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华之女程海燕：攀枝花是父亲一生的骄傲

在程海燕的家里有一张攀枝花全景图，她说，父亲生前总是把这张图摆放在书架之上，经常在图前驻足，久久凝视。

▲程子华

1964年5月，中央决定开发建设攀枝花基地，时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的程子华奉周恩来总理之命，率领全国专家、学者实地考察，组织中央各部运筹规划、选点定址、统帅会战，历尽艰辛，开拓创立攀枝花基业，从此与这座城市结下深厚情缘。

从1964年到1975年，程子华在四川度过了11年的时间，而攀枝花也从“七户人家一棵树”的荒山野岭蜕变为美丽、繁荣、和谐的钒钛之都、康养胜地。1978年3月，古稀之年的程子华出任民政部部长和党组书记，夜以继日地工作。由此，也远离了他曾经魂牵梦绕的攀枝花。

▲程海燕

“父亲晚年每当回忆这段往事时，都会对我说‘攀枝花是我一生的牵挂和骄傲’。父亲临终前仍惦念攀枝花的建设与发展，特意将弄弄坪照片挂在床前不时凝望，嘱咐死后将骨灰撒在攀枝花。”程海燕记忆深刻。

三线建设：大国工业史诗级大迁移

上世纪60年代，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

美国在侵略朝鲜的战争失败后，又在我国的南大门前发动了对越南的侵略战争。在这之前不久，印度在中印边界上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战争，日本同我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我国北部的边境地区，气氛也很紧张，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准备战争是完全必要的。

“当时中国与美国、苏联的关系都不太好，重工业主要在东北，轻工业在沿海，如果再打起仗来，中国的工业就将面临覆灭的可能。所以当时国家提出要把工业往内陆迁，那个时候内陆指云贵川等省。”程海燕说。

从这一现实出发，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阐述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并指出在准备战争方面来说，也是没有战略后方的。这一思想的出发点，是要求国内积极发展内地工业，从沿海搬迁工厂到内地。

1964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调整一二三线工业布局，加强三线建设，把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尽快建设起来。

“当时毛泽东说‘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毛泽东这里说的攀枝花，实际上是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代名词，而攀枝花钢铁基地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程海燕讲述道。

1964年6月19日，周恩来总理召集国家计委、冶金部等部委负责同志开会，传达5月中共中央研究大西南三线建设布局的会议精神。

程海燕称：“周总理责成国家计委牵头，立即组织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和专家成立调查组，尽快赶赴大西南三线建设现场，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研究，确定各厂矿厂址究竟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父亲当时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会上任命他为联合调查组组长，负责组织研究调查计划，主管三线建设的具体工作。”

到达四川后，程子华召集了国家计委、建委、冶金、铁道、煤炭、电力、地质、商业等十四个部委和云贵川三省市负责同志，成立了三线建设联合规划组，选点布局、全面规划。

“当时准备了十几个备选厂址，联合调查组必须一个个去看，把各地的厂址确定下来。三线工程有十几个部委参与，父亲要求每个主要部门都有一位副部长坐镇四川，因为当时许多重要项目都在四川。他自己亲自带队，跑遍了所有的部级省级项目地点，有的地方还不止去了一次。”程海燕回忆起父亲当时的经历，感慨地说道。

亲自选址：小舞台也可以唱大戏

选厂址，是攀枝花建设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64年6月28日，程子华率领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同志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赴大西南三线建设现场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组由四川成都出发，赴乐山、自贡、宜宾、西昌等地和云南省的永仁、仁和，最后抵达川滇交界的高山峡谷和攀枝花地区，走遍西南三省。

在整个实地调研期间，联合调查组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程海燕回忆称，20世纪60年代的攀枝花，还是一片蛮荒之地，是麻风病区，人烟稀少，常有狼群和蛇等动物出没。当时警卫秘书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光了随身携带的200发子弹。

“这个地区属于干旱酷热的亚热带气候，周围都是荒山野岭，白天烈日当空。联合调查组就转战在深山峡谷中，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程海燕说。

为解决攀枝花钢铁厂和铁路建设所需木材，考察队沿雅砻江而上，来到原始森林地区进行考察。在原始森林现场调研十分艰险，走在浓密的树林中，脚踩在半尺厚的腐烂树叶以及野草上，如同在软床上行走，像秘书这样的年轻人都使不上劲，对程子华那么大年纪的老人来说就更加吃力了。在三个多小时的现场调研中他摔倒了两次，秘书想要搀扶他，他却不让。

程海燕说，父亲当时亲自带领各部委的专家技术人员100多人，对攀枝花建设规划地区的每一个要点都进行了实地考察。早出晚归已是不成文的作息时间，因为调研工作不仅要翻山越岭察看矿山厂址，而且还要在人烟稀少的山区寻找各个方面的人了解情况。

