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个法宝”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毛泽东“三个法宝”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孙国林

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枣园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出了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三个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但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著名论断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分别论述——过渡性综合论述——最终才提出“三个法宝”，经历了长达18年从实践到理论的探索过程。

长期分别论述

我们发现，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并分别对这三个方面进行过很多论述。但是，那时还不曾谈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未认识到三者综合起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个法宝”，即基本经验。但这种分别论述，为后来“三个法宝”思想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奠定了基础。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论述是很早的。早在1919年7月，26岁的毛泽东就写出振聋发聩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并在当时的进步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据此，他进行过组织工人、农民和学生，向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实践活动。在建党初期，毛泽东一直主张，团结大多，是孤立反动派的策略，并与“左”、右倾思想进行斗争。1925年10月，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站在国民党领导下的革命战线，团结革命战线上的一切力量，向反革命战线进攻。这是我们看到的毛泽东论述革命阵营时首次使用“战线”一词。毛泽东写于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为了区分敌友，广泛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在该文中首次使用“阵线”，说要时常提防敌人扰乱我们的阵线。同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提出要“引导农民与城市的工人、学生、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毛泽东继续高扬统一战线思想，提出不论人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如何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但是，此前的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的文章，均不见“统一战线”一词。至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复张闻天的电报中，首次出现“统一战线”一词。他说：对于“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指改变对富农的“左”倾政策）。12月下旬的瓦窑堡会议，讨论并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此后，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内涵不断丰富，提出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就必须反对关门主义。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发挥主导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胜利，毛泽东适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口号。他还指出，要注意国内统一战线与国际统一战线的结合问题，强调我们反对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一切帝国主义。1936年7月，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里，对斯诺专门长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并把它当作抗日胜利的必要条件。为此，将“抗日必须反蒋”改为“逼蒋抗日”和“联合抗日”的口号。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专门做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6月20日，他对几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谈了统一战线的发展阶段、构成和前途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向全国通电，呼吁“筑成民族统一的坚固长城”。当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时，毛泽东又指出，这时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张；同时又反对对于统一战线中的盟友不尊重的做法，要求“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他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的辩证法，指出，在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斗争是不可缺少的，“和”与“争”是对立统一的。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要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毛泽东特别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只是国共两党的事，而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以及工农商学兵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

1939年由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教务处印制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毛泽东最早与军队发生关系，是1911年10月底。那时他18岁，基于反对封建帝制的民主革命思想，弃学当了3个半月的兵。但只是在兵营中操练，并未实战过。短暂的军旅生涯，大概没有使青年毛泽东形成什么军事思想。此后，他搞农运、学运、工运，大多是和平斗争，还没有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1926年，在北伐战争胜利推进的情况下，毛泽东在中共汉口特别会议上提醒中央：要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力这个严重问题，指出党掌握武装的重要性。这是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的初次表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央农委作出“关于武装斗争的决议”：要求各省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收缴地主武装。这是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的发展。1927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期间，明确指出：要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7月，他在武汉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谈到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针对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忽视掌握军队倾向说：“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进而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实力的基础”，各县工农武装要集中，不要分散。“上山”作为一条武装斗争的出路第一次被突出地提了出来。这表明毛泽东的武装斗争思想已经成熟。果然，11天后，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分共”，历史进程陡然发生逆转。在八七会议上和会后，毛泽东明确指出：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发动暴动和夺取政权，没有军事武装单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他批评了党不做军事运动专做农民运动倾向，主张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结合。他明确指出，“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后来，人们把毛泽东的这一武装斗争观点简化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重要论断，正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为适应湘赣边界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创办了军官教导队，培养军队下级军官和地方武装干部。此后，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武装斗争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许多在革命军事史上空前的创新理论：“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战争的思想；在战争中，武器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人是决定的因素；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中国革命便是战争第一，军事第一，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这是真理，等等。因此，他号召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毛泽东指出，中国抵抗日本，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要互相配合，基本是游击战。游击战使敌人灭亡不了中国。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速胜论和亡国论都是错误的。后来又提出党要指挥枪的原则，以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纪律和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等。这些军事理论，都是在战争中实践总结出来的。

毛泽东曾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是反动派搞白色恐怖，屠杀我们，“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毛泽东在武装斗争中学会了武装斗争，并成为卓越的军事家。至1939年10月提出“三个法宝”前，他写出了一系列军事著作,《井冈山的斗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均是名篇。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论述很丰富，很精辟。他在早期建党活动中，注重从思想上教育入党者，正确认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端正入党动机，建立了一批坚强的党组织。早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强调了党的重要性。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他特别注重系统的理论教育，培养学员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思想上建党。1928年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其重要条件之一是有一个很好的党。他总结出的军队中党的经验，一是“支部建在连上”，二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年的12月，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系统论述了从思想上建设无产阶级政党问题，分析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对它们彻底的加以肃清。这个决议，为整个党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也是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长征路上，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展开了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高兴地指出，长征的胜利，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为此，他不失时机的提出，共产党员要在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发挥骨干作用。要重视组织建设，吸收新党员，为曾受到错误处分的党员平反昭雪，凡属长征人员入党，一律免除候补期。193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党的建设问题提出，要不断扩大与巩固党，反对过去中央苏区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1937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毛泽东分析了张的错误性质，同时也指出他为党做过工作，希望他抛弃错误，从头干起。强调红军不能干涉党的路线，这体现了党的新的组织路线。不久，毛泽东又提出，要保持党的思想的一致，就要在组织上扩大民主，对党员慎做组织上的结论。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的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必须懂得马列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样的党是必胜的。9月，为了从思想上建党，毛泽东写出《反对自由主义》，指出反对和克服自由主义，是党在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达到党内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他号召每个党员要拿起反对自由主义这个武器。1938年5月，中央作出大量发展党员、恢复党籍和重新入党问题的决定；1939年8月，刘少奇在延安所作的党建系列报告，和中央作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等，都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

