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从电影《四渡》看“至暗时刻”的毛主席

“刘烨说，研究得越靠近毛泽东，‘你就会发现，太多东西自己其实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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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26日，电影《四渡》上映，这是刘烨第三次饰演毛泽东主席。

与《建党伟业》中指点江山的青年毛泽东和《建军大业》中意气风发的革命者不同，这一次，观众看到的是一张“极其消瘦的脸”——身高1.86米的刘烨为角色减重至137斤，脸颊凹陷，头发散乱，还经常被雨水打湿。

这个形象的震撼力在于，它打破了数十年来观众对毛主席银幕形象的某种惯性期待。

中国银幕上毛主席形象的开创者，无疑是古月。

1979年，叶剑英元帅从数张照片中挑出古月，称赞其“像，太像了”。

从此，古月将27年的余生完全奉献给了毛主席形象的塑造。

他的表演以“形似”为根基——从走路姿态到说话语速，从抽烟动作到挥手角度，古月近乎偏执地追求“真实还原”。

在《开国大典》中，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观众恍惚间分不清这是历史影像还是电影情景。

不过，古月并未止步于外在模仿。他还努力将毛主席柔和、亲切的一面展现得细腻动人——主席会因为儿子的婚事而烦恼，会因为被人打扰午觉而抱怨。

这种“平民化”的表演，使古月饰演的毛主席形象，更加丰满。

如果说古月代表了“形似”的极致，那么唐国强则开辟了“神似”的新路。

1996年，当唐国强在《长征》中第一次饰演毛泽东时，质疑声不绝于耳——一个“奶油小生”、一个演过诸葛亮的“熟面孔”，能演毛泽东吗？

唐国强的回应是：干脆撇开“这个角度像、那个角度不像”的问题，更多地从心理上接近人物，追求神似。

他甚至放弃了湖南方言，改用普通话，理由是“按照艺术创作的规律，那就应该说普通话”——这在当时是极为大胆的选择。

事实证明，唐国强塑造的毛泽东——有书生气，有霸气，有悲天悯人的仁者之气——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他那微皱眉头、目光深远的神情，几乎成了毛主席的银幕“标准像”。

古月与唐国强的分野，本质上是中国领袖传记片从“历史还原”向“艺术塑造”的美学转向——前者追求的是“他就是”，后者追求的是“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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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古月和唐国强代表了领袖形象塑造的经典范式，那么王仁君和刘烨则代表了新的探索方向。

王仁君从2019年的《古田军号》开始，五年间五次饰演不同时期的毛泽东。

他的方法论颇为独特：“不从别人的表演里找答案，要从他这个人身上入手。”

他拒绝模仿前辈的现成演绎，而是扎进浩瀚的史料——毛泽东不同时期的文稿、书信、选集、文件，以及影像资料。

这是一种“回到源头”的创作方式，其核心诉求是：找到“这个人”，而不是找到“这个角色”。

刘烨在《四渡》中的表演，则将这种探索推向了新的高度。

《四渡》的故事背景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时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又经历湘江血战，三万红军陷入四十万敌军的合围。

毛泽东本人也处于政治生涯的低谷——被排除在决策圈外，眼看中央红军遭遇重大损失，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却有劲使不上，同时还身患疟疾，一度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

刘烨意识到，以往影视作品更多塑造的是“指点江山的主席形象”，而《四渡》要呈现的则是“主席的至暗时刻”。

于是，有了那张“极其消瘦的脸”，有了土城战役失利后的内心挣扎，有了那句朴素的台词“活下去”。

在苟坝会议那场戏中，刘烨的表演被主创们称为“教科书级别”——一页纸的独白，他在极度亢奋的状态下“像手里把玩的红豆一样噼里啪啦爆出来”。

或许，对观众来说，更可能被打动的，是那些沉默的时刻：独自对着地图思索破局之路，全程无台词，单靠紧锁的眉头和深邃的眼神，把重压之下的焦虑与魄力尽数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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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银幕形象的演变，并非孤例。

