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毛泽东与“毛粒子”

　　不能说，毛泽东是一个自然科学素养很高的人。这是容易理解的，完全可以从他的经历、他的环境和他所承担的使命，就是说，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人是历史造就的。不可以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苛求于前人。

　　这篇文章里想要介绍和说明的倒是，作为一个求知者，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毛泽东对学习和涉猎自然科学是颇为注意的，对某些问题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发表过一些深刻的见解。就这些而言，应该说，还是他值得称道的长处。

　　“多向自然科学学习”

　　毛泽东向斯诺讲述过自己青年时代追求新知的经历，说他在湖南师范学校求学的五年中，“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1

　　这是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事。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二一年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开新年大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须采用甚么方法的问题”(毛泽东发言，赞成“俄式”方法和“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列宁的主义”)。

　　之后，在讨论会友个人的计划时，毛泽东发言：“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2这一年毛泽东二十八岁，“三十以内”，还有两年。毛泽东还说：“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志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办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3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合影

　　这段话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当毛泽东明确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科学和这条革命道路的时候，同时强调了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必要。他并不以学生时代对自然科学不甚感兴趣为正确或无所谓，相反，他要设法补足由于这种偏颇而造成的知识结构上的缺陷。现在我们不能详知，那两年中他在多大程度上挤出了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时间。看来，紧张繁重的革命工作，首先是建党工作，使他不得不在读书方面继续作出“最痛苦的牺牲”。

　　但是我们知道，终其一身毛泽东都注意尽可能挤出时间，从书籍报志中了解一点世界自然科学学术思想的“大概”。延安时期如此，4北京时期如此，直到逝世前几年，眼力很差了，他还收藏和阅读一些特地印成大字的自然科学书刊。5

　　从一九二一年这一段话，联想到一九四一年的另一段话。那是毛泽东一月三十一日写给在苏联上学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的信中的话：“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6

　　坂田文章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复刊

　　毛泽东爱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这件事，我知道以后，是很高兴的。因为于光远创办和主持这个杂志，我是参与其事了的。

　　这个杂志发行量不大，开头不过二千份，后来也不过一万份。读者圈大致限于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一些对自然辩证法有兴趣的教师和学生。哲学界多数人都不大注意。然而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情况，我们最先是一九六三年底知道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科学小组的聂荣臻、张劲夫、韩光、于光远、范长江等同志到颐年堂向毛泽东汇报新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谈话中，毛泽东问起这个杂志，说：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二期已经出了。这个刊物哪里出的?

　　于光远向毛泽东说明了情况，回来告诉了我们。停刊前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哪些内容引起毛泽东注意，不得而知。复刊后引起他注意的有哪些，很快我们就得到了信息。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在北戴河，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这次毛泽东又讲到这个杂志，特别讲到杂志复刊第一期上刊登的、从苏联《哲学问题》杂志转译过来的日本学者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这篇文章，赞赏坂田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根据我当时整理的谈话记录，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青。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7

　　八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毛泽东又找于光远、周培源到中南海他的卧室，谈坂田文章，并且比较系统地谈了他对自然界辩证法的一些见解。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于光远作过一番描绘：

　　“到了颐年堂，毛泽东身旁的工作人员就把周培源和我领到了卧室。毛泽东正靠在床上，第一句话是不无歉意地作了一句解释：‘我习惯在床上工作’。我就说：‘主席找我们来大概是谈坂田文章的事吧?’他说：‘对了，就是这个事。’于是我们就坐在离床不远的两把椅子上。坐定之后秘书沏了两杯茶就走了，整个谈话时间都没有进来。谈话时房间里只有三个人，安静极了。于是，毛泽东就长篇大论他说起来。

　　一开头他说：‘今天我找你们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毛泽东讲：‘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毛泽东又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说，哲学要从讲堂书斋里解放出来。’毛泽东还说：‘认识总是发展的。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球就更加多了。……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么从太阳到地球中间的一大块地方现在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在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

　　在毛泽东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插进去提了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为认识工具?’毛泽东回答说：‘你说的那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当中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锨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认识就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我接着问：‘哲学书里通常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的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个看法行不行?’毛泽东回答说：‘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的阶级发展到自为的阶级。这时，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回答了我的两个问题后，他从天讲到地，从他讲到生物，从生物讲到人，就关于自然发展史的轮廓发表了一些想法，根本的思想是‘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人必有死，张三是人张三必死。人类也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说的人类灭亡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是指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生物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这好象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产生的东西都有它自己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代替它。’

