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以弱胜强的军事智慧

论毛泽东以弱胜强的军事智慧

王向清 朱晓珣

摘要：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毛泽东指挥弱小的人民军队战胜了一个个强敌，达到了以弱胜强的目的。毛泽东以弱胜强的军事智慧有3方面的理论来源：战争题材小说的熏陶；战争内容史书的启发；传统军事理论著作的指导。毛泽东以弱胜强军事智慧的形成有两方面的依据：一是革命战争年代敌我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事斗争失败教训的总结。毛泽东以弱胜强军事智慧的主要内容包括4个方面：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术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以一当十”和战术上的“以十当一”；致人而不致于人；攻心为上、化敌为友。毛泽东以弱胜强的军事智慧蕴涵了辩证思维、逆向思维、博弈思维的特征。

军事历史表明：两军对垒，一般情况下是强胜弱，但也不乏弱胜强的特例。最经典的特例是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斗，战胜一个个强敌，不但建立而且捍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毛泽东以弱胜强军事智慧的形成根据

毛泽东的以弱胜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中国革命长期处于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局面，面对强大的敌人，尚且弱小的人民军队需要做的并不是以卵击石，而是要变自己的全局之弱为局部之强，采取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的策略，化敌人全局之强为局部之弱，然后以自己局部之强攻击敌局部之弱，取得战役或战斗的胜利。

（一）革命战争年代敌我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

从1927年我党创建人民军队开始，直到1948年6月，人民军队一直处于弱小状态，而敌军则处于强大状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弱敌强主要体现在：

一是军队官兵数量上敌众我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鼎盛时期官兵数量也只有30多万人，而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只剩3万多人，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只有1万多人，官兵数量远少于国民党军队官兵的数量。抗日战争初期，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游击队官兵人数之和不足6万；抗战结束时八路军、新四军、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官兵人数之和不足120万，远比日本侵略军、伪军的人数少。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我党领导的军队官兵人数只有127万；而国民党军队官兵人数达430多万。至1948年6月，国民党军队官兵总数仍达365万；人民解放军官兵总数达到280万，数量仍处于劣势。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时，人民解放军官兵人数达310万，国民党军队官兵人数降至290万，人民军队官兵人数首次超过敌军官兵人数。

二是军事训练上敌方有素，而我方军队很少有正规训练。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掌握相关的军事技能，是官兵投身战场的必备条件。国民党军队作为执政党的军队，官兵基本上受过正规训练，战斗力相对较强。而共产党军队官兵很多直接由工人、农民参加起义加入，基本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战斗力相对较弱。

三是军队有无后勤保障的差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是确保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方面。作为政府军的国民党军队，有军需部门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而人民解放军则没有基本的后勤保障，往往缺衣少食，战斗力无疑会削弱。

四是武器装备敌优我劣。人民军队没有武器提供渠道，主要靠缴获敌军的武器装备自己，无法确保不时之需。而国民党军作为政府的军队，武器装备比人民军队精良、先进，有飞机、大炮；而人民军队大部分时间只有小米加步枪。

五是军队品种类别的差异。国民党军队品种不但有陆军，还有海军、空军及特种部队，而人民军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只有陆军这一单一军种，作战手段、方法显然无法与前者相比。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事斗争失败教训的总结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卢德铭等共产党人在湘赣边界地区组织、领导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目标是夺取浏阳县城，进而攻占长沙，实现一省的首先胜利，以武装斗争回击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对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的镇压。起义部队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萍乡、浏阳农民自卫军组成，共三个团5000余人，分三路向敌攻击。但由于混入起义部队的邱国轩所指挥的一个团的叛变、缺乏警惕、战斗力弱等原因，三路起义部队都受到重大挫折。鉴于这一危险局面，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在浏阳县文家市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在毛泽东的分析、说服下，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改变了攻打长沙的预定计划，决定去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农村地区坚持武装斗争，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部队在向南进军途中，又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伤亡不少，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为保住这支部队，毛泽东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工农革命军由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决定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确定部队向井冈山地区进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在文家市之所以决定秋收起义部队放弃攻打长沙，转兵湘赣边界农村地区，是因为接二连三的挫折使他认识到寡不敌众、弱不胜强；只有指挥起义队伍挺进敌人兵力不足、战斗力弱的偏远农村特别是山村的农村，我方才有可能通过退却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分散之敌。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为避免弱小的红军被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吃掉，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毛泽东总结、概括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十六字诀”的基本精神就是在战略退却中将人数众多、士气旺盛、修整安逸之敌调动至其反面；而我方则从人数少、士气不高、奔波疲劳转化为其反面，形成局部以众击寡、以逸待劳、以士气高昂对付士气低落的局面，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但从整体上、全局上看，我方仍是以弱胜强。

