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怎样读二十四史的

　　毛泽东是怎样读二十四史的呢?结合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实践和对二十四史的批注、谈话、评说，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六种方法。

　　1.古为今用法

　　关于毛泽东“古为今用”的读书方法，陶鲁笳曾写过这样一段回忆：“毛主席研究历史，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史的优秀遗产，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而不是信而好古，迷信过去。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古为今用。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据我了解毛主席一直在精读陈寿的《三国志》，并针对当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讲了《三国志》中的许多人物，讲的最多的是曹操和郭嘉。郭嘉是曹操的重要谋臣，毛主席说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当时袁绍的兵力大于曹操。郭嘉曾投奔过袁绍，但时间不长，就看透了袁绍的弱点：‘多端寡要，好谋无决。’那袁绍就是这样打了败仗，而曹操听了郭嘉的计谋，就打败了袁绍。郭嘉足智多谋，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听取他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曹操是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毛主席说，一定要多谋善断。多谋就是要和各方面去商量，听取有独到见解的好意见，‘谋’是基础，没有多‘谋’就不可能‘善断’。善断即善于作出判断。判断有三种情况：正确判断;武断;断得不及时，即事后诸葛亮。要当机立断，不能犹豫不决。还说，不要‘多端寡要’，头绪太多，不得要领，抓不住中心，每个时期的工作都应该有中心，脑子里经常要装几个大问题。1959年4月上海会议，毛主席更明确地向到会的高级干部推荐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再次谈到党的领导干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多谋善断和留有余地的问题。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反反复复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中曹操多谋善断、郭嘉足智多谋的史实，是他汲取历史中对现实斗争有益的东西，达到古为今用的一个生动范例。”

　　说到《三国志》中曹操多谋善断、郭嘉足智多谋的这段故事，《毛泽东传(1949—1976)》也有一段记述。1959年3月2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是从一个三国故事讲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他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毛泽东解释说，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毛泽东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这段富有哲理性的话，给人们以新鲜而深刻的启发。

　　2.辩证分析法

　　毛泽东是中国最精通唯物辩证法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他的思想和理论贡献，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分析方法，深刻地贯穿、融化在他读二十四史的过程中。无论是批注圈划，无论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论、评价，都体现出了他的思想观点和他灵活运用的辩证法。

　　芦荻老师曾回忆说：“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他从不给以简单的论断，而是谨慎地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具体地加以剖析。譬如对于宋代的道学家，他既深刻地指出了道学维护没落的封建统治的反动本质，又没把情况复杂的道学家简单化。他对朱熹，一方面指出他的虚伪，说他责打被压迫的妓女，给妓女加上伤风败俗的罪名，而自己却又纳妾;另一方面又指出朱熹的学问渊博，是个大学者，而且还颇有开通的地方。一方面指出骂曹操为‘汉贼’的正统观念始自朱熹的论著，另一方面又说朱熹的《紫阳纲目》是应该一读的著作，并手写了‘紫阳纲目’和‘道学三朱熹’。他让我读朱熹的书，并说，这是很有用处的。对二十四史中随处可见的那些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警句名言，毛泽东是从不放过的。他或是加上连圈密点，或是摘录在天头，并铭记脑中。如‘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张胜传》)、‘偏听成奸，独任成乱’(《邹阳传》)、‘意合则胡越为昆弟……不合则骨肉成雠仇’(《邹阳传》)、‘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东方朔传》)、‘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东方朔传》)、‘天地之性人为贵’以及‘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郑当时传》)等等。通观全书，经毛泽东圈划摘录的这类‘至理名言’，不可胜数。这些充满辩证法或含有朴素唯物思想的至理名言，也常常被毛泽东运用于他喻事喻理的言谈中。”

　　《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等充满辩证的警句，毛泽东很感兴趣。不仅他自己爱读，1965年还亲手在这两传分册的封面上写了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笔者注：刘，是刘少奇;周，是周恩来;邓，是邓小平;彭，是彭真)，“送陈毅同志一阅”。