　　“话题又转到物理学的新发现上来。毛泽东说：‘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宙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组成了宇宙。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8

　　当时，正在举行北京科学讨论会，坂田昌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了会议。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接见与会的各国科学家时，同坂田握手，并说自己读过他的文章。这引起坂田的惊讶和喜悦。

　　后来游颐和园，坂田向于光远询问，于光远向坂田说明了毛泽东从哪里读到坂田的哪篇文章，告诉他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引用列宁关于电子不可穷尽的论述，非常重视他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还告诉他，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上就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于，中子又有反中子……。(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就同钱三强谈过”质子、中子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问题，表示过“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的意见。)

　　坂田很感兴趣，说：可惜他原来不知道毛泽东一九五七年讲过这些意见。如果早知道，他的文章一定会引用的。坂田回国以后。多次写文章讲到毛泽东的这一见解。

　　因为毛泽东对坂田文章这样重视，坂田又说过他那篇文章苏联译得不甚准确，我们找人从日文重新译出这篇文章，题目按原文恢复为《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听说毛泽东对人说过，这样的文章，专门名词、专门知识一般读者不懂，应该作些注释。我们又组织人作了一批注释。根据毛泽东几次谈话的精神，我们替《红旗》编辑部起草了一个较长的按语，连同译文、注释一起，在《红旗》杂志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发表。随后在科学界和哲学界进行了一系列讨论，《红旗》一九六五年第九期还发表了一个讨论专辑。

　　这些活动，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起了较好的影响。因为它着眼于引导，要求把哲学的探讨同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结合起来，而不是离开这种具体研究去谈玄。

　　当时我国有一群理论物理学家，致力于基本粒子的研究。毛泽东强调的“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本是从物理学家那里来的，反过来又影响这群物理学家去认真探索“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的粒子。他们把这种粒子称为层子，建立了基本粒子结构的层子模型，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这些成果在当时是站在前沿的工作。在这前后，西方物理学家发展了关于基本粒子重粒子结构的“夸克”学说。“夸克”大致相当于“层子”。从那时以来，这方面研究工作取得长足的进展，”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在物理学界已得到公认。

　　杨振宁、李政道、格拉肖、“毛粒子”

　　毛泽东同于光远、周培源谈到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后来，他有机会同杨、李本人讨论了粒子可分不可分和宇宙守恒不守恒的问题。

　　七十年代以后，中美关系打开了，杨、李等许多海外华裔学者纷纷回国探亲、访问。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接见了来访的杨振宁，陪同杨来见毛泽东的是周培源。杨在海外报刊上多次谈到毛同他这次谈话的情况和内容。

　　毛泽东在谈话中问到哥本哈根学派现在怎么样了，又问到光量子能不能分?杨答：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毛表示，他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变成不可分了，那么一万年后，科学家干什么?又问现在坂田怎么样了?周说坂田在一九七〇年去世了。

毛泽东接见杨振宁

　　毛又说到公孙龙和惠施，说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说到”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白马非马”，“等等。杨说：在国际上，对基本粒子可分，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基本粒子有构造，但观察不到;一种认为能观察到，不过现在还没有看到。

　　周把话题引到杨、李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的原理。杨说：宇称守恒，简单地说，就是左右对称。在原子核里头，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下，宇称是守恒的，但是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

　　毛问：宇称守恒又不守恒，是吗?并说自己是搞政治的，不懂科学，称赞杨对世界是有贡献的。还两次讲到不要讲什么“万寿无疆”的话，这句话不对，不科学。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又接见了来访的李政道。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李在《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发表过回忆文章。

　　毛泽东请李讲讲李的那个发明创造。李说：我们没有什么发明，就是通过实验得出结果，通过结果求得了解，又想能不能另外做一些新的实验来校正原来的想法。实验的结果又修改想法，反复不断地进行。从实验开始，引出理论，进行解释和猜想，又进行实验。