二、毛泽东以弱胜强军事智慧的主要内容

（一）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术上的速决战

弱小的军队与强大的军队争胜，战略上的持久、战术上的速决是基本方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根据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土地革命等中国革命战争的4个特点，概括形成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战略上的持久战、战术上的速决战。凭借一个个局部战役的胜利，最后质变为战略上的胜利。

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等4个特点，毛泽东在1938年5月撰成的《论持久战》一文中针对当时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观点，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而争取胜利的方法是战略上的持久，战术(役)上的速决。战略上的持久体现为内线持久的防御战，战术上的速决表现为外线速决的进攻战。为更好地指导抗日军民开展抗日战争，毛泽东进一步将战略上的持久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大的阶段，并阐明了各阶段的战术战斗方针。“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们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为了实行速决，一般不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毛泽东确信，如果抗日武装坚持贯彻战略上的防御战，战役战术上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不但可以改变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能改变总的形势。

毛泽东不但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方法是战略上的持久、战术上的速战，而且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战略上的持久和战术上的速决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般方针和具体方针，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战略上的持久是从整体上把握战争趋势以更好地指导战争；而战术上的速决则是应用于具体的战役和战斗中的指导方针，较之于战略上的持久这样全局的方针，它是战术上局部的方针，二者是相互区别的。战略上的持久和战术上的速决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每一场战争都有全局和局部之分，战争的全局是由战争中各个具体的战斗和战役组成的，没有这些具体的战斗和战役也就无所谓战争，而这些具体的战役和战斗作为战争全局的组成部分，也时时刻刻体现着战争全局的诸多性质和特点。因此，战略上的持久和战术上的速决是相互联系的，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特别是在战争中，个别关键的具体的战役和战斗的失败或胜利对整个战争全局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其指挥上的失误导致红军在中央苏区最终失败，不得不进行长征这一战略转移。

（二）战略上的“以一当十”和战术上的“以十当一”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这就是说，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就是树立敌人不足畏的气概，敢于与敌人对垒、争胜；战术上重视敌人，就是对敌方的战斗力要有清醒的认识，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布局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的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采取集中兵力、调动敌人等适当的斗争形式，以实现局部的众击寡、强打弱等优势，以战胜敌人。人民军队为什么在战略上应“以一当十”、在战术上应“以十当一”呢？要在战争中取胜，只有在全局上把握和了解战争，准确地把握战争的性质、敌我双方的实力强弱以及经济、地理环境等客观因素，才能够正确地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最大程度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毛泽东没有因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中长期面临我寡敌众、我弱敌强的不利局面而失去信心，而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战略上的“以一当十”与战术上的“以十当一”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相互区别，又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不可分割。一方面，战略上的分析综合，藐视敌人，是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前提；另一方面，战术上重视敌人则是战略上能够藐视敌人的保证。毛泽东指出，如果没有了解和把握全局，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如果在具体问题上不重视它，则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因此，任何军事行动在强调具有敢打、必胜的信心，了解敌人“纸老虎”的本质的同时，还必须要重视敌人，把敌人视为“真老虎”，把一切计划建立在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最困难、最复杂情况的基础之上。所以，战略上的“以一当十”与战术上的“以十当一”，既是相反的、相互排斥的，又是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的。在战略上把握全局，藐视敌人是矛盾的本质，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则是解决矛盾的条件，不创造或者不重视创造条件，矛盾就不能顺利转化。

在领导人民军队对敌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在战略上切实贯彻“以一当十”的原则，在战术上落实“以十当一”的方针，坚持从总体上分析和把握全局，了解敌我双方的具体实际，在具体的战役战术问题和具体作战部署上，慎重从事，认真对待，善于在战役战斗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才最终战胜了在战争初期比我们强大许多的敌人。

