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镇南：凝聚史识,提高艺术

 凝聚史识,提高艺术

——在闽派批评家论坛上的发言

曾镇南

今年的闽派批评家论坛提出的“史诗中国与新时代文学”这个话题,我理解提出的是“文学怎样艺术地反映生活”的问题,是要大家研究怎样提高我们的作品的艺术性,探讨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的问题。说到文学作品的艺术性问题,很容易想到,这是一个文学内部、文学自身的问题,主要指作家的主观方面的创造力、灵感、热情、想象力、形象的塑绘力等等艺术技巧方面的问题。但其实,根据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历史上的发展情况、发展经验,特别是根据我们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这个艺术提高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技巧的问题,不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生成和满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是要放到“史诗中国”与“新时代文学”的关系中,在较为广阔深远的视野中,在较为崇高严肃的哲学思维、艺术思维的境界里去思考。

“史诗中国”,首先提出的是一个怎样认识当代中国,怎样认识和感受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怎样感知它的灵魂和呼吸,怎样跟踪它的时代的脚印,梦想着它的梦想。这个问题近年来常常萦迴在我的心里。记得我年轻时读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一部长诗《在俄罗斯谁能生活得自由和快乐》,那些描写俄罗斯农民命运的诗行大部分都沉没到忘川里去了,但这个长诗的题目却一直还记得,直到现在也还能想起诗里关于诗人的祖国“又辽阔,又逼仄”，“又丰饶,又贫穷”的慨叹,而由此联想到我对自己的祖国的认识、感受和感知,深深地觉得我对这片土地和人民,对这块生活形态极其多样、发展程度很不均衡的大地了解得太少了。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在我们繁衍生息于斯、忧乐歌哭于斯的社会主义的生活圈,生命共同体中,谁能生活得切实而勤奋，享受着奋斗者的艰辛和快乐?谁却能生活得辛苦而恣雎,贪享着他们的富足,奢靡和骄纵?谁还在为温饱、贫穷而发愁?谁还在为人生的种种失意和命运的拨弄而忧伤?而又是谁,在为社会主义带来的自由,尊严和幸福而歌唱?现实生活形态的确是太散文化了,太碎片化了,但我也确切地知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史诗已经开篇谱写70多年了,这一史诗正朝着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历史的广阔和多样性,民族的有机融合和整体的庄严呈现,诗意的理性范式的铸造等等应有的史诗特性形成的方向不断展开着。“凡为过去,皆成序章”,“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两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西方格言,就其含蕴的历史辩证法的智慧部分而言,已经成为新中国史诗在人民的接续奋斗、践履前行的切切实实的工作中展开新篱,蔚为华章的历史注脚。对这部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息息相关的中国史诗，我们需要从个人的感性印象和集体的有意识的理性掌握这两个方面,去深入地、广阔地感知它 ,体悟它,投入它,和它烧在一起,把我们生命的丝缕,编织到它诗的生命活体中去。

我想现在大家可能和我一样,已经领会到“史诗中国与新时代文学”这个主旨话题,其实提出的就是大家天天都在谈论的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把这个问题放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意识形态论的基础上,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予以中国化的、民族化的解决,这是现在提高我们新时代文学的艺术水平,提高我们的作品的审美层次、艺术质量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首要条件吧。这样去看,也许关于一代文学史诗的创造问题、文学高峰的攀登与造就问题的谈论,就不那么邈远有若河汉之言了。

凝聚史识,是为了提高艺术,指出解决艺术性问题的大致方向。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个艺术性怎样提高的问题,与其说是理论问题,毋宁说是每一个进行文学创作的艺术主体个人特征极强的实践问题。在这问题上,的确如列宁所说，存在着允许文学幻想驰骋的广阔的艺术天地。对艺术性问题的探讨，文艺理论家、文学家们,往往聪明地以从作品的成功内含的诸因素倒逼过来分析、探讨的方法，试图予以具象而确切的说明,这就是历来众多的关于经典作品、永恒史诗、艺术高峰成因的研究和阐述。失败为成功之母,而前人的成功,亦足以为后人之师。

中国从古到今的小说理论中,屡屡有视小说创作为畏途的慨叹,认为小说“成书易,垂世难”。其实,不止小说,文学的其他体裁,也大多如此。成篇易,反响快,长久地留在读者心中难。艺事如此艰辛,但愿意搏命一试者，仍然络绎途中,肩靡踵接,所为者何?无他，盖当代人喜闻当代事,乐观当代书,因书中脉息,与自己息息相关吧。也就是鲁迅说的,读愈近的作品我们更愿意烧到里面去。所以,探讨文艺的艺术性问题,既要研究经典的成因,也要着眼于新作、新苗的养成和浇灌。

那么,较高的艺术性、较永久的经典性的造成,都有些什么因素呢?

首先,艺术生命力的强弱、长短,取次于作品中历史共识的凝聚,时代精神的灌注，彼时彼地现实生活事态事象绘状的深细坚固、现实世情、人心几微表现的丰富和明晰,等等。尤其是对历史的真实的内容的录存。无数的事实证明,每一文学潮流涌起,作品多如过江之鲫,最终能留下来的一定是那些涵纳了真实的历史内容，反映了丰沛的时代精神的作品。鲁迅对“五四”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作品的评价和分析,顾彬对一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甚少留下真实的历史内容而忧其短命的旁观者的一瞥,都是值得我们倾听的,这也就是刘勰所说的“事出于沉思”。优秀的作品一定要有出于沉思的事,经过凝聚的史。

其次,艺术生命力强的优秀作品,不但要反映历史,表现时代,还要善于把这种对历史大势、时代全局的宏观把握,照射到具体作品所创造的各种各样人物的人心中去,也就是说,要深刻地拷问人性,传承人文,直抵灵魂。也就是说,作品要能撄人心,激动一代读者,振起社会情绪。经典作品的生命力,端在于它能触动人的心灵,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削弱。不朽应该是经典的别名。活在一代代读者群的心里,才是真正伟大的文学丰碑。即使是在我们当代文学作品中，也已经有了这样可为范式的个例。

再次,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的物质现实,也是艺术生命力的活的结晶体。文学因有优美而有力的语言而伟大，一个伟大的作品,所写的每一行文字里都有诗。语言是作家思想修养,艺术修养最集中、最敏感的呈现。这也就是刘勰说的“义归于翰藻”。

以上三者,都是通往艺术性提高的坦途,但也是险径。就时代提供的机遇而言,是大道，是通往希望和成功之路；就个人的选择和践履而言,则是需要辛劳繁登,至死靡它，专心致志的选择。很多人视文学创作为畏途，不敢草率为之,不为无故。我们理应永远保持这种敬畏之心,兢兢业业,上下而求索之。

（作者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顾问,《文学评论》原副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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