“由于周围都是荒郊野岭，考察时饿了就吃随身携带或当地买的食物，渴了就嚼甘蔗当水喝，累了就在山上席地而坐。父亲的工作特点就是要调查研究，他说不能光听汇报，他要自己亲自去看才行。”程海燕对父亲的工作态度十分钦佩。

当时的攀枝花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交通极为不便，道路迂回曲折，许多路段旁边就是悬崖，翻车事故时常可见。为了解决交通和通信不便的问题，程子华对三线建设指挥部的机关人员作出了“三不”要求。

“就是不蹲机关办公、不靠文件传达、不看书面汇报，一律直接到现场办公，有问题就地解决。”程海燕称，父亲当年已是60岁的人了，还身体力行和机关的同志一起，拿着“三件宝”(水壶、毛巾、草帽)，奔波辗转在西南的深山峡谷之间。

程海燕记起父亲在考察时遇到的一次危险经历。当时调查组要去攀枝花的弄弄坪查考，就必须要过金沙江，当时江上没有架设桥梁，去选址时，正值金沙江水上涨的季节，水流湍急，行船困难，不久前还曾发生过几次翻船事故。

“当地政府和交通部门原打算在两岸拉绳坐船过渡，但因有困难未成。坐小船顺流而下到对岸，万一出事，连救护都难，危险性极大。为安全起见，同去的几个人私下向父亲建议以后再去。当时父亲很生气，批评他们说：党中央、毛主席都非常重视三线建设，还特别提出攀枝花的建设，不过江怎能了解全面情况?不掌握第一手材料，如何决策? 老乡都能过江，我们为什么不能?过去地质勘探人员都过去了，还背着仪器设备，现在条件总比以前好，为什么不能过江? 我们领导有危险，别人就没有危险?只要工作安排周到，不会有问题的。”

程海燕称，父亲当时坚持过江，大家拗不过他。乘小船顺流而下，就在船工将小船推向江心的瞬间，船只失控，被激浪冲出十多里外，幸好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被一处礁石拦住了，小船才得以靠岸。小船也被撞坏了，赔偿老乡，老乡却不要，说“你们是来帮我们搞建设的，这钱不能收”。

当到了山腰，眼前展现出几个主要矿山的壮阔轮廓时，大家都无比兴奋，又向上游步行十多里山路到了唯一的一块平地，这就是弄弄坪。

“其实当时对于攀钢建设的选址分为两派，一部分人提出想将攀钢建在乐山，因为乐山是城市，地势平坦，人口也比较多。而父亲则坚持在攀枝花建设，因为这里有铁矿，旁边六盘水有煤矿，成昆铁路也会修到这里，紧邻金沙江，可以解决生活生产用水。另外，攀枝花是亚热带，物产也很丰富。”程海燕说，后来两派的意见传达到中央，毛泽东拍板定在了攀枝花。

▲1966在攀枝花与贺龙合影

弄弄坪是一块仅有2平方公里的平地，周围都是大大小小的山，攀枝花是麻风地区，人口本来就少，弄弄坪当时只有7户人家，而要在这里建一个150万吨的钢厂，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父亲是个很乐观的人，他说‘小舞台也可以唱大戏’。所以，在大家的努力下，在1970年，攀钢开始出第一炉钢水，同时配套成昆铁路。因为建设攀钢，所以成昆铁路专门建设了300多里，到了攀枝花，这样一是煤炭可以运出来，生产出来的钢铁也可以运出去。”

三线精神：献了青春献终身

三线建设堪称新中国工业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史诗级战略大迁移，凝聚着全国各地的磅礴力量。在那个百废待兴、经济基础薄弱的年代，成批企业好人好马上三线，一声令下，几百万工人、技术员毅然告别繁华都市，隐姓埋名奔赴荒山野岭的三线地区，一干就是几十年。

▲攀枝花建设大军逢山开路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句朴实无华的话语，正是三线建设者们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

“当时参与三线建设的人，付出了很大的贡献。很多人参加了三线核保密项目，上对父母，下对妻儿，守口如瓶，家里人不知道他们去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工作。十几年来他们的通讯就是一个邮箱、一个号码，在交通闭塞的深山里默默坚守数十载。”程海燕说道。

▲攀枝花三线建设场景

为响应当时国家号召，东北的某一个工厂，不惜牺牲自身生产，倾尽全力输送工人、行政人员与技术骨干。当时那段时间里，全国各地很多的工厂都进行了大迁徙，还包括院校、研究单位等都搬到三线地区，进行支援。无数职工服从大局，从城市扎根三线，将热血与汗水挥洒在崇山峻岭之间。

