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库尔班，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千古佳话！

毛泽东与库尔班，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千古佳话！

陈冠任

毛泽东的国家建设和发展是一个大型的方略，是全国一盘棋。他不是自己老家在东部就只发展东部，老家在西部就只开发西部，自己是汉族就只重视汉族，自己是满族就唯满族为老大，而是把全国的东部、中部、西部、北部、南部一并进行统筹、全面建设，把汉族、苗族、壮族、蒙古族、布依族、朝鲜族、维吾尔族……所有的民族皆以一个整体来一起发展。处理各民族关系的方法是：“不管什么民族，看真理在谁的方面。” 在新中国成立后近十年来，落后的西部和西南等地以及诸少数民族，发展得十分快捷，生活也逐渐变得美好。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各少数民族发生的这种喜人变化，有一首优美的新疆民歌以别样的方式记载下来。那就是《库尔班大叔喜洋洋》：“库尔班大叔喜洋洋，赶着毛驴叮当响，绿葡萄，红苹果，一筐一筐往上装，蹄声洒一路，歌声满天涯……”

这首歌曲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曲调，讲述的是一位如同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小说中的“名人”——“堂吉诃德”式的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一位老人与毛泽东之间发生的一段浪漫故事。这一首歌曲吟唱了毛泽东民族发展方略的成功。

新疆和平解放后，毛泽东非常重视那里的发展，据赛福鼎·艾则孜说：“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示我们说：‘在新疆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新疆一解放，毛泽东就下令把入疆的解放大军就地组成建设兵团，转化为垦荒大军，在当地发展农牧业生产，并派遣干部参加当地社会改革，带领新疆各族人民开展土改，使得少数民族人们拥有了土地。并且，援疆大军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输到边疆，支援新疆的各项建设，推动边疆发展。在毛泽东亲自掌舵下，新疆各民族干部和群众齐心协力，使得新疆的发展航船躲过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暗礁，顺利向着理想的彼岸航行。近十年来，新疆各地羊群扩大了，农业生产上去了，公路也修起来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族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生活好了，各族人民没有忘记是毛泽东、共产党使他们变成了国家主人，引领他们走向了幸福之路，为此纷纷用自己最美好的言词和超出人们想象的举动，来表达对恩人的感激之情，一度新疆各民族广泛流传这样的歌谣：

让天下的森林都变成笔，

让天下的海洋都变成墨，

让天下的人都变成诗人，

也写不完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

新疆于田县托格日尕孜红旗公社的农民库尔班·吐鲁木就是这样一位懂得感恩的维吾尔大叔。库尔班大叔，严格来说，应该叫库尔班大爷，因为他已年过七旬，是位饱经风桑的老人了。他为什么如此对毛泽东、共产党感恩呢？这与他过去的人生和经历有关。

库尔班生于大清时期的1883年。在解放前，他家祖孙三代给巴依(地主)当长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祖父活活累死在巴依的庄园。父亲给巴依当长工，穷得无一席之地。库尔班本人就生在巴依家的牛棚里。两岁时，父亲因为欠巴依的地租遭到毒打，不久离开人世。5岁时，母亲又遭巴依婆的毒打，含恨死去。他的哥哥给巴依放羊时，因肚子饿爬到树上吃果子，被巴依吆喝惊吓，掉下树给摔死。姐姐被城里人抢去做小老婆，后来也被折磨致死。全家六七口人，几年时间下来，却只剩下孤儿库尔班一人。8岁起，他给巴依当长工，勉强活下来，但也受尽了打骂。20岁时，他和巴依的女佣相爱结婚。为了挣脱被奴役的生活，他们逃到荒漠中，靠吃野果生存。但是，远离人世的生活还是弄得他妻离子散。最后，他本人不得不独自在山野中生活，过了整整17年的野人生活。

1949年年底，解放军来了，共产党推翻了巴依阶级，消除了民族压迫。67岁的库尔班下山后，在土改中分得14亩地、一处房子，还有一头驴。他高兴万分，逢人就说：“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有了土地，库尔班大叔过上了好日子。然而，心地善良的他感情朴实，深知幸福生活来自“恩人共产党、毛主席”。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久而久之便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去见见“救星毛主席”。可“救星毛主席”是谁呢？他并不知道，结果先是把在托格日尕孜工作的汉族干部当作了“救星毛主席”，拎着甜瓜，跑去探望。汉族干部告诉他说：“我自己不是毛主席。”

“那毛主席是谁呢？”库尔班大叔失望地问道。

“他在北京，是各族人民的领袖!”

