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也说怎样才能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评奇文《资本红绿灯》

评奇文《资本红绿灯》

赵  磊

作者按：最近读了一篇文章，名曰《资本红绿灯》（载《某报》2021-12-22）。读罢此文，我作了两个字的总结：“奇葩”。写下这两个字，我也就罢了。适逢毛主席诞辰128周年纪念日，我想起了他老人家的一句话：“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主席的这句话令我欲罢不能，于是我写下此文。我为啥说《资本红绿灯》“奇葩”呢？容我品评如下。

一、资本是不是物？

在谈到资本“野蛮生长”的责任归谁时，作者作了一个比喻：

“行车到路口，红灯亮了，但是车子并没有停下来。我们会说，这辆车闯红灯了。这样说对不对呢?当然对，明明就是这辆车闯红灯了嘛。但是，也不对，因为明明车子是由司机操控的，如果离开了司机，再好的汽车也是一堆钢铁而已，只能是一件物体，即使到了智能时代，无人驾驶了，也离不开人的操控，因此，准确地说，应该是司机没有遵守交通规则，闯了红灯。”

作者拿汽车闯红灯来为资本喊冤，意思是资本闯红灯不能责怪资本，责任在于驾驭资本的人——资本家。

汽车闯红灯不能责怪汽车，责任在司机——这个比喻大抵没错（若汽车本身的机械故障则另说）。

但是，把资本等同于汽车，把资本与资本家切割开来，实在是大谬不然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句名言：“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也就是说：在资本这种生产关系中，我们绝不能把资本与资本家割裂开来。

为什么不能把资本与资本家切割开来呢？马克思说：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

“（我们）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只要有资本这种生产关系存在，资本家就绝不可能成为“无欲则刚”的活菩萨，他一定要“惟利是图”，一定有闯红灯的内在冲动。

资本之所以有着闯红灯的内在冲动，其根源就在于“资本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也是对资本本质的科学认识。

为什么“资本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呢？马克思说：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

马克思的这段话也可以这样表达：

“生产资料就是生产资料。只有在一定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

由此可见，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

可是在庸俗经济学家眼里，原始人手里的石器和棍棒天生就是资本。把生产资料等同于资本，把资本等同于物，这就是庸俗经济学的最爱。一言以蔽之，把资本永恒化，这就是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智慧之所在。

庸俗经济学把原始人手里的石器和棍棒定义为资本，也就是罢了。遗憾的是，某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居然也把资本视为永恒范畴，也把资本等同于物。结果，资本与资本家被切割开来，资本与汽车被混为一谈，这样的认识令《某某时报》情何以堪？

同志们想想，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居然还有人公然宣称“资本是物”，这样的“公然”难道不是奇葩么？

二、究竟担心什么？

对于给资本设置红绿灯的必要性，作者说：

“这里讲的是‘红绿灯’，绝不是特指‘红灯’，这里强调要防止的是‘野蛮生长’，而不是要防止‘正常生长’，甚至‘健康生长’。”

众所周知，红绿灯不仅有红灯，当然也包括绿灯。然而，人们讨论问题总是有着特定的针对性，人们的话语中总是有着自己的语境和所指。也就是说，作者强调红绿灯的颜色，一定有着他的“问题导向”。

那么，作者的“问题导向”又是什么呢？

不言而喻，作者的“问题导向”其实是发出了如下警告：资本的红绿灯“绝不是特指红灯”！

如果资本红绿灯“不是特指红灯”，那又是“特指什么灯”呢？

作者的回答显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担心：设置资本红绿灯不能“防止资本的‘正常生长’，甚至‘健康生长’。”

由此可见，作者真正担心的，是资本红绿灯中的“红灯”，会不会妨碍资本的“正常生长”或“健康生长”。

呵呵！作者的担心和由此产生的问题导向，是“实事求是”的吗？

恕我直言，作者的担心和警告，在当下是一个十足的“伪问题”。

只要不带任何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当下资本的问题，恰恰并不是因为红灯阻碍了资本的“正常生长”和“健康生长”，而恰恰是因为缺乏红灯的有效制约，使得资本可以“为所欲为”，“横冲直撞”，甚至“醉驾炸街”！

