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敌营的破译专家——王维钧

卧底敌营的破译专家

叶介甫

他曾在国民政府交通部负责电讯密码研究工作，并把最新的密码总结报告交给李克农；他曾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少将主任秘书，把破译出的日本密电抄录后转交给中共地下党；他因不愿破译中共密电码而从“军委会技术研究室”辞职。他叫王维钧，是一名军事密码解译专家。

王维钧在九三学社开封东郊支社座谈会上发言

我军使用过的发报机

秘密成立密电检译所

王维钧，清末盐商王蔚华之子，江苏省淮安县人。1932年夏，王维钧从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毕业，经颜光华教授介绍，到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电信局工作，局长为温毓庆。温早期从清华学校毕业，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温与颜都熟悉无线电技术，当时的真如国际电台就是由颜温两人共同筹划建立的。

当时，日本已策划侵略并吞我国，其使领馆遍设在我国大、中城市，还深入内地探测各种情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自行秘密建立大功率无线电台，直接与东京外务省通报联系。日本使领馆人员通过各驻地的我国电报局拍发电报极为频繁。

1933年秋，温毓庆约王维钧到他的住宅，温首先向王维钧谈了很多抗日的道理，接着拿出一张日本外交密电报底对他说：“对日战争，迟早是要打的，宋子文部长已经向蒋委员长谈过，要研究日本的外交密码。我已经写好一份建议书，请你用正楷抄写在手折上，由宋部长转上去。”温毓庆最后叮嘱王维钧说：“这件事务必严守秘密。如果被日本人知道了，就会有生命危险。就连你的妻子也不能讲。”

回到家中，王维钧认真地将温毓庆所写的建议用毛笔工整地写在手折上。手折的内容大意是建议研究日本使、领馆人员在我国所拍发的往来密码电报。除逐日收集日本使、领馆人员在上海电报局和国际电台所拍发的来往密码电报外，还要逐日收集日本使、领馆人员在中国内地以及南京大使馆来往的密电。香港电报局是由我国政府管辖的，也可收集香港日本人来往的密电。有了这些密码报底，才能做分析研究工作。

手折上报两月未见动静。1935年底，国民政府进行了一次改组，原交通部长朱家骅去职，改由次长俞飞鹏代理部务，同时颜任光辞去了电政司长职务，蒋介石手谕任命温毓庆为交通部电政司长。温毓庆由上海去南京就职时，亦将王维钧带去南京，任交通部技士，在电政局办事，实际是做他的秘书工作。

王维钧在电政司工作四五个月后，温毓庆才告知，那个研究日本外交密电码的建议，蒋介石已经批准了。新组建的机构名叫密电检译所，是个极为保密的机关，直属蒋介石本人领导，设在南京市新市区西桥七号，是一幢比较僻静隐蔽的二层小洋房，并有一个小院落。

温毓庆嘱咐王维钧白天仍和他在电政司工作，晚间和他去西桥七号研究日本外交密码。每日下午，王维钧从电政司下班后，赶回家吃完晚饭，就匆匆忙忙去西桥7号。每天都要忙到晚11时到晚12时才离开。

在汉口和李克农见面

王维钧去参加密电检译所工作时，西桥7号已有3人在工作，其中有1人系日本留学生，名叫霍实，广东人；1人系交通部电政司日文报务员，名叫叶钟骅；还有一个姓连的负责行政事务工作。

那时的工作还没有细致分工，但也各有重点。熟习日语的偏重研究日语在电码中的应用，温毓庆和王维钧均不懂日语，就研究其密码的组织构造。大家首先在大堆的报底中找到报头标志，分门别类，然后做统计、归纳、分析、研究工作，研究其密码如何构成。日本的电码不像我国的电码是用数字来表示，它是用英文字母来表示的，是用两个英文字母来代替日文的片假名字母的编码，然后再进行任意的、不规则的各种变化来迷惑他人。这种变化有比较简单的，也有比较复杂的，但使用次数多了，总有一定规律性可循，深入下去，就可将其逐个解决。将其杂乱的变化理顺后，再根据字码和词字出现的多寡，及其文字在电报中的习惯用法，按照一个国家语言、文字使用频率曲线，就可研译出电文的全文。密码的诀窍在于不时地变换，又能迅速地译出。

淞沪会战之初，日寇进攻上海的兵力单薄。密电检译所多次从日本外交密电中收到其从海上增援的消息，以及部队番号和人数。上海失守后，王维钧等人先后转移到长沙和汉口。当时他们能侦收到日本外务省与世界各国首都大使馆的无线电通讯密电，也能侦测到一些日寇在华的军用电台密电。