　　黄琼、李固都是东汉人，以耿直方正、以国事为重、敢于忠言谏君著称。东汉时，外戚、宦官相互倾轧，争相专政擅权。大将军梁冀的两个妹妹分别是顺帝、桓帝的皇后，梁冀垄断朝政近20年，骄奢横暴，不可一世。顺帝时，黄琼两次被举荐到朝廷做官，他都托病不去。李固非常仰慕黄琼，写信劝他出来协助朝廷治国安邦。这封信从两个方面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们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信中对黄琼进行规劝和告诫道：“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毛泽东曾评价此信“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黄琼出来做官后，经常上疏规劝顺帝，所提批评和建议多被采纳。顺帝死，梁冀和梁太后先后立冲帝、质帝，两帝在位的时间都很短。其后桓帝立，拟褒崇梁冀，说梁冀功劳可与周公相比，黄琼不畏惧梁冀的权势，在众人随声附和中只有他坚决反对。他举出萧何、霍光等功臣为例，认为“赏必当功，爵不越德”，桓帝接受了这个意见。黄琼临死前，仍上书直谏，一一列举当朝的忠与奸，规劝桓帝要清醒、要明察。

　　李固也是汉顺帝时的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李固多次上书汉顺帝，规劝他慎重选用官员，协助他整顿朝纲，为天下树立榜样。他说：“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顺帝死，质帝立，李固被委任为宰相。他任职后，“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质帝死后，李固建议“清河王蒜明德着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他给梁冀写信说：“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梁冀听不进李固的忠言，反而立了他的妹夫蠡吾侯，是为桓帝。李固后被梁冀诬陷杀害，死时54岁。

　　3.调查研究法

　　调查研究方法是毛泽东生前大力倡导并终身躬行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里说的调查研究，是指深入书海、深入史籍去调查研究，多读书，广读书，读书多。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对书中的人物、纪事、评论、评价等，不是书上怎样写的他就怎样信、怎样说，而是把载有此相同内容的书都找出来，一种一种地读。前人写的，后人写的，前人的注释，后人的评论，等等，相关的书都找来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去研究。笔者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调查研究法。这也是毛泽东终身践行的一种独到的读书方法。

　　毛泽东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做证实历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就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这一问题，毛泽东举出了如下的理由和例证，加以说明。他曾对芦荻老师说：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继建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里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的结果，是被迫的，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凡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毛泽东认为，洋洋4000多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毛泽东认为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假话。

　　毛泽东这样说，这样看，这样认为，是在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也就是在读了全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之后。他说过：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除了读这些大部头的史籍之外，他还读了大量的稗官野史、各种历史通俗演义、笔记小说、札记、随笔等。毛泽东在书籍、知识的宝库里调查研究很广泛、很勤奋、很下工夫，几十年不止，几十年不倦。他曾说过：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他生前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否则就读不好，弄不清历史发展的头绪。他认为，书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就会少失误、少上当、少受骗;就会尊重历史、维护历史，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4.逆向思维法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有个显著的特点：他不仅非常认真地读那些所谓“正面”的材料，同时也非常认真地读那些“反面”的材料。无论是“正面”的记述，还是“反面”的记述，他都擅于用逆向思维去思考，去阅读。他以历史史实为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参照其他多方面的史籍、史料，力求在丰实的史料基础上剖析史实、评说人物。在读二十四史中，举凡奸臣、佞臣、叛臣等人的传记，像新、旧《唐书》里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传，《宋史》里的《奸臣传》(秦桧、蔡京)，《明史》里的《奸臣传》(胡惟庸、严嵩)，等等，他都在封面上专门标出卷、册、姓名，有的还在名字前面画了圈。在阅读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一要看看他们的奸法和坏法，二要和其他传记参照看，弄清楚每项历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责任和次要的责任，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在读《三国志》时，毛泽东对书中的曹操记述、评注进行“逆向思维”，作出相反的评价。毛泽东在读裴松之注、卢弼集解的《三国志》时，对《魏书·武帝纪》、《魏书·文帝纪》、《魏书·刘表传》有关曹操的记述做了许多的圈划和批注。从他的批注中可以清楚看出毛泽东是不赞成书上对曹操的评价的。在《魏书·武帝纪》中，毛泽东圈划批注得比较多的，除曹操的身世、经历和战绩外，主要是曹操所采取的政策。

