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与资本全球化视阈下的毛泽东政治哲学
国家治理与资本全球化视阈下的毛泽东政治哲学
包大为 高 洋
摘要：政治哲学并不是简单地将政治本身附着于政治伦理，而是将政治和国家治理回归现实实践。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是在中国革命、建设的双重语境中，对正义、平等和民主等关键问题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更是对二十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探索。辩证法在毛泽东政治哲学中被应用于对历史规律和历史变革的揭示，而唯物史观在毛泽东政治哲学中则从革命推进至政权建设、国家治理的路向。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毛泽东政治哲学为当前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现正义的方案。在被生态危机、战争危机所困扰的全球化时代，毛泽东哲学以其辩证性和实践性，为现代文明的存续生发了更多不可忽视的启发。
〔关键词〕毛泽东；政治哲学；改革；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999（2017）02-0018-05
〔收稿日期〕2016－12－15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 2015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包大为（1989－），浙江杭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左翼文化；高洋（1988－），山东潍坊人，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今天，政治哲学已经成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重要的“显学”，从古至今的哲学理论和流派言必及“正义”“平等”和“法治”等概念。不同的政治哲学或是力图诠释文本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或是力图为我国当前国家治理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自己的方案。但是，马克思主义所要实现的“改变世界”的图景，使得一般政治哲学都必须首先面临劳动和实践的拷问与批判。“仁义”“正义”等政治伦理价值所主导的意识形态叙事既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政治本身的定义，更无法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属于人民的历史内涵相融洽。因此，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20世纪的重要发展成果，既是具有中国精神的面向未来的政治哲学，也不失为资本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参照。
一、毛泽东政治哲学基本维度：对唯物史观的再发明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毛泽东的政治实践贯穿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他不仅见证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的苦难，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角色。继承和发展自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不仅是他个人政治实践的内在逻辑，更是对新中国建立前后几十年历史的一种政治哲学的总结。毛泽东和马克思，尽管他们关于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政治概念的论述通常被视为单纯政治学的理论，或是具体政治工作中的工具性的语词，但是如果能够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概念背后的哲学考量，甚至能够以此来理解其他并不以政治形式体现出来的事件，则更能够在政治社会和国家治理的范畴内体现毛泽东对其哲学的政治运用。
如果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实现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并且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法权和国家观念的超越。那么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则是将马克思在理论层面已经实现了的超越进一步具体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将中国政治实践的具体条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并由此发展出来的针对如何建立和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哲学。从理论的内容构成上而言，存在三个主要维度，分别关涉了唯物史观的国家理论、实事求是的政治分析方法和以人为本的革命观。这三个方面的基本背景是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继承和自觉运用，其表现形式除了文本材料之外，更多的是由毛泽东和人民在特定时空所付诸的创造性的实践。
马克思从理论上实现对近代政治哲学的批判，毛泽东则通过革命与政治实践实现了对这种批判的再发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基本历史规律，在政治实践中体现为一种不以政治意识形态所转移的客观性。不论政体的具体性质是什么，生活于政体之中的个体首先都必须实现个体的物质生存和人的再生产。因此，哈贝马斯所认为的“经济关系用残忍的力量，以某种方式决定一切高级关系”〔2〕，说明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就在于承认“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3〕。这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指出的“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4〕。
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旧中国的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5〕，这两个方面共同造成了国家的积贫积弱，以及折磨人民的内外剥削和连年战祸。因此，毛泽东首先在两个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创新。第一，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古典政治哲学将抽象的民主和自由定义为政权的合法性，但是毛泽东唯物主义地将生产力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政权最为根本的历史合法性。不能从物质上解放人民的生活，就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既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计”，也不是庸俗唯物主义者所说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基于人民的政权和以人民为主导力量的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第二，将政治经济的独立自主作为政体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居于普遍的世界交往中的“一国共产主义”是难以延续的，这个理论难题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是尤为突出的。然而，不论是何种性质的新生革命政权，即使资本主义政权，也面临着在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如何延续政权的难题。卢梭在《科西嘉制宪意见书》中甚至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称为“立法的基本原则”——“努力积蓄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指望任何一个外国的援助，因为世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平白无故地援助他人的国家”〔6〕。