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龙猫》与宫崎骏的社会主义情结

作者：鹿野来源：察网 2018-12-25 1156

《龙猫》与宫崎骏的社会主义情结

鹿野

2018年12月14日，有一部已经面世30年的动画电影在中国内地上映了，截止12月18日，上映5天，累计票房已经过亿。这就是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作品《龙猫》。

一部30年前的老电影，在今天重新上映仍然能够取得不俗的成绩，这无疑堪称奇迹。但是笔者发现，这几天来对于这部电影乃至整个宫崎骏创作的解读有很多不准确之处，因此也想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

首先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宫崎骏在电影当中普遍采用象征、隐喻等手法，表述的意象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加上他本人迫于国内“政治正确”的压力，很少承认自己电影的政治含义。因此，的确很容易进行去政治化的解读。

以龙猫为例，这部电影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方便妻子草壁靖子养病，草壁达郎决定带着两个女儿草壁五月和草壁梅搬到草壁靖子所在疗养院附近的乡下。小姐妹俩很快发现看似平凡无奇的乡下有很多神奇的事物，如森林的主人龙猫和笑口常开的猫巴士。一天，妹妹草壁梅和姐姐草壁五月吵了架之后，便独自出走去找自己生病住院的妈妈，途中却迷了路。姐姐在四处寻找无果的情况下，只好求助于龙猫。善良而温和的龙猫唤来猫巴士，载着姐姐找到了迷路的妹妹，乘着龙猫电车，妹妹把亲手摘的玉米送给了妈妈，希望她早日康复。

因此，今天很多人认为，这部电影完全与政治无关，仅仅是在写温馨的田园生活与家庭亲情。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部电影当中特殊的时间设定：

【确凿的隐喻则是宫崎骏在这部电影里唯一一次对真实时间的表露——1960年6月23日。而那天正是日本反《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运动进入高潮的日子，全国有620万人走上街头游行。在这部始终阳光明媚的影像中，那是唯一一个暴雨倾盆的日子，也隐喻了当时紧张的政治环境。

迟到了三十年，但这只《龙猫》终于还是来了_娱乐频道_凤凰网

http://ent.ifeng.com/a/20180912/43100565_0.shtml】

如果要是联系到宫崎骏个人的生平，我们就更会发现这个时间的不平凡。因为宫崎骏本人开始是不大参与政治的，让他真正定型于社会主义和左翼倾向的事件就是在1960年的反安保条约斗争：

【1960年的时候，安保斗争带动了社会风潮，许多学生都参加反对《安保条约》的示威运动。宫崎骏原本抱着保守的心态作为旁观者.但后来看到刊登出受伤师生的照片.他才下定决心加入示威运动，不过当时学生运动已渐渐进入尾声。此时的宫崎骏也在思想上开始倾向社会主义，在苏联解体时，他的思想受到很大冲击，但是对劳动者和革命的肯定立场一直没变，将战后民主主义、反战主义作为自己终生的政治立场。

吕锋编,动画大师宫崎骏,辽宁美术出版社,2016.06,第19页】

因此，宫崎骏特地选定这个日子，很难说是随性为之，恐怕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性的象征。毕竟，无论是80年代末泡沫经济高涨的时代还是今天，大多数日本主流媒体都把60年代视作日本崛起的黄金时代，池田勇人的“十年倍增计划”成为日本历史书写上的叙事主题。《龙猫》的主要内容写表面上突飞猛进的大都市反而让其中的劳动者疾病缠身，倒是回归到“贫穷落后”的乡村田园才能够感受到幸福，这在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对于主流叙事的对抗。

就龙猫的形象本身来看，其恐怖怪诞的外形下却包含着天真善良的本质。虽然一些成年人并不理解，甚至根本看不到其存在，但是没有受到过日本现实社会污染的小孩子却能够从它身上得到切实的帮助。这或许也是对80年代末那股歇斯底里的反共浪潮之下，把社会主义描述成为洪水猛兽或者乌托邦的日本主流媒体的一种对抗吧。

鹿野：《龙猫》与宫崎骏的社会主义情结

二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你这是严重政治化的过度解读，很难说得通。但是如果要是不单纯就事论事，而是把《龙猫》放置于在宫崎骏整个创作的链条当中，那么就更可以清晰的看出笔者推测的合理性。

在《龙猫》之前的80年代中期，宫崎骏创作了两部很有影响力的作品《风之谷》和《天空之城》，这两部作品是非常典型的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歌颂劳动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倾向文艺。它们开创的这种风格也被许多评论家称之为“宫崎骏模式”：

【正如许多评论家和相关人士早已指出的那样，宫崎动画中往往有一种固定的模式。例如，在作画方面，舒缓自如充溢着飞翔感的作画，以及爱好者称之为“(女主人公的)宫崎哭”和“宫崎飞”的作画定式；在人物造型上，可爱且意志坚定的个性鲜明的少女主人公的塑造；舞台设计方面，重视劳动和公有化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存在等，不胜枚举。

（日）津坚信之著,日本动画的力量手塚治虫与宫崎骏的历史纵贯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04,第38页】