　　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用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了屯田政策，由典农官募民耕种，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各州郡。它对恢复战乱中被破坏了的农业、支持军队都起到积极作用，为晋统一全国打下了物质基础。毛泽东对此很重视。《魏书·武帝纪》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以及卢弼、裴松之有关这方面的注释，他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毛泽东逐句都画有着重线，天头上还画上圈。

　　毛泽东对曹操“不杀降”的政策很为赞同。《魏书·刘表传》有一段裴松之的注，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三字旁画曲线，在天头上写的批注是：“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曹操对待俘虏所表现出的豁达大度，确实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的胜利起到很大作用。建安三年(198)，曹操在兖州，任用毕谌，后张邈叛，将毕谌的母、弟、妻劫去，曹操对他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毕谌去后就没有回来。及至讨平张邈，毕谌被捉，大家都为他的性命担心。曹操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不仅没有杀毕谌，反任为鲁相。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及至打败了张邈，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杀他，说：“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这仅是曹操“不杀降”的两例。毛泽东一向反对虐待和杀害俘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亲自为我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八条，严格规定“不虐待俘虏”。实践证明，这对严肃军纪、瓦解敌人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他蔑视刘表的做法，认为“杀降”，是像曹操这样有远大政治眼光的政治家所不会做的。

　　卢弼在传记中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200)占“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祭祀天地，自立为帝。对此，毛泽东又把他与曹操相比，写的批注是：“作土皇帝，孟德不为。”在这里，毛泽东再次称赞曹操在政治上与众不同，是刘表所不及。

　　《魏书·武帝纪》裴松之的注释中，引用《魏武故事》记载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所颁布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主要内容是叙述曹操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帝以自立的意思，他让出受封的阳夏、柁、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对此作了一些考证，对这篇令的评价是：“文辞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表明了对曹操的憎恶态度。曹操在令中说，自己没有背叛汉室之意，他死后，妻妾无论改嫁到哪里，都希望要为他说明这一心迹。卢弼指责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不能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指责他“皆欺人语也”，说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令中又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卢弼则认为曹操“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在吹牛。毛泽东对卢弼的注圈圈点点，在天头上写的批注是：“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了解曹操的第一手史料。卢弼用旧史学家的正统思想，先入为主地视曹操为奸雄，对曹操的功过是非不能公正、客观地评论，这是毛泽东不赞成的。“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的《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人，狂傲而有才气，曹操没有重视这人才反而污辱他，被祢衡大骂，祢衡后为黄祖所杀。鹦鹉洲相传是祢衡作赋的地方。李白的这首诗，肯定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毛泽东认为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才比较合乎实际。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先后多次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说过曹操。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针对历史上对曹操不公正的评价，作过如下的论述：“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以上的批注和评说，足以证明，《三国志》等史书中对曹操的评价，毛泽东是很不赞成的。正如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1950年代读到鲁迅此文中的上述论述时，用粗重的红铅笔画着着重线，表示他非常赞同鲁迅对曹操的看法。