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始终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原则。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因而既是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历史规律的继承，又是以民族解放、革命的策略性等内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与实践。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波折，如毛泽东自己评价1958年大炼钢铁“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7〕。但是，一方面这些负面经验是从反面进一步证明了，脱离了唯物史观的盲目的政治行为的错误性；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毛泽东仍然领导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科技成就，而这些成就无一不是坚决实践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科学性和策略性的结果，这些成就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更是推动历史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质正义”。
二、政权建设与国家治理：《矛盾论》的现实衍生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是对他的政治思想和经历的高度提炼，“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8〕。他的正反经验鼓励与指导着今天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同时，因为毛泽东政治哲学所指代的革命任务和历史任务至今都没有彻底完成。甚至可以认为，毛泽东政治哲学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表现形式，而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在宏观上仍然同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9〕。他同时认识到实现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飞越，又需要全国人民几代人长时间的艰苦奋斗，他说，“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10〕。因此，毛泽东政治哲学的基本命题就是如何在旧中国留给新中国“底子薄、问题多”的前提下创造、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而对这个命题的解答直至今天仍然是“进行时”的。共同的历史责任和共同的发展目标，以及共同的社会主义制度理想，使得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有着新的内涵，又在基本原则、立场和策略上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具体而言，突出为三个方面。
首先，从“实事求是”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了革命和建设都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而客观世界——尤其是旧中国贫困破败的客观现实是不可能仅仅因为理论上的“到位”和“忠诚”就会被主动改变。即使是最完美的政治理想和最完善的施政策略，最终都必须通过实践而在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中得到实现。因此，毛泽东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1〕当然，这里所指的社会实践包括了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和科学实验，但是这三个方面有着颇为清晰的逻辑层次。在毛泽东看来，社会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2〕，而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所共同推动的生产力发展则是主要矛盾。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最终成果，则是推动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最终缓解。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认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3〕。因此，他不仅指导成立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还在1956年和1963年分别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在改革开放时期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承认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就意味着我国当前的治国理政的主要矛盾的性质仍然未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改革和发展的最终设想是互为条件的，因此经济建设将始终成为政治实践的核心内容。正如邓小平认为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14〕。
其次，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方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纲领。辩证法是毛泽东思想中至今仍然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在辩证法和机械论的张力之中承受着各种内外矛盾的威胁。在苏维埃革命中，列宁的政治哲学所展现的是理论与现实的辩证法，现实、理论和策略之所以能够统一于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就是因为改造历史的实践从来不是单纯的哲学解释、政治革命或者经济运动。〔15〕毛泽东亦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将辩证的政治原则表述为“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16〕。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在过去三十多年获得巨大成就，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快速发展的奇迹，就是因为对这个政治原则和方法的科学运用。“具体问题”在今天就是如何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稳步发展，“具体分析”就要求妥善处理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主次矛盾。
最后，从“综合平衡”到“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道路。苏联的最终失败有着多方面原因，但是其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发展问题就是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严重失衡。毛泽东很早就看到了苏联的国家施政策略中的这个重要矛盾，颇具前瞻性地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关于不同地区、生产部门和领域之间平衡发展的理论，即“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17〕。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是激化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原因，当资本成为私人财富增长的任意的工具，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人民民主的政权能够及时地配置和引导经济要素的运动，使得“共同富裕”不再成为乌托邦式的设想。这在毛泽东时代，“综合平衡”体现为“三线建设”的经济考量，也体现为对农业和轻工业的长期重视。从党的十七大至今，“统筹协调”始终都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这不仅体现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更体现为“一带一路”的更为宏大的发展理念和正在向中西部地区全面延伸的高铁网络建设。
