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我不是不赞成节育”

毛泽东的“人多力量大”有特殊语境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准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讨论预算和经济计划最早的一年。毛泽东为这次讲话准备了一个提纲，其中，在谈到人口问题时，毛泽东这样说道：“我们国家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要到七亿人口时，人们才会紧张，要看到严重性，但不要怕，要节省。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气候。

在这次讲话里，毛泽东表明了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劳动力，同时也主张要节育，对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有个具体的估计。

1958年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陶鲁笳发言讲到“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时，插话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的”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口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这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唯一一次谈到人口问题的插话。他所表达的人口思想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表达没有大的区别。成都会议后，《红旗》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在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中指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为了配合宣传，《红旗》杂志发表了《人多力量大，热气高》的文章，于是，“小社并大社，人多力量大”，朗朗上口的两句话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传世名言。毛泽东的这句话成为他主张“人多好”的重要依据，也成为他不主张控制人口的“证据”。

实际上对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我们应该充分了解其语境，否则容易产生误解。1963年1月，毛泽东还说过“历来就是人少好办事”，这句话也不能说明他主张人越少越好，实际上他指的是管理层次多了不好办事。

毛泽东的“人多好”隐藏着“代际更换”的考虑

毛泽东两度提出“现在还是人多好”，也表明他不急于断然控制人口。这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就是事关国家全体人口的身体和文化素质的提高，甚至事关国家发展战略。

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的快速增长客观上有利于“代际更换”，让新生代人口占更大的比例，客观上对新中国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这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又提及了人的死亡问题，说到人口的更新，论述了事物新旧交替的发展规律。他说：“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辩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并指出：“旧社会事物的灭亡是好事，大家都希望。”在这里他强调了新生事物出现的革命性、进步性，并强调了“赞成节育”。这些论述可以判定为毛泽东主张人口的出生增长可以促进新老交替，即一定时期的人口增长有益于“代际更换”。

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对中国鸦片贸易之门。从上至下吸食鸦片的人日益增多，鸦片的吸食者中，既有统治阶级群体，也有广大下层劳动者。烟毒泛滥不仅给中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可以说鸦片在当时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危害。除此之外，中国人还饱受战争、病痛折磨，在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上都是较低下的，而各种传染病的流行也严重损害了国人的身体。“东亚病夫”一词一度成为外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蔑称。

新中国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治疗民众的病痛；更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民众体制；还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人文化水平。另外一种必要的办法就是，增加一大批新生的人口，用更年轻、更健康、更具活力的新人来逐步替代老人。这些新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能够更好地接受新时代的文化教育，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熏陶，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毛泽东的“现在还是人多好”这个主张，正是出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战略的考虑。

       批判《新人口论》的实质是批其资产阶级的悲观倾向，是学术争论，没有影响计划生育的开展。

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向师生发表了有关人口问题的演讲。他用大量的材料和生动的比喻，为师生们讲述了几年来他自己调查研究的结果以及他在人口问题上的见解。在这次公开演讲中，他说了一句日后他自己也感到不妥的话：“如人口这样增长下去，50年后，中国人民不免因生活困难而侵略他国。”7月15日，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958年2月，马寅初的论文集《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由财政出版社出版。1958年初，陈岱年、樊弘、赵靖等教授组织人口理论研究会。樊弘发表了《评马寅初先生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董玉昇、朱正直等发表了《老马应正视错误》的批评文章。对此，马寅初也发表了《我对樊弘教授提出些意见》等文章予以反驳。3月22日，《北京大学校刊》刊载了题为《马校长的两张大字报》的文章。马寅初在第二张大字报上检讨了自己在人口问题报告会上说的“如人口这样增长下去，50年后，中国人民不免因生活苦难而侵略他国”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写道：“这些话说出后，转念一想，知道大错特错了。”“好在这句话没有见诸文字，在起草人《新人口论》时，亦把此句删去了。”这是关于《新人口论》争论的开始。

5月4日，北京大学举行纪念建校60周年报告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及其他学术界人士等应邀参加了大会。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致开幕词后，陈伯达接受邀请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为题作了演说。

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报告，说：“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的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这是中共中央对人口问题的表述，也只不过不点名地反驳了邵力子、马寅初等人有关人口问题的观点。