　　5.对照、对比法

　　在图书服务工作中，我们知道，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有其独到的方法。例如，把《汉书》和《后汉书》放在一起读。看了《汉书》，又看《后汉书》，读读《汉书》，又读《后汉书》，把这两种书对照看，对比着读。对《汉书》中记载的西汉一朝史籍、史实、人物、评价等内容、文字，与《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一朝的史籍、史实、人物、评价等内容、文字，在阅读中进行比较。反复读了这两种书后，毛泽东写下批注：“《后汉书》写的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这两种史书相比，毛泽东为什么称赞《后汉书》呢?《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一书中对毛泽东的这条批注是这样解析的：“《后汉书》在体例方面，编次更加周密，且有创新。在思想方面，体现出作者具有进步史观。如对高官侯爵而于当时没有什么贡献的人，便不为之立传。对宦官、外戚的为非作歹、鱼肉人民，表示极端厌恶。而对反对的‘党人’的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精神，则加以赞颂。此外，《后汉书》内容详略得当，简明周全，叙事生动……毛泽东批注的《左(雄)周(举)黄(琼)列传》、《苟(淑)韩(韶)钟(皓)陈(宜)列传》、《李(固)杜(乔)列传》，记载的是能够纠正朝政缺失，注意民生疾苦的良臣，或品德高尚、爱抚百姓的贤臣，或敢于同外戚势力作斗争的直臣。这些列传的传文和‘论’、‘赞’中体现出作者对所传人物的称颂，并且可以看出东汉王朝走向衰亡的原因……班固在《五行志》、《天文志》中罗列了大量的天人感应现象，与自然灾异对应起来，宣扬天命论。强调封建等级制度不可逾越，为封建制度的合理存在寻找根据。”

　　毛泽东还把《南史》和《北史》对照，对比着读。他说：“《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李大师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毛泽东还把《南史》和《北史》与《旧唐书》相比较。他说：“《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与记述同时代的八代史书和其他一些史著相比较，在撰述指导思想和编写方法上有着明显的长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其表现为：一是取消了南北朝史学家关于《岛夷传》和《索虏传》的习惯做法和传统称谓。“岛夷”和“索虏”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各自的史书中，对对方的一种贬称。这种现象说明修史者囿于历史偏见而缺乏“大一统”的思想。李延寿对南北政权同等看待，在《北史》中称南朝则书其国号和皇帝的庙号或谥号，在《南史》中对北朝也用同样称谓方法。二是南北交兵不详载。由于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并且交战双方“各自夸胜讳败”，往往造成严重失实，这在“八书”中多有反映。李延寿写南北二史时采用取“八书”之同而去其异、存其略而删其详的做法。李延寿及其父李大师撰写的《南史》和《北史》，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各代历史贯穿起来的两部史著。虽然南北二史有着诸如只有纪、传而无志，人物列传重复现象，增补的内容有的荒诞不经等缺憾，但与八代史书相比，却有许多优长，更重要的是它的倾向统一的思想，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读了《宋史》和《明史》，毛泽东对这两种史是不满意的。他认为：这两种史写的芜杂。读了《旧唐书》和《新唐书》，毛泽东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好，《旧唐书》简单而材料多确切，《黄巢传》和《新唐书》也有不同。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仅把两种和多种史书对照着看，对比着读，而且对各种史书上的注释文字也都对照着看，对比着读。例如，在读完裴松之注《三国志》之后，他认为：“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很显然，毛泽东对裴松之注《三国志》很为称赞。

　　裴松之的注文除了对《三国志》的文字加以释解，即字音、文义、名物、地理、典故等方面的内容外，补充了大量的史事。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和《任峻传》关于曹魏屯田制的记载，都非常简略，裴注补入大量文字，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屯田的背景、目的、效果，还引王沈《魏书》记载的屯田令的令文，其中有关于对屯田之外的土地征收租调的数量规定。又如在《杜夔传》中注补马钧小传，记述马钧的平生事迹及发明创造，使这位有名的科学家未被埋没于世。