（三）致人而不致于人

致人而不致于人作为毛泽东以弱胜强军事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战争中要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纵观毛泽东的军事实践，致人而不致于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重视情报工作，侦查把握敌情。《孙子兵法》指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己而知彼，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充分说明了解敌情我情对两军争胜的重要意义。作为杰出的军事统帅，毛泽东对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具有更深刻的体会和理解。在他看来，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做到在战略上“以一当十”，在战术上“以十当一”，实现以弱胜强。

早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在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犯时，非常重视缴获敌军电台，利用电台收集敌军情报。电台工作人员把收听到的国内外新闻编译整理出来，油印成“参考消息”，送给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凭这些资料了解敌情，做出正确的政治、军事决策。除收集公开情报外，电台还承担侦听国民党军队电台通讯联系内容、了解其活动动向的任务。侦听敌军电台是一项专业技术工作，需要专业的报务人员来完成。为此，毛泽东注意教育、改造在反“围剿”斗争中俘获的敌军报务人员，动员他们加入红军。这些人的专业素质高，对敌军电台的情况也十分熟悉，凭借电台能很容易地听到敌人的重要机密情报。而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对此毫不知晓，毫无防范，仍然在电台上把他们当时所处位置、下一步目的地以及何时出发等重要信息都在通联时说得一清二楚，使我军获得了重要的军事情报。根据这些准确的情报，毛泽东等就可以做出准确的军事决策，粉碎敌军的围剿。

其次，示形动敌，克敌制胜。在与强敌对垒过程中，知己知彼是争胜的前提。为将这种前提变为胜利的现实，弱小的我军必须懂得隐藏自己，迷惑敌人，采取制造假象的军事行动来迷惑欺骗敌人，诱使敌人采取错误的对策，这就是“示形”。“示形”的实质是采取欺骗的军事行动掩盖我方的真实企图，调动敌人相应而行。《孙子兵法》率先体悟了示形动敌的智慧：“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中的示形动敌、争取主动性的智慧十分推崇，不但从理论上阐明了示形动敌的重要性以及怎样示形动敌，而且高超地指挥红军在战役战斗中通过伪装示形，将假情报传达到国民党军队那里，从而达到调动对方、摆脱被动地位，掌握主动权，取得局部胜利的目的。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指挥的4万红军能粉碎10～30万国民党军队的一至四次“围剿”，最主要的原因乃是采取“示形动敌”“声东击西”等谋略，造成敌人的错觉，使敌人主力不断被我调动而处于东奔西跑中，最终成为被动挨打的疲惫之师。

（四）攻心为上，化敌为友

在毛泽东看来，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除了要将自己由弱变强、由寡变众外，还要将敌人由强变弱、由众变寡。要实现这种转变，一方面要善于发现和利用敌人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弱点，从内部分化、瓦解敌人；另一方面，还要做好政治宣传工作，尽可能地将爱国人士包括敌军内部的爱国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加盟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首先，毛泽东认为，要从内部瓦解敌军，就要重视宣传工作，从而配合军队的军事行动，并对敌人形成有力的政治攻势。宣传工作的开展主要包括文字宣传、口头宣传和实物宣传。根据宣传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宣传内容和形式，内容真实、情理结合地揭露敌人的种种虚伪谎言。但尽量避免在语言上伤害对方的人格和民族自尊心。这些宣传工作不仅为我军争取到了大批群众的支持，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敌军中同情我军人士的支持。

其次，实行优待俘虏、真诚对待投诚起义官兵的政策。在开展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制定了我军优待俘虏、真诚对待投诚起义官兵的政策：对待俘虏，既不能打骂，也不能虐待，更不能无故滥杀；不搜腰包，受伤治疗，去留自愿。对于投诚、起义的敌军官兵，应当像对待自己人那样对待；而对那些在历史上持反革命立场，手上染有人民军队官兵鲜血的敌军将领，如果他们洗心革面，投诚或起义加盟我军，也会给他们戴罪立功的机会，既往不咎。陈明仁将军原是蒋介石的爱将，在1946年至1948年的4次四平之战中，指挥国民党军队与人民解放军血战，双手没少染东北民主联军官兵、解放军官兵的鲜血。1949年8月初，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在湖南率部起义，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坚持革命不分先后的原则，善待陈明仁及所属官兵。他所属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仍担任兵团司令。1955年中央军委授衔时，陈明仁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陈明仁起义后受到的善待，佐证了毛泽东真诚对待起义官兵的政策。

