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捷：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概观（下）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概观（下）
张 捷
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衰
根据某些俄罗斯论者的说法，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这个时期可称为形成时期。公认的代表作品为上面提到过的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和韦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的《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普希金之家》写于1964年到1971年之间，全书1978年在西方出版，1987年“回归”。这部作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的一位青年研究人员为主要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其中写了他的家庭、爱情和工作；二是插入了两篇故事、一篇文学论文和一篇随笔；三是作者给小说写的注释。把这些体裁不同、文体不一的材料编在一起，使这部作品显得内容庞杂、结构散乱，具有一般后现代主义文学常有的拼凑性和多文体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作者与人物之间的明显界限。《普希金之家》对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一系列主题、人物、情节和场景进行了重现和戏仿，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常用的手法。小说中还包含情节故事的不同处理方法和变体，这使得叙事具有不确定性。至于说到典故的使用，那就更为常见。由于这部作品具有上述特点，人们将其视为较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小说。韦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的《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写成于1969年，1972年在巴黎出版，八十年代末“回归”。主人公嗜酒成癖，故事由他用第一人称叙述。他从莫斯科乘火车去彼图什基，在车上一面不断喝酒，一面回忆往事和发表议论，内心独白在叙事中占有很大比重。由于叙述者是一个酒鬼，他的意识迷离恍惚，飘忽不定，讲话东拉西扯，断断续续，因此叙事类似酒后胡话，这符合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通常所用的叙事混乱无序、跳动性大的写法，不过其中也包含着某些警句以及过去的规范和格言的戏仿。这部作品被某些人称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品”。在诗歌领域，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以普里戈夫、鲁宾施坦等人为代表的概念派。
第二个时期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这个时期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形成为一个流派的时期。其标志是在创作中运用后现代主义方法的人有所增加，出现了一批具有后现代主义特点的新作。在这些新人当中比较活跃的有叶夫盖尼•波波夫、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索罗金、皮耶楚赫、塔季亚娜•托尔斯泰娅、纳尔比科娃等人。已成为后现代主义的“老作家”的比托夫参加了文集《大都会》（1979）的编辑工作，并在其中发表了一组短篇。另一位“老作家”韦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则推出了《瓦西里•罗扎诺夫》（1978），其中把现实的和非现实的东西搅和在一起，既写了阅读罗扎诺夫的作品的感想，又写了同这位早已作古的作家的“会见”。与他同姓的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在《大都会》里发表了《健壮的菲尼娅》、《稍稍降低的世纪性欲高潮》等短篇后，接着又推出了另一组短篇，其中《给母亲的信》和《小鹦鹉》（均1988）分别叙述现实生活的病态和揭露了专政机关的残暴，在叙事中运用了各个不同时期的用语；《安娜的身体，或俄罗斯先锋派的结束》（1988）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不同体裁和文体的界限，使得既可以把中篇小说看作一般的恋爱故事，也可以看作描写文人学士与当局的关系的讽喻作品和关于先锋派结束的寓言故事；《长着一双漂亮眼睛的白阉猫》（1990）则是对时下轻松读物的戏仿。他的长篇小说《俄罗斯美女》（1990）写女主人公与一位著名作家之间的事以及她在作家去世后的各种操心事，写她的噩梦、幻觉和反常行为，小说中有露骨的色情描写。叶夫盖尼•波波夫除一系列短篇小说外，还发表了长篇小说《爱国者的心灵，或给费尔菲奇金的各种书信》（1988），其主人公是一个文学青年，此人给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费尔菲奇金写信，其中逐日记录了他的回忆和见闻，这些记载跳跃性很大，无逻辑联系，整个作品像是回忆录、日记、随笔等等拼凑而成的。他的《生活的美好》（1990）运用的是“多文体手法”，其中每一章的头尾都是故事，而中间则是这一章所描写的那一年的报刊的摘录。托尔斯泰娅的《雾中夜游人》（1988）、《利姆波波》（1991）和《情节》（1991），皮耶楚赫的短篇《彩票》（1987）和中篇《新的莫斯科哲学》（1989）、纳尔比科娃的《白天和夜晚的星光的平衡》（1988）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在诗歌创作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也在一些年轻诗人（例如亚历山大•叶廖缅科、伊万•日丹诺夫、帕尔希科夫等）的“试验性诗歌”中表现出来。应该指出，上述作家在一段时间内得不到文学界的承认，他们的作品很难在苏联国内公开发表。这种状况到“改革”中后期才有所改变。由于有的人曾处于地下和半地下状态，他们的作品被归入“地下文学”；同时由于这里作品有别于当时占主流的文学，因而也曾被纳入到“另类文学”之中。就这样，当时这种文学现象没有正式命名为后现代主义文学。
