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民族问题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析

作者：高千来源：《青海民族研究》 2015年03期 2016-12-17 645

高千

在多元平等、互相尊重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制度的双层保障之下，中国各民族经济、科技与教育水平等实现了很大进步。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既呈现出了新的时代特点与理论魅力，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民族认同问题、民族地区社会自主性问题等。破解这些问题固然需要新的发展思路与管理制度的创新。立足当下，我们必须在实践中探索新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思维与方法，也必须深人挖掘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与思想财富。毛泽东作为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建者与实践者，在其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民族问题治理策略。本文即对之进行分析探讨，以对当下我国民族问题的治理与民族地区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时代背景毛泽东民族治理思想之缘起

毛泽东的民族问题治理思想是在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形成的，其治理思想所依托的背景是中国革命任务的完成与建设任务的开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际政治格局出现新的发展态势。美国和苏联两个军事大国进行着互不相让的“冷战”，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以及与之相应的两大集团的对立。由于受当时历史环境所迫，在“意识形态的异同对国家关系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历史环境下”，我国采取了倒向苏联的策略。美国仍欲想依靠强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对新中国进行限制，并在全球舞台上试图孤立中国。这种对外在强大的威胁与新中国生存的思考，形成了毛泽东民族问题治理思想的宏观刚性架构——即强大的政治保障力量是治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基础性条件。

从国内情形来看，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之下，各民族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联系与交流，同时，也不乏互相之间的利益博弈与局部的纷争。此时，我国处于“一穷二白”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建设事业百废待兴，民族问题的治理也概莫能外。首先，虽然新中国已经建立，但少数民族内部存在的遗留问题仍然对新政权的巩固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在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统一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因为反动势力在这些地方并没有完全清除，而且各种反动力量伺机而动，对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阻力。其次，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多层次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结构并存，各民族自身固有的民族信仰、价值体系与新中国政权认同之间存在着张力。即使在那些已经解放的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发展与治理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其落后的社会制度、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等因素造成了各地区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这成为民族问题治理面对的核心问题。再次，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不断挑拨国内民族关系，再加上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尤其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隔阂，阻碍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对此，毛泽东也指出，“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

可以说，当时民族问题治理面对的任务是多层次的，其中革命与建设任务共同存在——即以革命为基础实现国家的统一、国家统辖之下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任务并存。毛泽东针对这种社会现实，在民族问题治理思想中，就包括着实现国家统一与增强国家力量的思想观念、在政治原则中确立平等的权利与地位、在发展策略上实现全面发展等一系列维度。

二、从增强国家力量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设计：毛泽东民族治理问题治理思想之内涵

毛泽东以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为民族问题治理思想建构的宏观背景，立足于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清醒认知，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善的民族问题治理思想。其内涵可以从民族问题治理的保障力量、基本原则、基本策略与制度设计四个方面来探讨。

（一）民族问题治理的保障力量：国家统一与国家力量

毛泽东在革命与建设的双重任务中至始至终都把维护国家统一和增强国家力量作为开展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国家的统一和国家力量的增强为处理民族问题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与稳固的经济基础，为实现民族问题的有效治理创造条件。

首先，面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与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造成的民族隔阂的事实，毛泽东认为实现民族问题的有效治理必须以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为前提。以1840年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开端，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走上了对我国侵略剥削的道路，自此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外丧失了独立主权。此外，腐朽堕落的清政府为了使统治得以延续，对内也千方百计的搜刮各族人民。以后的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统治者在对待民族关系、民族问题上，也是推行民族歧视等不平等的政策措施。基于此，毛泽东在革命中提出“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各民族之间的平等”的号召，要实现这一目标，前提是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与独立自主。事实上，只有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才能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才可能得以保障。

其次，实现民族问题的有效治理必须以国家力量的强大作为有效支撑。一般来讲，国家力量就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实现国家独立、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有效处理国家内部事务的必要基础。面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滞后性与存在的民族隔阂的社会现实，要想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基础与强大的国家力量作为管理国家内部事务的坚强后盾。其实，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国家力量对维护民族尊严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没有工业，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我们就会重蹈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这说明，只有国家强大了，经济发展了，才能有能力支持民族地区的发展与民族矛盾的解决，从而更好的实现民族问题的治理。