放眼世界，领袖传记片同样经历了从“神化”到“人化”的漫长旅程。

加里·奥德曼在《至暗时刻》中塑造的丘吉尔，堪称当代领袖传记片表演的经典。

特效化妆让他“形似”丘吉尔，但真正让观众欣赏的，是他对角色细节的精妙把控——说话的语气、走路的姿势、透过镜片看人的眼神。

影片呈现的丘吉尔并非永远正确的胜利者，而是一个在法国投降、德军饮马英吉利海峡、英伦三岛充满失败主义情绪的氛围中，充满焦虑、自我怀疑，却最终以意志力扛起整个国家的人。

奥德曼的成功证明：杰出人物的不凡，恰恰需要通过展现其平凡的一面来彰显。

斯皮尔伯格的《林肯》截取南北战争末期短短四个月，聚焦废除奴隶制修宪这一核心事件。

林肯没有被塑造成道德完人：为推动法案通过，他默许以官职交换议员选票；连年内战、丧子之痛让他常年噩梦缠身；面容苍老疲惫，与妻子常年深陷矛盾，私下流露无力与悲伤。

饰演林肯的丹尼尔·戴-刘易斯准确找到了这种感觉，最终呈现出一个“冷静自信、充满耐心、机智幽默”的林肯——符号化的伟岸表演消失了，留下的“仿佛只有一个从历史尘埃中逐渐清晰的背影”。

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中的列宁形象，构建了早期无产阶级领袖银幕范本。

鲍里斯·史楚金饰演的列宁形象，一方面立足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真实历史主线，坚守史实框架，突出列宁作为革命导师的远见、果敢，另一方面，他与警卫瓦西里的戏、与工人群众交往的桥段，生动而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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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从古月到刘烨的毛泽东形象演变，对比丘吉尔、林肯与列宁的银幕塑造，我们可以总结出领袖形象塑造的若干原则。

第一，形似是起点，但不是终点。

古月以“形似”开辟了道路，唐国强以“神似”拓展了空间，而刘烨在《四渡》中的实践表明：真正的突破在于将“形似”与“神似”统一于对“人”的理解之上。

他为角色减重17斤，追求的是“先做到形似了，再去找神似”。但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外形上的极端贴近，让他找到了进入人物精神世界的入口——“不用演了，只要去讲台词就好”。

第二，领袖的伟大不因展现脆弱而减损。

《四渡》呈现了“红军也绝望过、革命火种差点就熄灭了”的时刻；《至暗时刻》展现了丘吉尔的焦虑与自我怀疑；《林肯》呈现了林肯在政治博弈中的务实与妥协。

这些作品共同证明：敢于呈现领袖的“至暗时刻”，恰恰是对领袖人格最有力的致敬。

第三，细节是连接历史真实与艺术感染力的桥梁。

古月为练习一个挥手动作练习了无数遍；戴-刘易斯为揣摩林肯的声音近乎偏执；刘烨在拍摄中徒手扑火被烫伤，坦言“肉体上的刺痛，让我更懂得领袖心中的坚守与信仰”。

这些细节背后，是演员对“真实”的极致追求。而正是这些细节，让历史人物从文献中走出，成为观众可以共情的“人”。

第四，避免“上帝视角”和“结果倒推”。

有舆论评价《四渡》摒弃了传统的“上帝视角”，不神化历史人物，也不再以最终胜利倒推战事发展，“真正是一场回归历史本真、兼具细节温度与格局厚度的红色盛宴”。

这提示我们：领袖形象的塑造，应当让观众与人物一同经历未知、焦虑与抉择，而不是站在历史的终点回望。

从古月的“形似”到唐国强的“神似”，从王仁君的“回到源头”到刘烨的“至暗时刻”，毛泽东主席的银幕形象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

这条路并不平坦——每一次突破都伴随着争议与质疑。

但正是这些探索，让领袖形象从历史的迷雾中逐渐显影，变成了可触可感的艺术生命。

刘烨说，研究得越靠近毛泽东，“你就会发现，太多东西自己其实不了解”——这种“不了解”所带来的敬畏与忐忑，或许正是塑造有血有肉的领袖形象的最宝贵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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