第三个时期从八十年代末两个世纪之交，这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合法化”和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它不仅“正了名”，而且得到文学界一部分人的认可，曾在一段时间内在整个文学创作占有一定的份额和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它的创作队伍有所扩大，除了那些从“地下”走到“地上”和不再视为“另类”的作家外，还增加了不少从事写作不久的新人，其中比较活跃的有佩列文、加尔科夫斯基、沙罗夫、祖耶夫、拉多夫、亚尔凯维奇等人。在所有后现代主义作家当中创作上比较多产和影响最大的是被人们戏称为“后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的索罗金。
索罗金，1955年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进行创作，写了不少作品，但这些作品一直未能发表，只在朋友的小圈子里传阅。到1990年《电影艺术》杂志才发表了剧本《饺子》，这大概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在苏联国内发表。接着他的那部1985年在巴黎发表的中篇小说《排队》于1992年“回归”。这部小说全由排长队买东西的人断断续续的对话和队伍里发出的各种声音组成，没有一句作者的话，也没有说明排队买什么。他的另一部作品《四个人的心》（1992年曾以手稿形式参加布克奖评选，1993年发表）写四个人（一个孩子、一位老人、一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又像是自杀，又不像自杀的行为，他们四个人的心经过加工制作后，分别显示出这样的数字：6，2，5，5。整个情节荒诞不经。短篇小说《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1993）开头正经八百地写师生之间关于大自然的美、关于天上的星星、关于未来等的高雅的谈话，同时写学生对老师的谆谆教导的感激之情。到小说末尾笔调突然一变，描写学生窥视老师解手，抓起他的大便就吃。吃屎也成为长篇小说《定额》（写于1976年到1984年，1994年发表）的主题，这部作品由八个部分组成，其中的第一部分是一组写“定额”这个题目的短小故事和速写，而所谓的“定额”（“норма”）指的是苏维埃时代每个公民每天必须吃的一截屎，小说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其余的七个部分是：语言练习，列举一千五百个与形容词“нормальный”搭配而成的词组；两部作品的片段，一部是仿照布宁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写成的小说，另一部是写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疫病》；一年十二个月每月一诗；书信；又是语言练习，这次要求写出带“норма”一词的固定词组；公诉人在审判法国画家杜尚的一个崇拜者时的讲话和被告创作的样品——四十篇故事；最后部分是一个编辑部的碰头会的描写。内容真可谓五花八门，的确符合后现代主义的“норма”（这个俄语词还有“标准”、“规范”的意思）。在《达豪一月》（1994）中，作者让斯大林和阿赫马托娃的纪念碑并排立在车站广场上，让德国冲锋队长高谈阔论，发表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意见，同时作者还对某些文学作品进行戏仿，例如把西蒙诺夫的著名诗篇《等着我吧》（“Жди меня”）改为“吃了我吧”（“Жри меня”）。长篇小说《罗曼》（1994）写一个年轻人为了到大自然的怀抱中从事绘画，便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迁居乡下，开始过田园生活，并与一个当地的姑娘相爱。从笔调来看，有些像对屠格涅夫的作品的模仿。但是小说却以血淋淋的场面结束：主人公在举行婚礼的那天夜里杀死新娘和参加婚礼的人。作者用了整整五十页的篇幅写主人公如何用斧子砍死他们。《玛琳娜的第三十次恋爱》（1995）写女主人公幼年被父亲奸污后的放荡生活以及她的思想演变。此外，索罗金还发表剧本《土窑洞》（1995），其中写五个战士（四个俄罗斯人和一个犹太人）在战斗间隙在土窑洞里休息的情况。他们谈一会儿话，读一会儿报，直到炸弹炸中了窑洞，使其变成一个大弹坑为止。他们东拉西扯，什么都说，其内容与正在进行的战争毫无关系，有一个人甚至介绍用粪便制作饭菜的方法。
这里要专门讲一下索罗金于1999年出版的一部名叫《蓝脂油》的小说。小说讲的是2068年的事，一批西伯利亚科学家克隆出了俄罗斯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拉东诺夫、纳博科夫等人，以便借助这些克隆人提炼出一种名叫“蓝脂油”的物质，把这种物质制成针剂注射到人体，可以使人长生不老。不料，“蓝脂油”提炼出来后，被脱离现代文明跑到西伯利亚种地的移民盗走。于是时间发生了倒流，他们于1954年把这物质送给了斯大林。这时斯大林和希特勒结成联盟统治着世界，他们是在用原子弹打败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后取得统治地位的。小说中的斯大林是一个黑头发的美男子，与赫鲁晓夫伯爵是同性恋者，而赫鲁晓夫还是一个吃人肉的人，喜欢吃漂亮少年的鲜肉。小说里描写了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以及希特勒与斯大林的女儿的性行为。此外，小说中还有著名女诗人阿赫马托娃出场，作者把她写成一个趴倒在斯大林面前的疯疯癫癫、邋里邋遢的老太婆。这部小说出版后曾引起一场风波，一个名叫“同行者”的青年组织的成员撕毁了他的书，烧了他的人像，并把他告上法庭，说他在《蓝脂油》里诲淫，败坏社会道德风尚。