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鲁迅先生的“中医骗子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其一

说说鲁迅先生的“中医骗子论”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其一

子  午

　　最近因为讨论防疫，经常谈论起中医。

　　有热心读者在后台留言，因为笔者公众号的鲁迅先生头像才关注这个号，并提起鲁迅先生的那句“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来提醒笔者。

　　之所以用鲁迅先生的头像，当然是因为笔者从内心深处敬仰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下个月就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的纪念日，打算写点文字纪念他，姑且就从他的这句“中医骗子论”说起吧。笔者水平有限，说错了欢迎后台留言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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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这是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文字。鲁迅先生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自然不必怀疑。很多中国人就是从鲁迅先生的这句“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来认识中医药的。

　　1956年8月24日，毛主席同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会见时进行了谈话，谈话中毛主席提到了鲁迅先生对中医的看法，“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鲁迅先生对中医的“恶感”大约来自于两件亲身经历的事。

　　一件就是毛主席提到的中医医死了鲁迅先生的父亲。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是清同治年间的进士，曾任江西金溪县知事，后因贿赂案发入狱；鲁迅先生的父亲周伯宜也受到牵涉，被捕入狱，又被革去秀才，自此家道中落。这便是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提到的“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

　　出狱之后的周伯宜自此意志消沉、借酒消愁。周伯宜原本就有肝病，长期的过度饮酒更是加重了病情，腹部鼓胀、下肢浮肿，此等症状中医称单腹胀，也就是西医的肝硬化，周伯宜只好找名医何廉臣看病。

　　在中医看来，忧郁恼怒，肝失疏泄，周伯宜的病首先是“情志病”，也就是心理疾病，调节情绪是最重要的。当然，药石辅助不是不可以调理、改善，偏偏周伯宜生病期间也毫不忌口、照样饮酒。过度饮酒伤肝，这是今天西医也认可的知识。

　　即便是现代西医发展到今天，也认为肝硬化“尚无根治办法”；至于发展到肝腹水，就近乎绝症了。而鲁迅先生认为他父亲的死是中医耽误的，“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见鲁迅《坟·从胡须说到牙齿》），这难免就有些冤枉中医了。

　　而另一件是鲁迅先生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中讲述的自己治疗牙病的经历。鲁迅先生自述“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然而，“住的又是小城，并无牙医”，找到《验方新编》“试尽‘验方’都不验”；“正式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鲁迅先生还因牙病被一个长辈斥责“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

　　鲁迅先生后来到日本留学，在长崎看牙医，被诊断为牙石（牙结石引起牙周炎，导致牙龈出血），“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

　　鲁迅先生后来翻中医书，“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鲁迅先生先生感到“触目惊心”，“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于是便对中医挖苦了一番，更加不信了。

　　中医的重要特点就是整体论，认为局部的病变都要归属五脏的阴阳气血失调，然后通过整体调节全身的抗病能力来治疗。这是中医比西医的高明之处，但也正是不足所在——局部疾病的独立存在，让整体性治疗失效；牙病不先从局部下手，就成了舍近求远；当然，如果整体不改善，刮去的牙石还是会重新积累。

　　不过，以牙病为例，这的确是中医的一大不足。中医在实践过程中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周代中医就逐渐开始通过分科弥补这个不足，唐代分出了大四科、明代太医院更是分出十三科。

　　但不得不承认，中医的分科发展是缓慢的。特别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贫富分化悬殊的封建农耕时代，给普通百姓看病的民间中医大多属于“全科”，根本不具备细致分科的经济基础。分科高度依赖医疗设备的发展进步，即便明代太医院已经分出了“口齿科”，但到了清代还没有发明出刮除牙石的器械。

　　现代西方医学的建立同样高度依赖于物理、化学、生物等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忽略了工业革命首先发生于欧洲的事实，盲目地指责中医“封闭、保守、落后”，就有失公允了。

　　站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一起跑线上，中医的整体论思想反而是有其特有的优势。分科是必要的，但过度依赖分科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这也是现代西医对很多慢性疾病束手无策的重要原因。

　　因为东西方历史的分别演化，导致中医和西医有各自的优势，也有各自的不足。揪住中医在临床实践过程中的不足之处，予以全盘否定，就颇有些“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同倒掉”的嫌疑。

　　当然，鲁迅先生对中医的“偏狭”，与上世纪初旧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也有很大的关系。提出“废止中医案”的反中医领军人物余云岫，便是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两人之前就同为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余云岫对中医全盘否定的看法或多或少会时刻影响着鲁迅先生。新文化运动的诸君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中医被当作封建社会的“遗产”，被动地卷入了东方与西方、科学与封建、民主与专制的论争，反对中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大潮的一部分。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为了占领舆论高地、掌握话语权，无不加入全盘否定中医的行列。

　　梁启超右肾被错切，他非但没有追究协和医院的过失，反而极力为对方开脱；至于自己多次被中医治疗好转的事实却绝口不提，还公开声明中医是“瞎猜”。胡适的水肿病西医久治不愈，后被名中医陆仲安治好，胡适在公开场合却极力否认。而孙中山重病之后坚决拒绝中医治疗，声称：“中医是一艘不带罗盘的船，西医是一艘有罗盘的船，中医也有可能找到目的地，西医有的时候也找不到目的地。但我宁愿乘有罗盘的船，尽管找不到目的地”——这堪称是从对一种迷信的反对跳到了另一种迷信。自由派批评中国革命后来是“救亡压倒启蒙”，如此这般为了维护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连中医能治病的基本事实都不顾了，连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都抛弃了，有何资格以“启蒙者”自居呢？