“那我如何见到他？”

“我们于田离北京太远了，只能写信!”

于是，库尔班大叔当场委托汉族干部当翻译，给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写了信，忆过去的苦，思如今的甜，感谢恩人。

信笺发出后，中央办公厅还真的给他回信了，鼓励他好好劳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且还寄来了一张毛泽东的照片。库尔班大叔一下子成了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他把毛泽东的照片挂在屋子正中央，天天仰望着它说：“全托您老人家的福，您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可是，这样天天“看照片”，并不能止住他去见“救星毛主席”的渴望，越想思想越深。1956年，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念头，开始准备礼物，打算去北京见毛主席。等到金秋10月，果实收获好了，他便戴上小花帽，拿着地毯、杏干、葡萄干、哈密瓜、玉米等礼物，告别乡亲，骑着小毛驴，启程去北京“看望恩人毛主席”了。

可他哪知道北京到底有多远呢。

小毛驴身上的铃铛叮当作响，一葫芦水和一袋干馕背挂在毛驴背两旁。老人满面幸福地骑在毛驴背上，向东方走去。他不知北京有多远，世界有多大，也不知前方的道路有多难走，只怀揣着一个信念——去北京，去见“救星毛主席”。

路上，有个驼队告诉他说：“到北京去，要走40个沙漠、40个戈壁，翻40座大山，过40条大河。”他并没被吓倒，反而更鼓足了干劲，飞快地往前走，准备跨越这一个个“40”难关。

库尔勒骑着小毛驴上北京的消息很快被当地政府知道了。于田县县委书记马上就急了，跺着脚说：“这么远，哪里去得了!赶紧叫李常委把库尔班大叔追回来!”

李常委来不及准备，骑马赶去。在半道上，他拦上一辆军车，驱车急赶。这样，好不容易，他才撵上快乐的库尔班大叔和他叮当作响的小毛驴。军车追上去后，他跳下车，拦住小毛驴，急切地说：“大叔，北京太远了……你去不了!”

库尔班大叔弄明白李县委的“意思”后，却有着自己朴实而天真的执著想法，大声地回答说：“李常委，谢谢你好心的劝说。不过，北京在地上。只要我的小毛驴不倒，一直走下去，就一定能到北京。”

“要走40个沙漠、40个戈壁，翻40座大山，过40条大河……”

“李县委，你说的我都知道，北京再远，过的沙漠和河流再多，嘿，我的小毛驴也走得到。”说罢，库尔班大叔继续打驴而去。

此时，大叔已经73岁了。他有着维吾尔族人的质朴、执著，也有着老人的可爱和固执。而他这种浪漫天真而又坚决的决心，叫李常委忍俊不禁，又不得不心生敬意，但他知道大叔这样走下去肯定是不行的，坚持说：“在沙漠中，你肯定要渴死饿死的!”

“我不会。”

库尔班大叔催赶着小毛驴，还撒开了蹄子。李县委不得不跑步追上去，好说歹说，但还是劝不下执著的老人。最后，他不得不站在路中央，严肃地说：“我以县委和党组织的名义下命令你回去。”

除了毛主席，库尔班大叔还敬重一位恩人，那就是共产党。此刻“县委和党组织”都下了命令，他的脚步终于停了一下……就这样，李常委把库尔班大叔半劝半拉，带回了家。

这次半路上被截回来了，库尔班老人虽然没有走成，但并没有歇下此心，相反，他从李常委那里获知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要去北京，一定要坐汽车才能到达，小毛驴是走不到的!可哪里有汽车去呢？

这难不倒他。

以后，他天天到大路上挡过路的汽车，要求驾驶员们把他带到北京去。

自然，他天真的想法实现不了。

不久，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到于田县检查工作。县委专门向他汇报了执拗的库尔班大叔的这个情况。王恩茂感动了，说：“我要见他!”

