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系太行峥嵘日 回忆冀南银行

魂系太行峥嵘日 回忆冀南银行

闵一民

作为出生于1920年的老人，我见证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品尝过人世间的无尽况味。桑榆暮景间，逐渐远离我的是健康活力和世俗纷扰，沉淀下来的却是一颗淡泊、清醒和愈加坚定的心。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我这名在党的关心教育下成长了近70年的老党员，特别想把珍藏的宝贵记忆和许多发自肺腑的感动感想说给人们听。其中最让我梦绕魂牵的，是解放前在晋冀鲁豫边区冀南银行工作时的难忘往事。那个战火纷飞岁月中发展壮大的特殊金融机构，那些为解放区经济英勇献身的英雄志士，那段砥砺革命意志的苦难岁月，始终是我心目中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迹。

走进“抗战经济的摇篮”

1943年夏，我被批准为正式党员后不久，就奉命从十八集团军总部调到冀南银行工作（当时银行受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领导）。冀南银行所在的太行区是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大本营，八路军总部、129师总部及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都驻在这里。冀南银行成立于1939年10月15日，是党中央发展根据地经济，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金融机构。毛主席在中共六中全会报告中曾指示：“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冀行和冀钞因此应运而生。冀行总行设在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当我加入时，它下辖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区行及若干分行，还有一些印钞厂，已在晋冀鲁豫边区经济建设方面成绩卓著，处于蓬勃发展期。因我曾就职于北平金城银行，得以走进这个解放区较大的金融机构，也设身处地地感受到它在支持抗战，发展根据地经济，保证军需民用方面的重要作用。

初到冀行时我被分配在总行业务科，业务科科长是陈嵘，科里还有六七个同志。冀南银行的中心工作是开展货币斗争、加强外汇管理、稳定冀钞币值、活跃边区经济。其具体业务仍离不开传统的存放、汇等范围，但一定时期有侧重的工作重点。每次边区党政领导确定当前的中心任务后，冀南银行就要召开分行办事处主任会议，部署安排具体工作任务。

当时根据地货币流通比较乱，如何正确处理这些货币，巩固冀钞阵地，是银行的重要任务。按上级指示，我们对各种货币采取区别对待的处理办法。如银元和法币不流通，以冀钞2元兑收1元银元，以冀钞1元兑收5元法币；闫锡山发行的山西票既不流通也不兑收，一经查获全部没收；对各根据地的钞票，银行以不同比价兑换。各分行收兑的银元和其他根据地的钞票都交总行管理，山西票就地销毁，法币通过供销合作社或利用私商的关系到敌占区买回布匹、食盐、煤油、火柴、药品等根据地奇缺的物资，供给部队和人民生活需要。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1943年颁布《农业贷款办法》，要求农贷始终贯彻“支持农民发展生产，扶助贫困农户解决困难”的指导方针，确立了农贷利息实行低利政策，对孤寡者贷款不计息等多种规定。冀南银行总行按边区政府指示，十分重视对贷款的发放，强调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使贷款的审核、发放、使用、资金周转和实效都得到保证，真正发挥支持生产流通的作用。银行各分支机构先后办理过春耕生产贷款、救济贷款、水利贷款，以及种籽、耕牛、农具等贷款，有力地扶持了农民发展生产。

1943年7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党的负责人、129师政委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中提出：“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冀南银行限制了发行额，大批地贷给人民投入生产。据统计，到日本投降时，冀南银行发行的货币，用于军需的（财政性的）约占50%，其余主要用于支援农业、手工业和公营商业。冀钞因此赢得当地百姓的热烈拥护，它的信用是很巩固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冀钞的币值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

高捷成、赖懃——不朽的太行丰碑

在冀南银行期间我有幸接触和了解了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他们与边区军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以身作则的高捷成行长。高捷成烈士是冀南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可惜我无缘与其谋面。在参与筹办追悼会的日子，我听到无数人在传诵他的高尚品德和英勇献身的事迹，不禁默默在灵前鞠躬，表达我的无限敬仰。

高捷成同志原籍福建，担任冀行第一任行长时年仅27岁，是当时全国抗日根据地银行中最年轻的领导。这期间冀行的任务繁重。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在发行冀钞、稳定币值、建立制度、培育干部等方面付出大量心血，使冀行在支援前线战争和后方生产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受到边区党政领导的重视和银行干部的爱戴。

高行长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作风感人至深。他无论在机关或下基层，都与大家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1943年的灾荒岁月，他与职工同吃黑豆、高粱和野菜，有时为让大家吃饱饭，自己饿肚子。行内的重要文电及做报告的稿子，高行长总是亲自动笔起草，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领导的表率是无声的命令。1940年12月，冀行正在准备辞旧迎新之时，日本鬼子发动了对根据地的“大扫荡”。高行长率领总行人员由小寨出发向冀西转移。第二天早上，大队人马挤在一起踩着石头过河，速度非常缓慢，如被敌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高行长立即下马破冰站在过膝的河水中疏导。大家很快涉水而过，急速转移到预定地点。

