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与威望是怎样形成的？

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与威望是怎样形成的？

——兼论人民领袖特有的“真、善、美”品格

钱昌明

毛泽东是中国的人民领袖，是他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中国历史与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在国内、国际上的威望与影响力，堪称居世第一，无与伦比。他不仅赢得了自己同志、战友与人民群众的信赖和崇敬；最难以令人置信的是，他同时赢得了一直同他斗争着的对手们心悦诚服的钦佩。

蒋介石，这个同毛泽东斗了一辈子、最后被赶到几个小岛上栖身的人，是这样评价的：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啊，更是一名中华民族的军事奇才!”“毛泽东打仗是艺术，各方面的领导都是艺术!”“是高超的艺术!我们要研究毛泽东!要学习毛泽东!”(转引自《朝鲜战争后，蒋介石如此评价毛泽东!》)

被毛泽东称为“世界人民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福特的评价分别是：

“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参见《各国名人评毛泽东》，下同)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国前总统德斯坦的赞誉是：

“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则认为：

“毛泽东的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家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等人要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

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家、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的评价是：

“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他的光荣和伟大，他的英勇和胜利，将永垂青史。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

那么，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他至高无上的荣誉与威望是怎样赢得的呢？

毛泽东出生于旧中国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仅仅是个“农家子弟”。他只勉强念过几年私塾，上过长沙师范学校，是个小学教师。他虽然参过军，当过辛亥革命时期的“普通一兵”，随即离开队伍。他既没有任何政治资源，也无什么经济实力，充其量是一介“书生”而已。然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位极其普通的“草根”，居然成为至伟至善、居世无双的人民领袖、革命导师。他靠的究竟是什么？

社会主义叛徒、反毛右派辛子陵认为，毛泽东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他的成功靠的是“空想”与“暴力”。所谓“空想”，是毛泽东坚持了“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共产主义大目标；所谓“暴力”，就是污蔑毛泽东“搞专制独裁”(参见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导言》)

这就是叛徒的信口雌黄与无耻、无知!

如果靠着“空想”的欺骗与“专制独裁”的暴力，能够成就万众敬仰“人民领袖”的威望与影响力，那么，蒋介石就不会失败了(难道蒋的“三民主义”还不够具有欺骗性？难道他的特务恐怖统治还不够“专制独裁”吗？)；如果靠着“空想”的欺骗与“专制独裁”的暴力，能够成就万众敬仰“人民领袖”的威望与影响力，那么，德国的希特勒、日本的法西斯也都不会失败了(难道希特勒的“种族优劣论”与日本“大东亚共荣”还不够具有欺骗性？希特勒的盖世太保与日本军队的“三光政策”还不够“专制独裁”吗？)。

历史告诉人们：欺骗只能是一时，不可能长久；暴力压服只有表象的“服从”，不可能有内在的心悦诚服。欺骗与暴力，永远得不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衷心的热爱!特别是在他逝世四十余年后的今天。

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确立，他的至高无上的荣誉与威望的赢得，靠的不是欺骗与暴力；而是历史上少有的无产阶级政治人物的“真”、“善”、“美”。换句话说，靠的是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科学性，靠的是他言论与行动的一致性，靠的是他内在品格的表率性。

毛泽东思想、理论的科学性

古今中外的政治人物，无不自称他们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无不都把自己装扮成是普罗大众的代言人。然而，由于国家就是私有制的产物，是剥削阶级统治被剥削阶级的工具。因此，在无产阶级政权出现以前，统治阶级的政治人物，无不都是少数剥削阶级的代言人。为了维护“金”字塔式的私有剥削制度的社会结构，他们提出的所有政治思想、理论，无不都是愚弄大多数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芸芸众生的。因此，不管这种思想、理论，具有多么动人的华丽辞藻，无不都具有假道学的特征。

比如，中国的传统儒学。其核心思想之一，讲的是一个“仁”字。什么是“仁”？“仁者爱人”，就是人文主义。什么“君为轻，民为贵”，讲得多好、多动听呀。可是，事实上对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来说，这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儒学接着就强调“礼”，要求人们臣服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之下，不准逾越，永做“顺民”，不得反抗。否则，就是“乱臣贼子”，只能“杀无赦”!儒学的特点，就是言行不一，就一个“假”字。“孔学名高实秕糠”，讲的是仁义道德，行的却是男盗女娼。

再比如，近代西方的“博爱、平等、自由”，什么“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民主”，等等，多么美好，又多么动听!谁不欢迎，谁会反对呀？可是它就是一种洋道学。因为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所需要的。它的全部理论都是建筑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基础之上的，是建筑在财产不平等基础之上的所谓“平等”。结果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贼生儿子掘壁洞”，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只能永远处于社会最低层，永远享受不到上述“普世价值”的真实内容。

毛泽东的思想与理论，恰恰与上述假道学不同，其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它的“真”。公开宣布它是站在大多数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立场上讲话的。这是它的真实性，也就是它的科学性。