至于在《龙猫》之后，宫崎骏在90年代初苏东剧变大背景下创作出来的《红猪》，更是把隐喻变成了近乎明示，强调不管时代潮流怎么转向，自己也将坚守红色理想：

【“二战”后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在反对日美安保同盟的市民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时代，都有相近的思想倾向；但随着时代的重心转向经济发展，“政治的季节”一去不返，很多人自动“转向”，放弃了曾经的理想。宫崎骏曾表示即便身处“转向”时代，自己依然会坚持理想。由此，《红猪》塑造了独自驾驶红色飞机，坚守边缘化立场的猪面人物波鲁克。

如前所述，意为“红色的猪”的“波鲁克·罗素”这一名字，原本来自法西斯党徒对共产主义信仰者的咒骂。以此为影片主人公命名，而且还将他塑造为坚守自我信念与立场的一头特立独行的“酷猪”，宫崎骏是用自喻的方式，表明自己不屈从于世俗与时代潮流的精神取向。“红猪”波鲁克和他的红色爱机，其实就是“红色理想”的隐喻式的动画表现。

秦刚著,捕风者宫崎骏动画电影的深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04,第67页】

因此，在这两者之间创作出的《龙猫》，又把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在反安保运动高潮的1960年，有着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隐喻才是理所当然的，反倒是今天一些人中流行的去政治化的解读才难以说通。当然，中国的引进者不选择宫崎骏社会主义倾向更明显的作品，偏偏选择这部极为隐晦的《龙猫》，本身就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三

今天人们对于宫崎骏动画的艺术特色有着多重的解读，但是其实如果仔细梳理其脉络，就不难发现其基本上还是沿袭的苏联与中国红色动画时代的社会主义风格。宫崎骏曾经在《千与千寻》的巴黎首映式上接受采访时明确指出，自己的创作受到了被很多人视之为苏联红色动画集大成者的名作——《冰雪女王》的影响：

【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片子是俄国的《冰雪女王》。我很敬佩的同时代动画导演有俄罗斯的尤里·诺尔斯金和加拿大的费德利克·贝克，特别是尤里·诺尔斯金——他才是真正配拥有“艺术家”这个头衔的人。

吕锋编,动画大师宫崎骏,辽宁美术出版社,2016.06,第258页】

宫崎骏与手冢治虫在思想观念上都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宫崎骏早年的漫画创作也基本上都是模仿比自己大十多岁的手冢治虫的风格。但是，两人又在动画制作上有着重要的分歧。宫崎骏曾经多次批评手冢治虫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过度强调商业化，在动画制作当中为了降低成本粗制滥造，从而大大降低了作品的质量，第二是过度追求所谓“艺术性”，经常给作品弄成悲剧性的结尾。甚至在手冢治虫逝世的时候，宫崎骏还点名批评了他把《铁臂阿童木》写成悲剧性的结尾的做法：

【当手冢治虫去世时，宫崎骏曾经严厉批判过手冢作品“有意识地描绘世界终结之美”。具体地说，他批评的是电视动画片《铁臂阿童木》最后一集中，阿童木为拯救地球跳向太阳“自杀”的场景。

（日）津坚信之著,日本动画的力量手塚治虫与宫崎骏的历史纵贯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04,第40页】

从这些批评中可以看出，宫崎骏较之手冢治虫更执着于社会主义的创作方针，其批判基本上都是基于社会主义的标准：笔者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早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就指出，文艺作品应该去商品化，像弥尔顿的《失乐园》那样，凭借自身兴趣创作出来的才是文艺杰作，受资本家雇佣的商业化创作则创造不出来好作品。后来苏联与中国也都是把动画片作为一项社会事业，而非赚钱的产业进行办理，不管是《冰雪女王》还是《大闹天宫》，都不存在手冢治虫那种为了降低成本的偷工减料。至于反对悲剧式的结尾主张，以给予一个光明性的结局，更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范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因此被不少人称之为“肯定的现实主义”、“光明的现实主义”、“英雄主义”。

当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崇尚光明，并不是说回避社会的阴暗面，而是强调要战胜困难与黑暗，像苏联最著名的红色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宫崎骏的作品也是采取了同样的路数，让主人公战胜了重重困难与黑暗，最终赢得了美好的结局。比如说，其早年的代表作《风之谷》就让主人公出生在一个几乎毁灭的阴暗社会中，也一度濒临死亡，但是最终还是找出了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崎骏的作品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外溢和余韵。今天宫崎骏的作品时隔30年后仍然能够在中国热映，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文艺风格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早年曾非常崇尚中国动画的宫崎骏，在1984年来华访问之后便对中国非常不满，多次批评中国动画界一些商业化的改革措施：

【从1984年开始，宫崎骏就对中国动画失望了。原来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怀有崇敬之情的宫崎骏，在1984年同高炯勋一行人访华，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高层交谈时发现他们对动画本身并无兴趣，对薪酬的分配却是非常关注。高烟勋回忆道：“宫崎骏对中国的失望无以复加。我在这一点上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是很尊敬的，没想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高层却只关心这个。一旦计件付酬，就再也拍不出中国学派的影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