在这之后索罗金又出版了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宴会》（2001）。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索罗金是深得后现代主义三昧的。他不受任何道德规范和艺术准则的约束，任凭自己的想象力自由驰骋，完全打破作品的整体性和叙事的连贯性，广泛使用多文体手法，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什么都有的大拼盘。他的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低俗。这一方面表现为作品内容肮脏。批评家邦达连科针对他的作品几次三番地描述粪便和吃屎，将其称为“粪便文学”（“фекаль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索罗金也随着获得了“嗜粪”（“копрофилия”）的名声。他本人不否认这一点。在接受一份西班牙报纸的记者采访时承认自己品尝过粪便。[46]另一方面，表现在他惯于进行低级下流和反常的色情描写，这些东西就连前持不同政见者、侨居法国的女诗人戈尔巴涅夫斯卡娅也觉得读不下去，说这不是一般的诲淫文学，而是“淫秽文学”（“скатология”）。[47]由此可见，索罗金以诲淫和败坏道德风尚的罪名被起诉，并不是偶然的。索罗金曾声称自己“只受文本的吸引”，说他的作品“只是在写纸上的字母”，似乎是不关心思想道德和政治的，实际上他的思想政治倾向十分鲜明。作家肯热耶夫就指出，索罗金的小说引人注目之处首先在于其“反苏维埃的激情”。[48]与别的作家稍有不同的是，他的这种激情是通过低俗的语言和其他手段表达出来的。他把吃屎写成苏维埃时代社会生活的准则和象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玛琳娜的第三十次恋爱》中描写了女主人公与工厂领导人做爱的场面，说这是在苏联国歌声中进行的，她第一次出现了性欲高潮，并且从此思想有所转变等等。索罗金的作品对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其他作家那里也可以或多或少得看到这位“经典作家”的特点。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元老”比托夫在苏联解体后在整理出版大量旧作的同时，发表了一些新作。他的《对待猴子》（1993）与七十年代写的《鸟儿》和《风景中的人》组成三部曲。此外，他还写了《从德国来的文本》（1994）、《日本的实际情况，或离开苏联出国旅行》（1998）、《永恒的二重化》（1999）、《地下室手记》（1999）等小说和两个剧本。他的这些新作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叶夫盖尼•波波夫的《前夜之前夜》（1993）的副标题为《一部小说的人物写的小说的人物的恋爱》，它是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的改写。作者基本上采用了《前夜》的结构和情节安排，不过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改在德国慕尼黑，时间改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到苏联解体，人物改为侨居国外的俄罗斯人，其中大多是持不同政见者。小说中的安德龙•英沙纳霍罗夫和鲁西娅•尼古拉耶夫娜这两个人物显然是由屠格涅夫小说中的英沙罗夫和叶莲娜改写而成的。人们普遍认为这部小说是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改写手法比较成功的作品之一。
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在苏联解体后写了短篇小说《与白痴一起生活》，其中叙述的是一个荒唐的故事。一个男子领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名叫沃瓦（是列宁的名字弗拉基米尔的爱称），是一个白痴，他的面貌和手势完全和列宁一样，言语不清，只会发一连串含糊不清的声音。这个孩子给收养他的男子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麻烦，破坏了它的正常生活。作者这样写，意在讽喻列宁给俄罗斯造成了同样的后果。1996年叶罗菲耶夫出版了长篇小说《最后审判》。据作者说，这部小说是他用隐喻的方式对即将过去的世纪的概述。他把这个世纪称为ВП（为“Век пизды”的缩写，意为“屄世纪”），通过对具有仇恨人类的特点的主人公与他的朋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叙述展示这个时代的特点。小说中关于性和残暴行为的描写占有很大比重，作者甚至写了主人公奸尸和他的朋友杀死他后用斧子将其分尸的场面。小说叙事时用了大量粗野低俗下流的词语。从叶罗菲耶夫过去的一些作品以及这两部小说可以看出，他在创作上也像索罗金一样，同样表现出低俗和具有“反苏维埃激情”的特点。
在这之后叶罗菲耶夫先后出版了旅行记《生活的五条河》（1998）和两本随笔集（《在老大难问题的迷宫里》，1996；《男人们》，1997），编选出版了文集《俄罗斯的恶之花》（1997）。值得注意的是，他于2004年推出了新作《好的斯大林》。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作者本人的家庭里父与子的矛盾。他的父亲当年给斯大林当过翻译，后来成为高级外交官。他在写父亲的活动时自然要涉及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政界的许多高层人士。小说写了斯大林的好坏两个方面，把自己的父亲称为“好的斯大林”并将其作为书名。同时他在叙事时所用的笔调和语言比较严肃。这说明在这部小说里叶罗菲耶夫创作中一直存在的上述两个特点有所淡化。