最后，通过组织策反，以促成敌军部分官兵的起义。方法之一是事先派我方人员打入敌人的内部，做好潜伏工作，待到时机成熟之时再根据党的需要和指示组织起义。何基沣和张克侠在淮海战役阵前率部起义，帮助人民解放军取得战役的胜利就是如此。何、张之所以会在淮海战役中能顺利率部起义，是因为他们以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的身份长期潜伏在敌人的内部，取得了敌军的信任，被委任为高级军官，凭借高级军官的身份在所部团结了一批爱国人士，关键时刻在他们协助下率部在阵前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像何、张以秘密共产党员的身份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关键时刻率部起义的为数不少。

这些攻心之法在战争中的成功运用，与我军在军事上的威慑力息息相关，只有在军事上对敌人形成威胁，再加上对敌人的政策、情感和事实等多种方式的说服和争取，才能实现攻敌之心，做到化敌为友。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官兵达188万，其中包括将领1500余名、陆军240个师、大小舰艇97艘、飞机128架。国民党军队官兵大规模地倒戈，携带大量装备投奔人民解放军，加速了我军由寡变众、由弱变强的进程，成为我军最终战胜敌军的重要因素。

三、毛泽东以弱胜强军事智慧的思维特征

（一）辩证思维的特征

首先，“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蕴涵的辩证思维。毛泽东对得和失、取和予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善于从战略的全局出发，做到进退有度，以退为进。他确信，在战役战斗中面对强大、来势汹汹的敌军，若只是一味进攻，正面迎敌，我军将难以逃脱被消耗和被歼灭的命运，更遑论去消耗和歼灭敌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就是明证。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当在战略全局上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时，我军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保存实力，避免与强敌正面对垒，而从敌人的侧面、后方牵制和干扰敌人，发现、制造敌人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伺机灭敌。不少情况下，为了取得战略全局的最终胜利，在战役、战斗局部上适当的舍弃和战术上适当的退让是十分必要的。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发起的孟良崮战役就是“取”“予”合理结合的范例。华东野战军在此役中以死伤一万余人而取胜，其代价不可谓不大。但毛泽东则看到了巨大代价背后的重大意义，承认此役代价虽大，但成功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对改变整个华北战局而言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相反，若是由于害怕损失而错失战机，其结果可能更加惨痛，甚至是战争全局的失败。

其次，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毛泽东擅长运用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达到以弱胜强、以寡击众的目的。毛泽东指挥部队声东击西的战例为数不少，但经典之役当数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一次战役。在毛泽东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有效地调动敌人，积极寻找战机，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妄图在川黔滇边境围歼红军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四渡赤水战役的三渡赤水则是声东击西的典范。1935年3月16日，红军主力三渡赤水河，挺进川南，佯装北渡长江的态势。蒋介石以为红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确实是北渡长江，便立即调整军事部署，急令北面川军沿长江南岸设多道防线堵截红军、固守川南叙永地区；又严令南面的国民党军队向川南逼压，妄图围歼红军于长江南岸的古蔺地区。毛泽东见调动敌人大部队向西追击的目的已经达到，为进一步造成敌人的不意和错觉，以一个团的兵力佯装主力，继续向川南前进，吸引国民党军队向西追击。红军主力则以快速的行动回师东进，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二）逆向思维的特征

首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体现了逆向思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决心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起义的组织者都学习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指挥起义队伍攻打城市，走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先实现一省数省的胜利，然后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原定目标是先攻占浏阳县城，然后攻打长沙。起义过程中攻打城镇一再受挫，毛泽东意识到中国的城市中国民党军队力量强大，弱小的起义队伍无法发动有效进攻，也不能取得胜利。但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实力相对薄弱，因而起义部队可以利用广袤的土地与其周旋。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毛泽东指挥秋收起义部队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进军，掀开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走一条与苏联革命不同的道路，显然体现了逆向思维的特点。

