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三个维度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在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方面，留给我们许多宝贵财富。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开座谈会”、“典型调查”、“解剖麻雀”等。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其中蕴含着马克思唯物主义认识论，体现为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是我们反对主观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其中蕴含着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价值趋向，体现为群众路线的领导作风，是我们防止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其中蕴含着直面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工作理念，体现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是我们去除形式主义的科学路径。在全党上下深入开展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四风”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从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切入，深入挖掘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对于有效提升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工作能力，进而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克服主观主义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从社会实践出发，探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遵循了辩证唯物主义从物到感觉的认识路线，要求调查者不能事先定调子，划框框，下到基层找例子。一切结论应该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研究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不增加任何主观成分，这就是调查研究中的唯物主义。为了避免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在开展调查研究过程中，毛泽东号召广大党员一定要遵循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这种作风，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1]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活动，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探寻规律性的“求”的过程。

　　毛泽东将实事求是思想作风贯穿于调查研究工作始终，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建党初期，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通过调查研究著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政治态度，分清了敌、我、友，得出了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是革命主力军的科学结论，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在大革命失败、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立足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实情，依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促进了党领导下红色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了纠正农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从1958年10月开始，毛泽东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经验不足的实际，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几个调查组到河北、山东、河南、天津、浙江、湖南、广东等省的一些农村进行调查。同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农村问题。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全党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许多措施，对于纠正当时农村工作中的“左”的做法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国民经济逐步好转创造了良好条件。期间的1961年，也被称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虽然，在后来的艰难探索中，毛泽东同志曾一度偏离了由他本人倡导的调查研究，但体现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实事求是思想作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们党执政形势也变得日益严峻，执政中遇到的的问题呈复杂化和多样化。如：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如何妥善处理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多元文化竞争共处，如何化解部分党员理想信念淡薄带来的执政风险;人民群众政治诉求日益强烈，执政党如何推进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如何化解“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等。在观察和处理这些纷繁复杂的重要问题时，有些党员和领导干部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以主观感情、愿望、意志为主。由此形成的工作报告、调研报告，语言枯燥，形式雷同，结构模式单一，结论大同小异;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使客观适应主观，按图索骥，按需求证，“合则取，不合则弃”;如此等等[3]。这种先入为主的调查研究做法，从根本上违背了“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导致了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这就警示我们，解决诸多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就要立足客观实践，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作风融入调查研究，依据客观真实的数据和信息得出科学结论，从而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以增强执政措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最终实现高效治国理政。

　　二、群众路线的领导作风：防止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渗透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核心理念。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党员和领导者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往往是有限的;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中国共产党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起点。这就使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石之上。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穿调查研究始终，在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中形成了鱼水情深的党群关系。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要求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一方面通过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将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盼作为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将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作为党的工作的着力点，将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工作的目标和归宿，在科学调查研究基础上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巩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将群众的意见、建议、批评作为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同时将集中群众智慧的党的意见在党的群众工作中贯彻下去，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制度保障，让民主集中制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巩固防止官僚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制度基础。