　　所以，鲁迅先生1920年代的数篇文章对中医的激烈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对启蒙思潮的响应以及以“反封建”为己任的舆论鼓吹。

　　鲁迅先生的杂文集《三闲集》录有写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午饭之前”的《某笔两篇》，其中写道：

　　昨天又得幸逢了两种奇特的广告，仍敢执绍介之劳。标点是我所加的，以醒眉目……

　　其一

　　熊仲卿榜名文蔚。历任民国县长，所长，处长，局长，厅长。通儒，显宦，兼作良医，尤擅女科。住本港跑马地黄泥涌道门牌五十五号一楼中医熊寓，每日下午应诊及出诊。电话总局五二七零。

　　（右一则见九月二十一日香港《循环日报》。）谨案：以吾所闻，向来或称世医，以其数代为医也；或称儒医，以其曾做八股也；或称官医，以其亦为官家所雇也；或称御医，以其曾经走进（？）太医院也。若夫“县长，所长，处长，局长，厅长。通儒，显宦”，而又“兼作良医”，则诚旷古未有者矣。而五“长”做全，尤为难得云。

　　封建遗老、退休官员搞起了中医，当官经历还成了其中医广告的“资本”，这是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滥用，当然免不了“骗子”的嫌疑。鲁迅先生的反封建，自然也就要迁怒于中医了。

　　即便放到今天，中医的骗子也是不少的；然而，中医有骗子，西医就没有骗子吗？说到底，都是因为一个“利”字，资本利用西医骗起人来，甚至可以操纵学术界给全体民众制造“学术共识”。

　　当然放在当时，鲁迅先生的“迁怒”是有其道理的，那就是“矫枉必须过正”。

　　与孙中山先生宁死不看中医的极端偏执比起来，鲁迅先生的“反中医”其实并不极端，他更多的是反庸医、反对被封建绑架成玄学和迷信的假中医，另外就是他本人因为认识的局限性对中医产生的某些误解。

　　鲁迅先生之子、全国政协委员周海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

　　我父亲并不反对中医，反对的只是庸医……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家里不吃中药，不看中医。比如说，我母亲(许广平)身体不好，当时因过度劳累，患有妇科病，我父亲买来“乌鸡白凤丸”给母亲服用，很快见效。这种中药丸，后来父母亲还介绍给萧红服用，因她也是体弱劳累，生活不安定，以至患了妇科疾病，结果也治愈了。说鲁迅反对中医药，实际并不是如此。那些反对中医的人没有调查研究，拿鲁迅“说话”，是不公正、不科学的。

　　1920年代，鲁迅先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对于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越发娴熟，他后期杂文的强大战斗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哲学上的这种更新。（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先不展开，有机会的话笔者在后续文章再细致分析）

　　试想，一个真正精通唯物辩证法的人又怎么可能是一个“极端反中医”者？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早逝，使得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机会给中医说两句公道话，又或许是他担心他对中医的折衷会影响他开出“反封建猛药”的药性吧，以至于凭着早前的文章，被人以为“鲁迅反中医”。就连毛主席也得出“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的结论——以鲁迅先生文章对中医的某些误会而论，这个结论也不为过。

　　不过，毛主席对鲁迅先生总体上的看法是准确的：“鲁迅是民族化的……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见1956年8月24日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鲁迅先生既不排斥中国传统的“精华”，也不排斥外来文明的“精华”，他是主张“拿来主义”的。这一点跟毛主席主张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高度一致，所以，毛主席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鲁迅先生对中医的部分误会无损他的伟大，正如列宁同志赞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倍倍尔、卢森堡，讽刺修正主义者时所引用的那句寓言：“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比鹰高”。

　　其余的话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医要消亡呢？

　　在长远的未来，的确如此。未来也许不会再有中医和西医的分别，因为就连人类、连地球甚至整个太阳系都是要最终消亡的。但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医仍将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有着存在与发展的重大意义。

　　中医的整体论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一直是领先的，这是毛主席号召“西医学习中医”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西方舆论是否承认，从国际医学发展趋势看，西方医学也在开始走整体医学的路线。

　　同样地，现代中医的传承和发展，当然也不应该排斥对现代物理、化学、生物技术的运用，毕竟中医的分科思想和实践就是技术发展的产物，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

　　中医的诊疗手段是现代西方医学不予认可的，但实践上又是行之有效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医是一门实践的科学”。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到今天，然而人类对于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认识仍然还有很多盲区，即便是对人类自身身体的认知。抱着对人类“能力边界”有限性最起码的谦虚，西医工作者也没有任何理由和资本盲目地否定中医。

　　如对传染病的认知和应对，中西医各有千秋。西医的基因测序手段可以精准地识别病毒，方便人类按图索骥去应对；但是，在不断变异的病毒面前，西医彻底杀灭病毒的策略离成功差距尚远；中医无法精准识别病毒，但仅从病症来看，中医在以往的实践中已经积累出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二者为什么就不能有效地结合呢？现实情况不是中医不愿结合西医，而是某系西医看不起中医、排斥中医的参与，对中医药已有的成绩视而不见，污蔑中药是“安慰剂”。

　　另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还存在，社会还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分化，穷人还享受不到平等的医疗资源的情况下，中医的有效性以及中医外治手段的简易性和廉价性都是可以惠及底层人民的，这是毛主席号召“西医学习中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是靠着中医药、靠着几百万低成本培训出来的赤脚医生，毛泽东时代彻底改变了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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