其次，“围城打援”体现的逆向思维。中国革命战争长期面临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为应对这种不利局面，我军的策略是打孤立零散之敌，不断制造局部战役战斗的优势和胜利，逐渐积累、转化为战略上、全局上的优势和胜利。但我方策略的实现需要军事指挥员发挥主观能动性，营造有利于己方作战的客观条件和环境，因为敌方不会主动迎合己方策略。“围城打援”“围点打援”就是改变这一不利局面的重要方法。我军可以派出部分兵力去佯攻敌人所盘踞的城市和据点，而将主要兵力埋伏在敌方援兵的必经之路。而当附近之敌前来增援被攻击城市和据点之时，也是我军主力歼灭援军之时。一般情况下，狙击敌人的援军，歼灭被围之敌是常规做法。毛泽东将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援敌，而不是先歼灭被围之敌，同样体现了逆向思维。

再次，炮击金门体现的逆向思维。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发起了对金门及周边地区的炮击。炮击金门的主要目的是使国共两军矛盾统一体不致失去联系的基础而走向破裂。一般情况下，保持双方的联系、合作是确保矛盾统一体不走向破裂的方法。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及周边地区，以压迫国民党军队无法抽身退向台湾本岛，从而确保双方的胶着状态，粉碎了美国政府企图鼓动台湾独立的阴谋。通过军事打击的办法，确保国共双方不致破裂，仍处于一个统一体，这与以往采取妥协、谈判退让确保矛盾统一体不破裂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完全相反，体现了逆向思维的特点。

（三）博弈思维特征

博弈思维是指在与对手的竞争活动中，针对对方的策略安排而及时调整改变自身对抗策略的思维过程。在这一思维过程中，由于特定实践活动的发展趋势取决于自己和他人的策略选择，因此要全面地分析各种备选方案以及结局的可能性。与一般的决策活动相比，以博弈思维为理论依据的博弈决策具有风险性、不可控性。博弈思维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心理分析。参加博弈的双方多元备选方案具有保密性，各自最后方案的选择又取决于对对方的分析、估测。因而，评估对手的实力虽然很重要，但根据双方以往交手的情况，揣摩对方现在的心理更为重要，可以说这是一场心理的较量。这就是说，要在博弈决策中取胜，就必须具备高出对手一筹的心理素质，使对手按照自己的预定方式出牌。

两军争胜，博弈思维尤为可贵。作为一介书生的毛泽东能成为杰出的军事统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具有独特的博弈思维能力，做出恰当的博弈决策。

首先，千里挺进大别山体现了博弈思维。当时，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行所谓“哑铃战术”，将进攻的目标定在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妄图通过对这两处的重点打击来摧毁我军有生力量，使我军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对此，毛泽东料定一旦我军插入其心腹地区，则蒋介石必会分兵救援，从而完全打乱敌军的部署。事实也是如他所料，当邓小平和刘伯承率军奔赴大别山地区，蒋介石不得不分散兵力，各处防堵，其所推行的所谓“哑铃战术”也土崩瓦解了。毛泽东的这招险棋虽胜，但也承担着巨大风险。在挺进大别山的过程中，中原野战军遭到了敌人的重重狙击，兵力遭到了极大的削弱。特别是在插入敌军腹地之后，更是陷入敌人的疯狂围剿之中，中原野战军的元气遭到重创，可以说是惨胜。毛泽东的这种险中求胜的博弈，就如棋手下棋，到对方的腹地“做子”，这一高招虽为每个棋手所熟知，但并非每个棋手都可为之，非高手不敢轻易尝试。

其次，“一纸吓退十万兵”更体现了博弈思维。1948年10月，中共中央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驻守在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探知情报以后，准备出动近十万大军突袭中共首脑机关，实施斩首行动。而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双方主力在这两处展开激战。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村周围人民解放军的卫戍部队只有一万多人，面对十万来犯之敌，形势十分危急。26日，毛泽东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了一篇题为《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的评论。评论将傅作义侵犯西柏坡村的计划、方案予以披露，号召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在3天内，做好歼灭来犯之敌的准备。这篇评论经新华社电台播出后，傅作义见中共方面知道了他们的进犯计划和详细方案，害怕遭到埋伏，只好悄悄将刚开出来的部队撤回北平。毛泽东运用一篇评论吓退傅作义的十万大军就体现了博弈思维的特点。他料定傅作义并不知道离石家庄不远的西柏坡附近中共中央有多少卫戍部队，也了解傅作义平生谨慎，不敢冒险用兵。正是基于这两点，毛泽东运用博弈思维，一纸吓退十万兵，成功唱响了又一曲“空城计”。

毛泽东以弱胜强军事智慧还有三方面的现实基础，即发动人民战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等。

（作者简介：王向清，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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