毛泽东思想因为是建立在事物真实基础之上的，其结果就能体现它的正确性，才经得客观实践的检验。

1926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客观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种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营。”据此，他提出了一条“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最终，这条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思想，完全被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实——是完全正确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又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随后领导秋收起义，放弃进攻大城市，改为“向农村进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这样一条被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当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统治阶级不给人民以丝毫民主与自由的权利，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即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非此别无他途。

再如，在20多年的武装革命的实践斗争中，毛泽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形成了完整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他以人民战争思想，总结了一整套进行革命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从提出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论持久战》，从提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到战役发动的十大军事原则)；并在实战中消灭了800万国民党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战争、中印自卫反击战和中苏珍宝岛之战等一系列胜利。毛泽东成了指挥这一系列战争的最高统帅，成了一位战无不胜的“军神”。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军事理论的正确性，折服了所有尊重客观事实的人们。甚至连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也表示了由衷的信服。他说：“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战略家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国两千年来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无论是小范围周旋的四渡赤水，还是大兵团会战的三大战役，他都表现了超凡的智慧，说是鬼神莫测之机也不为过。”。在蒙哥马利看来，战争是智者的游戏。亚历山大、凯撒，包括拿破仑，主要还是靠“撒蛮力”——人海战术和官兵的癫狂取胜，根本不能同毛泽东的智慧可比。（参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为何说毛泽东是最伟大的战略家？》)

正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真”，它才具有科学性。正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才能准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内在规律的真实性，这才会处处表现出它的正确性。开始，党内有许多领导、同志、战友，并不接受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延，历经多次反复，随着革命事业经受正、反两方面的深刻教训，中国共产党在经过15年时间的验证后，终于在遵义会议上，把毛泽东推上了领袖的地位。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又与马列主义并列，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写入了党章；毛泽东自然而然地被选举为党的主席，成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显然，历史证明：“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革命领袖的地位与崇高威望，更不是靠“欺骗”与“暴力”所能获得的，它只能是靠事物的“真”——真实性、真理性。

毛泽东言与行的一致性

毛泽东领袖地位与崇高威望的确立与形成，不只是因为他的思想、理论的正确性，还由于毛泽东的言论与行动的一致性，体现了一个“善”字。

何谓“善”？“善者，德之建也。”(《国语·晋语》)什么是“德”？即为人处事内在的最高准则，德是“道”的昭示与体现。思想、理论是“道”，遵“道”之行为就是“德”，就是“善”。“善”的集中表现，就是一个人言与行的一致性。

在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在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以后，在经过对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的鉴别后，到1920年夏，毛泽东确立了对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此，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初心”，为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而战斗终身。不管在前进道路上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他都无怨无悔，一往无前，终身为它而奋斗，至死不渝。综观毛泽东的一生，他始终是一位言行一致的人，表里一致的人，前后一致的人。

1949年，中国的新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新中国建立。这时，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新中国该走什么路？往哪个方向发展？本来，共产党的纲领是明确的：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既然如此，新中国自然要走消灭私有制、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可是，党内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居然忘却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一心想“补”资本主义的课，喊出了“新民主主义万岁”的口号，主张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刘少奇甚至认为，“资本家剥削得越多越光荣，对国家贡献越大”。

人所共知，中国共产党有两个斗争纲领(即奋斗目标)：最低纲领，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纲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共产主义。说到底，共产党是干社会主义革命的，它的目标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它的本质还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因此，共产党人在中国干革命，绝不是要“新民主主义万岁”，更不是为了要在中国保留、发展资本主义。

是毛泽东言行一致地坚持了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明确新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了平稳地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他对原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出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逐步引导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和平改造”，走社会主义的道路。1953年，正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制订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一化三改”。

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昭示了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道路。否则，大多数的劳苦大众必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的儿子，他的心是始终同广大劳动人民连结在一起的。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更是彻底地奉行历史唯物论的人民史观。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京时，毛泽东把这一行动比喻是“上京赶考”。他还意味深长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然而，随着时间的拖延，许多共产党人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蜕变。他们丢弃了共产主义信仰，当了李自成，异变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

是毛泽东言行一致地坚持了人民史观的立场，他始终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一边，坚决反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1965年5月25日，他在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一次谈话中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泽东所一心考虑的，是“老百姓的利益”，“工人、农民的利益”，中华民族(现实的“大国”、“穷国”)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当曾经的“战友”、“同志”，顽固地不听他的忠告，并利用他们手中已掌握的权力，坚持要搞修正主义那一套时，毛泽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惜“准备跌得粉碎”，毅然决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革命思想与革命实践，其对后世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

这就是人民领袖毛泽东人民史观最根本的言行一致表现，也正是毛泽东的最大的“善”。

毛泽东品格的表率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毛泽东品格的表率性，就是他作为领袖人物的楷模作用。这也正是他让忆万人民倾倒的重要条件。

