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的书信艺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的书信艺术

陈立旭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在同党内同志、党外朋友、亲属、故旧的交往中，写下了数百封书信。这些书信，有长有短，涉及内容广泛。研读这些书信，我们能体会毛泽东的伟人品格与胸怀，认识到书信这种古老文体在毛泽东手上得到了发扬。

深刻厚重

毛泽东的书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他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的。这部分书信，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这类书信的特点是：深刻厚重，观点鲜明，道理讲得清楚明白。

1930年1月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回信，是毛泽东深刻厚重书信的代表。当年红军建立江西革命根据地时，环境极为艰苦，斗争极为艰险。1929年末，在敌人的不断围剿中，红军屡次失利。为摆脱困境，前委决定由东江撤回赣南苏区。就在这次撤离中，红军合计损失1000多人，这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损失。面对这样的形势和环境，红军主要将领林彪产生了悲观情绪：“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饭、南瓜汤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山去，否则没法维持。”1929年的岁末，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流露了对形势的悲观估计。1930年元旦，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再次流露出悲观情绪，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缺乏信心，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并建议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力。怀疑“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毛泽东非常清楚，林彪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红军中早就存在危害很大的悲观情绪，毛泽东正要找个适当机会全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解决党内和军内这个问题，恰好林彪元旦来信，毛泽东便通过给林彪写回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1930年1月5日夜，毛泽东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写下了这封六七千字的长信。

毛泽东在信中批评了林彪信中的观点：“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你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的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

国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吴自强、吴山明、吴国亭作

毛泽东在回信中引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他断言：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情况，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已经不远了。

在信的末尾，毛泽东以磅礴的激情写道：“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的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来到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这封信，不仅析理深刻，作用也极其重要，它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重要著作，是形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新中国成立后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它的厚重，由此可见。

简洁明了

毛泽东写作书信，完全根据实际需要，采取不同的笔法。在毛泽东书信中，很大一部分是工作过程中写的公函。写这类书信，毛泽东采取的是十分简明扼要的写法，能几个字说明白，决不多写一个字，能一句话写清楚，决不多写一句话。毛泽东写这类书信的这种方式，是毛泽东务实作风在书信艺术上的体现，也与当时的环境条件有关。毛泽东写多件事的信，也是事尽言止，毫无多余之词。请看毛泽东1939年6月17日写给萧三的信：

子暲同志：

(一)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品。

(二)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些。

(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了。

敬复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

毛泽东这封信，有一事就说一事，只有几十字，没有半点废话。

明了，是毛泽东书信艺术的另一个特点。他写的书信，直截了当，直击主题，清楚明白。1929年11月28日，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在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的一封信中写到：“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这封信，只有三句话，但期望得到精神食粮的意思非常明确。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在致当时任陕北公学教授何干之的信中写到：“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这封只有两句话的信，非常明白，就是要书。

区分对象

毛泽东写信，常常根据对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笔法。给党内同志写信，毛泽东没有那么多客套话，开门见山，笔下直达己意。1936年12月20日，毛泽东致彭雪枫的信就非常直白，一点儿客气话也没有。信中直接写道：“致百川（即阎锡山）先生信阅后即送交，并求回信。建立电台交通，吉县、延长徒步交通及晋陕通商关系，务须即办，不可延缓。以后往华北交通多须通过晋境，请与阎先生妥商，得其同意。”信中还叮嘱彭雪枫“你在外间交接，态度务须诚恳，立场务须坚定，用费务须节省”。信中还指示，对西安事变，要按中央发出的通电精神去做。

但是，毛泽东给党外人士写信，字里行间却恭敬有加。1949年，毛泽东恭请宋庆龄从上海北上共筹建国大事，亲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信中毛泽东充分表达了对她的尊敬：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宋庆龄收到这封信，为毛泽东的诚意所感，遂由邓颖超陪同来到北平，毛泽东亲自到前门火车站迎接。这封信也成为毛泽东倾心统一战线工作的佳话。