　　6.联想、联系法

　　毛泽东历史知识丰富，联想力强。他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关于战争、战役及其战略、战术内容所写下的批语，不少都是由“此”想到“彼”，由“过去”想到“现在”，联想丰富、自然。例如，毛泽东在读《南史》卷二十二《王僧虔传》中“又宋世光禄大夫刘镇之，年三十许，病笃，已办凶具，既而疾愈，因畜棺以为寿，九十余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这段文字后写的批语是：“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这两句批语，是曹操《龟虽寿》诗中的诗句。

　　毛泽东生前很爱读曹操《龟虽寿》和《观沧海》两首诗，多次圈点，多次凝神静气手书全诗，手中写，口中背。《龟虽寿》中的“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两句，毛泽东很欣赏。1961年8月25日，他回信给胡乔木同志，他在信中写道：“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保健医生徐涛回忆，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有些天，毛泽东在海岸沙滩漫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毛泽东在夜里工作疲劳后，稍作休息，出门观海，有时也是这样低声吟诵。他还找来地图，查证出“曹操是来过这里的”。他说：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毛泽东生前在和儿女谈话时多次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还说过：“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又如，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陆逊)乃敕各持一把矛，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钱振锽曰：‘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矛耳。意先主连营，皆伐山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毛泽东读了这段文字后，提笔写了这样一段批注：“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孙权出动抵御刘备的军队数量虽少，但由于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陆逊指挥有方，在对敌我双方进行较为切合实际的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采取了避其锋锐、击其怠惰的方针，诱敌深入，后发制人。以积极地防御，寻找有利时机，变被动为主动，抓住和利用对方的弱点，一举破敌，取得胜利。

　　清代学者钱振锽曾评论吴蜀彝陵之战，认为陆逊击败刘备，没有什么奇策，不过是采用火攻。如果刘备不用山上树木扎营，而是以土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攻破蜀军呢?毛泽东不同意钱振锽的这个评论，他认为如果刘备以土石垒营，虽然可以避免火攻厄运，但由于大军深入敌境五六百里，战线又过长，并且长时间地与对方相持，造成军粮供给困难，将士斗志涣散，也不可能保障刘备持久进攻并取得胜利。

　　毛泽东针对钱振锽的评论，指出刘备取胜之道应该是“打运动战”，从陆逊防守较弱的彝陵南面的澧水流域发动进攻，以分散对方的兵力，使其应接不暇，然后可以各个击破。

　　从这段批注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读史中的联想是多么丰富。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过程联想很多很多，批注也是很多很多。下面再说说联系。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毛泽东正在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闲谈中，毛泽东很有兴致说起吕蒙发奋读书的故事。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中的《吕蒙传》。”

　　毛泽东还当面向罗瑞卿荐读《吕蒙传》，他告诫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要求。”罗瑞卿回京后，挤出时间熟读了《吕蒙传》，又找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给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大大激励了公安系统干部学习文化的积极性。

　　二

　　从不同的视角去读二十四史，这也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一个独到之处。

　　1.政治视角

　　把二十四史当成政治来读，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一个视角。例如，毛泽东读《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的一段记载：“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毛泽东读完这段文字，在天头上写了一段批注：“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短短20个字，把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政治才能做了盖棺定论。

　　刘邦，出身布衣平民，于秦末风起云涌之际，手执三尺剑，与天下英雄俊杰逐鹿中原，八年间，一扫六合，澄清宇内，奠定了汉朝数百年的基业。毛泽东读史时很关注政治，很重视人物的出身。刘邦出身于大老粗，又是位高明的政治家，所以毛泽东对刘邦这个历史人物很感兴趣。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出身贵族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1964年1月7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直率地说：“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

　　刘邦和项羽，一个是汉朝创业之主，一个是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俱为一世英杰，但用人行事，治国用兵的方式却截然不同。毛泽东将两人相提并论，不仅因为两人反差大，而且为了从刘项成败的往事中汲取经验，指导当前的运动。