成昆铁路建设中，30多万建设大军前赴后继，2000—3000人壮烈牺牲。仅攀枝花到昆明不到300公里的铁路，就有525人献出宝贵生命。

“建设攀枝花、六盘水等地时，恶劣的条件超乎想象。大山里交通极为不便，物资运送艰难，许多材料和物资全靠人力肩扛上去，生活用品供应短缺。大家住的就是简易帐篷，三块石头垒起炉灶便是厨房。矿区周围环山，雾气很大，经常细雨蒙蒙。深山的寒冬里，潮气裹挟着刺骨的冷，工人们常常被冻得难以入眠。”程海燕回忆起当时父亲和无数建设者们的艰难处境，也不禁震撼不已。

▲攀枝花当年火热的三线建设

程子华始终心系一线建设者，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咱们一线的干部工人，头顶青天，脚踩稀泥，吃咸菜、喝盐水，在荒山野岭开矿、建厂、修路，多去看看他们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父亲知道情况以后，专门找商业部的副部长张永励同志，请他设法再调拨一批粮食、食油和御寒用品给六盘水煤矿区。全力保障建设者们的吃住等物资供应。但毕竟三线建设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工程，参与的人员也很多，资源还是很有限。”程海燕说道。

尽管如此，建设者们仍然凭借顽强的意志，在艰苦的环境中，战胜了种种困难。在荒山中开矿山、修铁路、建工厂。苦战十余年，2000 多个大中型工厂、铁路、水电站及科研院所拔地而起，在三线地区建设起了以国防工业基础工业为主的基础设施，不仅缩小了内地与沿海的工业差距，更让封闭落后的地区逐步拥抱现代化，为日后的西部大开发筑牢根基。

“攀枝花建设完成时，我父亲特别高兴。‘文革’时期，父亲进了监狱，期间专门还写了一份材料，是总结攀枝花建设的经验，呈报给了周总理。”程海燕回忆说。而这份总结，不仅是对攀枝花建设成果的梳理，更是对三线建设者们伟大精神的致敬，彰显着三线建设在中国工业发展与国家建设进程中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四大工程：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三线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攀钢、成昆铁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二滩水电站(1991 年开工)等项目，作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承载着国家发展的重要使命。

程子华凭借在国家计委抓全面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在三线建设期间，他深刻认识到基建战线不可盲目拉长。他指出，从局部视角看似重要的项目，置于全局考量时未必如此。

“当时国家资金和物资都是有限的，父亲意识到，这么多项目，必须分清轻重缓急，从全局出发做好综合平衡。在项目筛选上，父亲严格把关，只有那些确属关键、符合总体部署，且具备实施条件的项目，才会被列为重点。对于这些重点项目，在物资计划调配、设备生产安排、土建工程进度把控等方面，均进行分项细致布置，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程海燕说道。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程子华高度重视以物资为核心的综合平衡。他强调，当前部分项目存在投资分配不足、材料供应短缺的问题，许多项目虽有计划指标，但实际物资供应仅达一半。由于材料、设备资金约占项目投资的70%，若材料、设备无法按需按时供应，工程建设就会陷入停停打打的困境，工期就成了“马拉松”。

攀枝花的建设面临着巨大挑战，其在不到两平方公里的狭窄小沟内，四周被大小山头环绕，脚下是奔腾的金沙江，在这样“巴掌大” 的地方，要建设15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难度超乎想象。

即便在当时条件艰苦，常以腌菜、白水煮辣椒为食的情况下，建设者们依然保持着昂扬的斗志。而西南人民也感慨，如果没有当年的三线建设，大西南便不会有改革开放中的蓬勃发展，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也将进一步拉大。

▲1970年7月1日，攀钢一号高炉炼出第一炉铁水

“攀钢在当时三线建设中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生动典范。在各方的努力下，1970年成昆铁路全线贯通，攀钢成功出钢，标志着攀枝花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三线建设不仅推动了攀钢等重点项目的落地，更促进了西部大开发进程，实现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程海燕回想起这些，眼中也充满自豪。

因为当时年纪尚小，哥哥姐姐又在外求学，所以三线建设时期，程海燕跟随家人前往四川，在那里度过了整整10年时光。这段与父亲相处的岁月，让她得以近距离了解父亲在三线建设时期的峥嵘岁月。

▲程子华

“父亲对攀枝花的感情，早已融入血脉。” 程海燕眼眶泛起泪光，“从荒无人烟的河谷到拔地而起的钢铁之城，攀钢凝聚着无数建设者自力更生的心血，父亲始终将它视作最骄傲的‘孩子’。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仍念念不忘这片倾注毕生心血的热土，郑重叮嘱我们，要将他的部分骨灰撒在攀枝花。”

程子华生前总爱凝视着攀枝花的照片，去世后，他也要化作金沙江的浪花，永远守望着这片他亲手参与建设的土地。最终，程子华的骨灰如他所愿，洒向了第一次踏入攀枝花的起点——金沙江拉鲊渡口，让这份深沉的眷恋与执着，永远融入攀枝花的山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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