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写给宋庆龄的信

1956年元旦，毛泽东收到宋庆龄寄来的贺年片，提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信中再次表现了对宋庆龄的尊敬。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七分能吃，十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所写书信的抬头称呼和结尾敬语，是根据不同对象而有所区别的。给党内同志写信，毛泽东在信的抬头从来不使用旧式呼谓，一律称同志。敬语大都是“此致”、“敬礼”。毛泽东给党外人士写信，在那个时代，抬头一般沿用旧式尊称，大多数写对方的字，加上先生或者职务，结尾加上旧式敬语，如，给黄炎培和陈叔通写信，称“黄任老”、“陈叔老”，给蔡元培写信，称：“孑民先生左右”，给王以哲写信，称“鼎方军长勋鉴”，给高桂滋写信，称“培五师长阁下”，给宋哲元写信，称“明轩主席先生勋鉴”，给柳亚子写信，抬头用“亚子先生”等。信的结尾，常常使用当年文化人常用的问候语，如“敬颂”、“勋祺”、“兴居佳胜！”“大安！”“即颂”、“日绥”，以及谦恭的落款：毛泽东拜启。

给自己的亲属写信，毛泽东也注意到辈份和关系。给自己同辈人毛宇居写信，抬头称“宇居兄”，结尾写“顺问”、“康吉”。给自己儿子写信，则直接称名。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给儿媳刘思齐写信抬头称“亲爱的思齐儿”，结尾使用“祝好！”毛泽东这样写，更适宜于当时写信人与受信人的关系，更适宜于受信者的身份。

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笔法写信，是毛泽东写作书信的重要特点，表现了他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务实的作风。

质朴无华

常言道：文如其人。毛泽东本人十分质朴，写信也质朴无华。他无论给什么人写信，都保持这种风格。这是对我国数千年来优良文风的继承，更是伟大政治家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和个性品格在“为文”中的体现。毛泽东1949年1月20日给陈嘉庚发去一封信，邀请他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信中说：“陈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盛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这封信，没有任何华丽词汇，直接明白地说事，质朴的文字中显现出诚恳。陈嘉庚接电后，异常兴奋，当即复电：“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昌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

毛泽东写给何香凝的信

1937年6月毛泽东致何香凝的一封信也体现出了他的质朴。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十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象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这封信不长，却像是当面和何香凝诚恳地说话。毛泽东在信中，无以回赠便秉笔直言。特别是“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这句，写得非常实在，既表达了对何的感谢之情和对何的赞誉，又没有任何奉承之词，用语质朴，恰如其分，亲切自然，大方得体，如清水芙蓉，坦然率直，质朴无华。

儒雅得体

毛泽东有深厚的古文功底，他的书信中，经常自然展现出这一点，使他的书信中有一种儒雅之风。

毛泽东针对特定的对象，时常使用文言文写信。他对文言文的应用，得心应手，非常自然。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傅作义的信中有这样的文字：“涿州之战，久耳英名，况处比邻，实深驰系……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毛泽东这封信，文白相间却词真意切，每句话都十分精当，且飘动着一种儒雅之风。我们再看毛泽东1949年9月30日写给他当年老师符定一的信：

宇澄先生夫子道席：

既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

敬颂教安。

不具。

受业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

这封通篇文言的信，表现了毛泽东对他老师的尊敬之情，也体现了毛泽东的儒雅之风。

博大情怀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胸是博大的。他博大胸襟中，包含着对同志的真情，对子女的挚爱，情真意切。

在毛泽东留下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他关爱同志而写的信。1961年8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就展现出他对同志的关心爱护。他在信中写道：“八月十七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闲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在这封信里，毛泽东引用曹操的诗句，劝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好好养病，情真意切。同时也可看出，他对于陈云等人的病情是有详细了解的。毛泽东1965年写给邓颖超的信，则以生动诙谐语言表现出对邓颖超的尊敬，以及二人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信的全文是：