拿一个当下并不存在的“伪问题”说事，这让我想起了有关共同富裕的讨论：经过某些人一番“莫须有”的指认，共同富裕这个范畴终于从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目标，被证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类似于孙二娘开店剪径的代名词。（参：赵磊《共同富裕不是“莫须有”》）

殊不知，拿“绝不是特指‘红灯’”来敲打资本红绿灯，这样的“敲打”难道不是奇葩么？

三、“吃肉老虎”与“吃素老虎”

在谈到对资本的评价时，作者说：

“这些年来，我们对资本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大的变化是不给它贴标签了，资本本身无是非、无好坏、无褒义贬义，关键是怎么用、谁来用、用在哪。这就像一把菜刀，家庭主妇在厨房用，就是做饭的劳动工具，发挥的是积极作用；杀人凶手在街上砍人，就是杀人凶器，发挥的就是彻底的消极作用。”

作者对资本做出的评判，无疑是建立在“资本是物”的前提下展开的。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受过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学者，会底气十足地用“资本是物”的逻辑来评价资本呢？比如：

“我们所讲的‘资本’，从根本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运作，被合理引导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的‘资本’，而不是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那种具有‘吃人本性’的‘资本’。”（韩庆祥）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范畴和统治范畴，是剥削手段，吸血鬼。今天资本范畴已经走出社会制度禁区被普遍使用。它不过是发达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一般范畴。对资本家的理念也要转变。现代资本家是经营资本的专家，和各行各业一样,是褒称。现在世界的财富，主要是由资本家筹资、投资和组织、经营、管理创造出来的。没有他们，哪能有今天这么多企业和这么多的职工就业？不能再一言以贬之:‘剥削者’。”（胡培兆）

把资本等同于物，其荒谬性我在前面已经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进行了分析，不赘述。

问题是，用“资本是物”的逻辑来评价资本，就如同用“吃肉老虎”与“吃素老虎”的二元逻辑来评价老虎，必然给老虎贴上下面的标签：

马克思时代的老虎是吃肉的老虎，今天的老虎则不再吃肉，而只啃白菜帮子了。

老虎本身无是非、无好坏、无褒义贬义，关键是谁来驾驭它。杀人凶手骑在它的背上，它就是一只看见肉肉就流口水的食肉动物；家庭主妇骑在它的背上，它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白兔，从此不再吃肉，只吃大白菜。

《资本红绿灯》的作者说：“资本本身无好坏”，这样的“价值中立”或值得尊重。但是，以“资本本身无好坏”为由，将资本与资本家割裂开来，这样的做法不仅与唯物史观的逻辑背道而驰，而且仍然混淆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我打一个比方。“资本要追求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这个判断，与“老虎要吃肉”的判断一样，只是在表述一个事实，属于事实判断；至于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是善还是恶、是好还是坏，这与“老虎该不该吃肉”一样，则属于道德判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不能把资本的性质与资本的功能混为一谈。更何况，马克思谈到资本以及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的时候，从来不主张，也并没有用道德评价去代替历史分析。《资本论》的基本逻辑不是道德评价，而是唯物史观的历史评价。

不难看出，用“资本本身无是非、无好坏”的逻辑来评价资本，并非如《资本红绿灯》的作者自诩的那样，从此不再给资本“贴标签了”。即使作者把资本定义成“中性”的东东，其实仍然是在用“道德标签”评价资本家。

对于用“道德标签”来评价资本，我已有专文讨论（赵磊：《为<资本论>一辩——与胡培兆先生商榷》，载《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赵磊：《唯物史观何以被遮蔽？》，载《江汉论坛》2021年第7期），这里就不展开了。

同志们想想，在老虎的基因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断言今天的老虎“不吃肉肉，只吃大白菜”，或者断言家庭主妇骑的老虎“不吃肉肉，只吃大白菜”，这样的“老虎”难道不是奇葩么？