塔季亚娜•托尔斯泰娅从1990年起在美国高校任教，九十年代她发表的新作数量不多。2000年出版了1986年就动笔的《克西》一书，这部小说出版后受到了批评界的重视，并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它写的是一次大爆炸后在莫斯科的废墟上出现的一个小镇的生活。这个小镇的居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变了种，他们以老鼠作为主要食物。在树林里有一个叫“克西”（“кысь”）的像猫一样的怪兽（小说的名称由此而来），它躲在树上，有人经过时就扑上来，用爪子抓破人的血管，人就会失去全部理智。小说主人公韦涅季克特是一个勤快而又求知欲强的青年，在工作之余喜欢读书，想弄清发生爆炸的原因。后来他同所谓的“主要清洁工”（小说里这样称呼惩罚机关的头头）的女儿结了婚，当上了“清洁工”，开始协助岳父干迫害居民的事。最后“主要清洁工”发动了一场“革命”，推翻了原来的统治者，夺了他的权，同时加强对居民的控制和迫害。小说以“火种保存者”尼基塔•伊万内奇和持不同政见者列夫•利沃维奇被处火刑而结束。这是一部结合了讽刺、模拟、科幻和反面乌托邦等多种成分的小说。有人认为小说所说的爆炸指的是俄罗斯革命，而各种退化现象则是革命造成的后果；也有人认为作者构思的产生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有关。同时这也有可能是对现实的影射。
在新手当中，先说一下加尔科夫斯基。此人生于1962年，所学的专业为哲学。他在1985年到1988年写成了《无尽头的死胡同》一书，到1992年才陆续发表出来。这部作品由九百四十九个注释构成。这些注释长短不一，短的只是格言式的一句话，长的相当于一篇小文章。这些注释所注的正文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地下哲学家”撰写的关于瓦西里•罗扎诺夫的题为《无尽头的死胡同》的报告。正文篇幅不大，而注释的手稿长达一千余页。作者认为正文无独立意义，一直把它撇在一边，只是到了后来，为了解除人们的疑惑，才把它发表在《大陆》杂志1994年第3期（总第81期）上。这部作品一开头就是对正文的注释，接下去注释套注释，有的段落是对注释的注释，甚至是对注释的注释的注释，所有这些注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就内容来说，这部作品涉及面很广，谈到了社会政治、哲学、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书中除了作为作者的alter ego奥季诺科夫和他的父亲外，出现了一系列历史人物，其中包括文学家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契诃夫、纳博科夫等，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别尔嘉也夫、罗扎诺夫，同时还谈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作者旁征博引，摘录了上述历史人物的大量言论，或进行评说，或发表议论，或借题发挥，有的看法显得乖谬和具有挑衅性。作者模拟不同批评家的笔法写了七篇评论附在书的末尾。这七篇书评既有说好话的，也有提出批评和指责的，几乎把所有能说的话都说了。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作者思想自由狂放，立论大胆独特。他敢于冒犯权威，准备与所有的人争论，敢于对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发表不敬的言论，敢于标新立异，向定论和常理提出挑战，有时不免使人觉得他态度放肆，出言不逊。书中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例如关于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的民族性格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这本书包含这样的内容和采取这样的写法，有的批评家对它是否是文学作品提出了疑问，有的批评家虽承认它是文学作品，但是觉得确定它的体裁比较困难。作者本人将其确定为“哲理小说”，也有人把它称为“日记式小说”。《无尽头的死胡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的不同类别和体裁的特点，叙事具有片断性、不连贯性、不确定性，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所要求的注释性的运用达到了极致。大概由于这个原因，有的肯定这部作品的人将其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史诗”。
下面再说一说祖耶夫的《黑盒子》（1992）。这部被称为“剪贴小说”的作品由宣传广告、三段本文、两段对话、一首二部合唱曲、一封信、施托尔茨大夫的秘密、大事记、雅努斯的谜语、测验的问题、通知书、抒情插叙、目录、会话手册、施托尔茨大夫的公理、围绕同一主题的三首诗等拼凑而成，完全可以看作是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多文体性”的标本。沙罗夫的《预演》（1992）可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世界如文本”的公式的具体例证，其中的人物“生活”在《圣经》描述的场景里，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和基督的二次降世。他的《以前和现时》（1993）的主人公是一个记者，有一次他在冰上跌倒后记忆力受到严重损害。小说就写他病态的思维活动，写他脑子里如何出现死去的熟人，闪现出各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者用这种写法对历史事件进行任意的阐述，他歪曲、篡改和编造事实，或者进行戏说，丑化和诋毁历史人物，这样做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居然把斯大林写成法国女作家斯塔尔夫人的儿子。小说结构散乱，叙事断断续续，文字不事修饰。1998年沙罗夫又发表了长篇小说《老女孩》。作者在这部作品里使用了怪诞和寓意的笔法。小说女主人公是一个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她在丈夫被捕并被镇压后，生活开始“逆行”，按照日记的记载，一天天地像过去那样行动。内务部人员认为这是倒退，便加以阻挠。作者又把斯大林牵扯进来，写了女主人公与斯大林的爱情关系。最后女主人公进行了忏悔，得到了神父的宽恕，变成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显然，沙罗夫在这部小说里用比较隐晦的手法写了他对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的看法。这里还要提一下扎洛图哈的《解放印度的长征》（1995）。这部小说在任意歪曲历史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只要看一看小说中关于列宁的描写就可知道此言非虚。小说中写道，1923年一个名叫希什金的人顶替了列宁，斯大林把他勒死了，把他安葬在红场上，而真正的列宁被送到了在这之前被派去解放印度的红军部队里，他在那里牺牲了，但是没有死，转化成为各种动物等等。有的论者指出，扎洛图哈制造这种神话，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亵渎列宁的光辉的名字，而且是为了嘲笑世界革命的思想。