实践证明，一个综合国力有限的国家，在国内外事务中总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其它国家的牵制。建国之后，全国各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极大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提高了国家解决内部各种事务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说，国家政权力量的强大，不仅是维护国家的独立与统一的有效保障，而且也是国家内部民族问题实现有效治理的基础和前提。任何忽视国家政权建设的思想和行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利的，所取得的成就也会付诸东流。

（二）民族问题治理的基本原则：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

恪守民族平等和团结，反对民族偏见和分裂，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解决民族问题实践中所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实现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是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关系到各民族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在领导革命与进行建设中，毛泽东创造性的把这一原则与我国的实际国情联系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问题治理的基本原则，主要表现在：

第一，各民族一律平等。众所周知，平等权是公民诸多权利之中最基本的权利。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只有享有了平等权，在此基础之上，公民的其它权利才有实现的可能。同样，平等权在民族问题治理中也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只有对各民族及其成员切实实现了平等，那么现存的民族问题或矛盾才有解决的可行性与现实性。离开了各民族在地位或权利上的平等性，来抽象的谈民族问题的治理，无疑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事实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层也认识到民族平等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在阶级社会下，中华民族深受外国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要实现民族平等，必须推翻其它民族的欺凌，因为“民族都是自尊的，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为此，毛泽东号召全国“各民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助压迫”气建国之后，毛泽东认为民族平等不应该只停留于口号的宣传与政策的规定，关键是落实到日常的学习与工作中，要在日常的实际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的政策。

第二，坚持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为了实现全面进步，使各民族都得到发展与提高，毛泽东认为民族团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障。因此，毛泽东对民族团结问题十分重视，认识到“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此外，不仅要在国内搞好团结，而且还要走出国门，积极争取其它国家的团结。毛泽东强调，民族团结既不是大民族对小民族的恩赐，也不是小民族对大民族的从属，而是各民族之间在整体上的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基于此，毛泽东认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一著名论断对于在我国多民族国家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指明了方向，对维护祖国统一和实现边疆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使其成为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行动准则，毛泽东主张通过法律的形式使其固定下来，例如，在1954年《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总之，实现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顺应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期待，是维护和实现各族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基础，为实现东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民族问题治理的基本策略：发展民族经济与尊重文化差异

促进民族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利于改变民族地区落后的社会面貌，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明确论述，但其中的一些表述还是涉及到这一方面的内容。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列宁也强调：“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及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对某种阴谋的顾虑”。毛泽东继承了这一观点并对之进行了发展，认为如果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继续拉大，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状况得不到改善的话，随之可能会诱发诸多问题，将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为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毛泽东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发展民族经济与尊重民族文化是尤为关键的两个方面。

首先，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针对当时民族地区的实际状况，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通过社会制度和所有权的变革，实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建国之初，毛泽东面对遗留的多层次的社会制度，并且各地区的发展也不平衡的情况，指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第二，通过其它地区的大力支持，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由于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西部边疆地区，因所处的社会发育程度、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地区发展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滞后性较为突出、落后性较为明显。因此，毛泽东着重强调“我们要诚心诚意的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第三，在经济发展上坚持中央扶持与地方自主的联动方针。一方面，在积极争取中央扶持的前提下，积极动员党员干部投身到本地区：的发展之中，并号召发挥自身的模范作用;另一方面，充分调动民族群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努力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例如，在西藏发展问题上，毛泽东指出，“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这些思想和政策对于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进步，加快和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本地区的民众生活水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差异。毛泽东认为要想解决民族之间的隔阂和摩擦，最大限度的减少民族矛盾的产生，必须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进行尊重。这一思想具体表现在：第一，尊重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我们知道，风俗习惯是在本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日积月累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本民族民众日常行为规范、活动模式以及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在日常生活中，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对其民族成员的行为举止有着强烈的导向与制约作用。正基于此，毛泽东的这一观念渗透于建国初制定的《宪法》之中：“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由此成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政策。第二，以多元、包容与宽容的态度对待民族成员的精神信仰。在这一点上，指出“我们的政策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毛泽东也认识到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问题的特殊性，其采取的手段措施应该不同化差异于一般性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可见，这一思想不仅丰富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理论，传承了传统文化包容多元、平等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而且为新时期之下巩固与发展平等团结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四）民族问题治理的制度建设：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毛泽东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之下，综合考虑我国的具体实际，在解决我国民族问题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旳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所彰显出的优越性已为社会现实所证明，顺应了各族人民的期待，实现了民族地区的政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与支持。事实上，在民族地区的历史上，这一自治传统就已存在并进行了实践。

