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道人”聂荣臻的红色品格

聂荣臻在80岁时撰联：“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像松柏那样挺拔屹立、威武不屈，保持忠诚、正直、坚定的品格和为革命奋斗不息的气概，这就是聂荣臻一生的气度和追求。毛泽东曾评价他是个“厚道人”。聂荣臻一生为全党全军树立了光辉典范，也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感染家人、传承家风。

聂荣臻元帅

坚守信仰，担当在前

在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县立中学读书时，聂荣臻受到五四运动先进思想的影响，深感责任在肩。

1919年，青年聂荣臻决定远赴欧洲勤工俭学，用先进知识促进国家的发展和强盛。他把理想和抱负说给家人听，努力征求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最终得到父母的同意。就这样，聂荣臻辞别家乡，一心报国而远赴异国他乡追寻真理。

全国抗战时期，聂荣臻临危受命，率3000余人开赴抗日前线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2年是抗战中异常艰苦的一年，老乡们常常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群众和部队都发生了粮荒。入春后，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老百姓就把树叶当成主粮。聂荣臻为让百姓有“粮”吃，颁布“树叶训令”，命令边区所有部队，将村庄周围15里以内的树叶，全部让给老百姓。边区部队严格执行命令，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

训令下发以后，聂荣臻专门召集负责给养供应的人开会做思想工作。他在会上说：“敌人连续‘扫荡’，部队的给养的确十分困难。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晋察冀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困难。这些天，老乡们三五成群捋树叶、剥树皮，那些被饥饿折磨的孩子，骨瘦如柴的身子顶着一个大脑袋，背井离乡，沿村讨饭。可是，各村庄都闹饥荒，让他们到哪里去讨饭……”聂荣臻鼻子一酸，便说不下去了。好一会儿，他才继续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在困难时期我们要想方设法减轻人民的负担，部队不仅不能采摘树叶，还要利用战斗间隙，帮助人民搞好生产。军区机关要自己动手，节衣缩食。”

“树叶训令”以布告的形式贴到了周围村庄，老百姓深受感动。一些群众甚至找到军区和边区政府，见到聂荣臻，恳请他收回训令。

当然，“树叶训令”不仅没有收回，还传达到了晋察冀边区所有部队，要求贯彻落实。在困苦的环境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和节粮运动，终于渡过难关。

1943年，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和自然灾害，根据地出现了局部灾荒。3月16日，聂荣臻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救济灾难同胞》的文章，要求每个士兵每天节省一定数量的粮食来救济灾民。他说：“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的群众团体是人民自己的组织。我们边区党政军民始终是骨肉一体的，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共艰苦共存亡，决不能分离。”

从年轻时起，聂荣臻就一直有一个愿望——科技强国。

当年他远涉重洋到海外勤工俭学，最初的出发点，便是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回国后致力于科技救国。后来，迫于严峻形势，他毅然投身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参与创建了一个新中国。然而，新中国初创时十分落后，一穷二白。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聂荣臻不再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渐渐好起来，主管军工生产和部队装备工作。1956年10月的一天，邓小平征求聂荣臻对今后工作安排的意见。

邓小平说：“老兄，对你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中央决定调陈毅同志专搞外交，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二是，彭真同志因工作太忙，中央想让他免兼北京市市长，你过去在彭真之前当过北京市的市长，现在让你官复原职；三是，你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部队装备工作。三个方案由你选择。”

“我不想当市长。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感兴趣。”了解完三个方案后，聂荣臻当即表态，但很谨慎地加了一句：“但是，还是请中央决定。”

邓小平当即表示同意，果断地说：“那就这样定了。”

1956年11月，聂荣臻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当时，很多人好意提醒聂荣臻：“科学技术工作要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知识分子工作太复杂，做起来很麻烦。”聂荣臻却坦然一笑：“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科学技术，离不开知识分子。过去，想用科学技术改变国家的贫穷面貌没有条件，现在有了条件，为什么不抓？为了祖国的富强我就是要抓科技工作，我不怕麻烦!”

