手翻译了《彼得大帝》。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为了更好地参与到民族的救亡事业中来，杨朔毅然辞去工作，辗转到武汉，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并与友人合办了文艺刊物《自由中国》和《光明周刊·战时号外》副刊，“不为盈利而为唤起民众”。同时他开始创作报告文学，并正式使用 “杨朔”这个名字。

　　1937年，他在开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时，创作了《绝情》一诗，决心今后以笔为刀戟进行战斗，不再沉浸于以前创作旧诗词时抒发“个人小我”思乡、哀国、悲秋的愁苦和愤懑情绪中。从此，他便开始了新的创作道路，这为他后来成为一名革命作家奠定了基础。

　　同年冬，杨朔怀着激情与向往，末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就冒着风雪奔赴延安。他在延安生活了四个月，拜访过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受到他们的热情欢迎，他还采访了边区人民。延安之行，让杨朔感触颇深，经历了沦陷区的悲苦，国统区的黑暗，他在延安找到了中国大地上惟一的一片净土，在中共领导人身上找到了希望、自由与团结。1938年春，杨朔离开延安，奔赴山西前线参加战斗，后经潼关南下广州。

　　1938年，杨朔在广州完成了《昨日的临汾》《潼关之夜》等散文作品，以及反映陕北人民斗争生活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该小说连载于广州《救亡日报》，表达了他对中共的信心，以及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抗战初期，这些在国统区报刊上还不多见的文章，不仅使广大读者的耳目为之一新，而且让人们具体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斗风貌。在广州沦陷前，他到达广西，后又至桂林。11月30日，他在桂林参加了文艺界抗日协会桂林成立大会，除了中篇小说以外，他在这一时期还撰写了一些反映抗战的通讯报道。

　　1939年初，杨朔到重庆，把之前创作的散文收集在一起，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潼关之夜》。初夏，他在重庆参加了全国文艺界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6月中旬，杨朔跟随访问团从重庆出发，经成都、宝鸡、西安，到达洛阳，从洛阳渡黄河进入山西中条山，深入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访问。1939年冬，杨朔去太行山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适逢朱德总司令寿辰，杨朔写诗祝贺。《寿朱德将军》这首诗写出了朱总司令立马太行、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另一首《代寿朱德将军》，则尽显朱总司令宽厚质朴、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朱总司令作和诗《和杨朔作学员韵》回应。1940年春天杨朔由晋东南奔赴冀南，8月到 12月，他随八路军在山西、河北转战。

　　1941年初，杨朔转到晋察冀军区文化协会，与田间、孙犁、康濯、韦明等同志相遇。当时正值日寇大举扫荡抗日根据地，杨朔与数位同志被困于阜平县岩穴内，七天后，日寇退去，他们才得以脱险。残酷的战争丰富了杨朔的人生，锤炼了杨朔的意志，磨砺了杨朔的性格。

　　1942年春，杨朔等人奉命从晋察冀前线返回延安。从晋察冀到延安千里迢迢，并且同蒲铁路障碍重重，所以他们一行在路上耽误了半年时间，等他们到达延安的时候已经是1942年7月，延安文艺座谈会早已结束，延安的整风运动已经开始。此后他被安排到延安文艺界抗日协会从事文学创作工作，住在延安的兰家坪窑洞。

　　1943年，杨朔转到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在这里，他满怀激情地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杨朔积极劳动，在虎头峁开荒，纺的羊毛线常常被评为一等线。他在整风运动中系统学习了马列经典著作和毛泽东的整风报告，提高了理论修养，加快了世界观的转变，也坚定了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思想。1944年冬，他在延安写下七绝《雪夜遣怀》——“四山风雪夜凄迷，夜色浓中唱晓鸡。自有诗心如火烈，献身不惜作尘泥。”这首诗寄寓了杨朔的追求。

　　此后，杨朔的文艺创作进入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歌唱的探索期。在延安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创作了多篇短篇小说、诗歌、散文。这些作品分别刊登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月黑夜》反映老百姓对八路军的拥护和爱戴；《英雄爱马》赞扬边区劳动英雄的光辉事迹；《模范班》宣传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3年秋，杨朔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杨朔与丁玲、陈明等同志一起组织了“前方文化通讯团”去张家口做通讯报道工作。 10月，“文讯团”从延安出发。杨朔虽然离开了地理意义上的延安，但《讲话》精神铭刻在他的心中，决心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道路坚定前行。

　　1946年杨朔到宣化龙烟铁矿的庞家堡矿山上蹲点，这次的生活体验与以往是不一样的，“我初步地接触了生活，熟悉了人物，感染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他用心与工人们交往，学习他们的语言，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人们打成一片。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切身感受到普通工人身上那种独特的品格。他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完成了解放区较早反映工人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红石山》。同年，他在河北省河间府参加土改工作，期间写了《阅微草堂真面目》一文。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杨朔就以新华社随军记者的身份，随同晋察冀野战军转战于华北各地。1947年到1948年，杨朔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平津等著名战役。根据战争的进行状态，他撰写了《冬网班》《永定河北》《水上英雄》《床下将军》等一系列通讯报道。在这一时期，他还以铁道兵团的斗争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中篇小说《锦绣河山》。实际战争的强烈冲击，使杨朔的文艺思想也更加成熟。他的通讯报道充分发挥了“文艺轻骑兵”作用，随时反映战况，鼓舞战士们的战斗热情。

　　新中国成立后，杨朔决心继续沿着延安时期形成的文学道路前行。1955年以后，杨朔主要从事外事工作，他的创作转向以短小精悍的散文创作为主，并出版了多部有影响的散文集，如《亚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泉》等。

　　杨朔曾反复说，“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练，也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吗？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可以看出，早年很好的古典文学功力，与青年时期投身革命的火热情怀，使杨朔的散文很好地找到情感的喷发点与抒情的“诗眼”。这使得他的散文总能够以小见大、迅速反映时代风貌，用诗意之笔为无名普通劳动者唱响赞歌。他创作的《香山红叶》《荔枝蜜》《雪浪花》《海市》《茶花赋》等散文，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他也因此跻身为十七年散文“三大家”之一。

　　杨朔创作出的大量优秀抒情散文，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代的记忆，永远被镌刻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