过渡性综合论述

毛泽东在单项分别论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基础上，开始综合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理性地综合思考，既是对三者关系的进一步探讨，又是关于三者思想的深化。这种初步综合，成为最终提出“三个法宝”的必要过渡。

我们发现，毛泽东最早对革命中几个问题关系的论述，是1928年11月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他阐述了如何把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紧密结合为一体。他说：党的领导正确，是进行其他两个方面工作的保障；没有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当时的论述没有涉及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也没有将这些称之为“法宝”。这时的论述可看作后来“三个法宝”思想的初现。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

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对陕北公学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同学讲话时，明确提出“三个法宝”的概念。《毛泽东年谱》是这样记述这次讲话的：毛泽东说，同学们要到前线，我送给你们三个法宝。第一个法宝是统一战线。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们就留他一天，能留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抗日民族战线是战略的，又是策略的。从规定革命力量的相当布置计划，决定无产阶级的主要打击方向这一点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它规定战略任务，调动同盟军。第二个法宝是游击战争。你们不要看轻“游击战争”这四个字，这是我们十八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斯大林说，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中国现在的革命，要把日本打出去，没有武装斗争，其他就没有办法。第三个法宝是革命中心的团结。这是指共产党要与共产党的同情者好好地团结。没有革命中心的团结，别的法宝就不能使用。毛泽东这次讲话中的第三个法宝是“革命中心的团结”，而不是“党的建设”，与后来讲的“三个法宝”略有不同。所以它是一种过渡性论述。

关于毛泽东这次讲话的内容，作为邀请并始终现场陪同毛泽东的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在《战火中的大学》（《时代报告》1986年第6期）一文中的回忆，与上述记载有些不同。他说：7月7日，毛泽东第9次到陕公作报告。他坐一辆华侨捐献的汽车，到了桥儿沟天主堂西侧广场前面，进到场院东首中间的讲演桌边坐下。那时没有扩音器，几千人密密麻麻地紧紧挤坐在毛泽东周围，屏声息气地仔细聆听着他讲的每一句话。毛泽东谈笑风生，边讲，边走动，边做手势。他号召同志们“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他引用古典小说《封神榜演义》里一个故事作比喻说：“当年姜子牙（姜太公）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等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毛泽东说：“同志们，你们出发到前方去工作，要不怕困难，不怕麻烦；革命工作，就是艰难而麻烦的工作。我们又要打日本，又要打汉奸，又要同反共顽固派作斗争，你看多麻烦呀！”“你们到前方去创造根据地，不但要争取民族的解放，而且要争取社会的解放。”成仿吾还说，这个讲话中的“三个法宝”思想，不久毛泽东写进《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

以上两者的记述有三点不同：一是“三个法宝”与“三样法宝”的文字之别；二是提出的时间是7月9日还是7月7日的不同；三是讲话内容稍有差异。这种差别，可能是成仿吾记忆有误造成的。《毛泽东年谱》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历史档案编写的，更具权威性。因此，基本可以肯定，毛泽东这次在陕北公学讲话时，没有提出后来《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的“三个法宝”。但这次讲话却是“三个法宝”思想正式提出的重要过渡。

“三个法宝”的正式提出

1939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个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以“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为该刊题写了刊名和发刊词，10月4日正式出版。1941年8月，因纸张紧张，中央调整延安刊物时决定停刊，共出19期。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极大的努力从事理论工作。这期间，他先后发表了很多重要著作，这些著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毛泽东“三个法宝”思想的正式提出 。“法宝”，本是佛教和神话中的用语，毛泽东用它来比喻特别有效的工具、方法或经验，说明它是非常重要而百试百验的。

毛泽东还论述了“三个法宝”之间的关系，他说：“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关系。”

那么，“三个法宝”的重要性何在呢?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十八年来的斗争历程作出的重要总结。

毛泽东“三个法宝”思想，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得到延展，只是将“三个法宝”更改为“三件武器”而已。该文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而写的，全面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他说：二十八年来“我们有许多宝贵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三件武器”。“依靠这三件，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凡是在这三件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到挫折”。

总之，毛泽东“三个法宝”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单项分别论述、过渡性综合论述、最终正式提出“三个法宝”的漫长过程。它是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我们探究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的三条主线和切入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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