　　1957年4月，毛泽东召见胡乔木、吴冷西时曾说过，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的中央扩大会议上讲民主集中制，针对一些党的干部缺乏民主作风，饶有深意地提起刘邦和项羽来。他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进去了，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里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在封建时代被历史文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关于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的统一，这是政治中的政治，国家中的大事。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对这一重要问题非常关注。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中国的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

　　坚持统一还是搞分裂，是毛泽东评论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认为秦始皇最大的功绩就是既完成了统一，又实行郡县制，为中国“长治久安”的统一局面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谈《三国志》的时候，他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反之，对于破坏统一、搞分裂，他一概加以谴责和批评。对于士族门阀，毛泽东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对谢安，却给以很高的评价，原因就在于谢安为维护东晋的统一局面，立了两次大功。一次是他指挥了“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了个漂亮仗;另一次是他拖住了搞分裂的野心家桓温，使其分裂的阴谋没有得逞。毛泽东说：“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作样子，搞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符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透了他的意图。还是谢安有办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没得实现。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

　　在《晋书》的《谢安传》和《桓温传》的有关描写处，毛泽东都画了很多圈和线。在《谢安传》上，他一处批了“有办法”，一处写了“谢安好”，而在《桓温传》上则写了他“是作样子”。

　　毛泽东读史时，对一些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政治家，是十分推崇的。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在《诸葛亮传》一段注文旁边，加了很多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和平定云南后用当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迹。毛泽东说，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唐太宗李世民是毛泽东欣赏的一个皇帝，他除了推许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外，还推许他的民族政策，认为唐代的繁荣富强和李世民较好的民族政策有很大关系。他说，唐朝的名将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并特别谈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婚事，说那时的吐蕃和唐政府就是一家人了，松赞干布是个很有远见、很有作为的人物。

　　从政治的角度读二十四史，去认识人，去辨是非，去评价人，去评价历史事件，这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一大特点，也可以说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一条重要方法。

　　2.战争和战略、战术的视角

　　二十四史虽然不是兵书，但它记载和叙述了许多关于战争和战略、战术的内容，历朝历代许多著名的战争、战役，二十四史中几乎都有记述。毛泽东爱读二十四史，更爱读二十四史中关于战争和战略、战术的记载和描述。二十四史不是兵书，可是毛泽东把它当成兵书来读。二十四史中关于战争、战役和战略、战术的记述，他读得多，画得多，批注也多。

　　二十四史一书中，凡记述农民运动的文字，毛泽东都有浓厚的兴趣，在阅读中都有圈划和批注。就是起义军作战的路线，毛泽东也字字披览，圈圈点点。例如在《旧唐书·黄巢传》后，附有毛泽东亲笔画的黄巢行军路线图一张(黄巢与秦宗权合传，在全书之末)，从此可以看出他读《黄巢传》时是多么用心。毛泽东高度肯定农民起义战争的积极作用，他说，陈涉、吴广的功绩甚至连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否认。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说：“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汉书·陈胜项籍传》里也承认，“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对于农民起义军的失误和领袖的错处，毛泽东也总是惋惜地标出或批注，如在《史记》和《汉书》的陈涉传中写他斩杀故旧的地方，毛泽东特地加了“可惜”、“不当如是”类的批语。

　　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披读《三国志·张鲁传》时，心潮汹涌，曾写了大段文字，揭示出中国历史上前赴后继的农民起义战争的巨大意义，并指出了这种斗争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性质上的原则区别;同时，又说明其间相同的地方，即：“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级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他认为广大农民群众，不仅在长期的封建时代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而且直到今日，仍然蕴涵着要求改变一穷二白、摆脱贫困、追求平等自由的旺盛的革命积极性。农民美好的愿望和革命积极性，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才能成功地得到发挥。他认为：“两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漫长的农民起义战争的历史，得出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

　　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对唐太宗李世民的战略战术思想很为欣赏，曾对李世民“坚壁挫锐”的战略战术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