四、人性，原因还是结果？

在追究资本“野蛮生长”的根源时，作者说：

“人性的弱点有很多，突出的比如说贪婪，就是人性的一大弱点。资本与人性的弱点相结合，是导致资本野蛮生长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与其说资本在野蛮生长，还不如说掌握资本的人的人性弱点在加速膨胀。”

把资本“野蛮生长”的根源归咎于“人性”的弱点，这是“经济人假设”的内在逻辑。在庸俗经济学看来，人类的历史包括资本“野蛮生长”的历史，都不过是“人性”（比如著名的“经济人”假设）逻辑演绎的结果。总之，“人性”才是人类历史的发端之所在，也是资本“野蛮生长”的根本原因。

然而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性”并不是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比如马克思说：

“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

“这里所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他（耶利米·边沁）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

“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有关“人性”的论述，包含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1）“人性”并不是与身俱来的、抽象的、固定不变的东西；（2）“人性”是现实和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人性；（3）人的本质只能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而存在，所以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从实践的角度来把握“人性”，是马克思“人性论”的真谛。正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马克思科学地揭示出“人性”之迷隐藏在社会存在、社会关系之中，从而不再把“人性”看作是某种先验的历史起点。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人以及所谓“人性”，其实并不是一种一经诞生就固定不变的存在物；人是一种能自我塑造、自我超越、不断生成与进化的存在物，而这种“生成与进化”的动力在于人的实践活动。

当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了马克思洞察“人性”的科学性。人的行为固然可分为“先天”的本能行为和“后天”的策略行为，但当代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自组织理论的发展证明，即使人的本能行为是“先天”的，它也仍然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起点。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所谓“先天”的本能行为，不过是人类与环境确立的一种稳定的联系，并内化为生物的遗传记忆、外显为生物的合目的性行为和生活习性罢了。

关于马克思的“人性观”，我已有专文讨论（赵磊：《“经济人假设”的五个误区》，《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这里不展开了。

我弱弱的问一句：如果《资本红绿灯》的作者懂得一些马克思的“人性观”，您还会把资本“野蛮生长”的根源归咎于“人性”吗？

遗憾的是，一边宣称“我们共产党人不停强调要加强党性修养”，一边却把资本“野蛮生长”的根源归咎于“人性”，这样的“党员”难道不是奇葩么？

五、如何全面准确理解中央精神？

对于“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判断，《资本红绿灯》的作者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这表明，我们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目的是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对中央的这些重要判断，我们必须全面准确理解。”

作者发出“必须全面准确理解”的号召，我完全赞同。问题是，通观《资本红绿灯》全文，作者是否“全面准确理解”了中央的重要判断呢？我认为值得一议。

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中央的重要判断。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在我的记忆中，“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这个说法在官方那里好像还是第一次吧。

资本为什么会有“消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是“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结果。所以，中央才会如此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大家想想，如果资本闯了红灯，责任不在资本而在人，也就是说，人是人，资本是资本，二者没有半毛钱关系；那么是不是可以引申出这样乐观的结论：只要用法律管住了人，只要提高了人的思想觉悟，教育资本家“闯红灯没素质”，资本从此就不再闯红灯了呢？

问题在于，资本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关系；驾驭资本的人（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与资本家不可分割。资本家闯红灯的根源并不是资本家的觉悟不高，而是资本家的“社会存在”（即“资本”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的客观结果。

存在决定意识，正是因为“资本”这种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家必然有闯红灯的内在冲动和需要（否则他们就不是人格化的资本了）。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那么，我们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而不能似是而非地将资本等同于物，将资本与汽车混为一谈。

既然“消极作用”本身就是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之一，那么我们就必须“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而不是想方设法地为资本鸣冤叫屈，将资本与资本家割裂开来。

总之，“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设置资本红绿灯，与其说是针对资本家的举措，不如说是针对资本这种生产关系的举措。我认为，这才是在“全面准确理解中央精神”。

（2021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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