早在中华苏维埃时期，毛泽东根据当时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及未来的发展需要，就开始尝试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对这一制度的试点工作。例如1936年在陕甘省预海县的蒙古族、回族聚居地建立了全国首个自治政府，这一实践为把这一制度推广到其它地区积淀了丰富经验。党中央为把这一制度长期得以贯彻，在建国初写进了《共同纲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954年，这一制度又用《宪法》的形式规定下来。

截至2014年10月1日，《民族区域自治法》已经颁布实施了30周年。少数民族地区在这30多年中取得的成就可以证明，这一政治制度反映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共同期待，顺应了全体民众的共同意愿，表达了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对此，周恩来总理也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这一制度对于实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调动人民群众发展的积极性与实现边疆地区的安定团结具有重要意义，为实现民族问题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

三、当代价值：毛泽东民族治理问题思想之现实意义

新的历史时期，虽然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但是，毛泽东对民族问题治理思想的探索，无疑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得以发展和完善，对当今新时期民族问题治理与新型民族关系的构建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第一，新时期要把民族问题的治理与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力量结合起来，并妥善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革命阶段还是在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妥善处理了民族问题的治理与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力量的之间的关系，既意识到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与增强国家力量的重要性，也看到了民族矛盾、民族问题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潜在危害性。在实践中，毛泽东始终把经济的发展作为国家处理内部事务的基础，也为实现民族问题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基础与前提。这一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具有指导价值。国家实行的西部发展战略正是毛泽东民族问题治理思想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大开发、援藏、援疆以及对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开发等这一思想的发展理念与发展要求，对当下民族问题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所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一定要妥善处理好民族问题的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要顾此失彼。

第二，新时期民族问题的治理要建立在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基础上，积极搭建各种平台，消除隔阂摩擦，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尊重、信任与认同。毛泽东基于阶级社会下中华民族深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当今民族矛盾、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与严峻性，在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前提之下，通过利用民族传统节日、教育与培训、民族运动会和民族联谊会等载体与平台，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以提高彼此的信任与尊重，在各民族政治生活的参与中实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否则，可能会诱发认同危机，致使民族问题的发生。对此，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三，实现民族问题的有效治理，必须树立尊重多元民族文化的政治理念。毛泽东面对各民族复杂多样的文化差异，结合民族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在动乱的革命战争年代，仍做出了大力宣传少数民族文化、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伟大决策。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之下，中共得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与信任，取得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当前，我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而努力，在工作中也要注意吸收和借鉴这一经验。事实上，各民族之间只有在“尊重、理解、包容、接纳”政治理念的指导之下，求同存异，相互共存，平等共处，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民族问题的产生，进而为实现民族和谐与社会和谐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第四，实现民族问题的有效治理，需要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法规，丰富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发挥这一制度的优越性。毛泽东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创造性的制定并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实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的内容都是原则性、纲领性的，没有操作的具体规定，在实践中容易导致这一制度的“歪曲”或“变形”，严重制约了这一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毛泽东民族问题治理思想的指导之下，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在民族区域自治这一政治制度的架构下，制定与之相配套的法规制度，使之更为符合新形势下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要求，以更好的彰显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巨大优势，以减少或者防止民族问题的发生。当然，民族问题的出现由来巳久。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问题的严峻性更加凸显，表现形式更为复杂多样。当前对毛泽东的民族问题治理思想进行分析探讨，认真研究民族问题演变的趋势与规律，对我国当下民族问题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对于探索民族问题的内在发生规律、构建民族问题的防控与应急处理机制、实现社会稳定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作者简介：高千──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