1943年5月14日，高捷成同志在反“扫荡”战斗中去基层布置和检查银行工作，不幸因叛徒告密，被敌人包围。突围时他被击中腹部，当即命令电话员小周：“别管我，你带文件快跑！”小周忍痛离去。第二天，从冀西传来噩耗，年仅34岁的共产党员高行长壮烈牺牲。高捷成同志在冀行职工中享有崇高威望，许多人都禁不住失声痛哭，这是冀南银行历史上的重大损失。我清晰地记得，追悼大会的悼词中特别指出：高行长生前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表现出卓越的刻苦、认真、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银行干部无一不敬佩他这种模范精神。

可亲可敬的赖懃行长。从1944年下半年起，我从业务科调任秘书科副科长，兼任赖懃行长的一些日常事务处理（另有一秘书处理党务工作），这使我能更近距离地了解这位行领导。

赖懃同志是江西泰和县人，任冀行第二任行长时38岁。他饱经风霜，又负过重伤，像貌超过实际年龄很多。这位赖行长处事稳健、原则性强，但又平易近人，对下属爱护备至。有一次，我因疏忽没有及时处理一件公文的传递，使他发了脾气，批评我没有责任心，要认真反省吸取教训。他语重心长地说：“这种延误大意之事，如果发生在军事情况下，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谆谆教诲使我颇感震撼，铭记至今。小寨整风审干期间，由于某种原因一度发生“左”的倾向，不少同志受到伤害。赖懃同志对此早有察觉，但是无能为力，这使他的精神很压抑，几次见到他都是一个人徘徊思索。但赖行长始终还是教育我们年轻人，要从革命的总体和斗争的复杂形势上来认识问题，不要为审干运动中的偏差产生介蒂甚至动摇信念，表现出一个真正革命者的态度。

赖行长对自己要求很严，生活作风艰苦朴素。据我观察，除了一只挂着银链的双壳怀表(战利品)之外，他几乎没有任何财物。他的爱人范熙同在出纳科工作，不幸感染上了产褥热。当时根据地医药困难，赖行长没有要求组织上从敌占区购买特效药品。在范熙同弥留之际，我曾到病室探望。她平静地卧在一张铺满柴草的木板床上，赖行长默默站在床边，双目神伤，无语叹息。不久范熙同就去世了。

赖行长经常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再加上受过伤、坐过牢，导致积劳成疾。1945年4月，他喉头发炎，但仍昼夜操劳，亲自主持区行总局召开的监委会议，直至会议结束后才住进医院治疗。由于操劳过度，他的身体极为虚弱，后转为恶性败血症，不幸去世，年仅40岁。

在冀行成长发展的九年中，高捷成、赖懃等80多位战友把鲜血洒在了边区土地上，他们的忠骨和精神犹如不朽丰碑，永留太行!除了逝去的英灵，长留人们心间的还有许多行领导的感人细节：政治处主任陈希愈把八路军总后勤部照顾他的5斤白面，送到食堂给病号吃；副行长胡景沄在开荒时头包毛巾、手拿镢头，与大家一起流汗；总行总支书记袁留忠生动激昂地给我讲述苏区反围剿斗争、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这些冀行的党员领导干部，是职工团结一致的主心骨。他们的率先垂范，保障了冀行在残酷环境下的稳定发展。

欢歌笑语祭苦难

冀南银行职工待遇与军队一样，实行供给制。每月发几元津贴作零用钱，吃的是小米、高粱和黑豆；穿的是一样的军服，分不出领导和普通职工。日寇残酷的扫荡和封锁，使根据地的物质极其匮乏。粮食每人每天为八两多，菜金每人每天为三分钱（包括三钱油、三钱盐）。那些年大家基本上是勒紧裤带工作的，杨柳树叶、猪毛草、榆树皮、灰灰菜都是充饥的食品。没有水大家就一星期洗一次脸，有时甚至是几个人共用一盆水。床铺没有垫褥，就用谷草或废纸。因为被子短，个儿稍高的同志盖住了脚露出了肩，盖住了肩露出了脚，睡觉时只好缩作一团。大家开玩笑说，冀南银行的“团长”真多。在这样艰苦生活中，冀南银行里没有悲观失望，而是处处洋溢着团结友爱和乐观自信，表现出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

最困难时，各机关的伙食连吃糠咽菜都不能保证了，就开荒种地。边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全区开展了军民大生产运动。银行也迅速动员起来，由胡景沄副行长亲自率领一支开荒队进驻到偏县圪垃铺村，以种植马铃薯为主的战役在坡地上打响了。各个班组展开热烈的挑战和竞赛。许多同志在清晨冒着寒露，唱着革命歌曲上山开荒，等到太阳爬上山尖，才听到开早饭的哨音。一顿香甜的玉米高粱加菜叶糊糊，大家喝得“呼呼有声”。当开荒接近完成计划时，队上宣布要会餐了，我们真是望眼欲穿啊。那天，炊事班的同志们真给我们挑来了一大担白面烙饼，又特别配上猪肉炖粉条，那久违的美味使坡地上溢满了欢歌笑语。