佩列文是年轻作家中比较走红的人物，他在创作上别具一格，有人把他的作品归入“另类文学”，有人则认为他是概念派，有人则说他属于后苏维埃时期的超现实主义者，当然也有人说他是后现代主义者。他与其他的后现代主义作家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1992年他发表了《奥蒙•瑞》，这部中篇小说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小说故事由主人公奥蒙•克里沃马佐夫用第一人称叙述。奥蒙最喜欢古埃及太阳神瑞，当别人叫他“奥蒙”时，他嘴里答应，心里称自己为“瑞”，因而小说取名为《奥蒙•瑞》。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奥蒙从小就想当飞行员，于是考入了以“无脚飞将军”马列西耶夫的名字命名的航空学校。入学后，校方宣布要把学员们培养成“真正的人”，与他一起入学的学员第二天就被截去了下肢，而他由于被飞行指挥看中而免于截肢。于是他被送往克格勃所属的秘密航天学校接受登月飞行训练。可是所谓的登月飞行只是为了宣传苏联航天技术的先进而在地下铁道废弃的线路上所做的一次表演。表演结束后，奥蒙没有听从要他自杀的命令逃到了地面上，开始了新的生活。小说还写了航天学校的两位主管政治工作的副校长，一位叫乌察金，另一位叫布察金，都是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的残疾人。在作者笔下，一切都显得滑稽可笑，英雄主义和英雄人物受到嘲笑，就连苏联的宇航成就也遭到讽刺和否定。一些批评家认为作者在写这部小说时按照后现代主义的常用的写法，利用了已有文化的材料，另一些批评家则认为小说用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索茨艺术的手法。
接着佩列文于1993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昆虫的生活》。它由十多个故事构成。现只介绍其中头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题为《俄罗斯森林》，写两个俄罗斯生意人和他们的一个外国同行。这个外国人到俄罗斯来据说是为了得到俄罗斯商人提供的商品的样品。突然外国商人变成了白蛉子，而俄罗斯商人变成了灰色的蚊子。他们一起飞进了一个房间，白蛉子从躺在那里的人身上吸了血后飞走了。原来他们进行交易的是俄罗斯人的血。第二个故事题为《成年仪式》，写的是屎壳郎的“父与子”的问题。父亲一面对儿子说“你已长大成人了”，一面给了儿子一团粪便，意思是要儿子继承父辈的传统。前一个故事把本国的和外国的商人作为揭露对象，值得注意；后一个故事显然用了与索罗金相似的写法，但是他的嘲讽已不只针对苏维埃时代。同年佩列文还发表了中篇小说《黄箭列车》。其中写的是一列形状像黄箭、不知从何处来和到何处去的奇怪的列车，据说它正在朝一座已被破坏的桥梁开去。列车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小说对他们的谈话和不同的表现作了描述。多数乘客似乎安于在车上的生活，没有想到要下车，而主要主人公安德烈与他们不同，他趁列车暂时停下的机会打开车门，跳下了车，以便过“不沿着轨道运行的”真正的生活。显然，佩列文笔下的黄箭列车是现实生活的象征，从他的描述来看，他像小说中的主要主人公一样内心里对这生活是不接受的。
佩列文的下一部小说《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1996）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小说正文前有所谓“佛教完全彻底解脱阵线”的主席写的序言，说明所刊印的是一份二十年代上半期在内蒙古某寺院找到的手稿，原来的题目为《瓦西里•恰巴耶夫》，刊印时改为《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手稿的作者是颓废派诗人普斯托塔，恰巴耶夫看中了此人，把他带到了国内战争的前线。他在一次战斗中头部受伤导致精神失常，被送到了精神病院。这份手稿就是他在精神失常后写的。它共分十章，单数章节讲1918年与恰巴耶夫在一起的情况，双数章节则讲精神病院的生活，时间转移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小说把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恰巴耶夫写成一个笃信佛教的宗教神秘主义者，连篇累牍地写他的议论和思考，宣扬了人生无常、万事皆空的思想观点，同时也写了他与富尔曼诺夫的不和。小说中还提到国内战争时期的另一位英雄科托夫斯基，说他离开了战场，到巴黎做了寓公。讲精神病院的生活的部分写了包括普斯托塔在内的四个病人的幻觉、胡话、妄想和噩梦。最后两条叙事线索相交了：被允许出院后的普斯托塔在俱乐部朗读了古代蒙古的神话来到外面时，发现那里停着恰巴耶夫的装甲车，他坐上车，不久就到了他心爱的内蒙古。小说的故事叙述者由于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对他来说，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已不存在，他可以自由来往于国内战争和今天之间，这就使得他叙述的故事变得荒诞不经。应该指出，选择神经失常者、精神病患者或记忆力受到损害者作为主要主人公或故事叙述者，似乎成为某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喜用的手法，采用这种手法，便于任意歪曲和编造历史，把历史人物写得面目全非，而且在叙事方面也可以东拉西扯，把不同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搅和在一起，使之变得杂乱无章。这样做正好符合后现代主义的要求。