　　陪同接见的朱光亚说：你讲讲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吧。李说：那就是，宇宙是不是绝对对称?比如，有正电子、负电子，正质子、负质子等等。但后来理论就脱离了实践，说宇宙一切都是绝对对称的。一九五六年我和杨振宁看到一些新的实验很难解释，就问那时的理论是不是有根据，发现很多没有根据。我们做实验。发现从前的绝对猜想是错误的。很多事实表明，正负、左右是不对称的。

　　毛说：我这的肩膀就是这(右)边高，这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左)好，这边差。

　　李说：常常说，人有不大对称的。有时期宇宙，比如从人开始，是不对称的。比如，心是在左边。

　　毛说：心是左的，胃是向右的，从胃到小肠是向右的。

　　李说：但是心不对称，不等于自然界都不对称，大多数是对称的，人的心在右边的也有，不过人数很少，大约占一百万分之一。但是现象不对称，不等于基本原理不对称。

　　毛问：平衡跟对称是一个意思吗?李用铅笔作了演示。毛又讲到宇宙，空间，时间，是运动的，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是微观世界了。难道微观世界是有限的吗?我在这里想，可能也是无限的。

　　李说：我们追求科学真理是无穷的。我们说，原子构造是无限的，一时看到的有限。朱说：但是一个时候叫了“基本粒子”。李说：是粒子，但不是基本。这倒不是我们叫出来的，在我们以前，有人就叫作是“基本粒子”。我们认为错误了。这只是一种相对的了解。现在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基本粒子”完全不基本。

　　毛说：希腊人说，那个原子是基本，是不可分割的。现在分得一塌糊涂。现在好多问题闹不清楚，比如：光学，太阳发出来的光，它的结构怎么样呢?

　　李说：我们觉得是电磁场的波动。

　　毛问：内部结构呢?

　　李说：我们知道光子走的时候，是正电子和负电子偶的结合，然后下面是正介子和负介子偶的结合，再下面又是正介子和负介子偶的结合。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也是复杂的。

　　毛又问：电子呢?李作了解释。毛再问：外围电子呢?李又作了解释。

　　毛又讲到牛顿的宇宙力学要用一个外面的力来推动宇宙，第一次推动，以后就自己动了。讲到第一个提出宇宙演化的是德国的康德，他的学说叫星云说。后来法国的拉普拉斯发展了。讲到英国的培根、达尔文、莱伊尔都是了不起的学者，莱伊尔是搞地质学的。达尔文是搞生物学的。

　　有趣的是，毛还讲到英国汤姆生编著的《科学大纲》，讲到自己年轻时读过那本书。第二天在飞机场，李政道收到毛让人给他送来的一本一九二二年版的《科学大纲》，作为送别的礼物。

　　同这样两位有伟大贡献的理论物理学家畅谈这门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在以“毛泽东与自然科学”为主题的叙述中，这件事是值得一记的。还有一件值得一记的事情是，毛泽东逝世后，一九七七年在夏威夷开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说了这样一段话：

　　“有好多次，科学家都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然界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但却又发现还有更深更简单的结构。格局总是这样：建议把一种实体看成是基本的，然后就观察到这种实体还有许多不同的变种，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猜测的分类法，最后终于认识到，这种实体只是由更为基本的部分组成的复合体。

　　“这样，定比和倍比定律以及气体的行为向人们证明了原子的存在，接着就确定了四十多种类型的原子，发现了元素周期表，并成功地预言了许多当时未知的元素。后来，卢瑟福证明了原子是由电子和原子核组成的，又过了二十五年，有关原子结合的动力学也搞清楚了。

　　“不久，人们认识到，不同的元素有不同的原子核。实际上，就是相同的元素，它们的原子核的质量和放射性质也还可稍不相同。原子量和原子序数的有规律的行为导致了一个过于简单的理论，就是所有原子核都是由质子和电子组成的。只是随着中子的发现和同位素的引入，一个恰当的原子核结构的图像才出现了。

　　“很快，又发现了上百种的强子，它们和质子及中子一样，同样可称为是基本的，而‘八重法’的近似有效则提供了强子有结构的线索。我们被引导到带色的夸克和量子色动力学，把它们作为强子结构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天，所剩下的真正的基本粒子的候选者只有夸克和轻子了。但是，实验已经揭示存在五种不同夸克和五种不同的轻子，或许将来还会发现更多。我们究竟还要找到多少种夸克和轻子，才能看到有规律性存在的信号，才能察觉还没有想到的更深结构的线索呢?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这个建议并不是对粒子命名的一个具体建议，这个建议表示了一个科学家对一个哲学家的深刻见解的敬意。