“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8〕改革开放至今的施政纲领和政治理念，不仅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在政治哲学层面的最佳现实总结，更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政治哲学中的核心内容在过去、今天和将来始终都是发展着、实践着的科学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在实践中不断展示着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的唯物性，即实质的正义是超越抽象政治解放的生产力提升，更是人民通过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自觉支持和参与的具有远见的政治道路。
三、资本全球化的挑战与理论的未来向度
每一种政治哲学的产生和发展都伴随着曲折的政治实践，政治主体所经历的兴衰荣辱乃至死亡，都将为政治哲学提供新的话题。在今天的语境下，政治实践的抽象主体就是国家，以及构成政体的各种法律制度；政治实践实质主体就是在物质上支撑起政体的公民个体。在中国，公民既是制度实施的主体，法律制度作为人民意志的体现，归根到底是通过人民民主和民主集中制而被制定的；公民又是制度实施的客体，抽象和普遍的法律制度通过国家为中介，最终成为规定公民行为界限和社会秩序的具体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国家，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始终都需要设定“超验”的法权观念或自然权利观念，艾伦·布坎南则认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法治国家是“建立在有缺陷的生产方式之上，这种有缺陷的生产方式使得对正义和权利观念的依赖成为必要”〔19〕。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的理论升华，一方面必然包含了对当前这个时代的普遍危机的考量，另一方面又必然有别于资本主义政治哲学和法权理论。
坚持毛泽东政治哲学，不仅意味着继续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批判，更意味着将毛泽东政治哲学引入对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乃至新法西斯主义进行批判的新命题。尤其在今天，当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对中国社会制度和社会价值的冲击成为了尤为突出的政治挑战。布迪厄指出，通过自命进步、理性和科学，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将进步思想和行动斥之为过时，并将市场规律和强者规律视为经济世界的真律。〔20〕在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社会达尔文规律的支配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末至今创造出了令19世纪和18世纪资产阶级“汗颜”的资本集中率。根据皮凯蒂及其同事十多年的研究，关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数据显示，在2010年劳动分配中收入最高的10%的人一般拿到总劳动收入的25～30%，而资本收入分配前10%的人总是占有所有财富的50%甚至90%之多。〔21〕而从1910年至2010年，占人口50%的最穷的一半人口则始终只占有极小一部分资本——大致维持在5%，甚至在情况最好的瑞典也不过只占10%。〔22〕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保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公平和稳定秩序，并且最终实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的历史性飞越，就必须时刻警惕新自由主义从制度、意识形态层面对我国政治原则、施政纲领和制度架构的渗透乃至影响。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23〕。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应该体现于增长过程中比资本主义能够经历更少的结构性矛盾——或“痛苦”。
尽管外部环境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并将成为新时期与毛泽东政治哲学和社会主义原则发生剧烈碰撞的外部矛盾，但是要解决这个矛盾最终还是要通过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完善来实现。基本方针，既是1956年毛泽东所提出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4〕也是今天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要实现这个目标，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完善国家治理能力，使得政治制度和执政能力的不断完善成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环境优化的重要契机和机遇。
一方面，要通过坚持改革和发展实现物质文明的正义性。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的物质基础是基于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的生产关系。这种所有权和劳动脱离的生产关系不仅要求国家和政治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更产生了“等价性的正义观念和法权”〔25〕。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在特定的时空已经在理论上实现了这种狭隘的政治哲学的超越。但是，如何将实质的、惠及所有人民的正义转化为可感的物质生产力，同时又以此不断调整旧生产关系则是今天的关键问题。毛泽东认为，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26〕。因此，这说明经济发展和良性的分配结构所需要解决的矛盾的复杂性和对抗的烈度完全不亚于革命。因此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27〕。
另外，要通过坚持制度的完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实现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正义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最终着眼点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以此最大程度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动力和活力，推动历史向更加进步的阶段发展。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今天所指的“统筹协调”原则之下推进的“全面小康”战略，一方面就意味着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28〕；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必须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以法治的途径保证“国家、集体和个人”能够在有序的环境中持续创造物质财富，因此“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29〕。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是制度性的抽象正义，但却是物质文明的实质正义不能脱离的外在条件。要实现“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繁荣发达”“党的活力的保持”“人民的事业欣欣向荣”，就需要不断坚持和丰富毛泽东政治哲学为当前政治实践所提供的辩证性、原则性和实践性。在充满勇气和智慧，却又不乏策略性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指导下的政治实践，“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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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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