他亲自驱车赶去托格日尕孜。结果，在半路上，正好撞见正背着大馕拦车的库尔班大叔。王恩茂立即下车，接见他，称赞了他，并且劝告他说：“大叔你别拦车了，这样很危险的!”

“做什么事情没点危险哩!去见救星毛主席，我冒点险，没有关系!”库尔班执拗地回答。

王恩茂没办法了，只好说：“你先在家乡搞好生产，安心劳动，做乡亲们的榜样。等有机会，我一定让你到北京去。”

这话很管用，库尔班大叔听从了。以后，他在合作社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处处带头，事事认真负责。但在努力劳动的同时，他要去北京见恩人毛主席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隔一段时间就托人给毛泽东写信，并寄去干果，表达一位翻身的少数民族农民迫切见到救星的激动心情。中央办公厅也先后四次给他复信，再次给他寄来毛主席的照片。这些都给他极大的鼓舞，使他把冲天的干劲放到农业生产上。

然而，月复一月，日复一日，王恩茂书记答应的话一直没有兑现。库尔班大叔终于决定“不等他”了。1957年秋，他再次把新收获的瓜子、桃干、杏干、葡萄干选了又选，仔细打成包，挂在房梁上进行风干，十天半月拿下来看一看，拍拍土，又原样挂在房梁上。他准备带上干馕拦汽车上北京去。

县委书记闻讯，不得不再次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再等一等，答应一有机会就第一个带他上北京。随后，县委再次向王恩茂专门作了一次汇报。

1958年5月，机会终于来了。

上级决定和田地委从地直单位和各县选派189名优秀农业社主任、技术员和劳动模范进京参加全国农具改革展览会。在各个部门的关照下，库尔班大叔终于被选进了参观团。

当他得知可以随参观团去北京见毛主席时，激动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常常半夜起床，将准备送给毛泽东的礼品翻来覆去，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唯恐出点差错儿。和田地委派参观团秘书武诚专门来看望他，帮他做一些准备工作。他领着武诚看了要送给毛泽东的礼品，急切地问：“何时能去北京？”

“快了。”武诚告诉他。

大叔朝他由衷地笑了：“嘿嘿，我终于可以去北京见救星毛主席了。”

很快，新疆参观团启程去北京了。

经过了数天的汽车旅行后，到达了尾亚，众人转而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库尔班大叔非常兴奋，火车每到一站，都要向人打听：“是不是到了北京？”

“还远着呢，不过快到了!”武诚也同样兴奋地告诉他。

参观团在河南郑州需要转车时，不识字的库尔班大叔见到郑州繁华的街道和高楼，以为到了北京，下车后就唠叨着说要去见毛主席，走着走着，结果掉了队。后来，在铁路警察的帮助下，参观团才将他找了回来。

6月18日，列车终于到达了伟大的首都——北京。参观团在宾馆住下后，团长就向中央民委递交了自治区党委和和田地委请求毛泽东接见少数民族代表库尔班·吐鲁木的报告。中央民委和中央办公厅联系后，答复说：“毛主席的工作特别忙，接见活动要等几天。”

在参观农具改革和等待接见的日子里，库尔班大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别人以为他生病了，要请医生来诊看。他说：“我的病医生看不了。”

“咋病还有北京的医生治不好？”

“不用。见了毛主席，我的病就自然好了。”大叔回答说。

为了尽快见到毛泽东，他托人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然后悄悄跑到邮局去寄，问邮局工作人员：“寄什么信最快？”

邮局工作人员顺口告诉他说：“航空信最快。”

“那就寄航空信吧。”

