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不是纯粹的理论家

毛主席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不是纯粹的理论家

任志刚

我们昨天讲到，主席呼吁“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多思考一下。

中国在周朝的时候是标准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最大特征是整个社会是有效的组织。我们中国似乎没有显性的奴隶社会这个阶段，所以我们无法判定奴隶社会是不是一定比封建社会组织力高。我们不是搞这类研究的，只能做出大致的判断，就是奴隶社会似乎比封建社会的组织力弱。目前能感受到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力似乎是封建社会最强大。资本主义运动似乎是削弱了封建社会的组织力。而源自商鞅变法的秦制，在实际上是削弱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力。不知道这样的表述能不能成立。

不管怎么说，中国人两千年来是选择了一直比较舒服的社会形态。中央集权制度其实比我们想象的对社会的管束程度要弱。所以，中国总是处于被外部的更有力度的组织所侵扰。本来中国人服从中央集权就是为了让统治者来承担抵抗外寇的责任。所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投靠买办之后，既无力对抗外寇，对内却实施高压，相当于把人民绑住了，是怕人民反抗自己。问题是日寇打进来了，你依然绑着大众，这就是无德无良了。所以主席呼吁“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主席指出：

“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托洛茨基派⒅，”

我们回想，主席在毛选的开篇就讲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首要问题。显然在全民族抗战的时候，日寇、汉奸、亲日派是敌人。不过这里头还有一个托洛茨基派。为此毛选专门作出解释：

“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我们的感觉是这是一种政治姿态。主要是为了对苏联表示一下。

我们中国人总体来说是偏向实用主义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接受了对中共近百年历史的标准解读，其实这里头转折性东西很多的。细究一下就会发现折痕明显。比如说我们今天说起八路军、新四军来，直觉上就是共产党的军队。其实这里头的差异很大的。

比如我们知道八一南昌起义是建军节，其实当年八一起义的时候，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帜。这个中国工农红军才是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开端，是主席秋收起义打出的旗帜。到了八路军的时候，这个八路军、新四军严格意义上或者说至少名义上是国军系列，旗帜帽徽都是国军。

这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啊：

“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

（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

（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

（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

所以我们常说，看问题要看本质。这句话其实就多少有点实用主义倾向。中国人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就是强调名副其实。这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需要自己解决的一个纠缠。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抗日主席做出了绝大的让步。名不要了，不再武力推翻国民党，停止土改。目的是：

“团结一致，共同赴敌。”

不过如果因此认为中共是无条件的让步，那一定是搞错了。

“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

而且让步是双方的：

“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我们以后者换得前者，重新与国民党合作，为救亡而奋斗。”

对于某些号称是要坚持共产主义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投降。这种指责让主席很生气。

“如果说这是共产党的投降，那只是阿Q主义⒆和恶意的污蔑。”

共产主义的主张在中国变成了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铁锤，这就是中国人对外来主义的借用和修正。其实所有的主义都有各种版本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很少使用这种容易引发争议的，连定义都会随时变化的的词汇的原因。

所以接下来，主席对两个主义做出了说明，一个是三民主义。

“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⒇。”

不过主席接着说：

“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

主席说的是：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

所以需要

“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

是

“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

那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么办?

“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

“但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

原来如此，敢情是分阶段的。我们是不是体会不到这个划分的意义呢？那么我们看看，周恩来在和国民党谈判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就明白了。当时国民党中就有人明明白白问过周恩来，说你是共产党员还是中国人？

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是一种有冲突的身份吗?今天的中共党员是没有这种冲突感的，但是为什么在1936年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们由于专业的原因，没有机会时间去啃马列主义的大部头，所以不是很清楚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界定。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马克思为了强调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对民族矛盾和国家属性做出过弱化处理。而共产国际的主张也是更加强调阶级性。所以才会有国民党高层对周恩来的咄咄逼人的质问。

但是在毛泽东掌舵之后，中共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周恩来理直气壮地回答到，我首先是中国人。也是共产党员。这就是主席界定解决了中共必然面对的大问题。既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也是中国人与共产党员的关系问题。

如果对我们的表述感觉到别扭的朋友，去查查王明博古之流在中央苏区，面对九一八事变所提出的口号，叫做“武装保卫苏联”。就能明白我们在说什么。然而对于很多的革命者来说，这种转变是很痛苦的。长达十年的战争，让中共和国民党成了死敌。为了对付国民党，主席他们从上山开始就整理总结和实践了一整套对付国民党的章法。怎么解释呢?

“我们过去的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否错了呢？没有错的。”

在国民党新军阀投靠英美买办之后，

“仅仅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保持革命的传统，提出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且为此口号而艰苦奋斗了许多年。”

“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没有一项政策不适合这种任务。”

“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

为了抗日，需要：

“为了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准备在新的民主共和国建设过程中，用立法和别的适当方法去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

最后主席说：

“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过去的提出和今天的放弃，都是正确的。”

主席是正确的，这种正确表现在他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不是纯粹的理论家。我们熟悉的圈子里，大量地重复着很多不准确的表述。其中就有人总是用恩格斯赞扬马克思没有私敌这样的评论用在主席的身上。这就是属于用词不准了。

所以作为政治家，妥协是必须的，但是妥协又是有原则的。

“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国内的某些矛盾，必须给予适当的解决，其原则是应当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增强和扩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缩小。”

随即主席对红军的改组和根据地建设等任务作出安排。虽然主席为了解释中共在抗日的状态下作出种种妥协和让步，为此专门强调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而民主革命其实就是指的资产阶级革命。这种理论的难点在于谁是领导阶级?主席对此早就作出界定。就是中国的特殊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

“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

其实这个问题之所以主席很是费神去解释它是因为中共当年的语境。目前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把中国社会字1840年之后的性质做个特殊的界定。就是参照中国现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将1840年之后的中国定义成中国特色的殖民地社会。即可解释所有的问题。就不用纠缠于民主革命为什么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了。因为这里的无产阶级其实就是中共，而中共其实就是我们民族的觉悟者所构成的特殊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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