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当代艺术的四种选择

　　当代中国的艺术就好比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面临四种选择。在它身后，是艺术自身，它可以退回到自身，“为艺术而艺术”；另外，艺术也可以同外部世界发生这样那样的关联，这就是其他三种选择：国家、市场、社会。

　　从实质内容上说，国家是由官僚集团组成、自上而下进行治理的政权机构和体制；市场是围绕利润原则形成并展开的交换关系；社会则由最广大的各阶层人群组成。国家和市场都从社会中派生，又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不同程度的异化。在中国，1949年以后，在“人民政府”体制下，国家曾经与社会高度统一，并全面抑制市场。在毛泽东时代的准战争体制下，国家直接掌握并调动一切资源，也包括艺术，为国家的战略目标服务。“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在中国同时抗击美、苏两霸的时代，社会组织高度军事化了——而军队正是国家机器最坚硬的内核。那个时代，由国家掌管的艺术曾经创作出一批经典之作，也包括表演艺术作品，例如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现代革命京剧，等等。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有意识地培育市场，在孵化出了一个资产阶级之后，国家与社会也彼此脱离，渐行渐远。由于文革失败，革命理念被现代化理念所替换。在中国，现代化为艺术提供了三个方向的空间，第一是启蒙主义，即倡导适应于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这在中国精英知识界看来就是英美模式；第二是现代主义，各种西方前卫艺术的仿制品；第三是消费文化，由资本逻辑支配的大众文化产业。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启蒙主义受到国家和市场的双重挤压，迅速边缘化；前卫艺术、消费文化和由国家支配的主旋律作品成为当代艺术的主流。自80年代以来，一方面，由于革命理念瓦解，许多艺术家反抗原国家体制对艺术的统辖，热衷于纯艺术概念，同时也连带地放弃了与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价值，例如党、国家、民族、人民以及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市场体制的建立，资本逻辑逐渐支配了很大一部分艺术生产。这两种艺术，都不可能有什么主动、正面的社会关怀。与此同时，另一部分由国家主导的主旋律艺术被纳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框架，它们与社会之间，最多也只是一种间接或扭曲的关联。

　　因此，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格局中，我们很少能看到有深刻社会关怀的主题。社会、人民、民族、国家、阶级、革命等多少有些沉重的主题，已经被许多艺术家作为一种多余的负担丢弃掉了。而与此同时，自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态，或者广大人群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出现了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和困境。在这方面，中国当代的艺术家基本上交了白卷，我们很少能看到中国艺术家有什么值得认真对待的关于上述主题的探索和思考。总体上，他们已经丧失了处理严肃话题的思想视野和能力。艺术在他们手中，越来越接近一种简单的娱乐和杂耍。真正包含社会价值的当代艺术，我们只能期待在这个艺术家群体之外，或它的边缘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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