　　《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记载：在立皇储问题上，唐太宗明知李治为人柔弱，思虑不精，缺少雄主的韬略;李恪则“英果类我”，文武兼备，堪当重任。却只因国舅长孙无忌极力保举李治，而放弃了改立李恪为太子的打算，结果酿成了武则天的专权。毛泽东认为这一祸患的根源应始于立李治为太子。因此，毛泽东在《新唐书·李恪传》这段文字的天头上无不遗憾地写了批注：“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毛泽东的这条批注，对李世民既有称颂，也有批评。

　　尽管如此，在众多的封建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还是毛泽东很欣赏的一代雄主。在建立唐王朝和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李世民的军事思想和才能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在战术运用上，敌强我弱时李世民善于打持久战，休兵秣马，坚壁挫锐，而一旦时机成熟，又兼具连续作战精神，穷追猛打，不给敌军喘息之机。李世民经常深入战略要地，勘察敌情，多次遭遇伏击，但他都临危不乱，镇静应对，化险为夷。每次战役中，他都亲自率军冲锋阵前，与士兵同场杀敌。这是李世民用兵的又一可贵之处。对史书上的这些记述，毛泽东读得很细，字字句句，入脑入心。毛泽东称赞李世民是自古以来最能打仗的人，确实是言之有据。

　　毛泽东读战争，读战略和战术，把史书当做兵书来读，这是毛泽东读史的又一独到之处。

　　3.生产、生活的视角

　　从生产、生活的视角读二十四史，这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又一特点。二十四史中记载的种种人物，凡是与记述社会生产、民俗生活等相关的文字，毛泽东都读得十分细致。因为这些记述的文字与人物的成长和种种实践是有很大关系的。例如，毛泽东读《后汉书·光武帝纪》，他在刘秀早年勤于稼穑的文字旁特地划上圈圈。在《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他特别圈划了卫青为“侯(平阳侯曹寿)家人，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民母(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在《公孙弘传》中，在弘“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等文字旁画上了圈。毛泽东曾说过“卑贱者最聪明”，这不仅是他深入观察社会受到的启迪和理解认识，而且包括了他读二十四史中对这些生产、社会生活记述文字的浓厚兴趣。我们从他读过多遍的本纪和人物传记中看到，书中正文的文字，他读过多遍，圈划很多;注释的文字虽然小于正文的文字，他也一一阅读，在注释的文字旁圈圈点点，有时还把注释中的文字，移写到正文有关的地方。如在读《后汉书·光武帝本纪》，文中写刘秀“性勤于稼穑”(句下，毛泽东画了圈)。刘秀“避吏新野”(兄伯升宾客杀人，刘秀躲避官府搜捕，避到新野邓晨家中)时，值“南阳旱饥”，“因卖谷于宛”。毛泽东在这里特地把注家李贤转引自《东观记》中的“而上田独收”的一句注文，移写过来，用以突出刘秀善于耕田的技术。像这种移动注文，以突出传主的某一特色的地方，书中还有。

　　毛泽东在读《北史》卷十一《隋本纪》上的一段文字有时两条批注。书上是这样写的：(开皇)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诏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这段文字旁，毛泽东都画了圈圈，在“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八字天头上写了“商业发展”四个字的批注。在“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这一行的天头上写了“此不可能”四个字的批注。这里的两条批注，仅8个字，但它可以充分说明毛泽东读史时对当年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习俗的浓厚兴趣。

　　我们知道，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还有许多的视角，例如，政策和策略的视角，选人、用人的视角，干部教育管理的视角，组织工作的视角，外交的视角，民族统一的视角，民族团结的视角，等等。所有这些视角，都是毛泽东在读史过程中常用的。

　　毛泽东读书的方法和角度值得借鉴，对于领导干部加强学习和实践、对于我们党成为一个学习型政党是有益的启示。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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