邓大姐：

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写给邓颖超的信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缘由是，1965年夏，邓颖超在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问毛泽东是否有新的诗词，并说：“很久没有读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毛泽东把邓颖超的话记在心里，于是有了这封信。毛泽东的信，抬头即不一般。从称谓上讲，毛泽东在书信中，对于党内的人，最多的是称同志，尤其是在建国后的党内通信中，几乎都是称呼同志。而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却直呼年纪比自己小的邓颖超“邓大姐”，这让我们读来既感到庄重、亲切，又能体会到邓颖超在党内的威望。毛泽东在信的开头即以幽默的语言写道：“你压迫我写诗”。从这一句中即可看出，毛泽东在与邓颖超相处中，是经常开玩笑的，他与周恩来、邓颖超的关系非常和谐。毛泽东在信中还诙谐地说“没有办法，只能从命”，从毛泽东对邓大姐“唯命是从”的潇洒幽默语气中，也能感受到毛泽东对邓颖超的尊重和无间的友情关系。这封信虽然不足60字，却让人感到毛泽东对于同志的友爱情怀，他的谦虚、亲和的人格魅力。

毛泽东给自己儿子写的信则表现出他对于子女的真情关爱。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写给他两个儿子的信，是他的伟人博大情怀的典型，“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从毛泽东这封信中可以看到，他博大的胸怀中亦装着丰富的儿女亲情。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儿子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但更重要的是告诫儿子两件事：一是趁年轻，多学习自然科学，少谈论政治。二是如何辩证地看待别人对自己的抬举和恭维。信中还对于这两个告诫作了详细、辩证的解说。这封信，至情与至理交织在一起，今天的读者仍然能从信中感受到毛泽东体现在子女身上的伟人情怀。

书无不尽

毛泽东一贯倡导，同志之间，朋友之间，要坦诚相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直抒胸臆，什么话都可以直说。即使面对的是统战对象、尊敬的师长讲话，也不能吞吞吐吐，绕来弯去，让人不明就里，不知你要表达什么。毛泽东本人在与同志、朋友、同道者相处中，就是坦诚相见，知无不言。他写信，也同他与人相处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毛泽东1921年1月28日写给彭璜的信，也是一封典型的“尽言”之作。毛泽东在信中肯定和赞扬彭璜“志高，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少见”之后，率直地指出彭的十个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快，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已。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弟常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接着，毛泽东又在信中坦诚地自我剖析道：“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接着，毛泽东在信中深入地与彭探讨了修身救世之道，并且直言：“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这封信下笔言词之直，可谓直率诚挚，知无不言，书无不尽。为朋友间书信中罕见。任何人读了此信，都会心里发热。彭璜当时是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又是毛泽东的挚友和同志，毛泽东这样毫无顾忌地提批评意见，就不怕伤了彭璜的感情、毁了友谊吗？然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此后彭璜与毛泽东仍一如既往共同为湖南人民的革命事业献计出力。

1938年，作家萧军初到延安看到许多坏的现象，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于8月2日复萧军信中写道：“两次来信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身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坦率地承认延安存在的这些坏现象“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也诚恳地对萧军提出规劝：“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注意“省察自己的弱点”，这样“方有出路，方能安身立命”，毛泽东的坦诚，使萧军十分感动，并且一生都承认毛泽东是直爽的人。

新鲜生动

毛泽东写文章新鲜生动，写信也是如此。他的书信中，有恰当的比喻，有古典今用，有风趣幽默的语言，写的虽是书信，却让人读来觉得有趣味。

在毛泽东的书信中，有许多创新活用的文句，形象化的修辞手法，表现力极强的语言。如“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1936年8月14日致傅作义的信)“十年酣战，随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然鹬蚌相持，渔人伺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1936年9月8日致朱绍良的信) “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1936年12月5日致冯玉祥的信)“你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1937年1月30日致徐特立的信)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的信）“求喘息谓为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1949年2月2日致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人的信) “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太冷否？”(1949年5月21日致柳亚子的信) “我又讲了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1958年10月25日致周世钊的信)

毛泽东的这些写在书信里的生动活泼的语言，无疑增加了毛泽东书信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通信方式的多样、便捷，人们手写信件比过去少得多了。但是，毛泽东书信中所体现的好品格、好文风，因其对今人具有多方面、长久的滋养价值而永远值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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