1999年佩列文推出了新作《“百事”一代》。所谓“‘百事’一代”指的是五六十年代出生、喝着百事可乐长大的一代人。主人公塔塔尔斯基的经历与作者有相似之处，他学的是技术，后来开始写诗，上了文学院。不过他在苏联解体后不再写诗，经文学院的同学的介绍进了广告部门，当上了广告文字撰写人。小说用较多篇幅叙述各种商品的广告词的撰写过程，而广告为之宣传的商品大多是外国的产品，同时还讲了各种虚假广告是如何炮制和出笼的。另一方面小说描述了广告业内部的倾轧和相互残杀，车臣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矛盾以及黑社会势力中各个派别的争斗。这部小说写的是苏联解体后的现实生活，其中揭露了现实生活中一个领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抽象的哲理性议论少了，人物写得比较具体，叙事开始有一定的条理，形成一定的故事情节。所有这些说明佩列文的创作中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在俄罗斯文学界还有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就整个创作的倾向来说，一般不归入后现代主义作家之列，而他们的某些作品却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点。首先要讲一下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洛舍维奇的小箱子》。小说主人公利扎文在研究上世纪二十年代故乡的文学时发现作家米洛舍维奇留下的一个小箱子，其中保存着许多糖纸，糖纸上有各种各样的记载。他对糖纸上的这些断断续续、有时只是只言片语、内容五花八门的记载作了分析研究，同时进一步查阅了各种有关的历史资料和回忆录，终于完全弄清了米洛舍维奇的全部经历，画出了他的“命运线”。有的批评家把这种写法称为“糖纸体裁”（“фантичный жанр”），其特点是叙事具有片断性和不连贯性。大概主要由于这一点，它被归入后现代主义作品中。科罗廖夫的《果戈理的头颅》（1992）的情节具有怪诞色彩，其中的主要线索是：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果戈理的头盖骨被魔鬼和主管墓地的政委诺索夫从墓中取出后被抛向空中，到各地飞行。首先魔鬼将其抛向莫斯科的夜空，它不断朝前飞，飞到了法国巴黎的巴士底狱，这正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诺索夫和魔鬼也到了那里。小说叙述了法国大革命的情况，叙事中不同时代的界线被抹掉，虚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同时登场。接着魔鬼又把头盖骨抛向空中，它追上了1945年的一列从柏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这时斯大林正在车上。于是小说用很大篇幅写斯大林，写他签署处决“人民的敌人”的命令，写他与周围的人的谈话和他的自白。在谈话中斯大林承认自己杀了许多人，但是他这样认为，既然他可以为所欲为，这说明上帝没有尽到阻止他这样做的义务。小说结尾回到1991年夏天，以历史人物蜡像的描述结束。整个故事荒诞无稽。批评家斯捷潘尼扬认为从形式的特点来看，这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品”。[49]斯拉波夫斯基的中篇小说《第一次基督二次降世》（1993）消解了现实世界与文本之间的界限，它的主人公读了《圣经》后，想象自己就是施洗者约翰，并且发现了二次降世的基督；他的另一部中篇《一个吉他琴手之死》（1996）写了关于吉他琴手的死因的多种说法，这就使叙事具有不确定性。希什金的《攻克伊兹梅尔》（1999）的叙事方式比较特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故事发生的时间模糊不清，叙事有时从这个时期跳到另一个时期，地点也不断地变换。小说有三四个主要人物，写不同人物的片断常常不互相连接，有时弄不清说的是哪个时代和哪个人物的事。从小说中大致可以看出，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二次大战后和现在这几个时期。开头写十九世纪俄国司法改革后法庭审判的场面，接着写法官和检察官到外省去作巡回审判，对几个被告以及其他人物的不同的生活遭遇和生活态度作了描述。后来故事的叙述者“我”被安上了作者自己的姓名，小说的尾声写了他与妻子的对话和儿子遭到的不幸。作者在小说中所描绘的俄罗斯百余年来的社会生活画面是阴暗的，他笔下的大多数人物都把自己的祖国看作一个专制独裁、野蛮落后、盗窃和酗酒成风、不讲人道的国家。小说题目中的伊兹梅尔是多瑙河口的一个要塞，攻占伊兹梅尔一直被看作俄罗斯赫赫战功的象征。而小说中的伊兹梅尔则是孩子的一种玩具，所谓“攻克伊兹梅尔”指的是用干酪引诱老鼠爬上玩具要塞的游戏，作者这样写，不无讽刺的意味。最近十余年来诸如此类的作品占有一定的数量。
在诗歌创作方面，概念派诗人普里戈夫、鲁宾施坦、基比罗夫以及伊万•日丹诺夫、叶莲娜•施瓦尔茨、亚历山大•叶廖缅科、帕尔希科夫、甘德列夫斯基等人都不断有新作发表。他们出版的一些诗集获得了文学大奖，例如甘德列夫斯基的《节日》（1995）和基比罗夫的《诗译》（1997）先后获得反布克奖，伊万•日丹诺夫的《禁区的摄影机器人》（1997）获得了格里戈里耶夫奖。具体情况就不细说了。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作为从西方引进的一种文学品种，一方面，它保存着原有的特点，另一方面它被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壤后，由于这里的社会生活基础和文学传统有所不同，它就不能不发生某种变异，有时这种变异甚至是不以作家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发生的。