自此，全国范围内有200多人开始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撰文批驳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截至1958年11月，全国其他报刊公开发表30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加上《光明日报》的合计67篇。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5期发表了《马寅初人口论的反动本质》一文，该文前言说：“本年十一月号《新建设》杂志发表了马寅初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驳斥，一致指出马寅初的理论和观点是资产阶级反动观点，现在把这些文章在本刊发表。马寅初的文章，根据他的要求，也在本期同时发表。”毛泽东也是《新建设》的读者，每一期他都仔细阅读，以便从中了解学术理论界的头面人物和学术界广大人士的思想动向和学术理论观点。

1960年1月号的《新建设》，按马寅初的要求又发表了他的《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在该文中，马寅初对那些批判他的主要观点进行了逐一反驳。他说：“人越多，意见越多，使我领教的机会更多，不难最后只要以一篇文章来答谢几百位先生的好意。”并宣扬“不过过去200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都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马寅初不仅有包容之心，也足够高傲和自信。

《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发表后，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北京大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会、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举行学术演讲会，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直至1960年1月。1960年1月13日，《北京大学校刊》报道了上述三个学会联合批判马寅初的会议情况，以及陈岱孙等人在会上的批判发言。此后，北京大学再无关于马寅初的消息发表。

据马寅初的秘书姜明回忆，马寅初对这场围攻、批判，既不气馁，也不轻易苟同，而是细心阅读那些批判他的文章。“看到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评，他就很高兴地对我说：‘这里补充得对，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并要我摘录下来。对于一些不说理的谩骂文章，他看后对我说：‘这些文章不好……没有什么内容，不能以理服人。’”从这个过程来看，当时的批判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的争论，是一种难得的学术争论。

考察现有文献，毛泽东在这期间没有针对《新人口论》作任何批示、谈话。从时间上来说，马寅初的中南海发言和《新人口论》都是毛泽东在第十、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以后的产物。马寅初在1957年2月到1958年1月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新人口论》中的人口理论，包括马寅初的数次重要讲话，无不带有认为“中国现在人口多，所以什么事都不好办”的悲观论调。试问，对这种论调不进行批判，我们怎么能够教育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努力进取，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呢？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实质，是批判《新人口论》中资产阶级的悲观倾向，是要鼓足干劲，破处迷信，不能让人们悲观地认为中国人口多，什么事都不能办了。

在大批特批《新人口论》的错误观点之后，中央政府始终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从1962年中央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的文件开始，就没有动摇过。

笔者搜集了一些当年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批判《新人口论》的文章，其中一篇叔仲写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最为全面。这些批判文章都是在宣传计划生育，主张中国需要计划生育，强调“有计划地生育人口，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

在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后，在反右派运动和批判马寅初的这段时间内，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政策并没有受到影响，有关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宣传活动并没有停止。1958年国家还出版了大量宣传图书，如《节制生育宣传手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避孕常识》等。卫生部的宣传要点通知中，仍然强调“应加强节制生育的宣传”。在1959年后也没有发现任何鼓励生育的报道和文件，也没发现有个人、单位因“提倡节制生育，推广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被批判或做检查。

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把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予以确认。这个文件是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党和政府已经把计划生育工作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从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来看，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重要突破的时期。这一时期自上而下建立了专门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生育政策上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和“晚、稀、少”的口号，这实际上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行的人口政策的雏形。

因此，完全可以认为，自1957年开展批判《新人口论》以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毛泽东主导了中国避孕节育技术的推广

1950年5月30日，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北京中医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根据乡村一般的调查，有百分之八十的病人得不到合理的治疗。这样来估计一下，那么每年死亡的人口中，就有四百万人未得到合理的医药帮助，患者中有八千万未得到合理的治疗。”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医疗卫生事业是极为落后的。在缺衣少药的时代，避孕节育技术的推广显然不可能提到重要位置。1950年4月20日，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下发《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1952年12月31日，卫生部制定《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通知海关“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1956年12月28日的全国避孕工作汇报座谈会简报中称“世界各国尚没有一种肯定有效的内服药”，国内的避孕药品更是奇缺。该简报中还提到了在农村地区多有“吞吃蝌蚪、田螺”避孕致死、致病的案例。节育手段缺乏的时期大谈控制人口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空谈。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要搞计划生育，中国不仅没有政策推行的环境，也没有什么物质条件，说了也白说。