在后来的工作中，聂荣臻处理过不少麻烦事，每次都尽心尽力帮助科研人员，还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立下规矩：“如果科研人员来信，反映他们的工作安排不合适，经了解属实，你们可用我的办公室名义直接写信给他们所在单位，要他们解决。有的解决不了，再报告给我。”有名科研人员的工作安排和所学专业不对口，解决起来有困难，最后聂荣臻出马催办，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三年困难时期，生活物资奇缺。为了保障科研人员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聂荣臻毅然决定向各大军区求援。物资运到后，他嘱托国防科委：“这批鱼、肉、大豆、海带等都是专门给科研人员的，其他任何人不得动用。”他还亲自布置、检查分配方案。

在中央大力支持下，聂荣臻组织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协作和科技攻关。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知识分子。他提倡大胆放手、依靠科研人员，强调科学家的事交给科学家去做，专业领域的事交给专业人士去办，而他自愿担任科技事业发展的勤务员，做科研人员的知心人，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他不止一次地对科研人员说：“你们只管放手工作，我来做你们的后勤部长。”“只要大家尽了心，用了力气，失败了不要紧，要打气，绝不要泼冷水，更不会追究责任，要坚持下去，吸取经验，反复试验，直到成功为止。”

聂荣臻主抓科技工作，成果丰硕。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42年夏，聂荣臻与夫人张瑞华的合影

不徇私情，不搞特殊

聂荣臻虽德高望重，但始终以坚强的党性严守党的原则，严格要求家人、亲戚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决不允许以权谋私、搞特殊化、搞人情交易。

“没有一个人能沾他的光……”这是聂荣臻的亲戚、朋友、秘书给予他的评价。

聂荣臻的廉洁奉公，首先突出表现在不徇私情上，曾有多个亲戚提出请他帮忙找工作，他都不留情面地拒绝了。

1950年7月，聂荣臻给妹妹聂荣昌写信，让她到北京相见。这个消息被聂荣臻的表妹夫皮文蔚知晓后，便找到聂荣昌，表示怕她一个人路上不方便，要专程送她到北京。同时，他还想请聂荣臻给他找一份工作。聂荣昌经不住皮文蔚的劝说，磨不开面子，只好同意了。二人踏入聂荣臻的家门后，聂荣臻问清了皮文蔚的情况后，知道了皮文蔚此行的真正目的，就对妹妹聂荣昌说：“他是来躲命的。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送他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去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原来，聂荣臻了解到这个表妹夫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担任过伪乡长，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害怕被清算，便想趁着同聂荣昌一道赴京之际，到北京避避风头。但是，令这个表妹夫意想不到的是，聂荣臻会如此铁面无私、坚守原则，并把他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去改造。

后来，皮文蔚在改造中交代了过去的历史，得到了从宽处理。

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很多工厂、学校都解散或停办了。聂荣臻的外侄李继均所在的航空学校也是停办的单位之一，依照规定，学生要转到部队去当兵。不过，李继均还想继续学习，就写信给聂荣臻，请他帮忙在北京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到北京继续学习。

聂荣臻看完信后，写信给外侄，批评他不为国家着想，只考虑自己的事，要求他服从命令。之后，李继均安心服从分配。1967年，聂荣臻等人被诬陷为“二月逆流”，李继均也遭到牵连，后转业到地方工作。1976年后，李继均所在的部队给他平反了。他想回到原部队工作，于是把平反材料送给聂荣臻。聂荣臻看了文件后对李继均说：“其他人的冤假错案我可以签字平反，帮助安排工作。正因为你是我的亲外侄，我就不能签这个字。”后来，李继均一直在地方上工作。

聂荣臻舅舅的孙女、表弟的女儿唐毅曾找聂荣臻帮忙。聂荣臻赴法留学前，舅舅唐富华全力支持他，不仅劝说聂荣臻的父母，还筹措了300块大洋交给他。1976年，聂荣臻的表弟唐家杰写信给聂荣臻，说其女儿在乡下当知青，招工和当兵都去不了，想请他给招兵单位打个招呼，让女儿去当兵。聂荣臻回信说：“政策是我们制定的，我们不能违背，要当兵在当地报告，按政策办事。”后来，唐毅没有当上兵。

我国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研制、发射期间，在试验基地现场，聂荣臻正发着烧，却一直坚持工作。基地副司令员张贻祥嘱咐食堂给聂荣臻熬一锅鸡汤，却被聂荣臻严厉地批评了一顿。他表示，越是在困难的时期，党员干部越应该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绝对不能搞特殊化。

20世纪60年代初，聂荣臻的一名下属根据当时军委实际情况，向聂荣臻汇报并提议：“办公室缺一个主任，就让您的夫人回来当主任吧。只要她同意，一切手续都由我来办。”

对这个建议，聂荣臻毫不犹豫地以妻子张瑞华无法胜任为由当即否定。他语气坚决地说：“她一直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部队干过事，她到军队能干什么？”接着又说：“她不懂军事，回来干什么？”

就这样，聂荣臻直接把这件事顶了回去。实际上，张瑞华也是一位在战争年代艰苦磨砺中锤炼出来的老革命，同时又是聂帅的家属。正因为这一层关系，张瑞华愈发严于律己，坚守公平准则。1952年定行政级别时，张瑞华就是八级干部，直到1995年去世。聂荣臻身边的工作人员想向上级反映该情况，聂荣臻批评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你们不要管。钱够用就行了，什么级不级的。”