在汉口时，王维钧的表弟杨德基也来了，杨德基又是杨肆（王维钧的表弟，1935年由他介绍到所里工作）的堂弟。杨德基来汉口不久，就介绍杨肆和当时在汉口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王明见了面。不久，杨肆将此事告诉了王维钧，并约他一起去见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李克农。一天晚间，他们3人一同过江前往汉阳，在一个茶楼上，与李克农秘密见面。这个茶馆面临江岸，他们走上二楼，就见楼上有位戴着黑色茶镜的人独自沿着栏杆面对江心坐着。他们3人走近后，杨德基将王维钧和杨肆分别介绍给李克农。寒暄后，杨肆将日本密码组织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李克农，并着重说密码系用两个英文字母代替日本的片假名字母。王维钧将此前呈送给温毓庆的一本最新侦察情况总结也报告给李克农。这是厚厚的一本总结，内绘有日本外务省国际无线电台通讯联络网以及在华日军前沿军用电台相互联络通讯的联络网，并有电台呼号、波长和通报时间以及文字说明。这个总结，按月呈送1本，温毓庆阅后即交王维钧保存，封面注明电台台长梁伯仑和他的名章。李克农接过去后，对他们说：“我们也要研究日本密电。”这是他们正式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的开端。在武汉时，他们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心胸豁然开朗，更加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多次破译日寇密码

在武汉沦陷前1个月，密电检译所即迁至桂林。辗转长沙、武汉、衡阳、桂林之间，可谓戎马倥偬。到达桂林以后，温毓庆着令侦察电台集中精力侦察抄收日寇太平洋海军军舰无线电通讯联络。当时就侦收到了一些日寇军舰的通讯来往，并可以从中获知其位置和调动情况，其密码也能破译。侵华陆军的密码也破译了一些。日本关东军的密码，逐日抄收的报底很多，因它另成一个系统，始终未能突破其密码组织的构成。不久，他们又掌握了日寇的空军密码。日寇陆、海、空军密码的严密性均不如其外交密码，特别是空军密码更为简单，一经抄收到其通讯，随时就能破译。但它们都更换频繁，必须紧跟不放，才能随换随破。

在破译取得进展后，密电检译所又进行了一次扩充，军用收报机增加到30余部。温毓庆从香港和其亲友中招来一些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有的迅速成为能手。

王维钧到重庆后，杨德基来看他，两人到上清寺一个茶馆中晤谈，杨德基提出能否将破译的日本密电也送给地下党一份。王维钧同意他提出的要求，并研究了如何作好秘密传递。

在传递情报时，王维钧下了一番心思，他每日译件多达100余份，每日由研译组译出的报底全份，有一份用火漆固封交由他转给温毓庆阅，温阅后退还给他。如果将温拆阅后的这一全份报底由单线和自己联系的同志取至八路军办事处，由办事处当晚抄录下来，再将原件退回送交归档，这样就能做到天衣无缝了。

王维钧把他想的方法告诉杨德基后，杨德基表示赞同，当即决定就这样办。指派的单线专人每隔二日来见王维钧，相互交换文件。中共方面派来的联系人是一位青年同志，彼此说好是老同学，并约好在几个不同地点见面。

杨德基还介绍王维钧和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周怡见面。为了避免空袭，王维钧将家安置在重庆市农村三圣宫赖家桥叶家院子一个农民家里，地方比较偏僻隐蔽。中共地下党的同志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来到他家，他从重庆市赶回赖家桥，相见甚欢，晤谈极为融洽。之后，王维钧每月都要和周怡秘密见面一次。

这期间，周怡和王维钧每隔一个月秘密晤面一次，密电译件仍照常每隔一二日由专人来取。王维钧将军统要吞并技术研究室的情况告诉了周怡，并请示他如何应付。周怡斩钉截铁地说：“别的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和军统合作。”说时态度极为严肃。

1940年初，杨德基在重庆的身份暴露了，他告诉王维钧将去延安，不能在重庆多留，以后和周怡的联系由王维钧直接处理。临行前，杨德基送给王维钧一些进步书籍，其中有《新民主主义论》。他说，现在是新民主主义，将来还是要走共产主义道路的。

一次，王维钧将国民党秘密派往延安的特务魏大铭的情况告诉了周怡。周怡得知后，立即转告延安方面查明情况。1个多月后，周怡告诉王维钧，现已查明，该人确系军统特务，并携有秘密无线电台，已将其驱逐，电台没收。

1982年春，王维钧和儿子去重庆作旧地重游，曾拾级登上红岩村，拜谒曾和自己有过交往的八路军办事处旧址，也是过去想去而不能去的地方。老人回首以往，无限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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