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很多场合都提出要求开展避孕节育工作。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首次提到节育。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表示：“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是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像法国那样，越节越少。”“要节省，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在当时的中央高层中，毛泽东是深知中国国情的。他在讲话时指出：“农民字都不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毛泽东所说的“控制不够”就是指避孕节育的器具不够，技术服务服务不足，无法满足民众避孕节育的需要。事实上，一些决策者和学者呼吁要控制人口、开展节育，但没有考虑到避孕节育的工具和技术不足的现实问题，即使有控制人口的主张，也只能是空谈。此后的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表明，毛泽东主张避孕节育的讲话和指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还主张推动节育要有地区分别。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两次插话提到节育工作。他说，“西北四省、山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提倡节育，本省也要有地区的分别”。中国幅员辽阔，少数民族众多，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分类推广避孕节育工作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即使今天也无疑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

毛泽东认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可以促进避孕节育。他深知中国民众长期受剥削压迫，无法接受文化教育，绝大多数民众对避孕节育知识一无所知，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只有加强宣传教育普及科学常识才能逐步推进。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总结讲话时指出：“我主张中学也加一门节育课，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有计划生育。”1958年5月1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及一部分副团长参加的会议上讲话时，毛泽东又指出：“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一半。那是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会节育。”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真正节育了。”

毛泽东要求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并送药上门。1965年7月19日。毛泽东和医务人员谈话时提出“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赔钱，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8月2日，在卫生部领导钱信忠、张凯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插话：“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话时指出：“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情。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哩。”这三次谈话，时间跨度达七年，更表明毛泽东主张避孕节育工作，对避孕节育工作的关注是一贯的。

毛泽东强调要加大避孕节育药具的生产力度。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说：“我并不是说不要做宣传，不要制造工具。”1960年5月毛泽东在调研时，了解到河南省人口超过5000万，对吴芝圃说：“要提倡一下节育，多印一点避孕的书，制造避孕的药品和器具。”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指出：开展避孕节育后中国的出生率有很大的下降，但是，“农民还是很不愿意进行计划生育和节制生育”。谈到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时，毛泽东又说：“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

毛泽东的计划生育实践成效巨大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避孕节育药品供应的数量大幅增长，卫生人员对避孕节育工作的认识提高，工作作风改变，避孕节育的机构和技术队伍、宣传队伍也逐步健全。避孕节育技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有效地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一定的控制。到1964年底，全国168个大中小城市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城镇的总和生育率1954年至1958年平均为5.58，1964年至1966年的3年已分别降至4.40、3.75和3.10。1964年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要抓农业的计划生育工作，1965年全国已有400多个县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同年国务院提出了“四五”计划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中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197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及河北省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和晚婚工作的两个报告，并要求各级党委把计划生育工作和晚婚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自1963年开始，中国人口出生率从43.37‰连续下降到1979年的17.82‰，16年间下降近26个千分点，这是世界各国生育史上所没有过的奇迹。

综上所述，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及时地宣传了节育思想，并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号召和要求。因此，不能妄言毛泽东时代不重视计划生育，不懂采取节育措施，不知道控制人口，指示受制于“没有工具”等客观条件。一旦避孕节育的技术发展成熟，中央政府就极大地推动避孕节育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毛泽东时代的避孕节育工作取得的成绩，对我们今天完善人口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一是人口政策的制定要走群众路线，取得人民的支持。避孕节育工作是计划生育事业的基础，取得成就，确实来之不易。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指导了避孕节育工作的开展。避孕节育工作是关系到国富民强，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本身就是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是不可能搞得好的。

二是人口政策的实施要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毛泽东对于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案，没有强制流产，没有强制结扎，而是根据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广大民众生产生活的现实需求，分类实施，逐步推进。他提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不要推广避孕节育，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尤其值得今人学习。

三是辩证的超凡智慧。毛泽东强调要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文化成都提高了，民众会自觉地开展避孕节育，也就能达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目标。毛泽东关于避孕节育工作的时间蕴含了人口均衡发展的精髓，让我们认识到毛泽东在人口问题上具有独到遇见的辩证的超凡智慧。

今天中国的人口问题与人口密切相关的问题日益突出，为统筹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共十八大适时提出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增长均衡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调整人口生育政策。这是对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修正和完善，也是今天人口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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