1966年，为了方便聂荣臻出席国事活动和重大会议，组织上根据国家规定为聂荣臻配备了一辆红旗牌轿车。聂荣臻特意嘱咐家人：汽车是国家财产，不是个人财产，只能用来办公事，家里的任何私事都不可以使用专车。张瑞华一直都是坐公交车上下班。一次在上班路上，由于车上人多拥挤，张瑞华不慎被挤下车跌倒在地，头上磕了一个大包。尽管如此，这也没有改变她坚守聂荣臻制定的“不坐公车”的原则。她还嘱咐女儿聂力：“你爸爸的车，不该我们坐，我们坐上了，心里也不踏实。”秘书知道此事后，想给张瑞华一点方便，让司机接送。聂荣臻知道后坚决反对，并严格要求亲人不准搞特殊化。

正因为有父母做榜样，女儿聂力时刻牢记这条原则。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地上积存着厚厚的白雪，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读书的聂力推着自行车，在雪地上艰难地前行。她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学校去上早自习。

聂荣臻的秘书范济生碰巧看到这一幕，便赶紧告诉聂力不要骑自行车了，他要派车送她上学。聂力连忙婉拒说：“爸爸说过多次，不让我坐他的车。再说，让同学看见了影响也不好。”

范秘书明白聂力是不会同意坐小汽车的，就让警卫员把她的自行车加了锁，把小汽车推到大街上再启动。这样，聂荣臻就不会听到小汽车启动时的轰鸣声了，聂力也就无法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了。

无奈之下，聂力只好坐上小汽车前行了一段路。可是由于担心被同学看到自己是坐小车来上学的，聂力便坚决要求提前在距离学校很远的胡同口下车，随即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学校走去。

聂荣臻只有一个外孙女聂菲，小时候就十分疼爱她。可在用车方面，他对小外孙女也从不迁就。即便是在周日，小外孙女想到颐和园去玩，他也叫家人带着她乘公共汽车去。聂荣臻对外孙女说：“这辆红旗轿车是国家配给爷爷的。你小小年纪，对国家没有作出贡献，不能乘坐这辆车。”由于他的严格要求，聂菲从小一年四季都是步行上学，从没被公车接送过。聂荣臻不仅廉洁自律，还推己及人，在家人面前树立了榜样，带动全家人形成了严守纪律的良好风尚。

1966年12月，在导弹试验基地，聂荣臻(前左三)与钱学森(前左二)等人合影

坚持原则，公私分明

无论做人还是做事，聂荣臻都坚持原则，个人绝不占公家的一点儿便宜。

1961年，江津县吴滩公社工作人员写信给聂荣臻，告知其远在老家的父母墓碑因为年久失修遭损坏。公社请示他，要对其父母的墓碑进行修缮。

4月13日，聂荣臻收到家乡工作人员来信后的第一时间，就提笔给吴滩公社工作人员回信。

信中，聂荣臻对家乡的关怀表示感谢，并深感党的廉洁纪律要求个人的私事不应该由公家出钱，重点强调“购买碑料以及立碑所需的一切费用务请来信告知，决不要由公社开支”。

收到回信后，公社工作人员便开始对聂荣臻父母的墓碑进行修缮，并告知他修缮费用由公社来承担，以表达家乡人民对他的尊敬以及感谢他为新中国作出的贡献。

对此，聂荣臻深感不安。1961年9月23日，他给家乡回信，表达了对乡亲们的谢意，再次强调“立碑所用的40元因为是个人的事情，决不应由公社报销，增加公社负担”，并随信邮寄墓碑修缮费用40元。信中，他还表示十分关心家乡的旱灾，时常从报纸上关注家乡的情况，相信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战胜暂时的困难，同时督促公社干部群众要贯彻党的政策，发挥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开展生产自救。为了丰富公社的文化生活，聂荣臻还专门为公社订购了《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各一份并承诺将按期赠寄。

1989年，江津县委办公室收到聂荣臻办公室寄来的一笔144元的汇款。这笔汇款没有写明收款人的姓名和详细地址，只在汇款单右边的附言栏里注明，委托县里有关部门查找落实。县委办公室的同志犯愁了，江津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到底是谁给聂帅寄去了东西呢？为什么要隐姓埋名？经过有关部门核实，是江津县聂荣臻文物征集办公室的几位老人给聂帅寄去了100多斤广柑，想请他尝尝家乡的特产，但又怕他老人家按价付款，因此隐瞒了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这笔无名无址的汇款，饱含着家乡人民和聂帅的深情厚谊。