他真的要在北京寄航空信给中南海的毛泽东，恳请他抽空早日接见他。邮局人员获悉他要寄往中南海时，告诉说：“普通的信件就可以。”他才没做出让人捧腹大笑的“傻事儿”来。

6月27日下午，新疆参观团接到了中央办公厅通知：“28日毛主席接见参观团全体成员。”消息传来，大家非常高兴，不少人跳了起来。当晚，洗衣服的洗衣服，理发的理发，兴奋之余，白天参观的疲劳早已散尽。库尔班大叔更是处于亢奋状态，对谁都笑嘻嘻的，见谁都想说话，却不知说什么好，做什么好。于田县的同志帮他将衣服洗干净，连同他的红布腰带也洗得一尘不染。大叔呢，在住处高兴地跳起了民族舞。

晚上，很多人躺在床上睡不着，有手表的不时起来看表。库尔班大叔更是一夜未合眼，把带给毛泽东的礼物放在床头，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唯恐沾上一丝尘土，细心的他还用外衣盖上哩。他不止一次地起床，看着天上的月亮，盼着天快点亮起来。

还是凌晨的时候，参观团的成员就不约而同地早早起了床。库尔班大叔更是心急火燎，将本来很干净的长衫拍了又拍，抻了又抻，总觉得时间走得太慢……

上午12点左右，大家终于乘坐中央民委的大客车，到达了毛泽东等人办公和居住的中南海。

在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前，有一块专门接见群众的小草坪，绿草如茵，好似一张绿色地毯。在工作人员安排下，库尔班大叔和参观团成员们依次排好了队，等待着毛泽东的到来。过了一小会儿，有人说：“毛主席来了。”众人抬眼看去，只见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伐，朝他们走来了，边走边向大家招手致意。在场的所有人顿时情绪激昂，热烈地鼓掌，欢呼声一片。库尔班大叔更是按捺不住，好几次要走出队列去，都被旁边的人拦住。

毛泽东与朱德、林彪等人一起来接见新疆代表团。大家先一起合影留念。

照相一结束，毛泽东径直朝库尔班大叔走过来。大叔也快步走出队列，激动地大声高呼：“斯拉木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走到毛泽东面前，向他行了一个维吾尔族民族礼。毛泽东已伸出了大手。大叔紧紧握住伸过来的大手，紧紧地握着，久久不松开。他的心愿在这一刻终于实现了，只是语言不通，怎么也说不出话来。

就在两人握手的动人时刻，“咔哒!”新华社摄影师侯波按下了快门，记录了这一珍贵的镜头。

毛泽东似乎知道大叔“有话说不出的难处”，叫来了翻译，然后详细地询问他的名字、年龄和生活情况。尽管参观团人数众多，两人握着手还是交谈了近十分钟。然后，大叔领着毛泽东来到一只藤条圆桌旁。桌上摆放着他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他通过翻译告诉毛泽东说：“这是我从于田县特地给你做的。”

毛泽东仔细地看了他带来的土特产礼物后，用带着浓浓湘音的口气说：“谢谢你。”

库尔班大叔见到毛泽东收下了他从新疆带来的礼物，非常高兴，激动得浑身都轻飘飘的，几乎“醉”了。最后，他连自己是如何被代表团领回住地，都不知道。

让他没料到的是，他送礼物给毛泽东了，第二日，毛泽东也派人给他送来了礼物，并且还专门为他题了一幅字：“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这次上北京，是库尔班大叔70多年人生岁月中最幸福的一次远行。

8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摄影师侯波拍摄的《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的照片。一夜之间，库尔班大叔成为了全国老幼皆知的人物。随着照片的发表，大叔不顾七旬高龄，要骑小毛驴到北京见毛泽东的故事，也传出去了。

若干年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库尔班大叔要骑小毛驴上北京的真举动与西方小说中一个童话般的人物——堂吉诃德多么相似——堂吉诃德一心要当骑士，骑着一匹瘦马，不畏艰险，行侠仗义，勇往直前。而库尔班为了感恩，要骑着小毛驴，去跨越40个沙漠、40个戈壁，翻40座大山，过40条大河上北京——他们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老人，身上都洋溢着浪漫的理想主义气息，都为了心中的信念而执著地甚至奋不顾身地去追寻，都是执拗的行动派。而他们的两个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坐骑是瘦马，一个是小毛驴；一个是童话，一个是现实。