斯捷潘尼扬早就指出这一点，他说：“我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作者们力图摆脱、离开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称之为‘元叙事’（即某种加在‘纯’叙事之上的思想‘负荷’和‘添建物’）的东西，走向‘纯’语言游戏，消除任何道德的和审美的等级体系，但是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在这种做法过于明显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作品必然是对西方样品的模仿；要是他们不强迫自己那样做，那么这时，简单地说，社会问题就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进入他们的文本。”[50]这里斯捷潘尼扬讲的是相当多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品没有成为单纯的语言游戏的问题。应该说，在俄罗斯，单纯模仿西方样品的作品是有的，但是数量不多，而且一般说来，没有多大价值。很多作品都没有完全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要求来写，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它的理论和原则有所偏离，都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直接间接地反映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从上面介绍的情况来看，有些作品甚至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这大概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有别于西方的原创的一个特点。
其次，多数作品的作者一方面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诗学原则，力求使叙事符合后现代主义提倡的无序、无中心、无完整结构、无连贯情节的要求，但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时仍然不知不觉地按传统诗学的要求构建自己的作品，仔细读这些作品，仍然可以理出一定的情节线索和发现比较完整的人物形象。最突出的例子是加尔科夫斯基的《无尽头的死胡同》。上面说过，它在贯彻后现代主义的注释性原则时达到了极致。但是从中仍可以看到另一个方面。批评家斯拉韦茨基曾经指出：“加尔科夫斯基的这本书尽管也展示了意识的零碎性、不集中性和分散性，但是令人注意的是它虽使叙事无限地分枝，但仍试图在各种不同的‘注释’之间建立有条理的联系，可以看到、甚至有意地突出其间的呼应。各种思想在离散过程中以及在不断产生新的‘派生的’变体和分枝的同时，并不相互丢失。有建立一种自由的、同时又是严格结构的意图。”[51]其余的一些初看起来结构松散、叙事断断续续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也表现出这样的特点。
从以上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比较活跃的时期，发表的作品比较多，影响比较大。这可以说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盛时期。在这之后，值得注意的作品日渐减少，到两个世纪之交可以说几乎衰落了。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缺乏明确性，加上有的作品比较复杂，难以确定其归属，因此恰如其分地确定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成果比较困难，在这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那些肯定后现代主义文学并为其作宣传的人，总是把尽可能多的作家和作品归入后现代主义，以说明它声势浩大和创作的“繁荣”。而某些西方学者对他们的做法并不认同。例如加拿大学者施奈德曼在他的《俄罗斯文学：1988～1994》一书中在介绍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时，只列举了三四个人。[52]他这样做大概完全是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的，把那些发生了变异、因而具有俄罗斯特色的作品及其作者排除在外了。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迅速兴衰的原因值得研究。上面说过，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它被移植到社会生活基础与西方不同的俄罗斯，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应该说是意料中事。但是当时的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正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西化成为一种主导的潮流，后现代主义随着这股潮流涌入后受到文学界一部分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欢迎，从而传播开来。那时相当多的人情绪浮躁，处于一种否定现存制度和生活秩序的狂热状态之中，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反传统、反常规、排除规则、蔑视经典、睥睨权威等等思想和原则正好符合他们的需要。他们把这一切接受下来并贯彻到他们的创作之中，写出了一批具有这些特点的作品。这些作品发表后，受到了批评界的重视，某些新闻媒体为其作宣传，一时气氛比较热烈。但是到九十年代后半期，社会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股否定一切的狂热已经过去。像批评家拉蒂宁娜后来所说的那样，在焚毁一切后，“开始觉得需要扒开灰烬看一看，有没有烧掉不必要烧掉的东西”；“愤怒和偏激的时期过去了，进入了平心静气地用历史的观点进行研究的时期”。[53]而在整个社会比较普遍地出现怀旧情绪的情况下，后现代主义的那种否定批判和讽刺苏维埃制度的作品已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而那些蔑视道德准则、宣扬低级庸俗的东西和露骨的色情描写只能引起一般的正派人的反感，甚至使他们感到厌恶和愤怒。而从形式角度来看，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品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与西方的“正宗”作品有所不同，但是无完整结构、无连贯情节、无正常人物、叙事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和杂乱无章的特点仍比较明显，这一切不符合常人的审美习惯，一般读者抱怨看不懂。他们开头还觉得好奇，后来感到愈来愈不能接受，这就使得后现代主义文学失去了“群众基础”。