几乎所有见过毛泽东的人——从埃德加·斯诺到大平正芳，都异口同声地赞美他的“温和、豪放”，“真诚、坦率”，“棕色皮鞋已经需要擦油了，一双纱袜松松地掉到了脚踝上”，其为人丝毫没有一点做作与修饰，体现了率真的“美”。因为“美”，就是客体与主体、内在与外表的和谐统一。美哉，见真行善也。

毛泽东品格的表率性，突出地体现在他的“无私”奉献精神上。

他投身革命，以命相搏，为中国革命贡献了六位亲人，均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和抗美援朝战争战场上：妹妹毛泽建，夫人杨开慧，二弟毛泽覃，大弟毛泽民，侄儿毛楚雄，长子毛岸英。除此外，他还有六个子女，在革命战争的恶劣环境中不幸失落或夭折(六人中毛岸龙为杨开慧所生，其余毛岸红等五个孩子均为贺子珍所生)。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蒋介石为准备反共内战，需要一段运兵备战时间。为欺骗全国人民，嫁祸于共产党，他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面对这一邀请，鉴于蒋以往有惯用扣押政敌伎俩的前科，当时党内同志几乎持一致反对意见。然而，为了革命大业，他义无反顾地去重庆赴这场“鸿门宴”，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无私无畏精神。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了34个旅约25万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其时西北解放军只有2.5万人，仅为国民党军队的十分之一。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在这危机时刻，为大局计，毛泽东决定让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委，先转移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工作；自己则与周恩来、任弼时组成前委，仍冒险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毛泽东总是先考虑其他同志的安危，把困难与危险留给自己。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泽东支持毛岸英带头赴朝。考虑到毛岸英从小受过很多苦，后来又生活在苏联，长期不在毛泽东身边，彭德怀开始不同意毛岸英去朝鲜。中南海的许多老同志也反对，纷纷前来劝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帅孟奇对毛岸英说，“你要去朝鲜打仗，我不同意!”还有周恩来、李克农等都曾劝阻过。可是毛泽东的回答是：

“岸英有要求，我应当支持他。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能去!他应该像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而且还要做得更好!”(武立金：《毛岸英在朝鲜战场》)

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的老友周世钊向他问及此事。毛泽东说：

“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人民网”：《解密：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送毛岸英抗美援朝？》)

毛泽东品格的表率性，还集中体现在他的“清廉”自律上。

关于毛泽东的清廉与自律，尽管反毛右派造了许多谣言，妄图通过“谣言千遍，便成真理”的伎俩，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然而，事实毕竟胜利于雄辩。在现实铁的事实面前，这些谣言只能一一不攻自破。

事实是毛泽东身后没有留下一分钱遗产。他有房产？有地产？有国内银行存折？有国外秘密存款？都没有。毛泽东甚至连自己的稿费，也都被看作是人民的“公产”，早在生前就全有党组织管理与处理。据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证实：

“毛泽东逝世时，除有几套毛式中山服、剩下500多元生活费外(后来这几百元钱也作为文物收藏了)，不论是在国内银行还是在国外银行，没有一个存折，也没有一分钱的存款；既没有一套高档服装，没有一件金银珠宝，也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分钱、一间房、一垅地等任何物质遗产”。(《揭开毛泽东“亿元稿费”谣传的真相——访毛主席“管家”吴连登》)

综观古今中外的政治人物的家产，哪一个不是腰缠万贯？哪一个不是亿万富翁？

民间说，“清不清？看子孙”。看看毛泽东的子侄辈，从李敏、李纳、毛岸青、毛远新，他们中哪一个得到过毛泽东的“好处”？他们所得到的只有：受迫害、受排挤与受人为歧视。

如果一定要说毛泽东留有遗产，唯一的就是毛泽东思想。不过这也不是留给毛家后人的私产，而是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公产!

还是用一些没有偏见的外国政治人物的话来评价他的清廉吧：

“他的生活绝对简朴!”——前西德基社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我们)是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的。那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阅的文件。我之所以提到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

“他的‘享受’大致相当于长岛一个事业順利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在较好的牧场式平房里享受到的东西”。——埃德加·斯诺

关于毛泽东的自律，只要看一下毛岸英写给他表舅的一封信(略)，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本文就不再重复。一句话，毛泽东一生绝不为亲人、好友谋私利，一改中国传统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千年恶习。正是毛泽东的清廉自律，真正做到了以身作则，才实现了“其身正，不令而行”。保证了毛泽东时代的干部队伍自上而下的风清气正。

可见，“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发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种建立的威信必然垮下来”(1967年12月毛主席审阅湖南省革委会一个报告时的批示)

正是靠着毛泽东特有的思想、理论的科学性，靠着他言论与行动的一致性，靠着他内在品格的表率性，换句话说，正是靠着人民领袖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政治人物所特有的“真”、“善”、“美”品格，这才成就了他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深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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