现实的库尔班大叔之所以要骑小毛驴上北京，是因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救星，带领各族人民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因此，“堂吉诃德式”的库尔班大叔并非天真得荒诞和不可理解。他的执拗是因为新旧对比，现实生活太美好，是感情朴实、心地善良的他对共产党、对人民领袖的由衷感恩和热爱之情。

大叔堂吉诃德式的故事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后来，有人谱写了《库尔班大叔喜洋洋》歌曲、拍摄了《库尔班大叔上北京》电影，他和毛泽东“握手”的场景还被创作成了到处张贴的年画。“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的通讯和照片还被选进了小学语文课本。

库尔班大叔爱党爱领袖，又勤奋劳动，和这个时代先进人物一样，是来自于普通群众的时代典型，由此，他也成为维吾尔族群众追求进步、民族团结的楷模。毛泽东的接见更成为他积极劳动的动力。回乡后，他带领乡亲们投入新疆的工农业生产和建设。1959年7月，76岁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他再次随新疆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0月1日在天安门再次见到了心仪的领袖毛泽东。

当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时，大叔真是幸福得快晕了。

回到家乡后，乡亲们问他：“毛主席说啥了？”

听不懂汉语的库尔班大叔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挥着帽子问：‘这是谁的帽子？’广场上的人都争着喊：‘我的帽子!我的帽子!’”

乡亲们问他：“在北京见到啥稀罕物了？”

他告诉说：“在北京动物园，看到了毛驴子(其实是斑马)，它穿着海军衫，以为我不认识它。我还是把它认出来了。”

虽然库尔班大叔因为听不懂普通话，闹了不少笑话，但这次上北京仍是他一生中最感到光彩和幸福的事情。

这次新疆代表团在北京国庆观礼期间，毛泽东专门会见了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和区主席赛福鼎·艾则孜，听取了他们关于新疆工作的汇报，再次指示说：“在新疆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为此，首先要搞好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这里的关键是要搞好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

为了三个“搞好”，毛泽东用手指着他们，语重心长地说：“你(指王)要做好汉族干部的工作；你(指赛福鼎)要做好民族干部的工作。”

事后，赛福鼎·艾则孜对此由衷地感叹说：毛主席“真是苦口婆心，谆谆教诲。”

而对于库尔班大叔“堂吉诃德式”的天真举动，他是这样评价说：“这是多么感人的言行!它完全是维吾尔人民纯朴感情的表露，也是对毛主席关心新疆各族人民的回报。” 其实，这何尝不是维吾尔族人的儿子赛福鼎自己的心声呢？!

毛泽东与新疆的关心伴随库尔班大叔的一生，他们之间的佳话没有就此画上句号。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老农民库尔班大叔更加老当益壮，在和田带领乡亲们大力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边疆。1968年，80多岁高龄的大叔还担任了和田地区革命委员会成员、于田县委委员，于田县红旗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等职务。1973年10月，在毛泽东的关怀下，90岁的他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委员。1975年，他又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只是因年岁太高未来北京出席大会。5月26日，库尔班老人在和田家里去世，终年92岁。

库尔班大叔与毛泽东交往的这段佳话，是毛泽东少数民族政策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伟大和对各族人民发展的巨大推力。在两位当事人去世几十年后，人们仍不能忘记这个浪漫而又感人的故事。1995年新疆于田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县城显著位置建造了《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的大型塑像；2003年又在大叔的家乡于田县建造了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并被命名为和田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浪漫的堂吉诃德”——库尔班·吐鲁木成为了毛泽东时代民族关系的象征——这个传奇的故事不但表达了库尔班·吐鲁木和新疆人民与毛泽东心连心，同时也表达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民族政策的正确、伟大。

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库尔班，从古至今，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人，也不曾发生过这样动人的故事。这样的人间奇迹，只有毛泽东才能创造出来。

因为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芒没有遗漏56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人。这正如赛福鼎·艾则孜所言：“回想起来，40多年来，我能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这和毛主席的关心、教育和培养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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