与此相联系，后现代主义文学由于没有广大的读者群，因而从一开始就在文化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遭到出版界和文化商人的冷落。例如索罗金的《四个人的心》如上所说虽然得到某些批评家的肯定，1992年曾作为手稿参加首届布克奖的评选并且入了围，但是在这之后一直未能正式出版，几经周折，才收入一个文集。又如加尔科夫斯基的《无尽头的死胡同》尽管1997年得了反布克奖，但是仍无出版商愿意出它，后来作者只好自己掏钱印了五百册。像这样的“经典著作”尚且如此，别的作品出版就更不容易了。大概主要由于以上所说的这些原因，后现代主义文学好景不长，很快就露出了败象。
因此到九十年代末，如何适应新的情况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就尖锐地摆在后现代主义作家面前。对他们来说，争取较多的读者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因为解决了这个课题，作品就有了销路，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再不能把创作完全当作自我表现和游戏了，也不能只限于收拾苏维埃制度这只死老虎了，因为这方面已说得够多的了，有些话几乎已成为陈词滥调，再也引不起读者兴趣，甚至会使有怀旧情绪的人产生反感。需要贴近现实，反映一些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同时也需要在艺术形式上作一些改变，既保持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特点，又有较大的可读性，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不少作家开始这样做了。
这里只说一下像索罗金和佩列文这样的领军人物发生的变化。索罗金的长篇小说《冰》（2002）就与他以往的作品有明显的区别。作者说这是他把内容而不是把形式放在第一位的小说。这部小说接触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甚至像邦达连科指出的那样，谴责了红头发副总理的暴行；而在写法上则把幻想小说和惊险小说的笔法结合起来，有人说作者“把后现代主义的玫瑰嫁接到通俗文学的野生小树上”。这样一来，小说就有较强的可读性，首次印刷就达三万册。这部小说出版后，人们就开始谈论出现了一个“新的索罗金”。在这之后，索罗金又出版了《勃罗之路》（2004）和《23000》（2005），它们与《冰》组成三部曲。这两部作品继续采用与《冰》相似的写法。
上面提到过，佩列文的《“百事”一代》已与他以前的作品有所不同。2003年他出版了《ДПП（нн）》（《从无到无的过渡时期的辩证法》）一书。这是一个小说集，其中的主要部分是长篇小说《数字》，它写一个银行家的“业务活动”以及他遭到失败最后离家出走的过程。此人大概受中国的《易经》的影响，迷信数字，遇到任何人都要琢磨一下对方与什么数字有关，然后决定自己的态度，他的这种表现有时达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应该说，作者那样写，客观上反映了俄罗斯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和前途缺乏信心。同时实际上这也说明，这种荒唐可笑的行为是荒诞的社会生活造成的。从小说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现实是不满意的和不接受的。这就比《“百事”一代》更进了一步。这部小说的人物描写更加具体，故事性有所增强，它于2004年获得了一般授予通俗文学作品的民族畅销书奖。接着他又推出了长篇小说的《妖精的圣书》（2004），其中仿照我国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了狐狸精和狼精的故事，通过它折射了当今俄罗斯荒诞的社会生活。批评家彼列亚斯洛夫认为这部小说的出版标志着“新“的佩列文的出现。[54]
应该指出，索罗金和佩列文的创作一出现变化的苗头，出版商就敏锐地感觉到了并迅速地抓住，把他们打造成“品牌作家”，不断推出他们的新作，媒体也为他们作宣传，这使得趋于衰落的后现代主义的创作保持着几分热气。但是这些作品已很难说是本来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了，它们的出现并不能改变后现代主义文学已处于衰落状态的事实。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传入以及它结出的果实使我们想起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传入俄国的历史。比较起来，它对俄罗斯文学产生的影响和取得的创作成果，无疑大大不如当年的现代主义。不过它也留下了一些痕迹，并将在当代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有一个合适的位置。
（《环球视野》）
[45]《十月》1997年第7期第183页。
[46]见《莫斯科新闻》2001年2月27～3月5日。
[47]《莫斯科新闻》2002年8月13～19日。
[48]《旗》1995年第4期第203页。
[49]《旗》1992年第9期，第235页。
[50]《外国文学》1992年第4期第246页。
[51]《文学问题》1991年第11～12期合刊，第42页。
[52]见《文学俄罗斯报》2003年8月22日。
[53]《新世界》2003年第6期，第170页。
[54]《文学报》2005年2月9～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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