　　1. 见斯诺《两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 年版，第121 页。

　　2.《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32 页。

　　3. 同上书，第 33 页。

　　4. 延安时期毛泽东搜集的藏书中有不少自然科学书籍，如商务印书馆出的汤姆生《科学大纲》，辛垦书店出的普朗克《科学到何处去》，奉斯《环绕我们的宇宙》，爱丁顿《物理世界的本质》等。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开会前，毛泽东邀请商务的创始人张元济等同游天坛，曾向张说：他读过商务出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

　　5. 如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动物学杂志》，《化石》杂志，《自然辩证法》杂志等。

　　6.《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66页。

　　7. 准确地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说的原话是：“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坂田引用的就是这句话(《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262 页)。此外，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在黑格尔“有限性中包含着无限性”这些话旁边，还批了这样的话：“应用于原子和电子的关系。总之就是物质的深远的无限性……”(《哲学笔记》第114—115 页)。恩格斯1867 年6 月16 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早就指出过：分子、原子不是“可分性的极限”，而是“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各个关节点，它们”并不结束这个系列，而是规定质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第309 页)。可见，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物质分割的无穷系列、物质的不可穷尽性，物质的深远的无限性，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8. 于光远《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361—363 页。

　　本文摘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毛泽东与自然科学”一文，有删节。点击下一页，查看李政道对毛泽东接见一事的回忆文章

　　毛泽东与李政道谈物理

　　“告诉我，为什么对称是重要的?”毛泽东主席问道。

　　那是1974年5月30日，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四人帮”仍处于其权力的巅峰。当时，我特别沮丧地发现，在这文明古国，教育几乎完全停止。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办法能改善这种状况。

　　那天早上6时左右，在北京饭店，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出人意外地响了起来。有人通知我，毛泽东想在1小时内在他中南海里的住所见我。尤其使我惊奇的是，在他见到我时他想了解的第一件事情竟是物理学中的对称性。

　　按照韦氏字典的注释，Symmetry的意思是“均衡比例”，或“由这种均衡比例产生的形状美”。在汉语中，Symmetry的意思是“对称”，这个词带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含义。因此，这实质上是一种静止的概念。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人类社会的整个进化过程是基于“动力学”变化的。动力学，而不是静力学，是唯一重要的因素。毛泽东坚持认为，这在自然界也一定是对的。因而，他完全不能理解，对称在物理学中会被捧到如此高的地位。

　　在我们会见时，我是唯一的客人。在我们的椅子之间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有本子、铅笔和常用来待客的绿茶。我把一支铅笔放在本子上，再使本子倾斜朝向毛泽东，然后又朝向我。这支铅笔就在本子上来回滚动。我指出，尽管没有一个瞬时是静止的，然而整体而言，这个动力学过程也有对称性。对称这个概念决不是静止的，它要比其通常的含义普遍得多，而且适用于一切自然现象，从宇宙的产生到每个微观的亚核反应过程。毛泽东赞赏这简单的演示。然后，他又询问了有关对称的深刻含义以及其他物理专题的许多问题。他对过去没有时间学习科学表示遗憾，但他还记得J.A.汤姆孙的一些科学著作，他在年轻时很喜欢阅读这些书。

　　我们的谈话从自然现象逐渐转到人类活动。最后，毛泽东接受了我的一个小建议，即：至少对于优异青年学生的教育应该继续坚持并受到重视。由于周恩来的有力支持，这导致了“少年班”的开办，这个对于十几岁的优异学生采取特殊的强化教育的方案，首先在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实施。由于它的成功，以后在中国的其他一些大学也相继开设了。

　　第二天在机场，我收到毛泽东主席的一件送别礼物：一套J. A. 汤姆孙的1922年原版的四卷本《科学大纲》(The Outline of Science)。

　　对于由“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大混乱”而言，这次会面只带来一点点“有序”。尽管如此，或许它以一种很有限的方式表示，在人所固有的在自然界寻求对称的渴望与他对社会的要求之间存在一种关联，二者同样是有意义的，而且也是均衡的。

毛泽东接见李政道

　　本文摘自《李政道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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