为了调节心情，鼓舞士气，冀南银行经常开文娱晚会，有人讲故事，有人唱民歌。每次都使大家开怀大笑。行里还自编自演各种戏剧，如“岳飞传”“蒋军必败”等，不但教育自己，也给当地农民进行抗日救国和解放全中国的宣传。我当时作为一个文艺爱好者，还编导了秧歌剧《反对四大家族》，60年后大家仍记忆犹新。在丰富的文体生活的熏染下，冀行的同志都能唱几十首革命歌曲，如“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我们是增产节约的英雄”等。那首《冀南银行行歌》更是广为传唱：“我们是一群经济拓荒者，在民族革命的狂潮里，热情地从事祖国伟大的建设”，激励着无数人在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培育“繁荣的金融花朵。”

大生产的热潮、抗日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消息以及活跃的文化生活大大激发了我们这些冀行干部职工战胜生死苦难的意志品质，高昂的工作热情促使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鱼水情深的边区百姓

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冀南银行一方面在党的领导下以抗战需要和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来制定业务政策，另一方面也积极做群众工作，得到群众的热忱拥护。即使在印刷钞票发行货币、打击敌币、发放农业贷款、推动信用合作组织等各项具体业务中，冀南银行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党真心诚意地爱护人民利益，在百姓心中树立了崇高地位，他们便舍生忘死地坚决保护党，保护银行。冀南银行与整个边区形成了血肉相依，鱼水难离的军民关系。各级政府组织群众为银行收购材料，仅小寨村干部延五旦一家就为银行收购铜钱三万多斤，只收取了银行支付的少量路费。用牲口驮的大量公款收支笔笔清楚，从没有出过一点差错。他曾说：“银行是咱根据地的银行，那时候只要想着对抗日有利，再苦再累再危险，也心甘情愿。”

冀南银行就是这样在无私奉献的根据地人民支持下发展起来的。随着金融机制的逐步完善，冀南银行在粉碎日伪军事、经济封锁，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成为敌人进攻破坏的重要目标之一。黎城人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自觉行动起来，组成武工队，游击小组，民兵联防指挥部等，站岗放哨，传递信息，锄奸反特，配合警卫部队严密保护银行。危急时刻，掩护同志，看护伤员，老者认“儿女”，妇女认“丈夫”，欺骗敌人，其深情厚谊，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1943年5月，小寨村的霍星斗老人在转移途中被日军抓住，惨无人道的日寇为了逼迫老汉说出冀行印钞机埋藏的地方，当着老人和其他被俘群众的面，把他的8位家人逐个杀死，其中还有两个不满一岁的婴儿。被紧紧捆住的霍星斗老人怒火中烧，忍受着强烈的疼痛和侮辱，对敌人的问话却只字不答，始终痛骂日寇汉奸，直到被活活打死。这种感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气概，不正代表着无数中华儿女崇高的民族精神吗？

从1939年到1943年，日寇疯狂扫荡黎城，据不完全统计，全县被日军残杀的群众达1684人，仅冀南银行总行所在地小寨村就有51人被日寇杀害。还有20494间房屋被烧毁，493520石粮食被抢掠、毁坏。然而在黎城人民的严密保护下，冀南银行在黎城境内的大部分职工未被敌人杀害，群众帮助掩埋在黎城境内的银行设备材料，没有一处被敌人破坏。这种鱼水情深的军民和党群关系，是冀南银行成长和抗战胜利的有利法宝。

随着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我1945年就调离了冀南银行，但始终非常珍视这两年的难忘岁月，始终在关注冀行的成长发展。1948年8月，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为华北银行，随后又与北海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等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冀南银行存在的时间将近9年，冀钞流通的时间将近9年零1个月，发行额为2000余亿元。按当时华北人口近5000万人计算，每人平均合4025元。在9年的实际工作中，冀南银行随着革命形势及根据地政权建设而不断发展壮大，真正成为“培养抗战经济的摇篮”和“保护人民利益的堡垒”，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中国革命的金融事业谱写了一曲激昂壮阔的凯歌。

“壮志未随流年去，丹心仍照夕阳红”。在离开冀南银行66年后，当我再次忆起这段峥嵘岁月，依然是心潮澎湃，难掩激情。从这些片断的回忆中，我们还是能深切感受到，冀南银行的胜利源于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指导，源于优秀的党员干部队伍，源于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源于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虽然冀行的干部职工许多已经离世了，但革命先驱用鲜血和生命维护的事业还在继续；虽然今天的银行已进入电子化、网络化、国际化的新时代，远胜于当年的“马背银行”，但那些赢得胜利的优良传统，依然是现代金融事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告别了战争年代，一切并非都是风平浪静，江山无忧。当我享受着今天的幸福晚年，冷视着少数人的奢靡腐败时，只想用邓小平同志在开国大典当天的题词与人共勉：“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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