　　毛泽东将群众路线的领导作风贯穿于调查研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有效避免了官僚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针对革命军队建设和管理中的军阀作风和官僚习气，毛泽东深入细致地向广大基层官兵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提出了著名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军队政治工作原则，并由此形成了“官长和士兵同吃红米饭，同穿粗布衣，同住茅草房，一起劳动，一起作战”的和谐氛围，杜绝了军队建设管理中随意打骂士兵、虐待俘虏兵、封建长官意志等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极大提升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延安时期，针对群众伍兰花因生活困境大骂“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言论，毛泽东毅然否定了部分领导干部带有官僚主义倾向色彩的建议(即简单地运用强大公权力对她进行追究和惩罚)，坚持走群众路线，对问题的发生追根溯源，深入细致调查分析，发现了党的征粮政策欠妥问题，并以此为契机对党领导下的政府税收政策进行了修正和完善，真正让人民群众的批评成了党的政策得以丰富和完善的动力，促进了军民关系、党群关系的极大改善，形成了广为乐道的延安氛围①。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从1956年2月24日开始,按照重工业、轻工业、交通邮电、农林水利、财贸金融的顺序,听取中央主管经济的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关问题通过听取汇报的形式作了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并亲自参观了工农业生产现场，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图书资料，创造性地提出了至今仍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这次在中南海颐年堂进行的调查研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对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初期，防止和反对官僚主义的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树立了中国共产党良好执政形象，密切了党群关系，巩固了执政基础。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正是由于我们保持和发扬了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才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但是，随着我们党的长期执政，一些党员干部所产生的官僚主义尤其是由此衍生的消极腐败现象，使得党最大的政治优势逐步在流失，也直接导致了党“脱离群众的危险”[4]。因此，中国共产党需要高度重视保持自己的政治优势，否则，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鱼水关系”就可能会变为“油水关系”、“蛙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官僚主义在当前党群关系上主要表现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基层，高高在上，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在经济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对执政党提出的新要求的情况下，为快速有效应对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需要在继承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基础上，真正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贯穿于调查研究工作始终，科学运用调查研究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积极发扬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发挥领导和群众两个积极性，从而提升迅速捕捉信息、提升应急管理能力，不断创新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方式和途径;在领导和群众结合进行实地调查、开调查会、委托调查等传统调查方法基础上，充分运用现代组织管理理论、信息科技等载体和手段，高质高效地进行调查数据采集和研究分析，提升调查研究工作实效。

　　三、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去除形式主义的科学路径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以解决工作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为核心，通过反复多次的社会实践搜集问题、分析问题，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对策思路，最终解决问题。调查研究没有问题意识则空，问题意识离开调查研究则盲。立足解决问题，坚持求真务实，不仅指向思想理论本身，更是面向现实生活与时代问题。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5]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善于提出并解决这些问题，就能把社会推向前进。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坚决反对机械盲目地为调查而调查，强调调查研究的明确目的。对此，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振聋发聩地指出，“调查研究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是‘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这种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调查研究，体现的就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体现的就是有的放矢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态度。毛泽东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2-2]。因为只有带着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才不至形成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所谓形式主义的战略、政策、方针、政策。

　　大革命失败以后，敌我力量的悬殊导致了党的领导下的军队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不得不转入战略退却，革命发展道路问题成了需要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毛泽东立足革命实践，在对各个红色政权状况调查研究基础上，将党的革命战略同中国实际情况有机结合，针对党组织的领导下工农武装的发展壮大问题、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问题、工农武装政权建设问题等，创造性地提出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思想，解决了困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和方向问题。抗日战争前夕，如何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如何在抗战中实现党的革命事业的继续发展，成为摆在中国共产人面前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研究国民党中央保守派和顽固派之间的复杂关系、国民党中央同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复杂关系，苏联、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同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抗日战争同世界反法战争之间的复杂关系基础上，立足党的革命事业长远发展，在西安事变后抓住机遇，暂时搁置了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促进了国际国内统一战线的形成，并在抗战过程中战胜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错误倾向，独立自主地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世界反法战争的胜利发展。延安时期，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形式主义文风，给党的作风建设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毛泽东将这种形式主义的文风称之为党八股，批评党内理论界存在着不注重研究现状、“闭塞眼睛捉麻雀”，不注重研究历史、“言必称希腊”，“为了单纯的学习”、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文风是“极坏的作风”，并振聋发聩地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3]，将求真务实的理念和作风注入党的文风建设，形成了延安朴实、务实的文风盛况，有力配合了党在延安边区革命和建设的其他工作。

　　当前，社会加速转型、矛盾日益凸显、新事物新问题新情况的层出不穷。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就要贯彻毛泽东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培养对调查研究及其“问题意识”的充分自觉，调查研究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就业、教育、住房、食品安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医疗卫生、征地拆迁、社会治安，等等);调查研究注重实效，既要“带着问题下去”调查，又要“带着问题回来”研究;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不看调查研究的规模有多大、时间有多长，也不是看调研报告写得如何，而是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好。在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过程，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中体现的实事求是思想作风、群众路线领导作风、求真务实工作作风，渗透于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必将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2.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1]，801[-2]，844[-3].学

　　[3]张健.加强党的文风建设路径探析[J].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5)：34.

　　[4]陈世润，常捷.论党脱离群众的危险[J].重庆：探索，2013，(3)：32.

　　[5]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8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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