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与翻译事业有一段长达数十年的情缘。1927年参与发动南昌起义后，受中共中央派遣，他前往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经过一番非同寻常的努力，他掌握了俄语，在给友人的信中如是写道：“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常以为虑，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精通军事以全报国之心。乃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矣。”
1930年，刘伯承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归国，翌年便开始与翻译打交道。他做了三件事：根据各个革命时期军事斗争的需要，以全译、摘译、编译的方式翻译军事文献;撰写军事译著的序跋;校正、审订部分军事文献的译稿。
中央苏区时期，刘伯承主持翻译了《苏联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党必刚翻译的《游击队怎样动作》，摘译了《骑兵的奔袭和抄袭》《退出战斗》《莫洛若夫说明战术、战役和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等，为军事训练提供了一批实用新型教材。长征时期，他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翻译了《苏军参谋业务》，补充完成《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条令》等译著。抗日战争时期，他翻译了《军队指挥法》《军队建设(内务条令)》，还与左权合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并亲撰序言，该译著很快被八路军总部作为步兵战术教育的教材。此前，他还校译了常彦卿翻译的《合同战术(上部)》，并为该书撰写序言。解放战争时期，他翻译了《合同战术(下部)》，重新校译《合同战术(上部)》并撰写前言，相继编译了《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苏军加强的步兵团对阵地防御的突破》。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他又翻译了《十项军事法则》，校译了《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并撰写中文译本说明。
刘伯承认为翻译好比“水龙头”，能根据军事学术的实际需要随时进行;翻译也是“取他山之石”，通过学习他国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作战经验，提高本国指战员的军事理论水平和作战能力。军事翻译绝非两种文字的表面结合，要深度交融，在彰显军事科学本质的同时彰显“信、达、雅”的美学价值，这就要求军事翻译人员要学军事、懂军事。如上主张，为我国军事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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