原来，聂荣臻关心江津人民，江津人民同样爱戴从这片热土上走出的开国元帅。1985年，聂荣臻文物征集办公室的几位同志商定：送一筐驰名中外的江津广柑来表达感情。征集办公室的几位老同志想得十分周到，他们要把江津最鲜的广柑给聂帅送去。从春天开始，几位老同志就到果园专门挑选了两株向阳的广柑树，精心施肥、浇水。等到广柑成熟的季节，他们选摘了一大筐鲜果。为让聂荣臻吃上放心果，他们亲自将这些果子送到防疫站检疫后才放心给他寄去。

聂荣臻意外收到这筐广柑后，很快就写回感谢信并按市面上价格寄回了货款。收到聂荣臻的汇款后，几位老人的心里很不安：能让聂帅吃到自己亲手挑选的广柑就心满意足了，就够光荣一辈子了，怎么也不忍心收钱。这一次，他们寄去的广柑只写收件人的姓名，不写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可是这样做，依旧不奏效。聂荣臻收到这些广柑后，仍和往年一样，叮嘱秘书尽快将钱寄回，可秘书犯愁了：没有姓名，这钱寄给谁呀？没隔几天，聂荣臻问秘书：汇款寄出去了吗？秘书只好实情相告，最后按聂荣臻的意思，将汇款寄给江津，并托县里有关部门查找落实。

聂荣臻严于律己的崇高品质，使大家十分感动。

1984年7月，聂荣臻、张瑞华与女儿一家在北京玉泉山

生活俭朴，低调谦逊

聂荣臻一生为人清廉，生活俭朴。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聂荣臻都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形势严峻，聂荣臻到香港开展地下斗争。在潜伏中，聂荣臻与同为潜伏人员的张瑞华结为革命伉俪。聂荣臻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张瑞华则以富家千金的装扮，借记者妻子的身份出入高档场所收集情报。开展革命工作，方方面面都需要经费，而在当时艰苦的革命条件下，党组织拨付的经费有限，夫妻二人必须节省生活开支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聂荣臻与张瑞华的生活补贴，外加交通补助，大部分被用于支付潜伏工作必需品的开销，他们的生活捉襟见肘。为此，他们几乎没有置办过新衣服，家中的饮食也都是粗茶淡饭。张瑞华想尽办法为丈夫改善伙食，然而经费有限，做来做去，还是俭朴之至。

即使这样，聂荣臻也从未申请过更多的活动经费。他知道，此时的党组织正处于发展阶段，有人比他们更需要这些补贴。而这种在革命斗争中养成的俭朴家风，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直传承着。

聂荣臻床头的台灯，是一位老战友的儿子手工制作的，一用就是20多年。他一生没在饭店摆过生日宴，主张过生日要简单一些，定下的规矩是“关起门来自家过”。

对于自己和家人，聂荣臻一向要求极严。他生活俭朴，不吸烟、不喝酒，不讲究吃穿，直到晚年，仍然是老样子。他家里的摆设也很随意，客厅里连张字画都没有。家里很多家具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置办的，有些还是战争年代留下的。他自1949年搬到景山东街的一个老院子住，直到1992年5月14日逝世，43年一直没有搬过家，邻居换了一拨又一拨。这座老院子见证了聂荣臻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作风。

1987年，聂荣臻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仍以病弱之躯，关注着党、国家和军队的各项建设事业，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为党为国操劳不已。

在最后的岁月里，他仍以顽强的意志和百倍的信心与病魔展开搏斗。

随着病情的加重，他对毛主席的思念也日益加深。他告诉秘书，放大一张毛主席像挂在办公室。秘书精心挑选了一张聂荣臻陪同毛主席观看飞行表演的照片。这幅照片人物清晰、色彩鲜明，角度也取得好，神态表情丰富，将共和国最高领袖和一代元戎的大智大勇、运筹帷幄的气质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秘书认为，自己百里挑一选中的这张照片，聂荣臻一定会满意的。

不料，聂荣臻看后却摇头说不好。秘书询问其中原因，聂荣臻十分严肃地分析说：“你看，照片上我的个子比毛主席还要显得大，还在前面，毛主席和我并肩站着，毛主席侧身，我在正面，没有突出毛主席。”秘书解释道：“这是在机场看飞行表演，你还在向主席汇报，身边还有贺老总、罗帅，很自然嘛。”

然而，聂荣臻始终强调，他的办公室只能挂突出毛主席的像，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忽略。倘若要挂集体相，那么毛主席就应该在中间位置，他是我们老帅的核心。

最后，秘书只好另选了一张毛主席办公的照片，挂上后，聂荣臻十分满意。以后，他常躺在椅子上，久久地凝视着毛主席像，不时地点点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2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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